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重之下：探秘紫禁城深处的考古之光

波澜不惊

深秋的故宫，红墙映着金黄的银杏，我步入永寿宫，开启了一场穿越六百年的地下之旅。这场名为“九重之下”的考古成果展，揭开紫禁城地表之下层层叠叠的历史记忆，将元、明、清三朝的建筑脉络与匠人生活娓娓道来。 展览以“前言”开篇，讲述自2020年起历时五载的考古工程，在紫禁城西南区域揭露出面积最大、遗存最丰富的遗址。这里不仅是清代造办处旧址，更是五个世纪历史叠加的见证地。从明早期的奠基到清末的变迁，每一块砖石都铭刻着王朝更迭的印记。考古工作由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开展，并获国际古迹组织支持，彰显其学术分量。 2020年10月以来，为配合"造办处旧址环境整治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故宫考古人历经五载，揭露出迄今紫禁城内面积最大、遗迹类型最丰富、时代序列最完整、学术意义最突出的考古遗存，为紫禁城考古提供了时空标尺与研究范本。清宫造办处是清宫内务府下属机构之一，负责宫廷御用品的制造、买办、维修、贮藏，其旧址在内务府以北、慈宁宫建筑群东南区域。造办处近傍三大殿，是紫禁城外西路的一处关键空间节点，在紫禁城历史的各个时期，这里都曾是各种重要宫廷建置的选址之地。经过考古发掘，造办处旧址的历史层次逐渐揭开，已发现元代、明早期、明中晚期、清早期、清中晚期共五个时期的遗存，见证了紫禁城背后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脉络与宏阔的北京建都史。本次展览是造办处旧址主要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展览将以时间为轴，由远及近呈现紫禁城前世的吉光片羽、明早期宏巨精湛的营造技艺、明中晚期慈宁宫建筑群的诞生；清代中西方多元技艺交流碰撞、匠役繁盛的造办处作坊与匠人生活。地层如史书，考古将书页从历史的尘埃中层层揭示。 北京是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址，而宫禁则更是各时期遗迹高密度叠压的场所。自北京建都以来，紫禁城所在的这片土地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变。在今日我们熟悉的红墙黄瓦、青砖地面之下，密布着几个朝代以来营造、改建、废毁的痕迹，其中一些可以追溯至明清故宫存在之前。也有一些见证北京早期建都史的瓦瓷在营建紫禁城的过程中被重复利用，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今日故宫地下。本着"最小干预"的保护原则，故宫考古人利用一些稍纵即逝的窗口，窥视、读懂这些痕迹，还原这里成为清代造办处之前的历史章节。 元大都考古队（徐苹芳等）在1960-1970年代根据实际考古勘探绘制了元大都与明清北京重叠对照图。根据该图，造办处旧址位于元代宫城西南部。 中心展台中心展台的沙盘造型通过摹写造办处遗址的一个代表性局部来展现紫禁城的地下世界。沙盘包括明早期建筑基址的夹砖夯层与大型磉墩、明晚期至清代地层，以及清晚期大型灰坑打破明代遗迹的情形。沙盘的质感模拟真实的地层，格局设计则在实际遗迹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尺度比例约为1:3。 今日之紫禁城部分建立在元宫遗迹上。学界一般认为，元宫位置与明清紫禁城部分重合而偏北，故而造办处旧址在元代约略处于宫城西南部。造办处遗址已确认了多处元明清营造叠压打破所形成的局面。而出土的早期建筑构件中，金代构件占比甚至超过元代构件，证明了金中都北郊离宫建筑群与今日紫禁城在空间上的邻近。这些早期建筑构件在造办处地下的集中分布也见证了紫禁城营建之初，明代匠人们对于前代建筑遗存的系统性处理﹣﹣这些砖瓦被集中消纳于地下，新的紫禁城则在它们之上开始夯筑基础。而后世的营造又不断叠压最初的紫禁城基础，并使地面不断抬升，直到现状。 造办处遗址出土金元时期建筑构件 今天的紫禁城并非起于白地。在明代匠人着手营建紫禁城时，首先要处理大量早期建筑遗存。绝大多数既有建筑被拆毁，其渣土被用于平整建设场地。在造办处遗址东北部的一个挖毁元代建筑基槽而形成的明早期灰坑中，出土了大量金元时期砖瓦、石板等建筑构件，见证了今日紫禁城营造之初的预备工序。金元时期琉璃瓦多以红陶为胎体，在胎体上施用一层白色化妆土，以隔开胎体与釉层。这一时期的甬路往往使用模印花纹砖铺砌，造办处遗址出土多件龙纹模印砖残件，其纹饰与金上京出土模印砖近似。龙纹模印砖残件金元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出土于明早期灰坑H31，系在营建紫禁城之前清理场地时填埋入地。 绿琉璃龙纹勾头残件金元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金元时期的琉璃勾头往往有多个漏釉孔，防止琉璃釉淤积在构件表面而影响纹饰造型效果。 "太"字戳记灰陶筒瓦残件金元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 步入展厅深处，元明清三叠层的地层剖面赫然呈现。“紫禁城下的大地史”揭示了地基中埋藏的元代宫殿遗迹——那曾是“瓦清琉璃，与天一色”的大都掖庭。明代永乐肇造之际，在元宫废墟之上营建新都，今日所见的红墙黄瓦之下，竟叠压着三代帝都的空间密码。沙盘模型复原了明早期建筑群布局，柱位标记清晰可辨，武殿、仁智殿、大善殿依次排布，勾勒出外朝西路的昔日轮廓。 大都掖庭元大都内的空间格局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围绕这一话题的许多疑问尚未得到圆满解决。紫禁城考古为深入探究元代宫殿形制与工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今日故宫的地下，存在丰富的元代建筑遗迹与砖瓦构件，见证了一座已经隐入史册的元代宫殿"瓦滑琉璃，与天一色"的剪影。由于明清故宫建筑的覆压，元大都内的基址已不可能整体展露。紫禁城考古正在逐步推进对这座谜之宫殿的拼图式发现与复原研究。 双色琉璃龙纹滴水残件元故宫西河沿遗址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藏 双色琉璃龙纹勾头残件元故宫西河沿遗址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藏 双色琉璃龙头套兽残件元故宫西河沿遗址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藏套兽是安装在建筑物角梁端部的构件，兼具保护木结构的功能与装饰性。 龙纹方砖元故宫西河沿遗址出土北京考古研究院藏 花草纹方砖元故宫西河沿遗址出土北京考古研究院藏 孔雀蓝琉璃筒瓦元故宫西河沿遗址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 永乐肇造关于明早期紫禁城外朝西路的建置，官修文献惜墨如金。我们仅能知道这里从南至北存在四组建筑：武英殿、仁智殿、大善殿、仁寿宫。清代造办处的范围，约为当时大善殿之所在。经过考古发掘，现已确认在发掘范围内存在三座明早期建筑与一道墙的遗迹。根据这些遗迹的形制与位置可知，它们分别是一处大型建筑群的正殿、东侧一座方形偏殿、东侧一座廊庑以及建筑群东墙。这些建筑的基础运用了斗形基槽、夹砖夯层、砖砌磲墩等建筑技术，代表了明代早期﹣﹣尤其是永乐时期（1403-1424年）官式建筑的高规格基址做法，使我们得以一窥紫禁城始建时地下工程的浩大与精细。 1.黄琉璃龙纹勾头残件明早期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2.黄琉璃龙纹勾头残件明早期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 绿琉璃龙纹滴水残件明早期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 黄琉璃龙纹联办滴水残件明早期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 釉里红玉壶春瓶明早期故宫博物院院藏瓶侈口，细颈，圆腹，圈足。通体釉里红纹饰，内口沿绘卷草纹一周，外壁颈部绘蕉叶纹，其下绘海水、卷草纹各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松竹梅，衬以山石、芭蕉、灵芝纹，下腹绘仰莲瓣纹一周，圈足上绘卷草纹。 青花凤首执壶明早期景德镇御窑厂东门外遗址出土器身为六曲花瓣形，口微敞，细颈，丰肩，一侧置凤首形流，一侧置祥云形柄，下腹内收，圈足。口沿下、颈肩和腹足交接处绘弦纹，肩部绘莲瓣纹一周，流及柄绘凤首及祥云，腹部绘凤尾。青花发色晕散。 宣德款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明·宣德故宫博物院院藏侈口，曲腹，高足。外壁及高足以青花绘淡描海水地纹，腹部绘行龙纹一周，高足绘海水仙山纹，内底书"大明宣德年制"款识。 青花折沿菊花纹大盘明早期景德镇御窑厂东门外遗址出土菱花口，折沿，曲腹，圈足。圈足内有接底痕迹。折沿内以青花绘缠枝灵芝纹，内壁绘缠枝牡丹纹，内底绘折枝菊花纹。外壁折沿处绘卷草纹，腹部绘缠枝莲纹。青花发色淡雅，局部有"铁锈斑"痕迹。 青花菊瓣纹碗明早期故宫南大库遗址出土敞口，深曲腹，圈足。外壁口沿下饰一周回纹，其下饰菊瓣纹，内壁口沿下饰一周海水纹，其下缠枝牡丹、菊花等花卉，内底双圈内绘折枝花卉纹。青花发色较深，带有铁锈斑。 崇基荡平大善殿建筑群曾是紫禁城中的佛殿，殿中造像与佛骨等法物极多，宫中每月供奉。明世宗登极后笃信道教，嘉靖十五年（1536年），在夏言等几位近臣的推动下，决意撤毁大善殿。但明世宗对紫禁城西路的改造并不仅以拆撤为目的，而是为了实现一组全新的规划：早在嘉靖四年（1525年），大善殿北侧的仁寿宫已毁于火灾，此后始终未予重建。大善殿一旦拆毁，两组建筑群的基址就将形成一片广大的空地。明世宗整合这些用地，为自己的生母兴建了慈宁宫建筑群。 黄琉璃龙纹滴水残件明中晚期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 1.黄琉璃勾头残件明中晚期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2.黄琉璃螭吻残件明中晚期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 明嘉靖年款戳记砖残件明．嘉靖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 康熙时期，清宫在养心殿设立造办处，承担皇家器物的研发与生产工作。康熙三十年（1691年），造办处迁入慈宁宫建筑群东南院落，在明中晚期衙署用房的基址上兴建作坊，规模逐渐完备。造办处一直运作至清室离开紫禁城。造办处遗址见证了皇家作坊的兴衰，展示了紫禁城手工业生产中心的空间形态以及生产生活场景。做钟处西洋钟表配件的发现，则印证了匠人们曾经在皇家审美需求的推动下，学习、吸纳西方的技术工艺，是18世纪东西方文明互鉴图景中的一环。 木楼三套乐钟机芯18世纪英国故宫博物院院藏 青花篮纹盘清前期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折沿，圈足。折沿处以青花绘蓝地白花梅花纹，内底双圈内绘花篮，外底绘画押款。应为康熙时期民窑产品。 粉彩博古纹渣斗清晚期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侈口，束颈，鼓腹，圈足。颈部及腹部绘粉彩博古图纹，包括文房用具、方胜等吉祥纹饰。应为景德镇所产民窑产品，质量较佳。 白釉褐彩花卉纹盘清前期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敞口，斜直腹，圈足。内壁口沿下以褐彩绘弦纹双周，内壁及内底绘折枝花卉纹。内底有涩圈垫沙痕迹。应为北方地区生产的民窑产品。 铜镀金纽镶蓝金星料规矩箱表18世纪英国故宫博物院院藏 铜镀金嵌玛瑙及玻璃转花规矩箱表18世纪英国故宫博物院院藏 铜镀金乐箱水法跑人双马驮钟18世纪英国故宫博物院院藏 清宫造办处的历史沿革康熙初年，造办处始设于养心殿内。康熙三十年（1691年），大部分职能移至慈宁宫东南院落，前后分设作坊六十余个，直至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出宫。造办处是内务府下辖机构，其职能范围极广，除御用品制造、修缮、收藏外，还参与装修陈设、舆图绘制、兵工制造、贡品管理、官员赏罚以及洋人任用等事宜。包罗之广，大大超出工艺制造范畴，是宫廷中拥有实权的特殊机构。造办处的制作网络是全国性的，除宫中厂房外，在景山、圆明园等地尚有许多作坊。一些特种工艺制品由造办处设计画样，交由杭州、苏州、江宁三织造以及九江关、粤海关等处御用作坊制作。造办处各作匠师高手云集，亦是中西方手工技艺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 1.御制《文溯阁记》玉册清·乾隆故宫博物院院藏内容出自《清代御制诗文全集／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記）》2.《文溯阁记》刻字玉册残件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在造办处遗址出土的玉册残片上，可辨识出十个残字："……显所余……亥……"和"……海……闾何……反终……"。经比对考证，这些字出自乾隆皇帝所撰《文溯阁记》。依据原文，并根据残片文字对位关系，参考现存文物，经过多次排版校对尝试对 造办处出土玻璃制品清代是中国玻璃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造办处玻璃厂建立。在宫廷玻璃生产的带动下，玻璃成为一种新兴工艺材质，广泛与各传统匠作门类融合，因此也被称为"玻璃料""硝子料"，或简称"料"。造办处遗址出土的玻璃制品种类颇丰，包括平板玻璃、透明玻璃、单色玻璃、搅玻璃、金星玻璃等，遗址各处均有零星发现，尤其以钟表作附近出土量为最。其功用不仅有碗、杯、瓶等成品玻璃器，还有用于钟表、盆景等器物的玻璃罩、匣，而用于内、外檐装修的平板玻璃更是数量众多。 1.天蓝玻璃天球瓶清．咸丰故宫博物院院藏2.天蓝玻璃残片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 白釉矾红彩三清茶碗清·乾隆故宫博物院院藏通体以矾红彩作装饰。内外口沿、外壁下腹处绘一周如意纹。外壁楷书乾隆《三清茶》御制诗，内底绘松、梅、佛手，外底署篆体"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三清茶碗是乾隆皇帝命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照嘉靖青花人物撇口碗式样专门制作的新样宫廷用茶具。 黄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清．康熙故宫博物院院藏珐琅彩瓷器初创时，除使用前朝白釉瓷器作胎外，还曾命景德镇专门烧造内壁施釉、外壁涩胎的瓷器，供造办处制作珐琅彩瓷器之用。此时，珐琅彩直接施于涩地之上，需要满施色地以覆盖涩胎，且呈色有不均匀之处，体现了初期的技术特征。 紫地粉彩缠枝莲纹腹部残片清前期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上腹部饰弦纹双周，其下绘如意纹，腹部绘紫地缠枝莲纹及蝙蝠纹。此类纹饰主题、布局及装饰方法在乾隆时期较为常见。 1.青花缠枝莲纹盘清．康熙故宫南大库遗址出土侈口，曲腹，圈足。内外壁腹部及内底绘青花缠枝莲花纹，外底双圈内书"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识。2.青花缠枝莲纹盘清．康熙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侈口，曲腹，圈足。内外壁腹部及内底绘缠枝莲花纹，外底双圈内书"大口口熙口口"款识。此器物为典型大运瓷器，大量保存于清宫旧藏。 匠人日常在造办处，生产与生活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出土康熙至乾隆时期民窑瓷器残片，包括景德镇青花瓷、青花五彩瓷、紫金釉瓷、青白釉瓷、青釉瓷、白釉瓷、南方酱釉瓷、北方化妆白瓷、宜兴窑产品等。造办处各作坊遗迹内，还出土了包括石料、骨料、瓷器等带有加工痕迹的器物。其中一些可能是清代造办处匠人练习的结果，例如带有切割痕迹的边角料、带有钻孔痕迹的瓷器碎片等。造办处遗址中还密布着灰坑等各类生活痕迹。通过土样浮选、骨骼物种鉴定等研究方法，考古团队得以了解那个时代"打工人"的饮食构成。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不仅反映了清代匠人日常饮食的构成，也揭示了动物材料在手工业与日常娱乐中的再利用情况。 故宫造办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不仅反映了清代匠人日常饮食的构成，也揭示了动物材料在手工业与日常娱乐中的再利用情况。匠人饮食结构故宫造办处发现的动物遗存主要为当时肉食消费后遗留的动物骨骼，包括家猪、羊（主要是绵羊）、牛、鸡、鹅，其中家猪占绝对多数，其次为绵羊与鸡、鹅，另有很少量的牛。遗址中还出土了少部分蟹钳、鱼骨和贝壳等水产食物，反映了清代造办处匠人较为丰富的膳食结构。动物材料再利用一部分质地坚硬的动物骨骼被加工为日常器物。例如，大型哺乳动物的肢骨经切割、锯截、钻削与打磨等工序，被制作为骨笄；蚌料可能被用作螺钿的原料；羚羊与鹿等动物的角心则被加工为角器。这些实物表明，造办处匠人不仅在生产中具备高超的手工技艺，同时也能有效利用多种动物材料，满足日常生活及工艺制作的需求。娱乐与社会生活在动物材料的应用中，遗址出土的"酒令牙牌"尤为引人注目。该器物为清代酒席行令所用工具，由兽骨切割、打磨制成。其发现不仅展现了骨材在娱乐活动中的使用，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清代匠人生活方式的独特视角。 最动人的，是那些无声诉说日常的碎片。匠人们留下的瓷片、边角料、骨器，还原出一个有温度的造办处。他们饮食中的动物骨骼、再利用的兽骨工具，乃至闲暇时的娱乐方式，皆被考古学家细致解读。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打工人”在皇城深处的生活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