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领域——兼谈王国华教授《 文学逃离潮中的睿智坚守者》一文的新文化理念

云水书院（坐家谈玄）

文/基瓦

美篇号/305211069

图片/来自网络和自拍

摘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文化振兴的角色与价值日益凸显。本文以程新华先生于湖北麻城创建“云水书院”及王国华教授推动浙江湖州“开沅书院”建设的实践案例为双重考察对象，深入剖析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地位与实现路径。文章认为，乡村的凋敝本质上是文化生态的衰微，而乡村的复兴则必然以文化的觉醒与重建为先导与归宿。通过对两位实践者“文学坚守”与“文化建构”行动的梳理，结合对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先贤乡村建设思想的回溯，本文论证了以书院为载体的文化空间在凝聚乡愁、培育新农民、激活内生动力、整合资源等方面发挥的“文化堡垒”作用。同时，本文也探讨了现代书院在公益性与市场化、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之间寻求可持续发展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最终得出结论：文化振兴并非乡村振兴的附属品，而是其灵魂与根本动力，是实现乡村全面、持久振兴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化振兴；书院建设；程新华；王国华；云水书院；开沅书院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然而，乡村振兴绝非单一的经济命题或基础设施改善工程，其深层内涵关乎乡村文明的整体性复兴。王国华在《文学逃离潮中的睿智坚守者——也谈书院建设与乡村文化堡垒构建问题》一文中，通过对其同学程新华（麻城文化名人，诗人）返乡创建“云水书院”的记述，以及自身参与推动“开沅书院”建设的经验分享，尖锐地指出：“乡村的衰败本质是文化的衰败”、“乡村的复兴主要是文化的复兴”。这一论断精准地触及了乡村振兴的核心。在全球化、城镇化浪潮冲击下，乡村不仅面临人口流失、产业单一等问题，更遭遇了文化认同危机、价值体系瓦解和精神家园荒芜的困境。因此，重新发现、激活并振兴乡村文化，成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乃至至关重要的内容。

本文旨在以程新华与王国华的实践为蓝本，系统阐述文化振兴为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并探索其有效的实践形式。程新华作为“文学逃离潮中的睿智坚守者”，其个人从官员、学者到“新乡贤”的身份转变，以及他投身家乡麻城建设“云水书院”的行动，代表了文化个体对乡土的反哺与坚守。而王国华作为学者与策划者，参与“开沅书院”的构想与推动，则体现了知识分子利用学术与文化资源服务乡村发展的另一种路径。两者交相辉映，共同为我们理解文化振兴提供了鲜活而深刻的案例。

一、 文化凋敝：乡村衰败的深层症结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绘的，是一个建立在熟人社会、礼治秩序和深厚地方性知识基础上的传统乡村图景。然而，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乡村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剧烈变迁。王国华文中提及的“电子媒介、互联网、手机的发展普及、商风钱雨靡荡、经济大潮汹涌、消费社会来临”，正是这一变迁的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下，文学、艺术等传统精神文化载体被边缘化，与之紧密相连的乡村文化生活也日趋贫乏和同质化。

1. 文化主体与精神的流失：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乡村文化传承的主体出现断层。乡村原有的民俗活动、民间艺术、地方戏曲等因缺乏参与者和传承人而日渐式微。同时，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侵入，削弱了乡村原有的伦理规范、共同体意识和乡土情感，导致精神世界的荒漠化。

2. 文化空间的没落：传统的祠堂、书院、戏台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或因年久失修而破败，或因功能丧失而被废弃，乡村失去了集体记忆承载与精神交流的物理场所。正如“云水书院”和“开沅书院”试图去填补的，正是这种高质量、有吸引力的现代文化空间的缺失。

3. 文化自信的丧失：当乡村文化被视为“落后”、“土气”的代名词时，乡村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便会降低。这种文化自信的丧失，直接影响了农民投身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王国华强调，开发名人文化资源能让农民“感受到自尊、自信与自豪，从而激发农民强烈的创造力”，这正是为了重建文化自信。

因此，乡村振兴若只注重物质层面的投入，而忽视文化生态的修复与精神价值的重塑，则很可能造就“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有新貌无新人”的空心化乡村。文化的凋敝是乡村衰败的深层症结，也必然是乡村振兴必须直面的根本问题。

二、 文脉传承：文化振兴的历史依据与先贤智慧

将文化置于乡村建设的中心，并非今日之创见。王国华在文中追溯了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陶行知等民国先贤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指出他们“都可以称之为中国乡村振兴的理论大家，他们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深厚的学养，为中国乡村振兴构建了一整套文化振兴的理论体系。”

1.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新民”培养：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践，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因此主张通过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方式，培养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民”。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化教育来提升人的素质，这正是文化振兴的题中之义。

2. 梁漱溟的“文化重建”与“伦理本位”：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源于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乡村建设运动实为一种文化重建运动。他主张恢复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乡村组织构造，强调教育在乡村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试图通过乡农学校等形式，将儒家伦理与现代知识相结合，重塑乡村文化秩序。

3.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费孝通对乡土社会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和文化特质。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强调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这对于乡村振兴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即不是简单复旧，也不是盲目摒弃，而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4.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与“乡村学校”：陶行知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他的晓庄师范等实践，旨在打破传统教育与生活、与乡村的隔阂，让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这启示我们，文化振兴需要与乡村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

这些先贤的思想共同指向一点：乡村的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的振兴，是文化的振兴。他们当年的探索，为今天以文化引领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和理论支撑。程新华、王国华等人的当代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一伟大传统的接续与回应。

三、 个案深描：两种路径下的文化振兴实践

（一） 程新华与“云水书院”：个人情怀与乡土守望

程新华的案例极具代表性。他是一位兼具行政官员、学者和诗人多重身份的人，却在“文学行当渐渐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弃儿”的时代，选择了坚守。更难得的是，他“是我们同学中第一个响应政府号召，以教授身份回乡支持乡村发展的‘新乡贤’”。

1. 从“文学坚守”到“文化行动”：程新华的返乡，并非简单的衣锦还乡，而是将其个人的“诗意情怀”和“诗歌情结”转化为具体的文化实践。在大别山麻城凤湖之畔创建“今古传奇云水书院”，是一个将个人文学理想与乡土文化建设相结合的象征性举动。它旨在建立一个“播散文种、鼓动诗风”的文化堡垒，抵御文化荒漠化的侵蚀。

2. “新乡贤”的角色扮演：程新华体现了“新乡贤”在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他们通常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开阔的视野和一定的社会资源，能够以其学识、声望和行动，为乡村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引领乡风文明。他们夫唱妇随修建书院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文化示范。

3. 构建乡村文化公共空间：“云水书院”作为一个实体空间，其意义在于为乡村重新提供了一个高雅的文化交流场所。它通过“呼朋唤友、诗文唱和、吟啸饮宴”，凝聚了人气，活跃了乡村文化氛围，使乡村重新成为具有磁吸力的精神家园。

（二） 王国华与“开沅书院”：学术资源与地方发展联动

与程新华基于个人情怀的实践不同，王国华推动“开沅书院”建设，更多体现了学者利用学术资源和外部智慧服务地方发展的路径。

1. 名人文化资源的资本化：王国华敏锐地意识到其导师章开沅先生作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所蕴含的巨大文化价值。他提出建设“开沅书院”，并非仅为纪念，更是要将其打造为“展示湖州文化的新地标”、“复兴湖州名人文化的互联网平台”、“国家级研学旅行基地”等。这实质上是将学术名人的“无形资产”转化为推动地方文旅产业和乡村振兴的“有形资产”和“软实力”。

2. 颠覆传统资源观：王国华明确指出，这一做法“将会颠覆传统的‘乡村发展的资源观’”。过去人们习惯于将土地、山林、房屋等视为根本资源，而“开沅书院”的构想则启示我们，文化名人、历史传统、地方文脉等同样是宝贵的、甚至更具独特性和竞争力的发展资源。这种观念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打开了更广阔的思路。

3. 政府与学者的良性互动：该项目的成功推进，离不开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党委书记潘学祥这样“学养深厚、热爱家乡名人文化、一向坚持‘乡村振兴依赖文化引领’理念的好领导”。这说明了文化振兴项目需要具有文化远见和执行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与具备专业知识的学者之间形成合力。

四、 书院复兴：作为文化振兴载体的现代价值与挑战

“云水书院”和“开沅书院”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书院”这一传统形式，这并非偶然。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曾是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机构。在现代语境下复兴书院，其价值在于：

1. 传承文脉的象征：书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其复兴本身就具有连接历史与当下、赓续文化薪火的象征意义。

2. 多元功能的聚合平台：现代书院可以超越古代书院的单一功能，集阅读推广、学术交流、艺术展览、非遗传承、研学旅行、文创开发于一体，成为一个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

3. 凝聚人心的精神高地：书院能够吸引本地居民、返乡青年、外来游客和专家学者，成为新的文化磁极，重塑乡村的文化认同感和社区凝聚力。

然而，王国华也清醒地指出了现代书院建设面临的核心挑战——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防止现代书院成为政府财政无穷无尽投入的‘资金无底洞’”？他提出，关键在于：

1. 超越硬件建设，聚焦软件体系：“现代书院建设的重点并不在于书院的硬件建设，而在于书院如何可持续运行的软件体系建设。”这包括清晰的战略定位、功能定位、运营模式和创新内容的生产能力。

2. 构建运营团队与“化缘”能力：历史上成功的书院，依靠的是优秀的教育家、思想家团队。现代书院同样需要专业的运营团队和持续“化缘”（即获取资源，包括资金、项目、人才）的能力。

3. 平衡公益与市场：需要界定“公益性与盈利性之关系”，探索“政府指导与市场运作”的结合点。书院可以有一定的公益属性，但也需要通过提供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如研学、文创、会展等）实现部分自我造血，形成良性循环。

五、 结论：文化振兴——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

通过对程新华与王国华两位实践者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不可或替代的核心角色。

首先，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它通过重建乡村文化自信、培育乡土情感、塑造新时代乡风文明，激发农民作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精神层面的振兴，物质投入可能事倍功半。

其次，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塑造独特标识。在千村一面的担忧中，挖掘和活化本地独特的文化资源（如名人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能够避免同质化发展，形成乡村的核心竞争力，为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提供差异化优势。

再次，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凝聚各方力量。无论是程新华这样的“新乡贤”，还是王国华这样的专家学者，抑或是具有文化远见的地方官员，都能在文化振兴的旗帜下找到参与乡村建设的接口和平台，形成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

最后，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全面、持久振兴的保障。经济繁荣可能会波动，基础设施会老化，但一个内生活力充沛、文化底蕴深厚、精神风貌昂扬的乡村，才能具有强大的韧性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程新华在文学逃离潮中的“睿智坚守”，以及他与王国华在书院建设上的“量子纠缠”般的共鸣，共同昭示着一个深刻的道理：乡村振兴，最终要回归到“人”的建设，回归到“文化”的建设。文化振兴不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而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与灵魂。唯有让文化的种子在乡村的沃土中重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才能最终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富有生命力的美丽乡村的全面复兴。未来的探索，应更加注重文化振兴的内生性、创新性与可持续性，让诸如“云水书院”、“开沅书院”这样的文化堡垒，真正成为驱动乡村前行的不竭引擎。

参考文献 ：

[1]王国华. 文学逃离潮中的睿智坚守者——也谈书院建设与乡村文化堡垒构建问题[Z]. 2024.

[2]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晏阳初. 晏阳初全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5]余虹. 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J]. 文艺研究，2002(2).

[6]麻城文韵阁. 麻城文化名人：程新华[EB/OL]. 2025..

基瓦

二0二五年十一月

（ 程新华，号云水居士，曾在某省直机关工作，教授、研究员。第十届半朵中文网、新文青报纸专栏作家，长江中文网专栏作家，大型文字平台《美篇》文学领域优质创作者。有诗歌、诗评（诗论）、散文、小说（含翻译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三百万多万字，发表于报刊、书籍及网络平台上，著有诗文集《送你一轮朝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6）、《一生一世的桃花》、《想起紫藤花的浓厚》及《程新华文集（十卷本）等。）

附：

程新华，文学逃离潮中的睿智坚守者

——也谈书院建设与乡村文化堡垒构建问题 王国华

程新华是我的本科同学，也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多年交往比较频繁的同窗好友。80年代中期我在华师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他在湖北省教育厅做官，我们彼此之间之所以经常走动，一是因为我们都是黄冈地区的老乡，其次我们都是50后一代，都有农村生活劳动的经历，最重要的还是彼此投缘，能够经常一起漫无边际地叙旧。在我的印象中，新华是一位老实、本份、朴质憨厚而又流水不争先的好朋友。我记得我们年级里，他是第一个在读本科期间就在知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才子。1988年我决定离开华师调到海南大学任教，我向新华征求意见时，他是支持我去海南工作的不多的朋友之一。

老实讲，我以前从未读过程新华的诗作，我心目中的诗人总是那种浪漫、潇洒、时尚、出格而又激情昂扬、风流倜傥的形象，似乎与新华这种沉稳、朴素甚至有些木讷执拗的性格格格不入的……但是，新华的确又是一位很特别的诗人，不仅出版了好几本诗集、还是拥有几百万的网络粉丝的网红作家。

2023年10月，我第一次阅读程新华赠送我的诗集《送你一轮朝阳》时，顿时感觉是：“惊讶”、“诧异”、“突然”，甚至有些“疑惑”……这是我多年认知的程新华吗？诗集中许多诗篇，有的浪漫潇洒，有的激情昂扬，有的缠绵悱恻，有的喷火激荡，有的沉雄悲伤……

最让我惊诧与感佩的是，在如今电子媒介、互联网、手机的发展普及、商风钱雨靡荡、经济大潮汹涌、消费社会来临的时代，曾经风光无限而被人追逐的文学行当，渐渐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弃儿，许多诗人纷纷逃离文学行当，而程新华却坚守着诗意情怀，扩张自己的诗歌情结，执意要写出“激动人心”、“传遍街头巷尾、获得好评如云的诗歌”。同时，程新华还是我们同学中第一个响应政府号召，以教授身份回乡支持乡村发展的“新乡贤”。早在2017年，程新华就以“新乡贤”身份和“乡村文化振兴”的情怀回到他的家乡湖北麻城，在山清水秀的湖北麻城凤湖之畔，谋得了一块风景秀丽的湖畔田园，他们夫唱妇随、夫妻伉俪协同合作，围墙筑院、修亭建阁，并取名为“云水居书院”，呼朋唤友、诗文唱和、吟啸饮宴、播散文种、鼓动诗风，让我们年级的许许多多到过“云水居书院”的同学们好生羡慕，且为其执着于田园乡野的文学坚守精神赞叹不已……

我清楚地记得，22年前，我的朋友同事、湖北黄梅老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余虹先生曾在我国著名学术期刊《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发表的题为《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的长篇学术论文。该文颇有预见性地谈到：“文学失去了它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它已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主导地位由影视艺术所取代。”“曾经风光无限而被人追逐的文学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弃儿。在今天，研究文学几乎等于不识时务。于是，各种‘转向’迭起，不少文学研究者纷纷转向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和文化研究，不少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论文也耻于谈文学，甚至出版社的编辑见到文学研究的选题就头疼。‘逃离文学’愈演愈烈，‘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已受到根本威胁。”但是，余虹教授在文章里也明晰了“文学”与“文学性”两个不同的概念,并指出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要在广阔的存在领域考察文学性的不同表现、功能与意义”,在后现代环境中,文学被置于边缘但文学性却被置于中心。新时代下文学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文学理论开始急剧革新,但文学性是普遍的、永恒存在的……

我无意赘述余虹教授当年对“文学终结论”的批判与预言是否准确，但是，程新华先生在文学边缘化、文化人纷纷逃离文学的时代，而他依然情有独钟地坚守诗歌创作阵地、坚持乡村振兴主要是依靠“文化振兴”的理念，是值得钦佩与点赞的。我对程新华同学的这种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和勤奋执着于诗文创作的文化情怀表示深深的敬意。

的确，我非常认同“乡村的衰败本质是文化的衰败”、“乡村的复兴主要是文化的复兴”等等“乡村振兴观念”。100多年来，现代中国的许多著名学者对乡村振兴进行了许许多多的理论总结与实践探索。民国初年的晏阳初先生就在河北正定进行过中国新农村建设实践，他提出过要想建设新农村，首先要培养新农民，而新农民培养则需要新文化观念；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就在他的《乡土中国》著作里，阐述了他的乡土中国梦；文化大家梁漱溟先生撰写过多部乡村振兴的著作，阐述过至今让人耳目一新的乡村振兴思想；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更是强调文化教育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上述民国以来的文化大家晏阳初、梁簌溟、费孝通、陶行知等等，都可以称之为中国乡村振兴的理论大家，他们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深厚的学养，为中国乡村振兴构建了一整套文化振兴的理论体系。今天，乡村振兴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许多卓有成就的新农村建设范例（或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无一不是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有着巨大投入和理念创新的结果。

2021年11月上旬，杭州、宁波、湖州等地正在加紧奥密克戎疫情防控，我接到我的导师章开沅先生的家乡浙江湖州市南浔区的政府邀请函，请我“为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乡村旅游产业’做一次咨询讲座”，以“帮助章开沅先生的家乡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我在报告中向当地行政长官提出建议：要振兴湖州文化旅游产业，必须要借助湖州诸多文化名人的影响力，例如我的博士学位导师、著名教育家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巨大影响力，创建一座名为“开沅书院”的文化平台，传播名人文化、提振湖州的文化影响力。我在报告中陈述：建设开沅书院，不是简单地建造一个文化场所或文化机构，以显示湖州地区很有文化，而是“为湖州发展文化产业、提振旅游经济、传承历史文化、整合乡村资源提供一个绝佳的平台。”“开沅书院的建设可以为湖州的名人文化资源开发提供了一个典型样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动力源泉。”“开沅书院的建设，将会颠覆传统的‘乡村发展的资源观’，将会改变过去人们习惯认‘为乡村的土地、山林、房屋、鱼塘等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资源’，让人意识到，文化名人资源才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名人文化资源的开发，能够让乡村主体农民感受到自尊、自信与自豪，从而激发农民强烈的创造力。”开沅书院应当建设成：“展示湖州文化的新地标、复兴湖州名人文化的互联网平台、体验湖州历史文化打卡地、提供乡村振兴新动能、中国乡村博物馆设计中心、中国乡村文博产业推进中心、国家级研学旅行基地、中国近代历史文化论坛永久会址、中国乃至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交流中心”……

我的建议当场得到了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党委书记潘学祥先生的充分肯定。这位毕业于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的高材生，不仅对家乡南浔区的鱼文化、蚕桑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认知，而且对南浔区的名人文化尤其兴趣浓厚。潘学祥书记在我报告结束之后，热情洋溢地鼓励我拿出“开沅书院”的详细建设规划，并与我津津乐道湖州南浔区诞辰的民国元老张静江，曾经出巨资资助辛亥革命，曾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故事，近代著名实业家、藏书家，适园主人，收藏金石碑刻甚富，系西泠印社早期主要赞助人之一的张石铭的逸闻趣事，朱熹的玄孙朱潜隐居荻港对荻港村的贡献，以及他对著名作家徐迟、张爱玲等名人事迹的了解等等。我非常庆幸我遇到了一位学养深厚、热爱家乡名人文化、一向坚持“乡村振兴依赖文化引领”理念的好领导……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由潘学祥书记拍板投资的“开沅书院”已经列为浙江省重点文化项目、并完成了六千多万投资的主体建筑工程，现在进入到装修布展阶段，预计2024年10月初开沅书院就要开幕运行了。我在《开沅书院建设与现代学术思想传播》一文中感慨：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有潘学祥这样一位热爱名人文化、懂得乡村振兴之道的镇委书记真是湖州人的福音啊。而开沅书院建设过程中我的更为重要的体会是：现代书院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现代书院的基本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动因在哪里？如何进行现代书院的发展战略定位、功能定位、空间布局定位以及运行模式定位？如何界定现代书院的公益性与盈利性之关系？如何处理政府指导与市场运作的关系等等，一句话：如何防止现代书院成为政府财政无穷无尽投入的“资金无底洞”，这才是当下书院建设的最重要的问题，更是政府决策者、书院投资者、以及为书院提供运行内容的学术界人士热切关注的热门话题。

也许是机缘巧合，或许是“量子纠缠理论”的应证（两个极为投缘的量子，经常会在一个相同的“念想”上长时间地纠结与碰撞，所谓“君子所见略同”），程新华同学阅读过“今日头条”转载的我那篇《开沅书院建设与现代学术思想传播》文章，并于2024年2月26日，与他夫人方建武伉俪专程莅临位于贵阳大学城的贵州城市职业学院，亲切慰问我这位“打工校长”……我是在与他们夫妇交谈中知晓他们正湖北麻城创建“云水居书院”的信息，因此，我们三人就书院建设的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向新华夫妇介绍了我是如何“游说”湖州政府投资创建开沅书院的过程，如何解除湖州政府担心开沅书院建成之后所面临的“无穷无尽的财政投入”的忧虑。对于文化空间如何可持续发展，我进行了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我发表过长篇论文《论现代演艺产业园区的建设与管理》（《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许多文化场馆为何门可罗雀》（文化部《文化月刊》2020年第6期），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我特别强调：现代书院建设的重点并不在于书院的硬件建设，而在于书院如何可持续运行的软件体系建设。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成功的书院并仅仅只是一座座精致优雅的古典书院建筑体以及相关配套生活设施的空间组合体，而是由这些典雅精致的书院建筑所集聚的一个个优秀的教育家、思想家和当时的“文化名人”、“达官贵人”等等组成的优秀团队，尤其是能够让书院能够持续“化缘”的运营软件体系。

我钦佩程新华同学凭一己之力在麻城凤湖之滨创建云水居书院的勇气，更感叹程新华伉俪为家乡麻城的文化堡垒建设的卓越付出，同时也衷心祝愿程新华先生心心念想的“云水居书院”能够像浙江湖州的“开沅书院”那样早日开幕运行，并在运行过程中不断总结书院运营经验，为中国日渐兴起的“古代书院复兴潮”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更并期待关注程新华文学创作的各位同仁能够为程新华先生的“云水居书院”建设奉献锦囊妙计……

（作者信息：王国华，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兼职教授，原载《今日头条》等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