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志阳先生的梁实秋研究解读（文/萍庭鹤）

湖南作家萍庭鹤

　　康志阳先生的为梁实秋一辩（文/萍庭鹤）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里，梁实秋的名字总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顶帽子捆绑在一起，仿佛他生来就是文坛的异端、时代的逆子。鲁迅那篇杂文如同一道铁幕，将他的文学成就与人格光辉遮蔽了近一个世纪。但拨开历史的硝烟与派系的迷雾就会发现，这位被钉在“否定柱”上的文人，实则是乱世中少有的敢说真话、坚守底线的“硬骨头”。他的“冤”，不在旁人的攻讦，而在后人以标签代事实的懒惰；他的“贵”，不在文笔的潇洒，而在众口铄金时不肯折腰的风骨。

　　梁实秋的悲剧，始于他不肯“和光同尘”的天性。在那个文人动辄站队、下笔必先观风向的年代，他偏要做“一根筋”——认定的理，就白纸黑字写清楚；反对的事，就直言不讳驳回去。这种“不通世故”，在新诗论战中第一次刺中了文坛的敏感神经。1922年的那场笔墨交锋，表面是“真”与“美”的理念之争，实则是文学该守“雅”还是逐“俗”的路线分歧。

　　彼时俞平伯喊出“诗歌应平民化”，周作人继而主张“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将“小便”“如厕”这类俚语甚至粗俗词汇视作诗歌的“活水”。刚从清华园走出的梁实秋偏不买账，在《晨报副刊》上连发文直言：“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诗的内容只应要美的。”他痛批那些把“北京电灯公司”写进诗句的作者是“糟蹋诗”，更直指《河畔》中“一只母鸡被一只雄鸡强奸了”的句子“丑不堪言”。这番话捅了马蜂窝，被骂作“贵族文学的吹鼓手”，可他寸步不让：“向民间找老师去，毋宁说向没有人的地方求仙去！”

　　如今回头看，这场争论哪里是梁实秋“脱离群众”？他捍卫的不是文学的“阶级属性”，而是艺术的“审美底线”。诗从来不是生活的简单复刻，正如罗丹所言，雕塑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诗歌亦然——它需要对语言进行提炼、打磨，让文字既有温度又有质感，而非将粗鄙当真实、以浅白为通俗。明人钟惺说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元人刘祁也讲“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可五四后那些奉“万物均可入诗”为圭臬的白话诗，几十年间产量惊人，却没留下一句妇孺皆知的名句，反倒是被他们批判的旧体诗，至今仍能随口吟诵。这不是最辛辣的反讽吗？周作人身为饱学之士，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可他偏要借着“平民化”的浪潮推波助澜，究竟是追随时尚还是故意搅局，倒值得深思。

　　如果说新诗论战让梁实秋显露了“文骨”，那么抗战时期的“与抗战无关”风波，则让他的“人格”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1938年，他在重庆主编《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发刊词里写了段再平实不过的话：“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最为欢迎，但若与抗战无关却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空洞的‘抗战八股’对谁都没益处。”

　　就是这段旨在抵制“文艺公式化”的文字，瞬间点燃了左翼文坛的怒火。罗荪率先发难，宣称“中国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巴人更是上纲上线：“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更有甚者，直接将“汉奸”的帽子扣了过来。这场批判来得汹涌，可细究起来全是断章取义——梁实秋明明说“抗战材料最为欢迎”，却被歪曲成“抵制抗战文艺”；他反对的是“强行截搭”的空洞文章，却被污蔑成“对抗战漠不关心”。

　　最讽刺的是，这些骂他“不爱国”的人，没几个人像他那样用行动践行抗战。梁实秋在抗战伊始就力主抗日，被日军列为“抗日分子”，为避迫害孤身奔赴国难；他以国民参政员身份亲赴华北前线慰问将士，在枪林弹雨中践行文人的担当。而他主编的《平明副刊》，十之八九的文章都与抗战相关，所谓“与抗战无关”不过是反对僵化的托词。后来他辞职时说得坦荡：“我不说话不是理屈，是因为没有说错话。”这种“骂不还口却行正坐端”的气度，比那些只会喊口号的文人不知高出多少。

　　更让人齿冷的是，这场批判中，连鲁迅也违背了自己“辱骂与恐吓绝非战斗”的训言，在冯乃超“资本家的走狗”的基础上，加上“丧家”“乏”的定语，将笔墨变成人身攻击的利器。文人论战本应是观点的交锋，可彼时的左翼文坛，却把思想分歧变成了“立场审判”，把笔墨之争变成了“泼妇骂街”。这种将文学绑上政治战车、以立场定对错的做法，才是对文艺最大的伤害。

　　梁实秋的“雅”，从来不是温室里的精致，而是乱世中的坚守。他在重庆的“雅舍”，漏雨透风、鼠蚊横行，可他能从“山头吐月”中品出清趣，在“梨影斑驳”里觅得安宁，写下《雅舍小品》这样的传世之作。这种“于困顿中见风骨”的雅，与那些动辄以“爱国”名义打压异见的“激愤”，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散文潇洒自如，不是因为身处顺境，而是因为内心有定见；他的文字朴实恬淡，不是因为逃避现实，而是因为看透了喧嚣后的本质。

　　今天我们为梁实秋一辩，不是要否定鲁迅的价值，更不是要翻案文学史，而是要还历史以公正——一个敢为诗歌审美立底线、敢为文艺生态说真话、敢用行动践行爱国的文人，不该被一句标签钉死。他的“冤”，是时代的偏见造成的；而他的“不朽”，则是文字与人格共同铸就的。正如他在《雅舍小品》中写的：“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已不复他求。”这种内心的充盈与坚定，正是当下许多文人最缺失的东西。

经作者授权付文如下：

替梁实秋先生说几句

康志阳

梁实秋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学家，他的散文写得潇洒自如、语言流畅、文笔简洁、朴实恬淡，看似平平淡淡却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令人读后余味无穷、遐想不已，是我所崇拜的多产散文家之一。但梁先生似乎命运坎坷，从一立足文坛起便就成为众矢之对象，特别是鲁迅先生的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杂文出现，他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否定的人物，其实冤之又冤！ 梁先生之所以落得如此的悲剧，这主要与他的为人个性是分不开的。他敢于说实话，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要自己认准的事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从不隐晦其词、含含糊糊，更不会迎合众说、人云亦云。这是一般文人墨客所做不到的，更何况他所处之环境而他能坚持如此尤见其人品高尚，当今文人应引以为榜。首先表现他的这个性格的是那场关于新诗的争辩：1922年春夏之交，梁先生与周作人就诗歌创作的理念发生了一场争辩，相互撰文功讦对方之不是。争辩的核心是 “真” 与 “美”。梁先生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就应是语言提升的精华，就应讲究语言上的优美，而内容要求真实，提出了 “美即是真，真即是善” 这种真实与美的结合的创作诗歌的观念，也就是说只有真实与美相结合的语言才算得上是诗。而周作人的观点是 “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并撰写大量的文章为此立论进行辩驳，从这些文章看来他认为诗歌创作要来源于大众民俗中间，诗歌不应追求语言上的优美，而应民俗化，万物均可入诗，纵是俗言俚语如 “小便”、“如侧” 等等都可作为诗句。两人所倡导的文艺观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