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坦布尔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 —— 识伊斯坦布尔·母亲的消失

雪君

【玩三面镜游戏的幼年帕慕克 （图中回眸的是帕慕克，正对镜子的是他哥哥。他们中间的女性，是他们的母亲 ）/ 图片来自帕慕克著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中的伊斯坦布尔，不仅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对故城的影像式回忆，也是一位作家——一个饱含浪漫与哀怨情感又有着理工科基因的没落贵族对命运的怅惘，更有弥散不开对母亲一回回亲吻余温的抚摸——有如他对一个时代，对一个他未曾经历过的先祖盛世文明的一遍遍宗教式叩首。

在书中第三章《我》的末尾，帕慕克这样写道——

除了像我母亲那样的美丽女士，我不敢说我对伊斯坦布尔的成年人喜爱有加，我宁愿认为他们一般都丑陋、多毛而粗俗。他们太粗鲁，太笨重，而且太实际。也许他们曾对另一个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们似乎已丧失了惊叹的能力，忘了怎么做梦，这种残缺在我看来跟他们在指关节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内长出的恶心毛发恰为一致。因此在我满足于他们的和蔼笑容甚至礼物时，接受他们接连不断的亲吻却又意味着忍受他们胡髭的摩擦、香水味和呼出的烟味。我把男人看作某种低等粗鄙的族类，庆幸他们大都安全无虞地待在外头街上。

这段文字中，帕慕克把“母亲”设为唯一的例外。母亲之外的成年人，“多毛”“粗俗”“指关节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内长出的恶心毛发”“胡髭的摩擦”“香水味”“呼出的烟味”，这既是写实——就像我在伊斯坦布尔街巷里看见的成年男性——但身为作家的帕慕克，又绝非为纯粹的实写而作视觉、触觉与嗅觉的描述——他的感官厌恶已非单纯的洁癖，而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孩童时代的他，似乎在通过对这样的成人身体的排斥，来维护自己心灵的独立与纯粹。

这种以生理反感来表达精神拒绝的写法，极像张爱玲在《小团圆》中描写自己对母亲朋友圈里社交世界的气味所感到的厌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出奇的相似——以至于——在读这本书时，我一次次想起张爱玲笔下的她和她的母亲，她和她的也是我的上海——一座生养我的城市。他们都在母亲的身影中，寄托一种文明的余晖。他们笔下的“母亲”，都非仅仅是血缘意义上的抚养者，而更像——一个已经坍塌的贵族世界一抹最后的残光。对帕慕克而言，母亲代表的是旧伊斯坦布尔的精致、内敛与西化教养；对张爱玲而言，母亲则是晚清贵族遗绪与民国都市摩登并存的矛盾体。两人都试图靠近这道光。帕慕克在第八章《母亲、父亲和各种消失的事物》中写道——

母亲穿着她那件印有朵朵红色康乃馨的乳黄色长袍，双腿交叉而坐，长袍的折层披泻在地板上，使我迷惑。我看得见她的睡衣和她美丽的肌肤，也看得见她美丽的颈子，想爬到她腿上，依偎在她身边，靠近她头发、颈子和胸脯之间的美丽三角地带。

可见，母亲的身体是相异与“成年人”的。它“无臭”“光滑”“整洁”——它是一种文明理想的幻象性载体。她是那座城市最后的秩序的“美”，它是一个孩子用来抵御现实混沌的象征。帕慕克笔下的母亲，以凝视的笔调写就，亦是对洁净形式的祈愿式塑造。这是旧伊斯坦布尔最后的一抹理性与优雅吗？

但每一次靠近，帕慕克多会被灼痛——在第八章里，他继续写道——

有时她确实会消失。但在她消失时，大家会给我们理由，像是“你母亲病了，在奈里蔓姨妈家休养”。看待这些解释，我就像看待镜中倒影：虽知他们是幻影，却照样相信，任凭自己被愚弄。……我开始对这些突然的消失表示欢迎，借以免除可怕的无聊之咒。……这些消失是有趣、令人迷惑的毒花，为我打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它们带我进入一个黑暗之地，使我记起自己，并使我恢复我曾试着遗忘的孤独，因此我没为这些消失浪费什么眼泪。

母亲的“离开”，也就是时常“消失”，已被幼年的帕慕克识别——那只是谎言。但“虽知他们是幻影，却照样相信”——成人世界的不真诚，对一个孩子来说，能做的安全选项，可能就是“相信”那套虚构——“任凭自己被愚弄”。可为什么这样的“愚弄”，他又“欢迎”？因为母亲的在场，他会被凝视，被约束，被情感控制。而当母亲离开，他反而能沉入幻想——进入“另一个黑暗之地”——一如他玩的“三面镜”游戏——那是他心灵的内部世界，是文学与想象的胚胎之地。他既向往母亲所象征的旧世界的优雅，又清楚那种优雅早已失效，沦为空壳。

因此，帕慕克在文字间呈现爱中带怨，怨中藏恋的复杂情感结构——那是他对子宫的依恋，对没落文化的惆怅，也是对自我命运的抗拒。

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也如他的母亲一般——都是一座“衰败之美”的城——带着时间的尘埃，飘着腐朽的香气——在崩塌中，仍保持姿态。

——2025年11月12日于伊斯坦布尔

【 幼年的帕慕克和母亲 / 图片来自帕慕克著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