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通道”收窄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的易感性分析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一笑一尘缘

摘要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以下简称“电诈”）呈现高发态势，传统“技术打击+宣传教育”的治理模式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未能触及部分群体易受骗的深层社会根源。本文基于社会结构变迁与群体心理视角，提出“上升通道收窄”是电诈易感性增强的关键社会背景——当普通人对通过正规途径实现阶层跃升、改善生活的预期持续弱化时，其更易被电诈分子“快速致富”“躺赢人生”等话术诱导，陷入认知偏差与投机心理。本文结合实证数据与案例，分析上升通道收窄如何通过“希望剥夺—心理失衡—认知偏差—行为冒险”的传导机制推高电诈风险，并从“拓宽发展路径”“重建社会信任”“强化精准治理”三方面提出综合治理建议，为从源头降低电诈易发性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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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电诈高发背后的“社会土壤”反思

根据公安部数据，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电诈案件46.4万起，同比上升5%，受害群体中18-45岁占比超80%，其中低学历（高中及以下）、低收入（月收入低于5000元）、农村及三四线城市居民占比较高。传统治理多聚焦于技术拦截（如反诈APP推广）、话术识别（如“冒充公检法”“刷单返利”预警）与事后追损，但对“为何特定群体更易受骗”的社会结构性诱因关注不足。

本文观察到，电诈话术的核心特征是“制造虚假希望”——通过承诺“轻松赚钱”（如“兼职日赚300元”）、“阶层跨越”（如“海外高薪招聘”）、“情感救赎”（如“网恋转账”）等，精准击中了部分群体对“改变现状”的迫切需求。当正规渠道的上升机会稀缺、努力与回报的关联性减弱时，这类话术便成为“绝望中的稻草”，推动个体以高风险换取“可能的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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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框架：上升通道收窄如何推高电诈易感性？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上升通道”指普通人通过教育、职业发展、技能提升等正规途径实现收入增长、社会地位提升的可能性与公平性；“通道收窄”则表现为优质机会集中于特定阶层（如高学历、资源拥有者）、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成本上升（如教育内卷、房价高企）、发展预期持续弱化（如“努力无用论”蔓延）。

（二）传导机制分析：从“结构困境”到“行为偏差”

1. 第一阶段：希望剥夺与焦虑累积
当前，部分群体（如低学历青年、农村务工人员、转岗中年人）面临多重挤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学历贬值”（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偏低）、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脱节（新兴产业要求“高技能+高学历”）、房价与生活成本攀升（一线城市“蜗居”现象普遍）。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一度达21.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月均收入增速连续5年低于GDP增速。这种“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体验，逐渐消解了“勤劳致富”的传统信念，形成“上升无望”的集体焦虑。

2. 第二阶段：心理失衡与认知扭曲
长期处于“低预期—低回报”循环的个体，容易产生两种心理倾向：一是“投机心理”（认为“正规途径太慢，不如赌一把”），二是“依赖心理”（渴望“贵人/捷径带自己翻身”）。电诈分子正是利用这种心理，将骗局包装成“低投入高回报”（如“投资理财稳赚”）、“身份赋能”（如“兼职刷单赚佣金”）、“情感补偿”（如“网恋对象资助创业”），让受骗者误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3. 第三阶段：信息不对称与判断失灵
底层群体往往缺乏金融知识（如对“虚拟货币”“区块链”的认知模糊）、网络素养（如难以识别虚假APP）、社会支持网络（如家人朋友多为同类群体，无法提供有效风险提示），进一步放大了其对电诈话术的信任度。例如，某“冒充电商客服退款”骗局中，70%的受害人因“急于挽回损失”的心理，在未核实对方身份的情况下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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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实映射：上升通道收窄的具体表现与电诈关联

（一）教育与职业发展的“天花板效应”

教育层面：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于一二线城市，农村学生考入“双一流”高校的比例持续下降（2022年为19.3%，较10年前降低约5个百分点）；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低（高职毕业生就业对口率仅60%左右），难以满足新兴产业需求。

职业层面：传统制造业岗位减少（2018-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工减少12%），新兴行业（如互联网、金融）对学历、技能要求高（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70%），大量低技能劳动者被边缘化。

电诈关联：当个体发现“读书—就业—晋升”的传统路径回报率下降时，更容易被电诈中“无门槛高收入”（如“在家打字月入过万”）的话术吸引。

（二）财富分配与机会结构的“固化感知”

财富层面：我国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46以上（2022年为0.473），房产、资本收益占居民收入比重上升（2021年财产净收入增速是工资性收入的2.1倍），普通人通过劳动积累财富的难度加大。

机会层面：优质就业岗位（如公务员、央企、大厂）竞争激烈（部分岗位报录比超1000:1），且存在“关系网络”隐性门槛；创业环境受限于资金、技术、政策支持不足（小微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

电诈关联：当“努力改变命运”的叙事被“拼爹”“运气”取代时，电诈中“轻松获取财富”的承诺（如“投资导师带炒股”“海外项目分红”）便成为“替代性希望”。

（三）社会支持与流动机制的“断裂感”

公共服务：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不足（2022年全国人均职业培训时长不足10小时/年），且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基层就业服务（如岗位信息推送、创业指导）覆盖率低。

心理支持：底层群体面临“孤独感”（如留守儿童家庭支持弱、空巢老人社交网络缺失）、“污名化”（如“被骗是因为蠢”的舆论压力），缺乏正向引导。

电诈关联：当个体在现实中找不到情感寄托与实际帮助时，电诈分子扮演的“贴心导师”“温柔恋人”“成功人士”角色，恰好填补了其心理空白，进一步降低防骗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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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理路径：从“打击诈骗”到“修复希望”

（一）拓宽“实质性上升通道”，重建发展预期

教育公平：加大农村与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如“县中振兴”计划），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如“职教高考”扩招），建立“学历+技能”双认证体系。

就业支持：针对低技能群体开展“定向技能培训”（如电商运营、家政服务、新能源技术），与企业合作提供“学徒制”“岗位补贴”；鼓励灵活就业（如网约车、直播带货）规范化，完善社保与权益保障。

创业扶持：设立“底层创业专项基金”（如小额低息贷款、税收减免），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如场地、法律咨询、市场对接）。

（二）修复社会信任，培育理性认知

反诈宣传“精准化”：针对不同群体设计话术（如对老年人强调“子女沟通”，对青年强调“劳动价值”，对低收入群体强调“风险成本”），通过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开展“面对面”教育。

正向叙事引导：通过媒体宣传“平凡人的成功案例”（如技术工人、返乡创业者），弱化“暴富神话”的传播；曝光电诈团伙“话术剧本”与受害者真实经历，增强风险警示。

心理干预机制：在社区、工厂、学校设立“心理咨询服务点”，帮助群体缓解焦虑、重建信心，减少“病急乱投医”的投机心理。

（三）强化“系统治理”，压缩诈骗生存空间

技术拦截：完善“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加强对涉诈IP、账号、资金的实时监测；推动运营商与金融机构数据共享，阻断“两卡”（电话卡、银行卡）流通。

法律震慑：加大对电诈上下游犯罪（如引流推广、洗钱、技术支持）的打击力度，提高量刑标准；建立“受害人救助基金”，减少财产损失。

协同共治：加强跨国执法合作（针对境外电诈窝点），压实互联网平台（如社交软件、电商平台）的审核责任，切断诈骗信息传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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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镜像——当上升通道收窄、发展预期弱化时，部分群体对“快速改变命运”的渴望被电诈分子精准利用，形成“社会困境—心理失衡—行为冒险”的恶性循环。治理电诈需跳出“就案办案”思维，从修复社会公平、拓宽发展机会、重建信任体系入手，让普通人看到“通过努力就能改善生活”的希望，从根本上降低受骗易感性。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治骗”与“治本”的双重目标，为共同富裕与社会稳定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