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早期革命生涯 ‍秦江水（12-2）

法律与人生

【随笔】

江隆基早期革命生涯

陆廷仁　

3 留学德国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杨虎城主政陕西后，着力陕西地区的发展建设，深感高级专门人才匮乏，于是拿出一部分资金，选拔一批陕西籍青年学生出国留学，为陕西培养高级人才。岳父就是作为一名进步青年学生被选中的。岳父及时向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做了汇报，征得组织同意后，与王炳南等六人取道苏联，于１９３１年４月抵达德国柏林，入读柏林大学经济系。

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地。柏林大学是德国最高学府，也是欧洲学术中心之一，具有“尊重个性”“注重学术研究”“鼓励创造力的培养”三大特征。在这里，岳父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西方经济学、教育学的知识和理念，为今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从事教育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岳父到达柏林后，立即与中国共产党语言组取得联系，积极参加中共语言组的工作。中共语言组属于双重领导，一方面接受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另一方面，接受德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主要任务是在留学生及华侨中开展工作。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语言组的领导下，岳父发起并组织了“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被推选为同盟书记。他编辑出版机关刊物《反帝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１９３２年，以“旅德华侨反帝同盟”为中心，又成立了“旅欧华侨反帝总同盟”，被推选为总同盟书记，编辑出版总同盟的机关刊物《反帝战线》，取代原刊物《反帝斗争》。此外，联络日本、印度、朝鲜等国留学生，组织“东亚革命分子联合会”，担任宣传执行委员，出版刊物《东亚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学说。德共中央十分重视和关心他们的工作。１９３２年夏，德共中央总书记台尔曼会见了中共语言组的新领导成员王炳南、岳父、辛安石等。岳父在留学时曾多次聆听台尔曼演讲，十分敬佩这位英雄般的领袖。台尔曼会见他们时说，“德国工人阶级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进程，中国共产党已把中国这头睡狮摇醒了。中国是个大国，中国进行的革命斗争，在国际上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还说“中国革命即使取得小的成就，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都是不无好处的。”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会见，对中共语言组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与鼓舞。

１９３３年德国法西斯上台，反帝同盟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岳父一面学习，一面坚持抗日救国运动。仅从他们编辑出版的刊物来说，从《反帝斗争》《反帝战线》到《东亚革命》，前后参与编辑、发行工作的不足１０人。除拟定稿件和审阅来稿外，均由自己刻蜡版、印刷、装订、发送，为应付恶劣环境、把控刊物发行时间，常常熬夜工作，有时整天吃不上一顿饭。由于过度劳累，岳父的肺病复发，不得不到德国南部治病疗养了一段时间。基本康复后又回到柏林大学，投入紧张的抗日救亡活动中。

１９３６年初，中国国内成立了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在中共语言组的领导和支持下，岳父等人又发起组建“旅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同年９月，岳父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向国内发出通电，“要求一致团结，抵御日寇的侵略”“为保卫祖国，拥护世界和平而奋斗”。《救国时报》还邀请岳父作为特约记者，为大会做采访、报道工作。随后岳父又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全欧华侨救国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据岳父的兄长回忆，“弟弟在德国留学期间，每两个月都会写信来，告知对欧洲及有关国际形势的分析及建议。每次来信都是复写的，我意识到这是他给杨虎城将军的信函，再复写一份给我阅看并替他保存。可惜这些信件在‘文革时期’全部被遗失了。”关于这一点在米暂沉先生著《杨虎城传》中亦有提及：“他（指杨虎城）对资助到国外学习的留学生，经常让主管给他们出题目，叫他们定期复信做报告。”“德国希特勒上台后，他就通知当时在德国读书的王炳南、江隆基等人，就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的政治形势和对欧洲的政治影响向他做报告。杨从中学到不少系统的国际政治知识，也了解到他所资助学生的思想认识与分析能力。”１０月，杨虎城电令岳父回国，岳父征得党组织同意后，立即回国，结束了在德国的五年留学生涯。

4 参与“西安事变”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岳父回国途径莫斯科转接党组织关系时，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会见他，介绍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传达关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特别提出在杨虎城处的工作任务及注意事项。１１月底岳父抵达北京，杨秀峰为欢迎他学成归国举办小型茶话会，许德珩、邢西萍（徐冰）、张申府、孙文淑等社会名流参加了茶话会。岳父简要介绍了他在德国及全欧留学生和华侨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情况，重点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的盛况。杨秀峰与岳父相识多年，盛赞他在国外为抗日救国所做的工作，称他为“留学生中的和平战士”。通过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抗日救亡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岳父１２月６日抵达西安，杨虎城会见了他，让他到政治处工作，担任秘书主任，并安排他与王炳南、张语还一起住在杨虎城公馆内。遵照党的指示，岳父是以秘密党员身份开展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做好杨虎城部队内部一致抗日的工作，对外则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归国代表身份展开工作。此时，杨虎城部队内部始终存在着保守、中间、进步三股力量。这三股力量经常随着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及外界条件的变化此起彼伏、互为消长，不是杨虎城能完全掌控的。

其实，杨虎城是拥护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早在１９２８年他在日本养病期间，当时的中共中央曾于１１月９日给中共东京特别支部致信，委托该支部为杨虎城履行入党手续。但当时杨已回国，他的这个崇高夙愿未能谱写，终成历史遗憾。鉴于这种情况，岳父向杨虎城建议“稳定内部，建立强有力的联共抗日组织”，他非常赞同岳父的看法，并请南汉宸、崔仲远、岳父商量研究具体办法。在南汉宸的领导下，很快在十七路军中组建起一个半公开的进步团体――“抗日同志会”，由岳父起草了“抗日同志会”的章程。成员包括：会长杨虎城、副会长孙蔚如、秘书长南汉宸、组织科长崔仲远、宣传科长江隆基。“抗日同志会”总会成立后，又以团、独立营为单位设立分会，分会会长大都由团、营长担任。入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进步人士。这就为 “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及和平解决，贯彻“联共抗日”方针，起到了组织保证的作用。

岳父到达西安的第三天是“一二·九”周年纪念，学生游行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群情激愤，要到临潼去质问蒋介石，半路被张学良挡回，承诺一周内给学生们圆满答复。那时，张、杨态度已很明显，略知内幕的人已预感将要发生严重事变。１２月１１日午夜杨虎城派车把王炳南、张语还、岳父拉到新城，这时他们就猜到七八分。果然，瞬间枪声四起，“西安事变”爆发。枪声平息后，岳父他们立即四处活动，与西安各救亡团体取得联系。１３日晚，岳父与杨明轩、谢华、徐斌如、宋黎、王炳南等人在西安高中召开各团体紧急代表大会，岳父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归国代表的名义参加了活动。

１２月１６日，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１４个群众团体在革命公园举行市民大会，十万余人出席大会，气氛热烈，口号声此起彼伏，充分表达了对张、杨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的支持，盛况空前。大会由杨明轩主持，张、扬两位将军先后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岳父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归国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讲话，他向大家报告了国际反法西斯的和平力量日益壮大、欧洲侨胞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的有利形势。表示热烈支持张、杨两位将军抗日救国、代表民意的义举，“西安事变”是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热忱的集中表现，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第二天，《解放日报》对岳父的讲话做了如下报道：“……在他诚挚的语言里，我们得到了许多新的认识。他报告了我国海外侨胞都联合起来了，我们的救亡运动已经与世界和平运动有了联系”“他的口号是：‘谁领导抗日，谁便是我们的领袖，谁出卖国家，谁就是我们的公敌。’”“他的结束语是：‘起来！起来！起来！’”

“西安事变”历时14天，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的努力，全国人民及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人们的强烈要求，迫使国民党接受了联共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终于获得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促成了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事件。

米暂沉先生后来回忆说，“西安事变后关于隆基的工作去向，杨将军有所考虑。希望他仍留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并征求隆基的意见。当时隆基表示希望到学校（譬如中学）工作。考虑到西安二中基础好，进步势力较强，就让隆基到西安二中当校长了。”

１９３７年初，岳父被任命省立西安二中校长，在他的领导下，该校成为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中心。１９３８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岳父辗转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开启了他从事党的教育工作的伟大事业。

岳父30年的教育生涯，他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考验，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中，岳父始终坚守初心、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实践，形成了系统的教育理论，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值得我永远怀念和终身学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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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廷仁2025年11曰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