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我的日本小友一路走好

岁月如歌

　　纪实散文.童年回忆之二

《情暖万民街》

第八章

1948年的春天，海风还带着些许寒意，但阳光已经变得温软。我们儿童团的活动站里，多了一个瘦小的身影。他叫小川，新来的，与我一般大都是六岁。他长得真好看，像年画上的娃娃，唇红齿白，皮肤白皙得让团里那些成天在外面疯跑的“黑小子”们显得格外粗糙。只是他个子矮，站队时，是最后一个。这小川不怎么爱说话，一双大眼睛总是怯生生的，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忧郁。但他出奇地黏人，尤其爱跟着我。我走哪他跟哪，我做什么动作他学什么动作，像条安静的小尾巴。他那份无言的依赖和信任，让我这个“老团员”心里生出一种朦胧的责任感和好感，便也自然而然地接纳了他，成了他在这陌生环境里的唯一玩伴。

他的爸爸老杨，年纪很大了，头发花白，背也有些佝偻，看上去像他的爷爷。邻居张爷爷是老杨的朋友，我们这些孩子常围在张爷爷身边，听他抽着旱烟袋，慢悠悠地讲故事。从张爷爷零星的讲述里，我们才像拼图一样，逐渐拼凑出小川爸爸杨照东的经历。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海难。1945年，战争临近尾声，老杨所在的菲律宾籍货轮《南洋号》航行在马六甲海峡，不幸被战火殃及，船被击沉了。在滔天巨浪和绝望的呼喊中，是老杨船上的二副——一个名叫川岩正治的日本人，奋力将他拉上了摇摇晃晃的救生艇。两人在海上漂泊多日，历经艰险，最终在新加坡上岸，捡回了性命。这份救命之恩，让老杨对川岩正治感激涕零，两人成了过命的朋友。

战后，辗转回到了大连。巧合的是，川岩正治在大连万民街有处房子，家就安在37号，而老杨住在50号，两人竟是邻居。然而，他们刚回来，就赶上日本人投降，当局要求日侨全部遣返回国。祸不单行，川岩的妻子在此刻突然得了暴病，没几天便撒手人寰，扔下了年幼的儿子小川也染上疾病。川岩正治遭此巨变，万念俱灰。他一个单身男人，如何能带着患病的幼子回国？思前想后，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将小川托付给最信任的朋友杨照东，恳求他为孩子治病，如活下来，就收为义子，并承诺等自己在日本安顿好后，一定回来接孩子。就这样，小川成了杨照东的儿子，改名杨小川。可川岩回到日本后，便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小川便在老杨的悉心抚养下长大。除了张爷爷等极少数老人，再无人知晓小川的真实来历。我们这些孩子，也是后来偶尔从大人的只言片语中，模模糊糊地知道小川是“日本人的孩子”。但在我们纯真的心里，这并没改变什么，他依然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有些腼腆的伙伴。

1951年，我们儿童团的团员们一起升入了安乐小学，幸运的是，我和小川分在了一个班。他个子小，坐在第一排，我坐在中间靠后。每当下课铃声一响，他总会第一时间跑到我的座位旁。那时，我们还有另一位好同学好朋友，山东老乡苏毅。我们三人性情相投，很快便形影不离，有点像“桃园三结义”。上学放学，我们必定结伴而行。课余时间，我们的足迹遍布大连的海滨：我们光着脚丫，在老虎滩的礁石间赶海，捡拾海菜和小螃蟹；我们跑到付家庄，在清澈的海水里扑腾游泳，比谁憋气时间长；我们还去黑嘴子海滨，专门寻找那种带孔的礁石，小心地敲下来，回家后认真打磨，做成光滑的磨脚石，献给辛劳的父母。周末，我们最爱去西岗的露天市场，挤在人群里听大鼓书，说到精彩处，我们和大人一起叫好。听完书，我们每人会奢侈地花几分钱，买上一碗热气腾腾、用油炒过的面粉冲成的油茶面，那扑鼻的香气和甜滋滋的味道，成了我们童年最温暖、最美好的记忆。

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中断了学业，进入父亲的单位——第二机床厂，成为一名车工学徒。小川则继续着他的学业，他读书用功，后来考上了辽宁轻工学院，大专毕业，学的是当时很新潮的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大连水产渔业公司，成为船上的一名报务员。小川非常好学，业余时间还参加了大连工人大学的英语学习，坚持了四年，拿到了毕业证书，英语水平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1965年夏季的一天，或许是想试试自己的英语水平，小川在大连宾馆门口，主动用英语与四名外国人搭讪。交谈后得知，他们是苏联船员，也在学习英语。双方相谈甚欢，苏联人热情地邀请小川到大连宾馆的餐厅吃饭喝啤酒。他们用英语畅谈，从高尔基的《海燕》聊到托尔斯泰的《复活》，气氛十分投机。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交往是极其敏感的。小川的行踪早已被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注意，他随后被带走，在市公安局国安处的办公室里被详细盘问了整个经过，录了口供，按了手印。紧接着，外调人员来到我的单位，调查我与小川的关系。那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派系斗争激烈，我的对立面借此大做文章，捕风捉影地诬蔑我有“海外关系”。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在此后许多年里都困扰着我，延迟了我十年的入党和职务提拔 ，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彻底澄清。而苏毅则更甚，他是前哨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穿军装，领章是五线谱，神气的很很。受有海外关系朋友的牵连，被迫脱去军装回到地方。后来成了一名街办工业小厂的电镀工，郁闷不得志，聊此一生。

而小川的遭遇则更为悲惨。他公司的造反派把他关进“牛棚”，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当得知他的日本身世后，更是变本加厉，逼他承认利用报务员身份，用电台与日本方面联系，传递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小川虽然文弱，却极为倔强，坚决否认这些无稽之谈，但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虽然后来得已平反，但他已心灰意冷，毅然辞职。后来，他投奔大连电视机厂，凭借扎实的技术，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技术大拿，为大连早期电视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十年代，国门初开，小川曾怀着一丝希望前往日本，通过中国大使馆的帮助寻找生父。然而，他得到的消息是，父亲川岩正治早已病故多年。更令他寒心的是，那些他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无人愿意承认他的存在。希望彻底破灭，他无奈地返回大连。此后，他变得愈发沉默，时常喃喃自语：“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他的食指拇指中指成按发报键的状态，口里念叨着：答滴答 答答答 / 滴滴滴 滴滴滴滴 滴滴 / 答答滴滴 滴滴滴滴 答答答 答滴 答答滴 / 答答滴 滴滴答 答答答 / 滴答滴 滴 答滴（我是中国人）。他的婚姻生活也不幸福，与妻子争吵不断。长期的精神压抑加上早年间身体遭受的折磨，他患上了严重的肾炎，疾病缠身，最终郁郁而终。

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悲痛难以自抑，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那个唇红齿白、安静地跟在我身后的小男孩，那个在海上、在书场里与我共享快乐童年的少年，那个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朋友，他的一生，就像被时代浪潮裹挟的一叶小舟，始终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航向，令人感概万千，潸然泪下。

小川的一生，是一个被大时代洪流冲撞得支离破碎的个体缩影。他本是战争的遗孤，却被善良收养，在异国他乡获得了短暂的安宁与童真。他勤奋、聪慧，渴望融入，努力向上，想用知识和才华证明自己的价值。然而，他身上那个“日本人遗孤”的标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了无法摆脱的“原罪”，一次次将他推向风暴的中心。那场无妄的“涉外事件”和随之而来的残酷迫害，不仅碾碎了他的尊严与梦想，也像一块巨石，在我们这些与他亲近的人的命运之湖中，投下了长久的阴影。他去日本寻根之旅的失败，更是彻底斩断了他对血缘归属的最后念想，使他陷入了“我是谁”的身份认同的迷惘与痛苦之中，真正成了精神上的“无根之人”。

小川的悲剧，固然有特殊时代政治气候的严寒，也有人性在利益面前的冷漠（日本亲属的拒绝）。他的故事，让我们深刻反思战争留给个体的长久创伤，反思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刻影响。他最终在电视机厂找到用武之地，可视为一种迟来的、有限的慰藉，但心灵的创痛却难以真正愈合。他的一生，是那段复杂历史的一个微小却沉重的注脚，提醒着我们和平、理性与包容的珍贵。愿他在另一个世界能找到真正的安宁，不再有漂泊、歧视与纷争。

小川，我的日本小友，一路走好！

撰文 制作 王为民

图片 ai绘画

202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