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汝窑“包府”款水仙盆考：一件宋代赏赐制度的珍贵物证》

《还是丛中笑》

北宋汝窑“包府”款水仙盆研究鉴赏

摘要：本文旨在对一件署有“包府”刻款的北宋汝窑水仙盆进行综合研究。此盆造型典雅，釉色莹润，开片自然，尤为重要的是其底部拥有明确的“包府”二字刻款，且为“先刻款，后上釉”烧造的原款。文章将从器型、釉色、工艺、款识等多角度进行鉴赏分析，并结合历史文献，探讨其作为北宋时期赏赐予重臣家族的珍贵器物的可能性与历史价值。

一、 器物概况

此水仙盆（图1）为经典的椭圆形制，口径23厘米，宽16厘米，底径长20厘米，宽13厘米，高6厘米，重880克。器身浅腹，口沿微外撇，下承三个细小的云头足（或称如意足），线条流畅舒展，呈现出宋代文人器物追求简约、古朴、典雅的美学理想。

二、 工艺与釉色特征

胎釉与支钉：此盆胎骨坚实，通体施釉，釉色为汝窑典型的淡天青色，釉质肥厚莹润，宝光内敛，玉质感极强（图2、3）。釉面布满交错自然的“冰裂纹”开片，纹路下沉，色泽深浅不一，为漫长岁月中自然形成，神韵天成（图7、10）。盆底可见清晰的六个细小支钉烧痕（图5），钉痕断面露出黄褐色胎土，干老自然。采用多支钉支烧，意在追求器物满釉的效果，是北宋高端瓷器制作的典型工艺特征。

核心焦点：“包府”款识：此盆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其盆底中央的“包府”二字款识（图5、6、8、9）。在高清特写镜头下，可以明确判断：

工艺：款识为于素胎上直接刀刻，而后施釉入窑高温烧成。刻划痕迹清晰，笔画沉陷于胎骨之中。

特征：釉层将刻款完全覆盖，刻痕内釉料因流淌堆积而色深，并与胎土中的铁元素在窑火中交融，形成独特的褐红色浸润效果。这绝非后世在釉面上后加彩书写的“后加款”，而是确凿无疑的原始刻款。

字体：“包府”二字为行书笔意，风格古朴洒脱，与盆身整体的高雅气质相符。

三、 历史溯源与“包府”考略

“包府”的指向：“包府”款明确指出了此器的归属，意为“包姓府邸”之物。在北宋时期，有资格且最有可能定制或获赐此等顶级汝窑器物的“包府”，首推一代名臣包拯（包青天）及其家族。

赏赐制度的印证：据北宋大将张延渥墓志铭记载，其在1016年曾受赐“汝窑瓷器三百余事”，这为北宋朝廷赏赐臣工汝窑瓷器提供了确凿的制度先例。包拯官至枢密副使（副宰相），并曾任龙图阁直学士，深得宋仁宗信任与赏识，其身份地位完全符合受赐高等级御用器物的条件。

地理与文化的关联：汝窑核心窑址位于河南宝丰清凉寺，而包拯主要履职地为河南开封，地理上的邻近为赏赐提供了便利。同时，汝窑瓷器蕴含的玄学思想与极致美学，与包拯作为士大夫领袖的学识品味高度契合，赏赐此类雅器既是荣宠，亦是精神层面的认同。

四、 综合论证与结论

综上所述，这件“包府”款水仙盆，以其经典的器型、莹润如玉的汝窑釉色、自然的开片、精细的支钉工艺，尤其是盆底“先刻后烧”的“包府”原款，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而坚实的证据链，表明它是一件：

北宋汝窑（或类汝窑系）的开门珍品，制作工艺精湛，时代特征明显。

具有明确归属的定烧器或赏赐器，“包府”款为其打上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极有可能与名臣包拯及其家族密切相关，是宋代政治文化、宫廷制度与顶尖制瓷工艺相结合的珍贵实物见证。

尽管“此盆即为包拯本人所用”的最终认定，尚需未来更直接的考古发现（如带明确记录的墓葬出土物）作为铁证，但基于现有证据，将其定为“北宋赏赐包府之遗物”是当前最合理、最严谨的学术推论。

此盆不仅是一件艺术精品，更是一件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的“标准器”，其发现与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北宋官窑制度、赏赐文化以及包拯生平，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