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第40集.五谷不分迂书生，锄禾不分苗与草

宋建初

《蚁》第40集.五谷不分迂书生，锄禾不分苗与草

新来的杨书记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到了知青蒲太平头上。他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在劳动中屡屡出洋相。这样的人谈不上政治觉悟，档案里那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像块烫手山芋，捏在群众手里，随时可能被扣到他头上，如一片乌云悬在头顶，让他在农场的日子始终过得提心吊胆。

蒲太平在农场的日子本就步履维艰，视力差是老毛病，更要命的是总也分不清稻苗和稗子。有一回大家到稻田拔草，场长特意跟在他后面盯着，眼睁睁看着他没拔掉几棵稗子，反倒把一片绿油油的稻苗薅掉了大半，气得在场埂上直跺脚，指着他的背影狠狠批评。蒲太平却梗着脖子，一脸无辜地辩解：“我是真不认识什么是稗子，自古道‘不知者，无罪也’。”还有一次上山锄包谷，他挥着锄头一通猛刨，愣是把半垄刚冒头的包谷苗当成杂草锄了个干净。领导气得脸都青了，他还是那套说辞：“包谷苗和野草长得太像了，风一吹都晃悠悠的，我哪分得清？不知者，无罪也。”几次下来，领导是真拿他没办法，开会时提起他就头疼，琢磨来琢磨去都不知道该给他安排什么活才合适。

蒲太平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天生就不是干农活的料，我适合教书。”他说这话时眼睛会发亮，仿佛已经站在了三尺讲台前，正对着孩子们侃侃而谈。他的最高理想大概就是当老师，可他也不想想，在那个讲究“政治清白”的年代，自己这样被贴上“落后分子”标签的人，领导怎么可能放心让他去教孩子们读书？这份念想，终究只能藏在心里，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有一次，我和蒲太平去罗翁挑磷肥，100斤的担子压在他瘦骨嶙峋的肩上，压得他腰都快弯成了虾米，双脚在土路上直打颤。走到半山腰的陡坡时，他脚下一滑，连人带担子摔在泥地里，鼻梁上的眼镜也飞了出去，在地上滚了几圈。只见他顾不上拍身上的泥，双手在湿滑的地上慌乱地摸来摸去，指尖在碎石和草叶间扫过，像极了戏文里“瞎子摸鱼”的模样。好不容易摸到眼镜，镜片却已经摔破了一边，边缘还划了道口子。没办法，他只能把破眼镜架在鼻梁上，靠着一只眼睛模糊的视力，一步一挪地把磷肥艰难地担回了住处，到家时裤脚和鞋上全是泥，额头上还渗着细汗。

鉴于他这“干啥啥不行”的情况，领导只好把他调去干些不用太费脑子的粗活：比如看完电影后跟着送电影机子，背着沉重的放映设备在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或者去后山砍砍柴，拿着斧头对着树干慢吞吞地劈；再就是给招工回城的知青送送行，帮着拎拎行李，在路口站着等车。1976年12月5日那天送知青下山，成了他心里的一根刺。那天他跟我念叨了一路，说自己挑着沉重的行李走在前面，队长和那个即将回城的知青空着手跟在后面，你一根烟、他一根烟地抽着，说说笑笑慢悠悠下山，全程没帮他搭过一把手。到了山脚分别时，那知青揣着烟盒转身就走，连一根烟都没递给他，仿佛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挑夫。加上上山时又被淋成了落汤鸡，他越想越气，深夜就着煤油灯的微光写了那首《送猪》解气：

“别人招工我送人，

山高路滑满泥泞。

担子沉沉苦了我，

他身轻轻笑盈盈。

趾高气扬旁无人，

忘乎所以威凛凛。

得意洋洋递支烟，

仿佛在说他好欢！

踉踉跄跄到山底，

一身臭汗雨水洗，

伸出右手说告别，

分道扬镳关系绝。

他去城市奔前程，

我返深山受欺凌。

又算送走一只猪，

我也总要回城去！”

字里行间满是委屈和不甘，笔尖把纸都戳出了小窟窿。

在蒲太平那间低矮的房里，经常能看到老鼠大摇大摆地窜来窜去，从桌角跑到床头，一点也不怕人。俗话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要是有人当着他的面要打他家的老鼠，他立马就急眼，会张开双臂把老鼠护在身后。他说：“这些老鼠是来陪我的，我在这儿孤零零的，它们也算个伴。你看我这命运，不就和这些老鼠一样，是人人喊打的命吗？”后来，我们私下里都把他家的老鼠叫做“军老鼠”，带着点无奈的调侃。就连蚊子和蚂蝗咬他，他也舍不得打死，会对着它们作揖，轻声细语地说：“你们别咬我哟，我这身子骨干瘦，血少得很，不够你们填肚子的，去咬那些身强力壮的胖子吧，他们血多。”墙角的蚁群倒是安分，悄无声息地搬运着碎屑，像极了他在逆境中默默坚守的模样。

我和蒲太平最怕农场放电影，因为一放电影就得有人挑电影机子上山，放完后又要连夜送下山，而这苦差事每次都少不了派给我们俩。他力气小，每次我都把轻一点的担子让给他。蒲太平这人个性倔得像块石头，真是“人在矮檐下，就是不低头”。农场每次搞运动，他都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可他从不弯腰认错。他常躲在黑屋里看书写字，有时会和同样被监管的富农分子蒋明军、右派分子凑在一起，压低声音说些对社会不满的话，说得多了，自然也传到了领导耳朵里。即便如此，他每天晚上照样点着煤油灯学到深夜，看书、抄笔记、习文作诗，一年下来能攒成一两本诗集，前前后后算起来一共写了20多本。可惜在一次次抄家中丢了大半，最后只剩下5本。现在翻看那些留存的诗稿，字迹一笔一划工整得像印刷品一样，连涂改的痕迹都很少，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韧劲。从他1975年写的一首诗中，便能清晰看出他的志向与抱负：

“一人在深山心空空，

周身裹寒风。

进退两难何处去？

忧伤与谁共！

二十六载风雨逼，

欺压比山重。

一腔热血塞在胸，

何日醒恶梦？”

“有翅难飞陷笼中，

沙滩困蛟龙。

山穷水绝疑无路，

悲叹又何愁？

苦攻寒窗图自立，

学问总有用。

一朝明君识圣贤，

痛饮盼东风！”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蒲太平的遭遇让人唏嘘不已。他虽身处困境，被农活折磨得狼狈不堪，被旁人指点议论，却始终揣着对知识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在艰难岁月中牢牢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很欣赏他诗里的那句“学问总有用”——我们也该像他这样坚持学习，不管工作多忙多累，都要多看书、多积累，知识终究会有派上用场的一天。别看他时常表现得像孔乙己那样带着几分迂腐，可他心里装着远大的理想，眼光也比常人看得更远更准。他在诗里叹息，在深夜里呼喊，甚至在无人处无声地“吼叫”，盼着“明君”出现、大地迎来曙光的那一天能快快到来，不然他真要扛不住了——岁月不饶人，额头的皱纹和鬓角的白发，都在提醒他时间的紧迫。

杨书记翻看了抄家得来的那几本日记和诗稿后，眉头皱得更紧了，觉得蒲太平这人“思想确实有问题”。他认为像蒲太平这样的人不能留在四工区，免得“带坏了”那里的知识青年；再加上蒲太平总在黑屋里和富农分子蒋明军、右派分子凑在一起说怪话，让他们离得太近，保不齐会“串通起来出更大的问题”。于是，杨书记在班子会上拍了板：“把蒲太平另作安排，不能再留在四工区了。”

确实有点像孔乙己那样带着几分迂腐，却又藏着几分大智若愚的通透。杨书记明面上对他严厉，实则也拿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没办法，谁都看得出来，蒲太平肚子里的学识，早就超过了这位自视甚高的杨书记。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恰恰衬托出他在困境中不曾弯折的风骨与深埋的智慧。

没过几天，厂部的调令就下来了——蒲太平被安排到了八面山最高的五工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