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留信史在人间 ‍一一追忆与江青秘书闫长贵 Email 交往三两事

陆小宝

诗曰

文缘趋近岂高攀，

伊妹忘年相往还。

犹记先生心底愿：

要留信史在人间。

闫长贵 （ 1937一2021 ） ，在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个名人。在那𠆤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他的职位虽然不高，却曾经参与了一些全国最高层次、最具神袐色彩的活动。他的人生大起大落，颇具戏剧性。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著有不少足可传世的重要著作。

无论从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我同他没有任何交集。在藉贯上，他是山东人，我是浙江人；年龄上，他比我大九岁，可以说是个前辈；学历上，他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我读的是清华大学的冶金系；职业和生活上，他住在国内，一直在高层，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颇具有名望的活动家，而我呢，很早就迁居国外，做的是最基本层次的理工职业，一生没有太大的波动，是不太擅长与人交际的小人物。

但是，我们之间却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断断续续，算起来，竟然长达十余年。可能会令世人奇怪的是，我们从来未曾打过照面，所谓交往，全部在email 上进行。我们的交往，不牵扯任何私人事务和利益，是完完全全的书生之交，清水之交。

闫长贵去世已经快五年，因为要避高攀名人之嫌，对这段交往，我一直封闭在心。最近，有人在清华校友中发起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我想，将闫长贵同我的这段交往，回忆并写出来，对推动这项活动，或许会有一定的益处。於是，我特意用“ 闫长贵”这个搜索引掣, 在久久封存在email 私人账号中, 将我们之间的这段交往, 一一提取岀来。同时，我也重新温习了闫长贵的一些世存文章，结合在一起，写下以下这些文字。

一，闫长贵充满戏剧性的翻转人生

2012年，叶永烈专程从上海飞到北京，对闫长贵进行长时间采访。2013年，叶永烈又采访了闫长贵聊城三中的几位老校友，写了一篇精彩文章《聊城三中老校友 江青秘书闫长贵人生中的 “四个一 ” 》。文章开头，他写道： “ 通过采访，我总结了闫长贵的传奇一生，那就是 “四个一 ”。即 “ 一篇文章，一位恩师，一年秘书，一生坎坷 ” 。下面，我就顺着叶永烈总结的 “ 四个一”的思路，简单介绍一下闫长贵的传奇人生。

1，一篇文章，上动天听

1961年，闫长贵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 《红旗 》杂志社工作.

1962年8月，他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一幅题为“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 的漫画，就用同样的题目，写了一篇千来字的短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 青春寄语” 栏目上。这是闫长贵生平写的第一篇文章，竟然被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看中，并且写了批语。

批语全文:

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毛泽东

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作为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印发。

时年，闫长贵刚25岁。很长时间，没有人将 “毛泽东对他的短文写了批语 ”这件事，告诉过他。但是，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了种种显著的变化：不断有人拜访他，不断有报刋杂志向他约稿。转眼之间，他好像马上就成了名人，成了高明的文章写手。

他这一生中，所有的大起大落，所有的悲欢离合，可能都在这一事件中开始形成。

《中国青年报》上闫长贵的“ 永不走路， 永不摔跤 ” 一文。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闫长贵的文章，和毛泽东对闫长贵文章的批语， 是为大跃进的错误，推却责任。这种说法，或许有它的历史原因。但是，最新认知科学认为，这种关于心理活动的动机，是无从科学印证的。我们只能从文字表现岀来的内容、语调等客观存在的种种因素本身, 來判断是非曲直。

对闫长贵文章和毛泽东批语，我细细读了几遍，不得不说：光从文字本身，无法证明有多大的不对头。相反，闫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语录：“ 人要学会走路，也要学会摔跤，而且只有学会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 这种思想，在世界最新的学术界，得到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推广和发挥。试错，已经成为个人成长，企业管理和科学创新等等领域中必经的最重要途径。半年来，我一直在学习和思考这个主题。两位美国顶级学者写的两本书，特别有代表性。一本是著名经济学家哈德福写的《试错力 ： 创新如何从无到有 》 , 一本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埃德蒙森写的 《如何正确地失败 》。读了以后, 大有启发。过几天。我也许会在美篇上谈谈自己这方面的感悟。

华君武的两幅漫画。上面这幅，是1962年8月登在《 光明日报》上的原画，闫长贵就是看了这幅漫画，写出“ 永不走路, 永不摔跤” 这篇文章。但是，闫长贵将华君武的漫画理解错了。闫长贵在文章说，华君武画的是𠆤不倒翁。华君武说，不对，他画的是，害怕摔跤，到老不会走路的怪老头。他想表达的主题，与闫长贵的文章是相同的。为此，华君武重新画了漫画，送给闫长贵，为了避免再次误会，特意在老头的底下画了一个奶嘴。闫长贵得到这幅赠画后，非常感激，特别将其裱装起来，永远掛在客厅。

2，一年祕书，七年半秦城牢狱之灾

闫长贵被国人知晓并感好奇的重要原因，是他在文革中做过江青的首任专职袐书一事。其实，文革一开始，1966年8月，他就是江青办公室信访组组长，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6号楼。1967年1月9日，中央办公厅任命他为江青专职秘书，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1号楼。在16号楼搬到11号楼，这是个重大的升迁，也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在职期间，闫长贵的工作，小心翼翼，竞竞业业，总算未出大事，江青也基本满意。那料，1967年12月底，本以为是平常的工作中的普通小事，给江青送了一封群众来信，突然引起江青的震怒，诬称他是 “ 坐探 “ ，是王关戚安插在她身边的“ 钉子 ”。1968年1月9日，江青解除了他的秘书职务。从1967年1月9日任职，到1968年1月9日去职，不多不少，刚好正一年。2月23日，陈伯达、杨成武、谢富治和姚文元 四人一起向他宣布隔离审查。2月24日，被送入秦城监狱关押，狱号6820。入狱后，一直是单人关押，没有审问，没有宣判。直到七年多后，1975年5月22日，监狱中來了一个专案组，向他宣布释放，到湖南农场劳动，等待结论。1975年11月，专案组从北京到湖南农场向闫长贵宣布结论，罪行有两条：1，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2，包庇“ 五一六” 分子吴传启、林聿时。处理结果：留党察看一年。

闫长贵在湖南常德地区的国营西洞庭农场呆了5年多，1979年9月获彻底平反，1980年3月调回北京《红旗》杂志社工作。一年的江青秘书，七年半的监狱，五年的农场劳动，一场恶梦，终于结束。

江青的四任秘书。

文革后，闫长贵同江青的女儿李纳合影。当年闫长贵之所以当上江青的私人秘书，主要是戚本禹的推荐，而李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李纳是学历史的，同闫长贵的关系一直不错。

3，一位恩师，进退根由都有份

叶永烈所说的 “ 一位恩师 ”，指的是关锋。在担任江青秘书之前，闫长贵政治生命的最大促进因素，除那篇被毛泽东批示过的文章之外，主要还是关锋的培养和引导。1961年大学毕业后，闫长贵进入红旗杂志社。根据康生的指示，红旗编辑部成立一个“ 中国哲学史研究小组 ”，关锋任组长。闫长贵就是关锋手下这个研究小组的四名年轻成员之一。闫长贵研究的课题是，王阳明学谱。在研究小组中，关锋十分器重闫长贵，对他悉心培养。两人过从甚密，闫长贵经常到关锋家蹭饭，陪他散步，讨论问题。

文革开始以后，关锋成了 “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也将闫长贵带到中央文革信访组工作。推荐闫长贵担任江青秘书的人, 不是关锋, 而是戚本禹。而导致江青突然变脸，解除闫长贵秘书职务的，关锋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由。

1967年8月，王力和关锋被打倒，不久，戚本禹也跟着倒台，这就是所谓 “ 王关戚事件 ”。谁都知道，闫长贵是关锋和戚本禹的人，江青为了同“ 王关戚 ”切割，收拾闫长贵是早晚的事。如果认为江青对闫长贵突然翻脸，是因为闫长贵送了那封莫名其妙的群众来信，显示江青是一个性格乖僻，恩威难测的泼妇，那是把她看简单了。江青是个政治动物，她的行为举动，是有政治算计的。

“ 王关戚 ”合影。中间为王力，左为戚本禹，右为关锋。

闫长贵回忆关锋的文章

　　4，一生坎坷，终于成为一个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

闫长贵在文革中遭受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无妄之災，当然是人生之痛。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他的后半辈子的人生中，竟然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首先，他自己从思想深处真正认清了“ 四人帮”和 “ 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场民族劫难；而且，由于文革中做过江青的私人秘书，曾参予过最高层次的活动，有着一些非其他学者可比的独特的感受和发言权。1997年从《红旗》杂志编审的职位上退休以后，他一直从事业余的文革研究工作。他参加一些民间研究活动，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写作出版了许多足可传世的历史著作。

闫长贵这个政治级别不高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在中央高层的某些场合中，有着一定的位置。

文革中：

文革后：

闫文贵的著作

闫长贵参加的文革研究活动。

　　

…

二，我们同闫长贵的 email 交往长达十余年

1，首次交往，闫长贵在网刊上给我改错别字

那还是2011年春天，清华大学的唐少杰教授给我发来一个email，让我注意看一下网上杂志《记忆》第69期，说其中有一篇闫长贵对我的文章的评论。我找到这一期《记忆》，在“ 编读往来”中确实看到有一段文字，叫“ 闫长贵谈陆小宝文”:

短文开头，闫长贵诚恳指出，我写的《 怎样理解剥洋葱》两次用了“ 编排”一词，用词不当，应该用“ 编派”才对。我虽早就耳闻闫长贵的大名，但互不认识，从未交往，真想不到，他会在网刊上公开发文，指名道姓地专门给我修正用错的词语！我在惭愧自己学识浅薄之余，也被闫长贵那认真、直率而真诚的为人品性所深深感动，觉得: 这个上天给我送来的好老师！於是马上给唐少杰回了封email，请他替我谢谢闫长贵老师。

唐少杰，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 1985年入清华大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然，我也知道，闫长贵写这篇短文的目的，绝不会单单是给我改错别字，而是以文会友，招引志趣相投的同道之人。因为, 邱心伟同学，很早以前就给我发email时说过：闫长贵对我写的《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一文很感兴趣，并愿意交往清华的同道朋友。

邱心伟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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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等、深入地探讨历史的真实面貌

闫长贵想要结交清华同道之人，这是有原因的：他立意在余生之年，投身于文革研究事业。他在《我看清华文革》一文中，专门引用了郑易生和唐伟的话，指出：研究清华文革，是研究全国文革的重要环节。显然，闫长贵正着手研究清华文革。

你看，2006年，闫长贵还专门给蒯大富亲笔题了一首诗呢!

闫长贵为了深入了解清华文革，给蒯大富题诗，可能是探路。后来，他看了孙怒涛编辑的文集，慢慢探到门路。比如，开头他文中提到的郑易生和唐伟，是真正找对人了。顺便说几句：郑易生和唐伟也是我的同道之人，我同他们两人交情渊源非浅。郑易生，是自九的，198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成研究员和著名的环保专家。有一次，他曾与我在宿舍里互相聊天，彻夜未眠。2013年元旦，我到香港探亲，唐伟在深圳专门为我举办了一次文章讨论会，各地赶来的参加者有30多人。那时，郑易生正在照料病重住院的父亲。他夫妇两人居然特别飞來深圳参加讨论会，令我非常感动，没齿难忘。郑易生的女儿曾是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亲传弟子，她的博士论文就以清华大学文革史为题。现在是加州某大学的教授。

后來，闫长贵径直找到孙怒涛，要求他并联系我，为他的《我看清华文革》一文征求修改意见。

我同孙怒涛两人，不敢怠慢，认认真真互相讨论以后，提出几条修改建议。比如， 闫长贵文中说，在文革中，周总理曾经两次单独接见蒯大富。显然，这是闫长贵看了蒯大富本人的回忆文章，被蒯大富的偏面自我标榜误导了。事实是，周总理第一次确是单独接见蒯大富；第二次参加接见的，除了蒯大富，还有刘泉和刘才堂。在回信中，我们也向闫长贵请教，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先是打倒蒋南翔，打倒一大批党政领导；接着又搞反蒯, 打倒一大批学生。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初衷到底是干什么？闫长贵收到我们的信后，很快就回了信。

3，闫长贵曾经几次向我们 “ 求助 ”

第一次 “ 求助”，是想买一本唐金鹤所写第三版《倒下的英才》。这是孙怒涛转告我的。

接到信息后，我马上同唐金鹤联系。告诉闫长贵在北京的住址，让唐金鹤自己给他送书。

我、唐伟和唐金鹤夫妇在香港。

以下是唐金鹤给我的回答。

…

第二次“ 求助”是2019年，闫长贵直接给我来的信。

闫长贵的文章中，提到罗征启老师同孙耘同学之间的一段感人故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孙耘当然是最有发言权的。於是，我将闫长贵的《罗征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闫长贵给我的信以及联系地址，一并转给孙耘，请他自己回答闫长贵。

我和孙耘夫妇在纽约长岛的老罗斯福总统故居。

以下，是孙耘给我的回信。

＂

4，多次主动赠书，最后一次因疫情未果，留下永久遗憾

闫长贵曾多次给我寄电子书，其中包括有《自述》，《闫长贵短文选》、《求史问信集》和《闫长贵学术文集》等等。我很认真阅读，收获不少。

最后一次是疫情期间, 2020年。闫长贵给我寄來的是他最新写的《 闫长贵的人生之路》电子版。我非常高兴，心想我疫情困在纽约家中，正好细细拜读闫老的最新作品。那知我反复尝试，就是打不开电子书。我只好给闫长贵回信，说可能电子书太大了，我无法打开。闫长贵很快回信，让我告诉他我在纽约的地址，他给寄我纸质书。我马上寄上地址，很期待闫老的纸质新书。不料，左等右等，等到的是闫长贵的email说 ：“ 快递说，外国寄不了。疫情期间，邮局也去不了, 等等再说吧。” 我连忙回信，不急不急，我会等到疫情结束。

谁知道，世事难测，我永远都等不到闫老的纸质书了。还没等到疫情结束，2021年6月10日，这位中国近代的传奇人物，江青的第一任私人祕书，杰出的中国文革史研究泰斗，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著作家，也是我的长达十多年email文友，不幸去世了。

痛心啊，痛心啊！遗憾啊，遗憾啊！

今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如实追忆同闫长贵email忘年交，惟愿闫老在地下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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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赶在有生之年，给人类留下一段信史

1，我们与闫长贵的共同心愿

悼念亡者的最佳方式，是继承完成他们的心底愿望。

闫长贵的心底愿望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因为这是他亲口说过，亲笔写过的：当代人应该修一部当代信史。 2009年，闫长贵与曾任“ 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合著《 问史求信集》，此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闫长贵为本书写了前言。前言的题目就是：当代人应该修一部当代信史。

闫长贵在这篇前言中说：

“ 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这有合理性，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就评价当代人和当代事件来说，当代人往往难做到客观、公正，而就弄清事件本身来说，非当代人、当事人或亲历者做不到。就现有的很多回忆录中的一些事实，其正确，其错误，或不足，非当事者、亲历者谁能甄别、分辨？也正因为这样，应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当事者、亲历者写回忆录。当然，就当事人、亲历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历史觉悟。”

闫长贵的 “ 当代人应该修一部当代信史 ” 这篇前言，有两个观点引起我的共鸣。第一点, 当代人修当代信史，有着无可取代的优势。因为，所谓 “ 信史”，关键在于一个 “ 信 ”字，而 “ 信”就是意味着要“ 真实 ”。判別和分辩历史叙述是否真实, 无疑，当事人和亲历者，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闫长贵主张，应动员和组织更多的文革亲历者来写回忆录, 并将此提到历史责任和历史觉悟的认识高度。

对这一点，我们的一贯想法，与闫长贵不谋而合。难怪，闫长贵看到我写的“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马上引为同道之人。我们清华的文革亲历者，出现不少这样的觉悟者。我曾经提到过，2007年，汲鹏就成立了一个叫 “ 齐凡思 ” 的小组，动员、组织大家写回忆录。接着，孙怒涛站出来，不但自己写回忆录起了个好头，同时还组织网上交流会和讨论会，鼓励和动员大家写文章写书。

2017年暑假，我们夫妇回国探亲，与北上旅游的蒯大富夫妇、以及为写书回国搜集资料的闫淮同学，在北京不期而遇。照片中其余人是在北京的汲鹏夫妇、孙耘夫妇、吕述祖夫妇等。坐在我旁边的是北航文革时的二把手井冈山。他同孙耘有非同寻常的友谊，由于文革旧事，他们考研究生政审时遇上一些障碍，最后是胡燿邦亲自写了批示，才得以解决。

我们都是闫长贵心願的同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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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人修当代信史 有不容忽视的内在缺陷，以及对治方法。

我们对闫长贵上述前言，感受最强烈的体会的是第二点：他说， “ 当代人不修当代史 ” 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就评价当代人和当代事件来说，当代人往往很难做到客观、公正。许多文革亲历者写的回忆录，远远达不到 “ 信史 ” 的标准。他的这一沉痛体会，是在文革研究中撞了无数的墙才得出来的。

不少人写的文革回忆和文革评论，是不真实、无厘头的。闫长贵见得多了，有人为了泄愤、赶潮头、或者隐藏个人责任等动机，给文革、给 “ 四人帮 ”、给江青，编派了一些丑闻和恶意搞笑的故事，起不到认清“四人帮”禍国殃民的政治本质的作用，往往造成一些政治反效果。闫长贵本人就碰到过一次烦心事。1988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青山，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40多万字的所谓记实小说，叫《江青和她的纪要秘书》。书中胡编乱造，闫长貴谐音为 “ 闫昌𣁽”，说他是江青的帮兇，参加整总理和四大元帅的黑材料，交给造反派。林青山还写了一本“ 传记文学” 《江青沉浮录》，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和广州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同样胡编乱造，不但恶搞江青，也诬蔑闫长贵。林青山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他的两本书都是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很有些影响力。1989年闫长贵以“ 政治诬陷、損害名誉 ”的案由，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林青山提出正式诉讼。此案历时三年多，到1992年才以闫长贵胜诉结案。

经历了这些事件以后，闫长贵更深认识到“ 信史 ”和“ 真 ”的重要。遵从周总理说的 “ 亲历、亲见、亲闻 ”的三原则 ，闫长贵先后撰写了《求史问信集》、《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等求真求信的著作。难能可贵的是，闫长贵也深入检查和反思了自己在文革的极左思想，以及做过的一些极左行为。比如，丁杼校友曾说，闫长贵曾对红卫兵讲过，诸葛亮是地主阶级代表，曾引起某些地方砸诸葛亮庙宇的不良后果。其实, 闫长贵自己曾对此作过反省和检讨。

基于这种识知，闫长贵专门写了一篇长文《我的治学之路》。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在这篇文章，闫长贵特别分别引用了我和孙怒涛文章中的大段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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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鹏在文革中说过一句 “ 名言 ”：“ 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 ，在清华同学中流传很广。几十年过去，至今还在许多校友中间流传。周泉缨甚至为之写了一篇文章： 《 汲鹏率先提出了一个重大哲学问题 》。清华同学对汲鹏这句 “ 名言 ” 的理解大多是直白朴质的，就是，不论说什么写什么，都要凭良知讲事实。但是，要大家都做到这点，确实不容易。每个人写东西，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观点；对经历过的事物，每人都会根据自己利益和认识进行裁剪。真正的 “ 信史 ”是很少见的。现代人写现代“ 信史” , 更加不容易。据此，周泉缨干脆在他的文章中说： 历史就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

我水平有限，懂不起周泉缨所提的 “ 重大哲学问题 ”。但是，我觉得，周泉缨又是走极端了。对治 “ 现代人很难写出信史”这个困境的药方，我似乎觉得用得着汲鹏的另一句 “ 名言 ”：“ 上帝让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 ” 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警惕自己: 不要走极端、不要太相信自己，多听听别人的想法。我们国家正处于快速转形期，不要非黑即白，匆忙作极端的意识形态判断。

对治“ 现代人很难写好信史 ” 的另一个药方，就是目前清华校友群里正在蓬勃开展的 “ 众人拾柴火焰高 ” 活动。让更多的人都来写，不同境遇、不同视角、不同调门的人，合拢一起，就会成为 “信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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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尚在人世的我们，要有责任心和紧迫感，众人拾柴火焰高

闫长贵去世四年多了。我们这一代人也老了，不久也可能陆续过世。趁我们现在还活着，还有那么一点点精力，我们要抓紧行动起来，参加众人拾柴火焰高活动。

这次翻查旧Email文件堆时，偶尔发现一封清华教授唐少杰写给光积昌并众校友的信。当时的小光同学说得太好了。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 谁做？..

2024年，我和光积昌在波士顿。

2025年，我和孙怒涛在杭州。

清华校友的“ 众人拾柴火焰高” 的火烧得红火，这是百人百书的部分书稿目录。

…

注：我用月亮的画面作为本文的题图，是有意为之。因为文章讲的是与江青秘书闫长贵的交往的实录。我是小人物，远远夠不着与江青接触的层次。不过，文革中我身上，还真发生过一件算是与江青有关连的故事，差点让我陷入险境。那时我年轻，说话没遮挡。有次同学间闲扯，我随口说：现在我们都说毛主席是红太阳，那么江青是不是就是月亮呢？这句玩笑话被班上一位对立派的头头听到后，马上给我扣上“ 反对江青同志” 的罪状。在武斗中，到处设计抓我。即使毕业我被分配到青海以后，某位一起分配那里的本系对立派同学，还向厂里“抓五一六运动小组”举报我在学校时曾经“ 恶毒攻击江青同志” ，要将我“揪岀来”呢。不幸中的幸事是，在劳动中我工伤骨折，才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