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昱

站在北京珐琅厂的展厅里，一对景泰蓝大瓶静静立在光影中。瓶身上，天安门的形象在蓝釉金丝间熠熠生辉——一边是1949年的开国大典，一边是2019年的盛世华章。作为北京人，我们每天经过天安门，却第一次在这对瓶上读出了历史的层叠。

瓶身上的天安门，让我想起每天上班路过时瞥见的那座城楼。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岁月的密码。那两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今天的样子。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两侧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由书法家钟灵以繁体宋体书写。1950年国庆前夕，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建议，将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一改动彰显了新中国立足本土、胸怀世界的格局。而随着汉字简化推进，1964年“五一”劳动节前，这两条标语又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这些标语像两位忠诚的卫士，见证着这个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每一步。

而城楼正中的毛主席画像，在景泰蓝的丝线间呈现出不同年代的神韵。从1949年至今，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共经历了八次版本更迭。这让我想起老一辈人说的故事——1949年开国大典前，画家周令钊接到绘制任务时，选择了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形象。在画像即将完成时，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发现毛主席的衣领扣子开着，觉得不够庄重，周令钊便连忙修改，添上了扣子。夜深时分，周恩来总理来审查，又发现画像下方有“为人民服务”字样，觉得不妥，周令钊又连夜赶到天安门，将字迹抹去。这一切的忙碌，都是为了在十月一日，让一幅完美的画像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画像的演变蕴含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1950年“五一”劳动节，由画家辛莽绘制的一幅毛主席免冠、目光向上的画像只悬挂了一天便被更换，因群众反映“眼神没看向群众”。而1967年10月1日悬挂的第八版画像，由画家王国栋绘制，它依据毛主席第四张标准像，以半侧面、双眼平视的形象出现，许多人感觉无论站在哪个位置，画中主席的目光总在注视着自己。这一版画像一直延续至今。自1966年8月起，中央决定毛主席像天天悬挂，并每年更换一次。从1977年起，画家葛小光接任主笔，至今已四十多年。每年的国庆前夕，工人们都会在夜间操作吊车和货车，为毛主席像“换新”，让领袖的目光永远慈祥坚定。非常荣幸的是，画家王国栋和葛小光两位老师都是我们公司的前辈，北京市（后改为歌华）美术公司从1967年开始一直承担领袖像的绘制工作，而交给我们这项光荣工作的是周恩来总理。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主席像也进行了焕新，原来使用的柏木画框和背板用轻钢龙骨和玻璃钢替换，重量更轻利于天安门城楼的保护。而替换下来这一幅经葛小光老师修复，成为我们的永久收藏品。修复历时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都会去看葛老师工作，葛老师总是感叹现在的电动升级平台真方便，以前都是搭架子爬上爬下画，既辛苦又不容易掌握大画像全貌，几乎每一笔都得记在心里。如果有机会来歌华大厦看到这幅原作，你就会知道这幅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油画实际上多么巨大，也就能理解葛老师所说“每一笔都得记在心里”是什么意思。

这对景泰蓝大瓶最打动我的，是工匠们对天安门建筑细节的精心区分。1949年的城楼还带着历史的沧桑，2019年的城楼则在2018年开始的大修后焕然一新。这让我想到，我们每天经过的天安门，其实是一座活着的建筑史——它始建于1417年，从“承天门”到“天安门”，从“承天启运”到“外安内和”，名字的变迁背后，是整部中国近现代史在砖瓦间的沉淀。

明清时期，这里是普通百姓不得靠近的皇城禁地，“金凤颁诏”的仪式在此举行。如今，它已成为人民广场，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这种身份的转变，恰如我们这个古老国度走向新生的缩影。

离开展厅时，夕阳正好。我特意绕道天安门广场，再看一眼那熟悉的城楼。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许多年轻人举着手机拍照。我想，他们或许不知道画像更换的细节，不清楚标语背后的故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这里感受历史的重量。

作为北京人，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却常常与历史擦肩而过。这对景泰蓝大瓶提醒着我：每一座我们习以为常的古建筑，都是可以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而打开这扇门的使命，正落在每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肩上——去发现，去讲述，让凝固的历史在当代的叙事中重新鲜活。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天安门城楼在灯光中愈发庄严。它不再只是旅游地图上的一个坐标，而是时光的见证者，静静地立在长安街畔，等待着每一个有心人去读懂它层层叠叠的故事。而我们每个北京人，都该成为这些故事的传播者，让年轻一代知道，他们每天经过的，是怎样一部立体的历史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