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房圪梁的岁月（十三）

春阳

作者：越玉柱

十三

店房圪梁海壕北边，是永顺大队与永跃大队合并后新建的学校。学校设了小学部，还顺应教育发展的需求，开办了初中部，又称“戴帽子中学”。小学每个年级都是双班，每班三、四十个学生；初中每年级为单班，每班五、六十名学生。学校有教学班十余个，先后有三十多名教师在此任教，这些教师来自不同的背景，有捧着国家铁饭碗的正式编制教师：任振义、甘福华、王秀琴、温志国、越玉柱、崔茂林等；也有扎根乡土的民办教师：刘文忠、何万智、冯紫昌、姜发基、续俊梅、郭培芬、卢凤鸣、李引枝、杨林芳夫妇等；还有长期代课或临时教师：吕翠花、张敏霞、陈淑珍、仲兰芳、张丽霞、焦爱香、张丽君、张树梅、张琪、李虎平、姜红梅等。

学校初建的那几年，四周一片空旷，没有院墙的阻隔。那时候，校园里总是热热闹闹，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但也因为没有围墙的约束，学生管理成了一大难题。课间时分，孩子们常常跑得不见踪影，上课铃响了好一会儿，才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赶回教室，老师们为此着实费了不少心思。后来，学校终于修起了围墙。那围墙并不高大，却像是一道坚实的屏障，守护着校园的秩序。在围墙的东侧，特意留出了一座大门，简单却不失庄重。每当清晨的阳光洒下，东大门缓缓打开，孩子们便如欢快的小鸟一般，蹦蹦跳跳地涌进学校。

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叫张尚战，三十多岁的年纪，浑身透着一股军人的干练与坚毅。他曾是一名专业军人，尽管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在小学数学教学上却有着独特的方法和见解。他的课堂总是充满活力，讲解数学题时深入浅出，那些复杂的数字和图形在他的讲述下，变得生动有趣。我的儿子和女儿都曾有幸在他的教导下学习数学，至今还时常回忆起张校长在黑板前奋笔疾书，耐心为他们答疑解惑的场景。

在张校长之后，接任的是一位女校长，名叫甘福华。她曾是杭三中的教师，作为正式编制的教师，她在教学领域有着深厚的功底，尤其擅长教授高中数学。甘校长教学能力极强，她的课堂逻辑严谨，思路清晰，能够将抽象的数学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在她担任校长期间，学校的教学氛围愈发浓厚，教学质量也稳步提升。我有幸在她的领导下担任了两年教导主任，在这期间，我亲眼目睹了她为学校发展所付出的心血。她常常深入课堂听课，与老师们交流教学心得，对每一位教师的教学特点都了如指掌，也总能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这所充满回忆的学校，前往杭三中任职，但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始终让我难以忘怀。

学校有十余亩校地，这是为教师谋福利的珍贵资源。每天下午放学前，教师们能在学校吃上一顿满是家的味道的晚餐。为了这顿晚餐，学校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运作模式”。每天，两名教师会从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抽出时间，走进厨房当“大厨”。这接力般的任务充满生活气息。

轮到做饭的教师，一大早就开始琢磨菜单，想着同事们的口味偏好。下午课程一结束，就急忙赶到厨房忙活起来。一人淘米下锅，动作娴熟；另一人则在一旁处理新鲜蔬菜，切菜声清脆，奏响生活乐章。学生放学后，便是用餐时间。教师们陆续来到用餐区，打好饭菜后围坐一处，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分享教学趣事与生活感悟。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让这小小的用餐角落满是浓浓的人情味。

任振义老师是学校资历最老的教师。任老师毕业于解放初期的绥远省立陕坝师范，有三十多年的教龄。在校园的时光长河中，他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的来来往往，也目睹了学校的诸多变迁。然而，他的内心似乎总有一些不满足，他对先后两届校长心怀不满，平日里，他面上总是带着和气的笑容，与人交谈也是客客气气的，可一旦转过身去，背地里便开始牢骚满腹，各种抱怨的话语源源不断。正因如此，王秀琴老师私下里给他起了个颇为形象的绰号——“老狐狸” 。

王秀琴老师是一位天津知青，命运的齿轮将她带到了这里，她嫁给了永跃二社的王存柱。王存柱在村里担任赤脚医生，平日里为村民们的健康奔波忙碌。在那个落实三大城市知青回城政策的特殊时期，她家的大闺女王宝娥幸运地顶替母亲回到了天津，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刘文忠老师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对文字有着独特的热爱与天赋。他的作品常常出现在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上，那些文字仿佛带着他的灵魂与情感，走进了无数读者的内心。刘老师教授初三的语文课，他上课的方式别具一格，从来不带教案，手中仅仅拿着一本语文书，就能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将知识生动地传授给学生。他虽然最初只是高中毕业，但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后来通过函授学习，成功取得了本科毕业证书。

有一回，刘老师正在教室里全情投入地给学生们讲《藤野先生》这一课。教室里，学生们都沉浸在鲁迅笔下那个严谨认真、没有民族偏见的藤野先生的世界里。突然，教室门被“砰”的一声踹开，任振义老师满脸通红，显然是喝了酒。他扯着嗓子大声喊道：“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有什么了不得！回家！”说罢，摇摇晃晃地闯到讲台上，伸手就把刘老师硬拉到外面，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要拉着刘老师回家。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教室里的学生们都惊得目瞪口呆，而刘老师更是被搞得哭笑不得，一脸无奈地被任振义老师拽着，试图解释却又无从说起 。

在学校的时光深处，有个身影始终让人难以忘怀，他就是工勤戈老汉。戈老汉是在“四清”运动的浪潮中，从繁华的天津下放到后套的。此后的二十多年，他便扎根在了永顺小学和永跃小学，默默承担着工勤的工作，成了校园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戈老汉身材矮小，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脊背也微微有些弯曲，一头花白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像是枯草在风中凌乱。他身上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中山装，袖口和领口磨损得厉害，裤子也总是短一截，露出他那干瘦如柴的脚踝。

每天，戈老汉总是天还没亮就起身。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打钟，学校的老柳树上挂着一块破梨铧，那便是校园里的“铃铛”。只见他手持一根细长的铁棍，有节奏地敲击着梨铧。“铛铛铛，铛铛铛……”清脆急促的声音在校园上空回荡，那是催促孩子们上课的信号；而“铛—铛—铛，铛—铛—铛……”舒缓悠长的声响，则宣告着下课的到来。每一下敲击，都伴随着他微微颤抖的手臂，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打完钟，他便马不停蹄地开始打扫办公室卫生。他拿着一把破旧的扫帚，仔细地清扫着每一个角落，连桌子底下、墙角旮旯都不放过。扫完地，又拿起抹布，认真地擦拭着办公桌椅，直到每一张桌子都一尘不染。

挑水是戈老汉每日必不可少的重活。店房圪梁水井离学校有一段距离，他却每日都要往返一趟，挑两担水供师生饮用。一根扁担挑着两只大铁桶，晃晃悠悠地在他肩头。他迈着蹒跚的步伐，每走一步都显得有些吃力，水桶里的水随着他的脚步微微晃动，偶尔溅出几滴洒在地上。可他从不抱怨，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坚持着。

学校的工勤房里有一口大锅，里面装满了凉水，一旁放着舀水的舀子。每当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便会一窝蜂地跑到工勤房，自己舀水喝。而教师们喝的开水，则是由戈老汉装在温壶里，小心翼翼地提到办公室。

除了这些工作，戈老汉还做些小买卖。他在工勤房的一角摆了个小货架，上面放着铅笔、本本、糖果之类的东西，那是孩子们的最爱。每当孩子们围过来挑选商品时，他总是耐心地为他们介绍，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他也卖烟酒，那是专门给老师们准备的。有时候，老师们下课后会来买上一包烟或者一瓶酒，他便会笑着和老师们聊上几句家常，校园里的氛围也因此变得更加温馨。

我和刘文忠老师在永跃学校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名曰“苦菜花”。取此名缘由：其一、有地方特色，苦菜是我们这里的一宝，过去就有这样的说法：店房圪梁有三宝，山药、苦菜、破皮袄。其二、别看这小花不起眼，灾年它是人之食粮，丰年它是畜之美味啊。闲暇之时，劳作之余，我们这些握粉笔头又惯握锄头犁杖的手拿起笔来舞文弄墨，涂涂抹抹，用我们的汗水和激情书写对苦菜花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对新生活的赞颂，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们编出油印小报《苦菜花》，开辟了《瘠土地》、《人生.》、《爱河》、《大千世界》等五、六个栏目。《苦菜花》成了沙罗圈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一丝清新的气息，一点鲜艳的色彩。我们耕耘《瘠土地》，畅游《爱河》，思考《人生》，感受外面《大千世界》，使我们的生活涂满金色的阳光。我发在小诗报上的第一首诗就是写苦菜花的：“记得这树/记得这沙/记得这沙罗圈满地的苦菜花/记得挖苦菜/篮子不满，不敢回家/记得妹妹/用小手扯断苦根当奶吃/满眼泪花花/记得祖母用你拌玉米面捏壳壳/一家人等着下锅/眼巴巴……/啊，苦菜花/你的苦汁还在我血管里流/见到你呀，我不知有多少话/我还是采几朵吧/珍藏着，留给我的儿子/告诉他，这就是爸爸的童年/——在开遍苦菜花的地方/有咱们的家……诗是稚嫩的，但我的爱是由衷的。

“苦菜花诗社”在刘文忠老师和我的主持下办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我们的不少诗作被报刊转载，我们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和诗稿，区内外十余家文学社团和我们有联系。老诗人《花雨》杂志主编杨若飞老师对我们诗社投注极大热忱，他经常写信来从理论上指导我们创作，并在报刊上介绍、评点我们的诗作。著名作家王富林老师写信鼓励我们：“埋头耕耘，不问前程。你见入土的种子可曾大喊大叫过？”《巴彦淖尔报》副刊编辑阎纪文、李明升二位老师从百里外来到我们诗社热心指导我们创作，鼓励我们办好诗社。内蒙古著名剧作家西贝、广文二位老师专程到诗社看望我们，并给我们送来油印小报的纸张。《内蒙古日报》记者瞿成荫老师对我们诗社进行了专访，写出报导《苦菜花诗社访问记》、《苦菜花开清且香》，分别发在《内蒙古日报》副刊《北国风光》和《巴彦淖尔报》副刊《黄河》上。杭锦后旗广播电台以苦菜花诗社的事迹制作了专题录音报导《苦菜花开绽清香，只因植根沃土中》，旗电台开办文学欣赏栏目，大量播出我们的诗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