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慈幼院和我妈妈

由他去

前几天，“香慈人”微信发来一个问好的红花。这朵红花很小却宏伟壮观，这朵红花无声却雷霆万钧，因为我也是“香慈人”。

香山慈幼院“戛然”淡出50多年了，但作为在这所学校生活学习11年的香慈人，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五个字。

1920年由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民国慈善家熊希龄先生创办的香山慈幼院，1949年3月为解放全中国，从香山迁至北京西安门大街26号；1954年为国家办公区腾地方，迁至阜成路白堆子。这所一直到1966年还是全北京市唯一的私立学校，终于被“文革”改名北京实验学校。

这所学校当年那是相当了得，看看香山慈幼院理事会成员，就知道有多牛。康克清、李德全、史良、谢冰心、林巧稚、雷洁琼等，由雷洁琼担任理事长。

在香山慈幼院的百年里，记录妈妈的身影应该有13年。这段时间很短，妈妈的身影也很淡，与大名鼎鼎的校领导和后来很有出息的学生相比，根本算不上身影，但在我眼里，妈妈的身影是辉煌的灿烂的，比任何人的身影都辉煌都灿烂。

妈妈传承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思想，只要我能动手，绝不代劳。许多时候妈妈会手把手地教我缝衣服扣子、教我用搓板洗衣服、教我擦玻璃、教我码积木，还教我在雨后的积水里捞蝌蚪、教我养蚕宝宝、教我粘“知了”、教我做逮蜻蜓的网子、教我捕蜻蜓、甚至扶着我爬树。现在想来，有些不可思议，怎么能教孩子玩呢？但妈妈不这样想，因为这是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思想。每当我做成一件事，哪怕做得不像样子，妈妈也会满意地露出笑靥，鼓励我继续努力。让我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让我有独立思考能力、让我在玩中学习。我现在较强的动手能力完全得益于妈妈的教育。

当然，妈妈有时也搞“特权”。学校放电影，只允许高年级学生看（四五六是高年级）。妈妈把我从一年级班里带出来，到大礼堂看电影。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老师告诉我妈妈。妈妈立刻把我抱到校医室，医生很“重视”，把我留在校医室“隔离”，没有吃药没有治疗，每天都有特别好吃的病号饭。三天后被“遣返”回班。记得那时学校门口有一个骆驼驿站，我特别爱走近看骆驼，学校规定不许学生出校门。每次都是妈妈带我出校门，去看骆驼。

每到星期天，学生们都回家了。香山慈幼院就是我的家，偌大的校园就是我的天地。夏天，光着脚丫子满校园疯跑，每次妈妈为找我，都累得浑身是汗；春天和秋天，更是我“撒花”玩的季节，春天的花草和秋天的昆虫，春天的风和秋天的雨，还有学校种植的各种水果树，让我的玩法变幻出千种万种。有时淘气出圈的我，会挨妈妈的打，可哭过马上又进入战斗。冬天下雪了，我一个人能把学校大操场踩出N个不规则的圈，有方的有圆的也有三角的，乱作一团。好象千军万马在大操场无数次交锋。

香山慈幼院有了我妈妈及和我妈妈一样的园丁们辛勤耕耘而辉煌；我妈妈有了香山慈幼院得以奉献自己绵薄之力于教育事业而欣慰。

2004年最后一次去香山慈幼院（网上知道香山慈幼院要拆除）。香山慈幼院已经是一个大工地，各种拆除机械横七竖八散落在校园大操场上，标有“中国建筑”字样的围栏胡乱圈出施工现场，歪戴安全帽的施工人员懒洋洋地在树荫下乘凉，几台推土机发出难听的轰隆隆声响，毫不留情地推倒校舍楼房，坍塌的砖瓦顿时尘土飞扬。那时不讲究喷水降尘，看着满天尘土的大操场，遥想当年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大操场做操的场景，心里很不是滋味。

从2004年到2010年，海淀区人大代表连续6次提交恢复“香山慈幼院”校名的建议，均未果。香山慈幼院真的在北京地图上消失了。很多时候我想不明白。现在明白了。校名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思想。只要宏扬先进科学的教育思想、只要宏扬像我妈妈那样默默无闻的园丁精神。可以不在乎校名，不在乎出了什么样的名人，更不在乎学校有多少栋楼有多么现代化。在乎的是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在乎的是整体教育质量，更在乎的是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每个学生都是什么样的人。恍惚间好象有教室里朗朗读书声和铁工厂里叮叮敲击声；好象有老师温柔的教导声和严厉的批评声；还好象有操场的广播体操声和体育老师的哨笛声……

让恍惚停留一会儿，再让恍惚慢慢淡去。我举起扶在键盘上的手，使劲抻了抻脖子，眼睛离开电脑屏幕，闭目休息。突然想起妈妈精心保存的香山慈幼院全体教职工留影照片，遂从影集里翻出。久久凝视教过我、管过我、看着我从婴儿部、幼儿部，终止在小学部四年级的老师、阿姨们，曾经那么熟悉，现在那么陌生。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张照片似春风既暖人又醉人，曾经几度飞花、几度春光；曾经樱花烂漫，曾经柳枝婆娑，一一浮出脑海……

本想再收起来，好好保存，但转念一想，应该拿出来，让曾经的“香慈”学生们看一看自己的老师和阿姨；让曾经的“香慈”家属们看一看自己的父母和亲戚，共同回忆那段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