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彭先诚作品</p> <p class="ql-block"> 在成都这座以休闲与创新闻名的城市里，四川省诗书画院与成都画院曾代表着艺术殿堂的辉煌。它们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倡议或于改革开放初期成立，汇聚了如戴卫、何应辉、彭先诚、朱佩君、郭汝愚等一代艺术大家，奠定了“蜀派”书画在全国的艺术高地。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城市的艺术生态已变得多元而喧嚣——独立画廊、当代艺术展、新媒体装置、潮流市集层出不穷时，这两所官办画院的身影，却在公众的文化视野中，逐渐从中心滑向边缘。</p><p class="ql-block"> 这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它们拥有体制的“铁饭碗”，享受着稳定的财政支持与官方身份，却似乎坐上了艺术的“冷板凳”，在影响力、话题性与时代关联性上显得门庭冷落。其品牌价值的削弱，并非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而是一场在温水煮青蛙般的环境中，由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性迷失。要理解这场迷失，我们必须超越表面的指责，深入其肌体，探寻其创作、人才、运营与学术定位上的多重裂痕。</p><p class="ql-block"> 创作之困，在传统的“围城”与当代的“旷野”之间。画院的核心价值，首先在于其创作。然而，当下的困境正源于创作与时代关系的断裂。首先，技法的“围城”与精神的“缺席”。必须承认，画院内的许多艺术家在传统笔墨技法上功力深厚，山水、花鸟、人物的勾勒皴染无不精湛。然而，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其与时代精神的共鸣。当创作主题常年徘徊于古人意趣，当表现形式固守在已知的范式内，这些作品便与当代社会的脉搏、与普通人的情感体验、与年轻人的文化关切产生了隔膜。它变成了一座精致的“围城”，城内的人醉心于技艺的打磨，而城外的人却感到难以进入，找不到情感连接的入口。其次，当代性探索的“失语”。对比李华生、何多苓、周春芽等从四川走向世界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语言早已突破了画种的界限，充满了对生命、社会、历史的当代性思考与批判性表达。而官办画院在此领域则近乎“失语”。它们对于跨媒介实验、社会议题的介入、新科技的应用等，往往持保守甚至回避态度。这种“失语”导致它们在定义何为“前沿”、何为“重要”的艺术话语权争夺中，自动弃权，将引领艺术潮流的旗帜拱手让给了更具活力的独立艺术空间和商业画廊。</p><p class="ql-block"> 任何机构的生命力都系于人才。画院昔日的光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奠基的“明星”艺术家群体。传奇的黄昏与品牌的个人化。彭先诚、何多苓、周春芽等先生是画院的瑰宝，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他们的艺术成就与个人品牌，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画院的机构品牌。公众熟知的是艺术家本人，而非其所在的“单位”。更严峻的是，随着这一代大师的老去，画院未能成功地培育或引进具有同等量级和全国影响力的“中生代”与“新生代”领军人物。彭先诚、何多苓、周春芽等虽曾与画院有渊源，但其最活跃的舞台早已不在院内。这导致了画院品牌形象的“空心化”——它成了一个曾经明星云集的地方，但当下却星光黯淡。</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在过去，进入官办画院是艺术家获得稳定收入、社会地位和创作空间的理想路径。但在今天，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艺术家拥有前所未有的多元选择：他们可以被画廊代理，参加国内外艺术博览会，通过社交媒体建立个人品牌，进入艺术学院执教，或成为自由的跨界创作者。相较之下，画院的“铁饭碗”虽能提供安稳，但其潜在的论资排辈、创作主题限制、相对固化的激励机制，对追求自由与爆发的年轻天才而言，吸引力已大不如前。</p><p class="ql-block"> 官办画院的“官办”属性，是其优势的根源，也成为了其创新的枷锁。在成熟的艺术生态中，美术馆、画院不仅是创作基地，更是面向公众的文化客厅和教育平台。然而，当前的画院运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着“创作研究室”的惯性，侧重于对内管理和对特定圈层的服务。它们缺乏持续、系统且富有吸引力的公共教育项目、工作坊、讲座和社区互动。当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无法在这些场所获得有趣、有料、有温度的艺术体验时，它们便自然而然地从大众的文化生活地图上被抹去。数字化传播的“掉线”，在信息时代，品牌的建构极度依赖于叙事与传播。画院的宣传往往停留在官方通稿、展览海报等传统形式，在内容上习惯于“正史”叙述，缺乏鲜活的故事、生动的创作过程、艺术家的人格化展现。在抖音、小红书、B站等塑造年轻人审美的核心阵地上，它们几乎“失声”。这种与主流传播渠道的脱节，使得画院无法与新一代受众建立连接，无法塑造一个开放、时尚、充满活力的现代机构形象。</p><p class="ql-block"> 破局之道在于从“体制温床”走向“价值枢纽”。官办画院要重振影响力，需要的不是小修小补，而是一场深刻的“价值重估”与系统性革新。画院必须重塑其不可替代的学术核心。这并非指埋头故纸堆，而是要以开阔的视野，主动定义和引领“新蜀派”或“巴蜀书画的当代性”议题。它可以设立高规格的研究基金、理论研讨会和批评家驻留计划，成为相关领域最权威的学术策源地。同时，大胆设立“当代艺术实验工作室”，鼓励基于传统的创新与跨界，让“传统”与“当代”在画院内形成有益的对话与张力。人才革命，从“编制管理”到“人才生态运营”。打破对“编制”的依赖，建立更灵活、开放的人才机制。大力推行“签约艺术家”、“青年艺术项目”、“客座艺术家”等模式，以项目制汇聚全球顶尖的艺术人才，无论其人事关系在何处。核心目标应从“管理一批在编艺术家”转向“运营一个最具活力的艺术创作生态”。画院必须向公众彻底打开大门。这意味着将其空间重新设计为吸引人们前来参观、学习、交流和休闲的场所。策划具有话题性的公共展览，举办大师课、亲子艺术工作坊、艺术市集，甚至引入高品质的咖啡厅与艺术书店。让自己不仅是一个创作的地方，更成为一个城市文化消费与体验的目的地。传播破壁须从“官方发布”到“情感连接”。组建专业的品牌与传播团队，深入社交媒体腹地。用纪录片式的跟拍讲述艺术家的创作故事，用短视频展示水墨与数字技术的碰撞，用直播带领观众“云看展”。核心是完成从“宣传”到“沟通”的转变，与公众建立基于价值和情感的品牌连接。（品艺阁主人）</p><p class="ql-block">图为何多苓作品</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周春芽作品</p> <p class="ql-block">图片来自网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