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祥寺历史沿革考

李文华

天祥寺历史沿革考（订正版）

李文华

笔者是1964年到天祥寺小学教书的，于1990年调离，见证了这座庙宇从规模尚存，到全部拆除的最后二十多年。下面结合亲身所见对天祥寺的历史沿革作一梳理。

一、有关天祥寺的文献记载

天祥寺并非著名寺庙，文献记载不多，下面几则比较可靠。

清代同治十二年刻本《成都县志·卷二·寺观》载“天祥寺，在城东，明万历二十二年建，原名金贤寺。嘉庆十七年增修，塑宋文信国公像，更名天祥寺。”

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华阳县志·卷三十七·街巷二》载：“天祥寺街，东接大慈寺街，西连福兴街。因街北旧有天祥寺得名，清季街名已载《成都城坊记》。”

一九八七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撰的《成都城坊古迹考·卷三·城东古迹》载：“天祥寺旧址在今天祥街，明为金贤寺，嘉庆间更名，祀文信国公。”

综合上述文献，对天祥寺的历史可作这样的简述：天祥寺建于明万历年间，原名金贤寺，清嘉庆年间改建，后庙中增祀了文天祥像，更名为天祥寺。街因寺得名，清末已见载于文献。

文献记载的历史沿革清晰，但并非没有值得讨论的问题。

1. 成都既不是文天祥的家乡，也不是就义之处，文天祥生平事迹也与成都无关，为何会在成都的寺庙塑像纪念？

有人推测，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期，有文姓家族从江西移民四川，在成都东山一带聚居，且文天祥自认先祖出自成都文翁石室 (有《文山先生全集》及文氏族谱佐证 ), 这份血脉渊源也许是在成都为其塑像祭祀的核心原因。但塑像祭祀的具体人和事并无任何史料记载。

2. 纪念性寺庙祠堂都是以封号、谥号或官职命名的，国内其他地方祭祀文天祥的场所或称“文信公祠”“文忠烈公祠”，或称“文丞相”祠，为何此庙以直呼其名的非常规方式来命名？

有人推测，寺名从建寺起就叫天祥寺，天祥者，天降祥端之意。后人因寺名和文天祥同名，才在庙中增祀了文天祥的像。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与文献记载“原名金贤寺”矛盾。

3. 还有一种说法，天祥寺的正式名称一直叫金贤寺，只是因为金贤寺和天祥寺发音相近，民间口头流传，音近讹误，将金贤寺俗称为天祥寺。

按此说法，文天祥与此寺无关。此说也无文献支持。

笔者曾经在山门内侧见过两通石碑，其中一通依稀记得有“金贤寺”字样，此石碑文革中被砌作洗衣台使用，后不知所终。倘若当时有一点文物意识，加以保护，细加辨认或拓片，说不定天祥寺的寺名之谜可解。

4. 按一般规制，佛教场所一般以“寺”“庙”命名，道教场所以“宫”“观”命名。从天祥寺这个名称看，应该是佛教寺庙。但实际上天祥寺作为道教场所已经有许多年头。

1956年5月，成都市区道教宫观调查统计表记载，天祥寺占地两亩，有房屋十二间（估计只统计了庙产，小学校的面积和房屋没有统计在内）。这证明天祥寺已经是有关部门承认的道教场所，

历史上同一地址，先佛后道，或先道后佛，也是常事。以寺为名的道教场所，成都也不止天祥寺一处，如太平寺、莹华寺等。问题是，何时为佛，何时为道，无论清代或民国的地方志均无记载，是一团迷雾。

二、笔者见到的天祥寺建筑群

至民国时期，天祥寺已逐渐衰败，寺宇渐圯，后来部分建筑改为校舍。

到1964年，笔者见到的天祥寺，虽经几经改建，但坐北朝南，三殿三进的大体规制仍在。现在依次记述如下：

1. 山门保存较好。天祥寺的山门较宏伟，悬山顶，朝南，五个开间。屋的大梁上清晰可见太极八卦图形，说明山门是道教所建。学校用砖墙将大门南面全部封闭，中间的通道改为教室（后又改为教师办公室），两侧又各有两间教室。

进山门后即第一进院落，师生称其为前坝。前坝西面有一排厢房，在其中另开一道门作校门，通向天祥寺街。前坝东面有南北向木楼，上下两层各有三间教室，后来楼上作了教师的寝室。建筑风格明显与整个寺庙不同，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2. 前殿可能尚存。第一道殿即前殿。《成都城坊古迹考》中说民国二十年时“前殿已无存”，但笔者在1964年还见到有木构建筑，中间为通道，两侧为教室。这排建筑也有可能是在原址上再建的教室。因建筑时间久远，已成危房，于1965年拆除。

前殿后面为第二进院落，师生称其为中坝。前殿拆除后前坝和中坝连成一个大坝子。

3. 大殿保存最完整。歇山顶，三个大开间，神像早已拆除，大殿作了教师办公室，全校教师集中在此办公，称之为大办公室。仰头可以看见中梁上有大清××年字样，屋脊残存着龙头鱼身的鸱吻装饰，应该是清代建筑。此殿也于1965年拆除，改建为四间砖木结构的教室。

4. 后殿已毁。穿过大殿即是第三进院落，师生称之为后坝。后坝通道两侧有两棵上百年的古树，西侧为银杏，东侧为榕树。

穿过后坝上四五级石阶，地面显著升高约一米，此处为后殿遗址，1958年在原后殿遗址上重建了三间红砖教室。

5. 道教神像尚存。后坝东侧一排厢房四间，其中三间为道教所有，供奉有三清神像。这进一步佐证了天祥寺的道教属性。

厢房住有两位道士，每天上香击磬。老道士姓唐，中年道士姓雷。1969年，雷道士被遣返回乡，唐道士迁出到天祥寺街上居住，房屋归学校所用。

笔者1964-1990年任职期间，未发现文天祥塑像的遗迹或相关线索。

6. 白骨塔和高坟坝。后殿遗址东侧有一方形砖塔，高约八米(一说四米，不确)，为封闭式结构，四面墙镶有“白骨塔”三字的石碑。据传，白骨塔曾有巨蛇盘踞，后经高僧驱蛇，蛇群“首尾相衔，列队入塔”，不复为害。据笔者观察，此塔建筑材料疑似明清城墙砖，推测建于抗战后收敛遗骸时期，时间并不久远。

白骨塔后为百姓俗称的高坟坝，街名为天祥寺后街，地势较高，早年本是乱葬岗。1917年川军与滇军在水东门、猛追湾一带血战，1941年这里又遭日机轰炸，两次事件都造成上千军民遇难。遗骸散落荒野，四处暴露，便修建了白骨塔来收敛这些散落的白骨。

7. 布坝子。在天祥寺东侧，一个数亩大的空坝，因离府河很近，染坊长期在此晾晒染好的布匹，被附近居民称为“布坝子”，民国时期正式设街并定名“布坝子街” 。笔者见到过两个白色凹形大石，据说是用来压布的，学校移来压篮球架。天祥小学长期在此上体育课，文革中修墙将此坝并入学校，在坝北面修了八间教室，一间办公室。

民国时期，布坝子街及其周边成为粪塘子集中地，用于转运销售城市粪水，供周边农村使用。解放后修建国营粪站，至1990年左右迁出。

三、从天祥寺小学到天祥寺中学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推行“庙产兴学”。在此背景下，衰败的天祥寺被选为校舍。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撰的《成都城坊古迹考·卷三·城东古迹》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后，寺宇渐圯，后殿三楹改为民国学校教室，前殿已无存”。

据《成都市政统计·教育篇》（档案号：01-02-0345，成都市档案馆藏）记载：“天祥寺小学，校址在城东天祥寺街32号，占用天祥寺后殿3间，建筑面积186平方米，创办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上面两条文献应该是这所学校的最早的记录。

笔者在天祥寺小学工作其间，曾在旧课桌上发现“第五保国民学校”的统一纹样。因此有如下推测：根据当时的保甲编制，天祥寺一带隶属于成都市外东区，按民国保甲制办学惯例，公立学校用保甲编号命名，则“第五保国民学校”有可能是天祥寺小学的最初的校名或曾用名。

天祥寺小学在期文革前夕，达到20多个班近千人规模，校长李俊辉，副校长袁成明，教导主任陈焕瑶。

到了文革后期，1975年，学校改为初级中学，并更名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向阳中学”，校长吴天钧。

文革结束后，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向阳中学”更名为“天祥寺中学”，先后由担任校长的有胡光祖，张正民。

1990年，天祥寺中学有一次大的修建，旧有房屋基本上拆除，白骨塔也被拆除，仅保留了山门。

1998年，因修建天祥大厦，天祥寺中学撤消，师生并入新成立的猛追湾中学。

至此，天祥寺便彻底消失，结束了其四百多年的历史。这段从殿宇森然的明代古寺，到书声琅琅的民国学堂，再到几经更迭的时代中学的漫长故事，便永远淹没在了城市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