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比她更爱大猩猩

书山

这是我写于十九年前的文章。流逝的岁月，丝毫没有减轻这篇文章的份量，即使今日读来，也依然会触发心中强烈的感动。

1985年12月底，圣诞节刚过。

新闻中连续报导来自非洲的消息：在卢旺达研究山地大猩猩的美国女生物学家，在她的深山营地中遇害。她在那里生活工作了整整十七年。

于是我知道了，在非洲东部，有一个叫做卢旺达的国家，那里的高山中，栖息着我们人类的近亲，濒临灭绝的山地大猩猩。

几年以后，我读了那位女生物学家的自传性著作《雾中的大猩猩》，再以后，我看了以她的生平为蓝本所拍摄的同名纪实电影故事片《Gorillas in the Mist（雾中的大猩猩）》。这部电影获五项奥斯卡提名，真实的故事，拨动了亿万人的心弦。

从此，戴安. 弗西博士的名字，那些与她生死相伴，出没于群山雾海中的大猩猩的身影，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于是，卢旺达成了我想去看看的地方。我想看看戴安. 弗西生前工作过的地方，看看她在书中描绘的美丽的火山群，与穿行于密林中的她用生命挽救的一度濒临灭绝的那些大猩猩。

2006年2月7日，我到了卢旺达首都基加利。

一．以生命为代价

抵达基加利后尽快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预约前往火山国家公园访问山地大猩猩。

火山国家公园位于卢旺达，刚果，乌干达三国交界处的维龙加火山地带。这个区域内共有八座火山，其中有两座休眠火山，六座死火山。最高的卡里斯姆火山，峰顶海拔达4500米。大猩猩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死火山所在区域，南北纵向20余公里，东西横向可达40公里。

整个维龙加火山地带目前都是自然保护区，分属于毗邻的三个国家，称呼则各不相同。属于乌干达的部份叫做大猩猩保护区，属于刚果的部份叫做维龙加国家公园，属于卢旺达的部份叫做火山国家公园。

第二天上午，我找到了卢旺达火山国家公园设在首都的办公室，得到了五天后2月12日的进山许可。获得进山许可的条件很简单，访问者身体健康，年龄在十五周岁以上。管理部门负责签发每天总计四十张的进山许可，如果是在登山路况较好的旺季，申请者通常要等候几天，甚至十几天，才可能会出现空额。

自从内战结束（卢旺达种族屠杀，我将在另外一篇文字中描述），卢旺达重新对外开放以来，来自世界各地专程看望大猩猩的访问者人数逐年增加。许多访问者把成功地与大猩猩家族共度一个小时，看作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经历。

世界上现存山地大猩猩总数，大约在650到700只之间，不到中国的野生大熊猫总数的一半。它们全部生活在面积数百平方公里的维龙加火山群区域。

大猩猩是群居动物，它们有稳定的家族结构。它们以家族为单位，每天集体移动，寻找喜爱的食物与栖息地。它们移动的距离通常不大，但也有例外，有时候还会穿越相邻国家的国界线。大约有350只左右的大猩猩，也就是总数的一半，出没于卢旺达火山国家公园范围内。

在卢旺达的火山国家公园区域内，生存着至少十几个大猩猩家族。其中有五个家族，经历了接受人类近距离存在的“适应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耐心与时间，最终目的是建立大猩猩们对人类的信任：人类访问者是它们的朋友，对它们不构成威胁。

有了这样的五个习惯了人类存在的大猩猩家族，每天早晨，持有当日进山许可的我们四十名访问者，分成五组每组八个人，在向导们带领下，分头出发，去访问指定的一个家族。一旦找到了相应家族，就地停留观察的，时间严格限制在一个小时。据说这些规定也适用于访问乌干达境内的几个大猩猩家族。由于连年内战，刚果境内的维龙加公园对外不开放。

我们平时在动物园里见到的大猩猩，都不是山地大猩猩。动物园内饲养的大猩猩，是从非洲西部捕捉来，供游客观赏的低地大猩猩。它们与山地大猩猩相比，体毛较短体型较小。它们与山地大猩猩属于同科但不同种类。全世界范围里，包括动物园在内，低地大猩猩的总数大约有一万多只。

如果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大猩猩区分开来，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幸存于维龙加火山区的这不到700只山地大猩猩，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物种，是多么脆弱多么珍贵。

在动物园的监禁条件下，失去自由的大猩猩，尤其是山地大猩猩，寿命会大大缩短。从而多年来，禁止以观赏目的捕捉山地大猩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法律。

2月11日上午，我从基加利坐车到了100公里外的鲁亨盖里镇，准备好第二天进山访问大猩猩。国家公园总部，也是进山入口，位于鲁亨盖里镇郊外。

第二天拂晓时分，我走出旅店抬头观望，晴朗的天空上飘着几朵浮云，我暗自庆幸赶上了一个好天气。我不知道的是，火山密林区气候瞬息万变，早上的误读，使得我稍后做了错误的决定，直接导致了当天登山追猩的失败。

上午七点三十分，约好的出租车把我带到了距离鲁亨盖里镇25公里以外的国家公园总部。在总部办公室内提交护照以及进山许可验明正身以后，我来到办公室外用木栅栏围起的大院子里。总部周围，是碧绿的大片开阔地，总部右侧，透过远方的密林，清晨薄雾之中，维龙加火山群若隐若现。那里就是带有传奇色彩的这700只山地大猩猩们的家园。

去过的地方多了，轻易不会大惊小怪，但此时心中还是不免有些激动。听到过许多与山地大猩猩有关的故事与传说，自己很快将会走近地球上仅存的这数百只山地大猩猩中的一个家族，恐怕真的会成为旅行路上最宝贵的经历。

总部大院内设立了五个集合点，每个集合点前面竖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五个可访问家族中的一个家族的名字。先到者在尚有名额的组内自由选择，最后四十个人形成不同的五个进山组。我到的比较早，所有的组都有空额，我可以随意选择。

我选择去看望苏莎家族

五个可访问家族中，苏莎家族有最多的成员，总共40只大猩猩。成员数目众多，只是我选择这个家族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为戴安. 弗西生前追踪的重点之一，苏莎家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果你曾经读过《雾中的大猩猩》，那么今天的苏莎家族，就是二十多年前戴安. 弗西划定的八个观察组中，以银背大猩猩贝多芬为首领的第五组。弗西死后，第五组改名为“苏莎家族”。

雄性山地大猩猩成年后，背部毛发逐渐变灰变白，从而得到“银背”的名称。随着银背们年龄的增长，它们的腹部前胸的毛发也逐渐变成灰白。大猩猩家族的首领，全都是一只强壮的银背大猩猩。首领在家族中拥有绝对权威，它管辖下的家族成员互相之间，也建立有严格的等级次序。

美国电影《King Kong（金刚）》中主角的形态塑造，就是一只年轻的银背大猩猩。

苏莎家族中现任首领的第一夫人，芳龄29岁的帕皮，曾经是戴安. 弗西的好朋友，她是弗西最喜爱的幼猩之一。帕皮出生于1976年4月1日，她的妈妈是当时首领贝多芬的第一夫人艾菲。弗西在回忆中写道：“(刚刚出生)的帕皮，长着一双温柔的深褐色的大眼睛，配上长长的精致的眼睫毛，我只能使用‘美丽’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特别讨人喜爱的婴儿。”

弗西在《雾中的大猩猩》书中，讲述了发生在这个家族中许多有趣的故事，占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二十年过去了，弗西故事中的主角多已去世，但她的好朋友帕皮还在，我去看望这个家族，还是会有一种去老朋友家的感觉。

家族中的成年雌性大猩猩，许多会成为首领的新配偶。在其他寻偶机会中，比如与另外的大猩猩家族相遇，首领还不时会诱惑外家族的雌性成员，以扩大它自身的配偶队伍。雌性大猩猩在家族中的地位，由晋升为首领配偶的先后次序决定。家族中地位较高的雌性大猩猩，一般会终身跟随首领。

有些成年雄性大猩猩，如果在本家族内找不到交配机会，会离家出走自行寻找配偶，直至建立一个新的家族。有时，雌性大猩猩会自愿被外家族的年轻银背拐走。因为在年轻银背首领新建立的家族中，早追随首领的雌猩，能获得较高的家族地位，一般地，新家族中最早的配偶，会成为地位仅次于首领的“第一夫人”。

在长期跟踪的过程中，弗西给每只大猩猩都起了名字。她给第五组的首领银背大猩猩取名贝多芬，是因为它的叫声富有音乐感。另一个重点观察组第四组的首领银背，弗西给它起名叫做波特大叔，因为它的面容很像弗西的一个名叫波特的叔叔。“我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波特叔叔”，弗西在书中回忆道，“本以为他会为此而自豪，不幸的是，直到今天，他对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

戴安. 弗西的一生，与非洲山地大猩猩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弗西的名字，成为全球生态保护事业持久努力的象征。

1932年1月16日，戴安. 弗西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她从小喜欢动物，从童年开始，非洲就是她梦中向往的地方。她希望将来能去非洲旅行，亲眼看看在那里自由自在生活的动物们。

1954年，弗西大学毕业，成了一名职业心理医生。虽然每天忙于工作，但她从没有忘记非洲。终于，她做出了计划，安排了七个星期的时间，自费去非洲考察。她所拟定的考察路线，远远偏离了一般的旅游线路。她计划中最重要的部份，是访问位于刚果境内的非洲山地大猩猩。

这样性质的自费非洲旅行，需要筹集很大一笔费用。弗西在银行申请了需三年内偿还的短期贷款，1963年9月，31岁的弗西终于第一次来到了非洲大陆。

在坦桑尼亚，弗西遇到了著名英国生物学家里奇博士夫妇。当里奇得知弗西是在前往刚果访问山地大猩猩的路上，他热情地向弗西介绍了当时在山地大猩猩研究方面的现状与展望，以及尽快对大猩猩开展长期实地观察的重要意义。

两个星期后，弗西到达了刚果境内的维龙加国家公园内海拔2600米的密凯诺山卡巴拉草地，那里是几个大猩猩家族出没的地方。在卡巴拉草地的边缘，弗西访问了她景仰的美国自然学家卡尔. 阿克雷的墓地。

二十世纪初，阿克雷来到卡巴拉草地，觉得这里是世上最宁静最美丽的地方。他说服了当时统治这里的比利时殖民当局，设立了大范围的自然保护区，目标是保护已经生活在这里四十万年的山地大猩猩。在阿克雷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诞生了目前跨越三个国家的维龙加火山地带自然保护区。阿克雷去世于1926年，遗言死后将遗体安葬在卡巴拉草地边缘。

在卡巴拉草地，弗西生平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山地大猩猩，她着了迷。离开非洲时，她已经确定了未来岁月中自己的事业。

弗西返回美国，继续做她的职业心理医生工作。三年之后，她还清了去非洲的银行贷款。在此期间，在里凯博士的帮助下，她申请到了在非洲建立长期山地大猩猩观察基地的资金。1966年12月，弗西辞去医生工作，告别亲人朋友，第二次去到非洲。

这一去，就是整整十三年。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弗西以卓越的工作成绩，把一个初始时期简陋的观察站，发展成了享有国际声望的山地大猩猩研究基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高山密林之中，通过风雨无阻的追踪观察，弗西一手开创了动物行为研究学的一个全新的领域。

弗西所从事的，绝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不亲临其境，你根本想像不到那里的环境是多么恶劣，她的日常工作又是多么艰难。除了生存条件的极端简陋，她还要忍受长时期远离人类社会的孤独。她在基地的同事，只是几名在当地雇用的无法深入语言交流的助手。

促使她在这种极端环境中坚持下来的动力，是她对生态保护事业的执着，是她对濒危物种命运的关注，是她对生物科学工作的热忱，最重要的，是她对山地大猩猩毫无保留的深深的爱。

弗西有许多大猩猩朋友，比如前面提到的第五组的帕皮。在所有这些大猩猩朋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组的迪吉特。迪吉特是一只年轻银背大猩猩，家族首领波特大叔的同父异母兄弟。

随着年龄的增长，迪吉特变成了一只强壮的银背大猩猩，它慢慢成了波特大叔最得力的助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保卫家族安全的重任。告别了童年，迪吉特对人类访问者不再表现很大的兴趣，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放哨警戒上面。但即便是那样，每当弗西完成了对第四组的访问准备离开时，迪吉特总是会过来做个顽皮的鬼脸，把绿树叶洒到弗西身上，以它自己独特的方式，对老朋友道声再见。

在一个寒冷的雨天，弗西来到了第四组休息的地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迪吉特没有对人类访问者表示兴趣，此时，它正在距离家族其他成员十几米外担任警戒。看到了弗西，迪吉特没有什么反应。

弗西在距离这个家族不远处坐了下来。雨越下越大，透过浓重的雾气，聚集在树底下的第四组的大猩猩们，在寒风中挤在一起。

突然，弗西觉得肩上有一只臂膀，她抬头看，迪吉特表情凝重，一双褐色的温和关切的眼睛，正在自上而下看着她。没有语言的交流，迪吉特在弗西头上轻轻拍了拍，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弗西把头枕在迪吉特腿上，暴雨中，她感到了温暖。

著名博物学家乔治。斯卡勒曾经这样描述他与大猩猩面对面时的感觉：“看着大猩猩的眼睛，你心里绝不会无动于衷，你看到的是智慧，温柔，是它们心中的脆弱，你会觉得，横在你们面前的鸿沟，突然间消失了。”

我在看电影《金刚》的时候，影片中最感人的镜头，夕阳下悬崖边，电影女主人公靠在大猩猩金刚身边，那恬静美丽的感人画面，触动我想起了寒雨之中，弗西描绘的迪吉特安慰关切她的场面。真实生活中当然不存在电影故事中浪漫，但真实生活会带来真实的感动。

1977年12月31日，弗西的助手在一个第四组经常出没的地区，发现了迪吉特的被分割了的遗体。偷猎者取走大猩猩的头颅手掌，卖给外国游客，走私出境作为纪念品。

现场表明，为了保卫家族的其他成员，担任警戒工作的迪吉特，与六个手持长矛的偷猎者进行了殊死搏斗。有大面积的被踏平的植被，有一片片凝结了的鲜血。在搏斗期间，迪吉特打死了一只猎狗，自己身上有五个致命的长矛伤口。由于它非凡的勇气，为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争取了时间，那一天，第四组全家老幼其他成员安然脱险。

“我最不敢想像的，” 弗西写到，“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迪吉特心中的悲伤--他对之如此友好的人类，怎么会这样残忍地伤害它？”

这不是夸张，作为人类的近亲，大猩猩心中的悲哀，是我们今天也能感受到的。

迪吉特不能就这样白白死去，建立对山地大猩猩的国际性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弗西决定以迪吉特的名义，成立一个大猩猩基金会。1978年初，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晚间新闻中向美国公众报告了迪吉特的死讯，稍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专题文章，呼吁人们关注山地大猩猩的命运。

(DFGFI) http://www.gorillafund.org/

迪吉特的死，保证了第四组那天的安全，但事实是，那天只是第四组灾难的开端。1978年7月24日，一颗子弹穿过了第四组银背首领波特大叔的心脏。偷猎者们用相同的方式，割去了波特大叔的双掌与头颅。稍许令人安慰的是，波特大叔的死发生在瞬间，它没有经历迪吉特死前所经历的苦痛。

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第四组连续失去了两只银背大猩猩，整个家族丧失了依靠。维护家族安全生存的担子，落在了只有10岁的雄性大猩猩泰格肩上。泰格既没有力量更没有经验，来承担这样的重任。随后的日子里，第四组内忧外患，终于分崩离析。维龙加群山中最健康活跃的山地大猩猩家族，从此结束了它的存在。

弗西最初的使命，是作为科学家来非洲研究山地大猩猩，但十几年的岁月中，她的双肩承担了一个更艰巨的任务。为了大猩猩的安全生存，她组织了积极的护山行动，对直接间接危及大猩猩的非法活动绝不妥协。有时候，与偷猎者的冲突，直接触犯到了政府官员的利益。官匪一家，并不是传说。

在恶劣的环境下，保护大猩猩的护山工作不仅困难，并且带有相当的危险。弗西向偷猎者宣战，她组织日常巡逻，带领护山队填平偷猎陷阱，捣毁偷猎工具，追捕偷猎人员，对这些行动带来的潜在的巨大的个人安全风险，她置之不顾。

八十年代初期，弗西回到美国，完成了《雾中的大猩猩》的写作出版，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东部的康奈尔大学短期任教。随后不久，她返回卢旺达，在火山国家公园营地内继续她的大猩猩科研项目。

1985年12月26日，圣诞节过后第一天。弗西像往常一样，完成了当日计划的工作，之后返回了营地。当天夜里，有人闯入了她独自居住的山间小木屋，杀害了她。杀人凶手身份不明，至今仍是一桩悬案。弗西终年53岁。

她的书桌里有一把手枪，她显然预料到了危险，但突然到来的袭击，她没有来得及自卫。

弗西遇害成了广泛报导的国际事件，山地大猩猩的命运终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卢旺达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火山公园附近的当地居民也开始思考：这个被一些人讥讽为“找不到男人的女人”的美国女性，把一生贡献在这里，所为何事？

保护山地大猩猩，给它们一个延续下去的机会，终于在卢旺达成了自觉行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是没有弗西当年付出生命代价的努力，卢旺达境内的山地大猩猩，可能早已绝迹。今天，由国外专家训练的特种武装部队，严密守卫着大猩猩栖息地山区的所有通路。至少在卢旺达部份的火山国家公园，这些温和智慧的生灵，有了安全生存的保障。它们倾倒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它们成了举世瞩目的明星，卢旺达国家的骄傲。

弗西给我们留下了一本书，《雾中的大猩猩》。书中包含有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但它并不只是适合专业人士阅读。作为一个非专业普通读者，它是我曾经读过的，理解人类与大自然间关系的最好的一本书。

二．追猩难

令人遗憾的是，我去看望苏莎家族的努力失败了，我高估了自己的应对能力，低估了高海拔登山的艰辛，尤其是在那天非常特殊的气候条件下。

苏莎家族活动在海拔3200米到海拔3600米范围内，是五个家族中海拔最高最难于接近的家族。在银背首领指挥下，它们每天都在茂密的火山植被中移动。去看望它们，要经历长距离登山。取决于它们当日移动的路线，访问者很可能要穿越无路可行的原始雨林植被区。

每天凌晨四十名访客到达之前，国家公园总部会派出五组先遣人员，去前一天的访问活动结束后，五个家族分别所在的最后位置。先遣人员从那些位置开始，依靠经验，寻找并确定相应各组的新位置。上午九点钟左右，五组访客先后出发，各组向导一路用对讲机与先遣队联系，由他们指示准确的行进方位。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大猩猩家族又改变了路线，那就形成了动态的大猩猩家族—先遣队—访客们持续的两路追踪，期间需要不断调整位置。好在大猩猩们运动的速度并不快，它们每天有大段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进食、休息、玩耍，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向导带着游客们翻山越岭，最后都会成功地找到目标。

当日进山的五个访客组中，我们苏莎组的起点是距离总部最远的。我们要乘车环绕山角下走出近一个小时，从国家公园的另外一个方向起步追踪。

我们苏珊组共八个访客，满员定额。大家都是来去匆匆，互相之间没有交流，我只知道一对夫妇是英国人，一对夫妇是澳大利亚人，还有个法国人；另外两个也是欧洲人，连我在内，总共五男三女。向导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还有两名随队武装警卫人员。

我们八个人到达海拔2600米停车场，打点好各自随身物品准备登山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钟。天气突然转凉，太阳躲到了云层后面，我开始预感有些不妙，我们从停车场徒步出发，开始向上攀登。

沿途有一些种植了水稻的梯田，当地人在田里工作。卢旺达有800万人口，可耕地面积很小，乃至每一寸土地都被利用来种植谷物。梯田一直延伸到雨林区的边缘。四十五分钟后，我们到了人类与自然交界的地方。

这里称得上是非洲自然风光最美的地方之一。远方连绵的火山山峰，气象万千，身边品种繁茂的几乎没有空隙的热带植被，覆盖着整个山区。

进入雨林区前，我们略事停顿。向导说明了许多注意事项，总结一下，基本要点是，我们只能是被动的旁观者，不可以任何方式干扰大猩猩或可能遇到的其他动物的活动。

这里仍然是原始雨林区，一旦身在其中，感觉植被比亚马逊雨林的植被还要茂盛。向上攀登的路很窄并且非常陡峭，行走时需要不断拨开身边植被，给自己开出条路。林中有许多荨麻类植物，穿过的时候尤其要特别小心，还有从未见过的带有粗装尖刺的植物，不小心一把抓上去，多厚的手套也不管用。

没有走出多远，我已是汗如雨下。为了赶时间，我们有时还不得不偏离林中小径，穿过完全没有道路的原始植被区。持续攀登一段时间后，我们走入了一大片原始植被区，上上下下，一个山坡连着另一个山坡，我们八个人此时拉开了距离，在茂密植被中穿行，看看前面走着的人，他们好像是在碧绿的海洋中游动。

光线越来越暗，头上突然传来劈劈啪啪雨打树叶的声音。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雨越下越大，两分钟后，头顶的树叶终于抵挡不住，林中下起了大雨。雨水冲洗着脚下的植被，踩在上面十分光滑。向上攀登变得非常困难，爬上两步滑下一步。为了避免滑倒，经常要四肢着地手脚并用。还没见到大猩猩，先变成了大猩猩。

我们个个都成了落汤鸡，我的照相机包不防水，很快就湿透灌水，变得很沉重。最后，背着的双肩挎包也灌满了水。

一小段时间后，我开始觉得精疲力尽，一步步地拖着脚步向上挣扎。早起好好的，怎么会觉得这样虚弱？

总算到了一个山势较平缓的地方，向导停下来，等待落在后面的人跟上队伍。我看看表，已经接近正午。已经攀登了两个多小时，虽然大雨影响了行进速度，但按照原来的估计，即使耽误了一些时间，距离苏莎组应当也不会太远了。

向导使用对讲机与先遣人员通话，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还要走多久？” 向导刚结束通话，立刻有人问他。他摇摇头，没有回答。

短暂集结后，我们转了个60度方向，开始向斜上方切入。新的路径更不好走，坡度非常大，队伍在原始植被包围下艰难移动。显然，这是一次根本的路线调整。没有人询问原因，大家咬牙跟上。

雨一直没有停，但变得时大时小。继续向上攀登，我感觉越来越困难，喘不上气，脚步开始在地上拖拉。一只横在路上的粗藤，把我绊倒了，无法控制顺着山路下滑，我伸手抓住矮树丛，身上滚满了泥水。耗尽了全身力气，挣扎着爬起来，一阵头晕恶心。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是在经历轻度高原反应。刚刚摔倒时，左手无名指挫伤，半年后才恢复正常功能。

我这时才切身体会了，戴安. 弗西在这里完成的前后十七年的卓越观察工作，需要拥有多么大的毅力。风雨无阻，她每天背负着沉重的录音机，观察照相设备，大多数时候是独自出发，登山追踪她的某个大猩猩观察组。她必定经历过无数次类似今天这样的路上的艰难。

“我清晰记得，” 弗西在书中写到，“在特别疲劳的追踪路上，特别是在接近尾声的阶段，我是多么想丢掉那些沉重的设备，休息一下，或者放弃掉那次跟踪。每当在那样的关头，我就告诉自己，大猩猩一定就在我前面不远处，那成为我咬牙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

我们的队伍又停下来，我已然落在了全组的后面。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啊走，与大家会合，每前进一点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雨又下大了，雨声中听不清向导正在说什么。他手里握着对讲机，示意大家都靠近他。“我刚刚与先遣队通了话，”向导告诉我们，最新信息是，苏莎家族目前在海拔3400米，还在继续向卡里斯姆比顶峰方向移动。

“我们要再次改变跟踪方向。从这出发，急行速度，向上再攀登接近200米海拔，估计至少要两个小时。如果雨不停，可能要三个小时。” 向导顿了顿，接着说，“你们自己决定，是继续攀登，还是放弃。只要有一个人决定继续，我也会继续；如果有人放弃，警卫会护送你下山。”

我的猜测是，先遣队的跟踪出了问题。他们寻找苏莎家族此刻的位置，主要是根据这组大猩猩过去十几个小时中留下的活动痕迹，但大雨之中，痕迹可能被破坏了，导致他们起码两次判断失误。在纠正错误过程中，我们跟着先遣队转圈子。没有办法，这只能怪我们运气不好，与大自然喜怒无常有关系的事情，是怨不得谁的。

看了看表，中午十二点半。八个人中，有四个人决定放弃，我是其中一个。继续向上雨中快速攀登两个小时，是我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英国姑娘体力不支，也决定放弃，好在她是两个人，她把重任委托给了她的男友。与男友分手的时候，看上去她要哭出来：“你如果能看到苏莎家族，多拍几张照片回来。帕皮的照片，记住。”

回程路上，法国人讲了他决定放弃的主要原因：“我其实还有体力，不过你们算算，假定还要三个小时能找到大猩猩，就地再停留一个小时，下山时就已经天黑了。想想来时的路，太危险了。”他说的有道理，冬季天短，下午五点过后就黑天了。如果没有照明，我真想像不出黑暗中怎样走下山。

我的原因很简单：走不动了。那一刻心中无比的沮丧。过去很少有哪件事情，筹划期盼望了这样长的时间，由于愚蠢的意想不到的原因，竟然失败的如此彻底。

下山后，我没有回旅店，径直去了设在鲁亨盖里镇的国家公园办公室，请求他们近几天内再为我安排一次进山机会。我告诉办公室的人，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即使那意味着打乱我此后的行程。第二天上午，国家公园办公室通知我，他们已经为我安排了三天后二月十六日的许可。他们手中碰巧有一个空出来的名额。

后来听办公室的人说，我的那四个坚持下去的队友，最后终于找到了苏莎家族。至于他们黑暗中是怎样安全下了山，我就不知道了。

行程被打乱了，我需要再回来一次，重访大猩猩。空出来整三天时间，我可以从容调整一下旅行安排。十三日下午，我回到了首都基加利。卢旺达是个小国家，无论去哪里，最多几个小时车程。

二月十四日上午，我去了基加利西南四十公里的亚玛它镇。1994年，那里爆发了二战后最惨烈的种族大屠杀，导致全国范围内近80万人死亡。

我将在另一篇“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文章中，记录我走访的感受，分析那场震动了全世界的大屠杀的因果以及教训。

三．永恒的记忆

二月十六日清晨，我第二次来到火山国家公园总部。

与第一次一样，我来得比较早。办公室门前，只有几个准备今天进山的访客聚在一起闲谈，自然都是陌生的面孔。直到此刻，我仍然犹豫不定，是否还是选择苏莎家族，说不定它们今天会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说不定今天会晴天，爬山能够容易一些。

办公室工作人员还认得我，他们建议我访问近一些的家族。他们刚刚得到今早上山的先遣人员回报，苏莎家族还是在海拔3400米的区域，不能保证它们会下行。至于今天的天气，那是谁也说不准的事情。

我比较了一下其他四个可选择的家族，最后决定改去访问萨宾优家族。“萨宾优”反映的是这个家族居住的火山形状，意思是“老人的牙齿”。

这个家族有九个成员。家族首领银背名叫古鸿达，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大猩猩。古鸿达出生于1971年，现年35岁；它体型巨大，体重达240公斤。弗西去世时，古鸿达14岁，它也是弗西的好朋友。他有三个妻子，四个儿女，其中两只已经进入少年期，两只还是婴儿。古鸿达在家族中德高望重，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们，尊称它为总统。如今这位总统正当壮年，在维龙加火山的大猩猩中，稳坐头把交椅，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这个家族还有另外一只银背，名字叫延居，是古鸿达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今年23岁。

雄性大猩猩成年后，如果在自己的家族内找不到繁殖后代的机会，一般会离开家族，另起炉灶。如果首领允许家族中的其他雄性与家族中的雌性交配，那么可能会有一只以上的银背共存，但他们之间多数是直系父子关系，因为儿子一般不会图谋夺取整个家族最高首领位置。古鸿达与延居是兄弟关系，延居成年后，曾经有背着古鸿达与家族中雌性调情的行为，结果受到了古鸿达的严厉惩罚。延居右肩膀上的一道明显伤疤，就是那次惩罚的结果。从而。虽然延居还没有离家出走变成一只独行银背，但在每天的活动中，他经常与整个家族保持距离，郁郁寡欢。

从遗传学角度上讲，家族首领的这种“霸道”行为，客观上降低了近亲繁殖的机率。

在国家公园总部入口处，有一座银背大猩猩的雕像，端坐在高高的石台上，八面威风。工作人员告诉我，那是古鸿达总统座像。英国有一家著名工艺品公司，还专门制作了总统的工艺雕像，可以在网上邮购，售价九百美元。

我们这个进山组还是八个人，向导名字叫弗兰科思，已经在国家公园工作了26年。他看上去四十多岁，家就在鲁亨盖里镇内。戴安. 弗西去世前，他曾经与弗西一起工作过六年时间。他的专业知识技能，是弗西亲自培训的。

离开国家公园总部，我们坐车走了半小时时间，到达了一个小村庄外面。离村庄不远处就是萨宾优火山。火山脚下，围有一道石头沏起来的矮墙，几个持枪的军人守卫在矮墙旁边。与前一次一样，两个军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全程陪同保护。山里有野牛，还曾经有过大象，但后者已经绝迹很久了。

翻过矮墙，立刻进入了以竹林为主的密集的杂木林区。弗兰科思走在最前面，不时用手中的柴刀为我们开路。身边的植被非常密集，目光透不过几米之外。路很不好走，非常泥泞，看来是夜里又下过雨。走在上面，脚下咕叽咕叽，时刻要防备滑倒。

向上攀登了大约四十分钟后，我们开始在植被中间迂回，先遣队已经指定了一个不大的范围，有两次甚至是原路返回。弗兰科思告诉我们，一定要跟住队伍，大猩猩们应当是就在附近了。我朝各个方向看过去，没有区别全都是厚厚的绿色，不知道向导是如何判断应当走哪个方向。

弗兰科思走在最前面，我在整个队伍的中段。突然，队列前面停了下来，后面的人很快跟上，聚集在弗兰科思的身后。他向我们打了个手势，手指伸向前方画了个小圆弧，最后停下来指着圆心的位置。随后，他继续向前移动，口中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全队小心翼翼跟随在后面。

突然，就如同画家在碧绿海洋中突然甩上一团黑墨，我看到了。生平中看到的第一只非洲山地大猩猩，就在我眼前不到二十米开外。

在茂密植被中间，坐着一只雌性大猩猩，剧烈的黑绿颜色反差，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刺激，我不由自主的屏住了呼吸。使人心灵震颤的片刻来得过于突然，无数次想象大猩猩在雨林中的样子，自觉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真正发生时，似乎是一次完全没有设防的心理冲击。

我们前面是一个很浅的峡谷，大猩猩坐在对面山坡上。我们出现的时候，它正在悠闲地进餐，见到我们，它停下来，扭过头来望着我们。它两臂胸部全部覆盖着厚密的长长的黑毛，面部除了口眼之间的狭窄区域，其它部位也覆盖着长长的黑毛，两只深陷的黄棕色的眼睛，正打量着我们。

随后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是延居，距离较远。延居是萨宾优家族中古鸿达总统之外的另一只银背大猩猩。尽管它的背部大半被绿叶挡住，还是可以准确无误辨认出，这是一只银背大猩猩。基于前面讲到的原因，延居虽然属于萨宾优家族，但在多数时间里独自活动。

延居凝视了我们十几秒钟，从身边抓起了嫩竹，继续进餐，不再理会我们。

弗兰科思后来告诉我们，他在接近大猩猩的时候，尤其是高度警觉的银背的时候，要模拟大猩猩之间互相交流的声音。一种声音表示 “我们来了，” 另一种声音则表示 “我们不会惊扰你，你是这的主人。” 延居认出了弗兰科思，又预先听到了打招呼的声音，对我们完全没有戒备之心。

离开了延居，我们继续寻找萨宾优家族的其它成员。

下一个遇到的，是在一片竹林里面玩耍的一只童年小猩猩。它背向我们，正沿着一棵竹子往上爬，听到身后有声音，它急旋转180度，一只脚顺势搭在旁边另一棵竹子上，从竹叶后面露出毛茸茸的小脑袋，偷偷看着我们。

弗兰科思轻声告诉我们，见到小猩猩，成年猩猩必定就在附近。果然不出所料，转过竹林没有走出几步，在一片相对平坦的绿色植被中间，有三只雌性成年大猩猩，其中一只怀抱中有个婴儿。旁边还有两只半成年小猩猩，正在草地上摔跤翻滚玩耍，见我们来到，它们分别跑到两只雌猩猩身边，我假定那必是它们的妈妈。在妈妈怀中的那个婴儿猩猩，也转过头来，所有的大猩猩都在看着我们。

婴儿猩猩扭过去，把头用力扎进妈妈怀里，也许是它在我们中间看到了什么，觉得有些害怕。大猩猩妈妈俯下头来，面孔凑近婴儿，看上去很像是在亲吻，也可能是用它们之间的语言在轻声抚慰自己的孩子。

站在左面远处的弗兰科思向我们招手，我身边几个人朝他的方向走过去。我忙着给母子两个照张相，稍晚了一步。突然，我意识到，萨宾优家族中的所有成员，应该是都在这里，唯一没有见到的，是银背首领，总统先生。我心里一阵紧张，这可不能错过了。紧走几步，我加入了其他人的队伍。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大猩猩，萨宾优家族首领，总统古鸿达，突然出现在离我们不到十米远的地方。

总统坐在植被中间，侧身对着我们，看上去像座小山丘一样，硕大的头颅，好像有我的上半身那么大，粗壮的上肢，像树干一样。银色的毛发，从腰间扩展到了整个背部，象征着家族中不可挑战的权威。早在我们接近他的家族之前，他就已经注意到我们。他知道我们无害，所以坐在那里没动，显然是懒得答理我们。

片刻之后，古鸿达深深打了个呵欠，露出了上下几个尖锐的犬齿。随后它站起身，转过来面对我们，伸开双臂，用双掌连续捶击胸部，发出巨大的砰砰的声音。随后，他摇摇摆摆向我们走过来。面对这样一个走近的庞然大物，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绷紧了神经。我看到弗兰科思伸出手，扶住他身边的一个美国女游客，她看上去有点站不住了。

古鸿达走到离我们两三米远的地方，停下来凝视我们几秒钟，转身几个跳跃，向旁边的竹林冲过去。在竹林边缘，它跳起来，伸手抓住一颗粗竹子，一用力，竹子卡巴一声从中间折断，紧跟着又是连续几个跳跃，一片哗啦哗啦的声音过后，它的身影在厚密的植物丛中消失了。此后，它没有再接近过我们。

大家都松了口气。弗兰科思告诉我们，除非感到了威胁，大猩猩们从不主动攻击。古鸿达自己的全家老少就在我们旁边，它离开这个区域，实际上显示了对我们的绝对信任，但是临走前，它仍然没有忘记，以他惊人的敏捷与力量提醒我们，这块地盘上它是老大。

我又想起电影《金刚》中的“金刚”，那无疑是艺术上的夸张，但如果你希望看到当今世上最能表现“金刚”神威的大猩猩，恐怕非古鸿达总统莫属。

不久，整个家族开始移动，走出去没有很远，又停了下来。我们尾随在后面。

继续往前走，又见到了老朋友延居，家族中的另外那只银背。它与家族其它成员保持了几十米的距离，坐在树荫下，背对着我们。

毫无疑问延居知道我们从身后走过，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在他背后停下来，两米外仔细观察这只银背大猩猩。宽宽的肩膀，坐得很直，非常威武。它还年轻，靠近肩膀的部份，毛发刚开始变白。我在它身后足有一分钟，它还是一动不动。前后两次见到了延居，给我的感觉是，它心情不好，或者是心事重重。它是家族中对我们最冷漠的成员。

后来听向导说，有迹象表明，延居可能打算发动家族政变，推翻古鸿达总统，只是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我觉得古鸿达对待延居，还是很不错的。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过些年古鸿达年纪大了，身体弱了，延居真的夺权成功，只希望它能善待老总统。

我们再次走近了聚在一起的几只母子大猩猩。突然，一只不到膝盖高的小猩猩，很可能是在竹林里面爬杆的那只，独自走到我们面前，他径直走到一位女士身边，伸手拉她的背包。那位女士犹豫了一下，放开了背包。我抬眼望过去，几只成年大猩猩，都在聚精会神监视着这一幕。小家伙把背包拿在手中，翻过来掉过去，好像是在想办法打开。此时从猩猩群中，走过来一只雌猩，必然是小猩猩的妈妈。它走到几米外站住，不耐烦地用手掌捶击胸膛，小家伙正在检查背包，没有理睬妈妈。妈妈无奈，低头走到小猩猩身边，夺下背包，抓住小家伙往肩膀上一甩，孩子乖乖的趴在了母亲背上。妈妈放下背包，自始至终，她避免与我们有任何目光接触，似乎对自己孩子的淘气很难为情。

进山前，向导告诉过我们，任何情况下，切不可实际动手接触幼年猩猩。如果弄不好引起成年大猩猩的误会，后果是严重的。家族中成年大猩猩对幼猩的保护，完全可以用奋不顾身来形容。甚至并不只是对自己的孩子。

刚刚的这一幕滑稽剧，使我想起了《雾中的大猩猩》书中最使我感动的故事。

1969年春天，弗西的一位居住在鲁亨盖里的当地朋友，来到营地告诉她，六个星期前，偷猎者捕捉了一只年幼的山地大猩猩，关在一个小铁笼子里，眼下在国家公园管理总监的办公室内。

事出有因。不久前，德国科隆市政府官员访问卢旺达，曾经请求国家公园方面，为科隆市动物园捕捉一只幼年大猩猩，回报是一辆越野车与一笔援助资金。

就任后第一次，公园管理总监亲自莅临营地，要求弗西帮忙。弗西拒绝了他的要求。她向总监解释，大猩猩家族成员间有极强的纽带，捕捉幼猩的行动无可避免会导致一场屠杀。

听到朋友报告的消息后，弗西当即下山，赶到了管理总监办公室。办公室外面，停放着一辆崭新的越野汽车，一只铁笼子被丢弃在一边。汽车旁边有一个棺材样的小木箱，一群当地人围在四周。弗西分开围观人群，看到了被捕捉的幼猩。它恐惧的蜷缩在木箱内一个角落里，像是个黑色小毛团。

弗西把木箱盖子轻轻拉开个缝隙，幼猩尖叫着冲向出口，她赶紧又关闭了木箱盖。围观人群发出一阵哄笑声。

弗西把小木箱带入总监办公室，向总监询问情况。总监毫不隐讳向弗西讲了实情：他本人亲自雇用了一个附近最恶名昭著的偷猎者，带一伙人捕捉了这只幼猩。弗西后来得知，为了捕获这只幼猩，这伙人杀害了这个家族的10只成年大猩猩。

办公室内相对安静，门窗紧闭，弗西把幼猩放出了木箱。

幼猩冲出来，尖叫着扑向总监，在总监能够有时间做出反应之前，在他腿上狠狠咬了一口。随后，幼猩冲到窗前，在几个窗户之间跑来跑去，嘶喊着拼命敲打窗框。刚才的围观者此时都聚集在窗外，又是一阵阵的哄笑声。

世上有许多令人痛心的场面，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围观的人们自以为找到了乐趣，他们不懂得去思索，这一幕幕中所包含的不公正。

幼猩身体严重脱水，弗西用一只装满清水的烟灰缸，终于把它又引诱回了木箱。

来总监办公室之前，幼猩在无法转身抬头的铁笼内，经受了整六个星期的折磨。它的身体极其虚弱，已是生命垂危。总监和他手下人对大猩猩的生活习性一无所知，只好同意弗西把幼猩带回营地，以期挽救它的生命。弗西制作了一副担架，把幼猩固定在里面，雇人抬回营地。这是一只雌性幼猩，回到营地以后，弗西给它起名叫寇寇。

前往营地的路上，恐惧加上愤怒，寇寇不停地尖叫。弗西一直守在寇寇身边，喂它大猩猩喜爱的山中的植物，模仿成年大猩猩安抚幼儿的声音，努力减轻它的恐惧。登山进入密林后，寇寇逐渐平静下来。

弗西的助手使用山中采集的植物，已经预先把她居住的两间小木屋的一间，尽可能布置成了大猩猩熟悉的环境。弗西与助手把担架抬进去，解除了寇寇的束缚。寇寇犹豫着在木屋内走了几圈，试验那些山中植物，似乎想判断是不是真实的。过了一会儿，它走到弗西面前，停下来，凝神注视着弗西足有一分钟，然后爬到了弗西的膝盖上面，第一次表示了对人类的信任。几分钟后，寇寇离开弗西，走到窗前。它吃力的爬到一条长板凳上，透过玻璃，望着窗外的群山，那里是它的家，它已经成了孤儿。突然，它开始轻轻的啜泣，眼中流下了泪水。

在营地度过的前两天，可能是突然摆脱了虐待，加上全新环境的刺激，寇寇显现了生命的活力。但从第三天开始，它的健康状况恶化。随后两天，寇寇逐渐停止进食，开始便血，它蜷伏在植物堆中，不停地发抖。弗西想尽办法，包括从口服抗生素改为注射抗生素，包括播放大猩猩家庭在一起时的录音，都无法使寇寇摆脱半昏迷的状态。

弗西的回忆：

“寇寇来到营地后的第六天晚上，我觉得这可能是它生命的最后一夜了。睡前，我把寇寇抱到我的床上，安全与温暖，是我唯一还能为它提供的东西。第二天早上醒来，本以为怀中会有一具尸体，没想到寇寇还活着，床上满是它的排泄物，它的精神似乎变得好些了。”

那一夜，在弗西身边，寇寇奇迹般地渡过了危机。它活了下来。

第二天，从鲁亨盖里来了几个国家公园办公室的人，他们抬着一个像是啤酒桶样的容器，里面关押着另外一只幼猩，公园总监希望弗西也能帮助挽救这只幼猩。几天前弗西在总监办公室时，他没有告诉她，为了保证向科隆动物园交货，他雇用的那伙偷猎者，前后捕捉了两只幼猩。这只刚刚送来的幼猩属于另外一个家族。与寇寇家族的命运相同，在捕捉行动中，偷猎者杀死了奋力抗争的这只幼猩的全家，共8只成年大猩猩。当时全世界山地大猩猩的总数，比现在还要少很多，不超过300只。

这也是一只雌性幼猩，弗西给这只幼猩起名叫普克。普克的健康状况极差，并且浑身带伤，头部有击伤，四肢被铁线捆绑，相应部位有严重的切口伤。

两只幼猩住进了同一个木屋，很快，它们相互适应了。以后一段长时间内，在弗西精心护理下，两个猩猩孤儿逐渐恢复了健康。普克比寇寇年龄稍长，姐妹两个相依为命。同时，它们建立了对弗西与她的助手们绝对的信任。

每天早上七点钟，姐妹两个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敲门呼唤弗西。简短的互相拥抱问候之后，弗西为每天的时间都做了精心安排。上午，弗西会背着抱着两只合在一起体重近50公斤的大猩猩婴儿，穿过木屋附近的草地，进入食物丰富的森林区。在森林中，普克与寇寇放心大胆尽情地玩耍，有时会攀登到大树顶上，寻找自己喜爱的食物。下午，弗西把它们带回营地，助手们已经清理干净了它们的房间，为它们布置好了一个新的“森林环境”。傍晚是更为疯狂的玩耍时间，两只猩猩与弗西的小狗辛蒂，公鸡瓦尔特，母鸡维玛，都成了好朋友，屋内屋外，跌爬滚打。小猩猩喜欢骑在小狗背上奔跑，喜欢追赶母鸡揪它尾巴上的羽毛，鸡飞狗跳，笑闹欢声。用弗西的话形容，两只小猩猩就像是夏令营中两个无忧无虑的女孩儿。

与此同时，通过对两只幼猩日常生活的详细记录，弗西收集到了许多在野外观察中不易得到的山地大猩猩生活习性的珍贵资料。虽然幼猩前途未卜，弗西还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使两只幼猩尽可能地自然成长。她盼望普克与寇寇能够逃脱被永久关押的命运，她相信一定能在群山之中，找到愿意接纳它们的大猩猩家族，使它们重返大自然。

公园总监并没有忘记这两只幼猩。普克被送到营地一段时间后，总监听说两只幼猩健康情况好转，派遣了两个公园保卫人员，携带长矛枪支，来到营地。普克与寇寇正在室外玩耍，远远的看到他们，惊恐万分，逃入了自己的小木屋，爬到最高的架子顶上，互相抱着，蜷缩在一起。保卫人员要求弗西交出幼猩，他们要带它们走，送往科隆动物园。弗西以幼猩尚未完全恢复健康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保卫人员离开营地后，整整两天的时间，普克与寇寇不敢走出屋门。

几个月后，终于有一天，总监自己亲自光临营地。

他再次要求弗西交出两只幼猩，弗西也再次声明幼猩健康状况不佳。总监说，科隆动物园向他施加巨大的压力，不管幼猩有无疾病，要立刻交付。事实是，除了以前所承诺的优厚条件，科隆动物园向总监抛出了新的诱饵：他可以作为火山国家公园代表，护送幼猩前往德国，科隆动物园承担全部旅行费用。到德国后，科隆市政府官员，将出面给予他隆重的荣誉接待。

总监直言不讳威胁弗西，如果她不立刻交出两只幼猩，自己没有其它选择，只能派遣偷猎者武装进山，再捕捉两只新的幼猩。弗西丝毫不怀疑，总监能说到也能做到。

弗西答应了总监的要求。在此期间，弗西给科隆动物园写信，请求他们重新考虑，给两只幼猩重返大自然的机会。科隆动物园回信拒绝。

总监为两只幼猩的长途空运，派人制作了一个棺材形状的木箱，他亲自带人把木箱抬到了营地。木箱一侧有个一尺见方的小门，除此之外，连个通风口都没有。弗西请求总监宽限一段时间，她要重新制作一个运输箱，总监索取了30美元，作为延迟的费用。

弗西和她的助手制作了一个舒适的大运输箱。完工后，弗西把木箱放进普克与寇寇居住的木屋中间，使它们得以熟悉这个庞然大物。不久，普克与寇寇开始把这个新伙伴当作玩具，它们围着木箱跑圈，玩擒拿游戏。妹妹寇寇的想像力比姐姐丰富，跑圈时有时会突然掉头，把正在后面奔跑全无准备的普克撞个仰面朝天。有时跑过木箱门口，寇寇会闪身钻进去，留下普克在箱子外面跑了一圈又一圈，不知道寇寇突然去了哪里。

分别的日子到了。弗西为护送人员写下了一份许多页的，如何在途中照料两只幼猩的说明书。她把自己精心配制的鲜奶装罐，把在森林中采摘的最新鲜的食物装盒，全部摆在运输箱内。在最后的关头，她帮助护送人员把普克与寇寇诱入了运输箱，箱门重重地加锁关闭了。

弗西回忆的结尾：

“就在那个时刻，我达到了自己心理承受的极限。我跑出了木屋，跑过了曾经抱着两只幼猩无数次走过的草地，跑入了森林的深处，一直到彻底的精疲力尽。即使是在10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找不到词语来形容，失去这两个孤儿后心中的苦痛。”

两只幼猩被运往首都基加利，从那里被装入一架运输机，飞布鲁塞尔，再转机飞科隆，永远的离开了非洲。

1978年，普克与寇寇在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于科隆动物园内相继去世。

言归正传。

弗兰科思招呼我们，规定时间已到，转眼就是一个小时。指定时间过后，我们必须离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天暗了下来，山中的雾气越来越浓。

也就在此刻，古鸿达带领整个家族，开始向萨宾优山峰高处移动。古鸿达走在前面，雌猩猩与幼猩走在中间，延居断后。

据说火山国家公园中接待游客的这五个大猩猩家族，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习惯，它们知道，每天一个小时，可能是上午也可能是下午，会有一组朋友来访问它们，朋友现身后这段时间，它们自觉不会走远。一小时过去，它们开始移动到另外新的地区觅食。

在我们下山路上，突然从头顶远方，传来连成一片大猩猩捶击胸膛的声音。大家都停住了脚步。我抬头向山顶方向看去，除了雾气朦胧，什么也看不见。寂静的深山之中，声音听起来很是震撼，传出去很远很远。是到了离开的时候了，这里不属于我们。

在最初的计划中，我是打算先去访问苏莎家族，然后下一天，去访问戴安. 弗西创立的大猩猩科研基地，她在那里前后渡过了十七年的光阴。去她的基地要早上出发登山，需要大半天的时间。访问苏莎家族意外失败，我只能必须首先确保再次访问大猩猩，由于旅行时间安排上的限制，我去弗西的科研基地已无可能。

弗西死后，人们把她安葬在她的基地附近，那里有她留下的无数汗水与足迹。弗西的坟墓安置在她最好的朋友迪吉特（Digit）的坟墓左边，下葬的那天，1985年12月31日，正好也是迪吉特遇害整整八周年。八年前，弗西在这里亲手安葬了她的朋友，用双肩担起了巡山护林拯救大猩猩的艰难使命，随后，她也在这里长眠。漫长的岁月中，各种原因死去的大猩猩也都纷纷葬在周围，这里形成了世界上一片独一无二的墓园。

弗西的墓前，立着一个简陋的墓碑，上面写着：“没有谁比她更爱大猩猩。”

弗西传记作者摩瓦特的话：“她的工作，她的一生，是无畏的探险精神与绝对的献身精神的完美结合。”

二月十六日下午，我返回了基加利。第二天，我离开了卢旺达。

没有能去访问弗西的科研基地，心中不免带着一些遗憾。但话说回来，我想去那里，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原因。

我只是想在弗西的坟墓上，也洒上几片深山中的落叶。

“No one loved gorillas more.”

“没有谁比她更爱大猩猩。”

I walked where she walked.

I saw those she once loved.

I felt the weight of what she carried.

And now I carry a small part of it, too.

我到卢旺达两个月前，2005年12月下旬，鲁亨盖里居民自发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追忆二十年前这位不平凡的女性。

他们理解了弗西的事业。

对全世界所有来过这里的人，那都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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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卢旺达几个月后，古鸿达总统又喜得贵子，萨宾优家族从此拥有了10个成员。英国驻卢旺达大使给新生婴儿起了个伦敦风味的名字：“大笨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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