回 家

老陈（7323886）

笔者在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工作时照片

1978年的岁末，我身在重庆家中探亲，心却早已飞越千山万水，落在那片熟悉的热带雨林深处。那时，西双版纳各农场的知青正掀起返城请愿的浪潮，罢工、请命，风起云涌。由于消息闭塞，我只能在焦灼中揣测远方的动荡，担心知青们的请愿行动出现什么不良后果。就在这归心似箭之际，一封来自景洪农场组织科的电报如一道亮光划破长夜，骤然落在我手中——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正式调令，调我至州公安局任职。那一刻，心潮奔涌，热泪几欲夺眶。此前两年，我借调于州公安局预审科，日夜耕耘，如今终得正式任命，仿佛命运之舟终于驶入期盼已久的港湾。我匆匆整理好行装，怀揣着对职责的热忱与憧憬，踏上南归之路。

当我风尘仆仆赶回农场，眼前的景象却令我愕然止步。昔日宁静的场部如今人声鼎沸，知青们奔走相告，脸上写满狂喜与释然。中央终于批准知青大返城！云南农垦与各地原籍城市达成协议，凡愿归者，皆可即刻办理手续，重返故土。这不仅是一纸政令的松动，更是一代人命运的转折。那个深埋心底多年的梦——回家，终于从遥不可及的幻影，化作触手可及的现实。

笔者在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工作时照片

景洪县公安局的户籍办理处，人潮如织，长龙蜿蜒。知青们手持申请表，目光灼灼，仿佛手中握着通往重生的钥匙。他们低声交谈，眼中闪烁着对故园的思念与对未来的期盼。我伫立一旁，望着这汹涌的人流，忽然彻悟：所谓“回家”，从来不只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灵魂的归位，是漂泊经年后的安放，是生命对根脉最深沉的回应。

而我，立于命运的岔路口，心绪难平。一边是州公安局的正式调令，是我倾注两年心血、深爱并为之奋斗的事业，是组织的认可与信任；另一边，是血脉深处对“回家”的渴望——回到故乡的街巷，回到父母身旁，回到童年记忆里的炊烟与呼唤。这渴望，在知青返城的浪潮中愈发汹涌，几乎要将理智淹没。我终究无法抗拒那声来自故土的召唤。天平倾斜，我选择了归途。

笔者与景洪农场保卫科老张、李家其科长合影。

然而，在这决然的归意背后，心底仍有一丝难以割舍的牵连。西双版纳，这片曾洒下汗水与青春的土地，也曾是我们的家。橡胶林的风，农场的晨雾，同事的笑语，都已悄然融入生命的年轮。回家，是归宿；而离开，亦是告别。可我知道，无论身在何方，那一段燃烧的岁月，早已将“家”的意义，写得更深、更远。

决定要走了，我来到场部，见到农场保卫科李家其科长。他对我说：“你的公安局调令还在我这里，你要去报到的话，我拿给你。”我轻声答：“我已决定回家，不去了。”他默然，深知大势所趋，未再多言。这两年在州公安局工作，无论在业务上还是生活中，与他交往甚密，情谊深厚。此刻告别，心中依依难舍，但回家的渴望如潮水般席卷一切，将其他情感尽数掩埋。

笔者在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大门口留影

要走了，州公安局是我工作了两年的地方。我回到那里，与领导和同事一一告别。在预审科办公室，俞白平科长和州法院刑庭的领导惋惜地对我说：“留下来工作该多好呀。”我沉默良久，无言以对。只能在遗憾中挥手作别。我将一些生活用品送人，只带走几件衣物。走出公安局大门时，我驻足回望。去意虽决，可对公安事业的热爱，仍如余烬未熄，在心底久久不散。多年后回想此景，仍耿耿于怀，难以释怀。

处理完公安局与农场的事务，我回到景洪农场二分场八队，我曾在此辛勤工作六年，与连队的老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这里，我们并肩开荒砍坝，种植橡胶；在这里，我们一起耕种包谷、花生、蔬菜和养猪，努力改善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开会学习，为连队建设倾注心血。如今要走了，六年来他们给予的点滴温情涌上心头：当你端着白饭难以下咽时，他们递来一两块咸菜；杀鸡时，自己家人都不够吃，却不忘给你送上两块解馋；闲来无事时，炸上几块木薯片，一起喝上二两包谷酒。这些细微的关怀，日久成恩。听说我要回家，几位老工人合煮了十个红鸡蛋，说是路上吃，图个吉利。我怀揣着这份深情，踏上归途。多年后，每每忆起，仍感怀不已。

笔者与西双版纳州公安局预审科同事合影

在八队的六年里，我常与同学上山伐木，积攒了不少木料，还请同学周碧德做了床、圆桌、写字台等家具，原是为在边疆安家之用。如今要回家，这些家当舍不得丢弃。我将能拆的家具与木料打包成捆，重达数百公斤。请人用手扶拖拉机运到场部，与十几位重庆知青合租一辆大货车，将行李堆满车厢，我们便坐在行李上，如逃难般匆匆离去。大货车在昆洛公路上颠簸四日，每经悬崖峭壁，心皆悬至喉头，唯恐坠入深渊。幸得上天庇佑，平安抵达昆明火车站货运场。我们互相协助，顺利托运行李。此前传闻火车站禁运木料，甚至有知青焚木以示抗议，后或因政策松动，终得放行。

坐上昆明开往重庆的火车，这一路的颠簸，心终于落定。那时的心情，如今已难以言说，只觉恍如梦境，稀里糊涂地随着返城的浪潮回到了故乡。内心深处，却也泛起阵阵失落。回到重庆后，户籍关系一时无法落户，是因为无单位接收，我亦不愿落户街道，沦为无业游民。

笔者在家中留影，拍摄于1985年，傍边的圆桌就是我从云南农场带回来的。

我是1979年大约2月归渝，直至4月，父亲所在工厂才落实国务院54号文件精神：边疆国营农场的知青，有父母退休者，子女可顶替以工作调动的型式返城。父亲单位重庆电线厂出具商调函，我将函件与带回来的移转关系寄回农场，托友人重新办理了调动手续，终得落户，进入父亲单位工作。直到此时我那颗悬着心终于落地，在边疆奋斗八年，总算没有完全白费，这便是我的回家之路。

几十年过去，回望这段岁月，心中仍涌起难以名状的情绪。当年那场知青大返城，如潮水奔涌，又似逃难迁徙，而“回家”二字，承载的不只是归途，更是一代人命运的沉浮与灵魂的归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