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的美篇

吴学

近代曙光：马克思主义在吴地的传播与启蒙

文：吴美福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近代思想启蒙的关键环节。江南吴地（苏州、无锡、常州等）作为经济文化重镇，依托其发达的工商业基础、开放的吴学文化传统（注：吴学指江南地域文化中的务实、协作与人文精神），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一过程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也彰显了吴学文化对理论本土化的催化作用。

一、吴地社会基础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条件

1. 经济与阶级基础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锡纺织业、苏州丝绸业等近代工业的兴起，催生了集中的工人阶级群体，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阶级土壤。

工人运动的兴起：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张太雷在吴地组织罢工（如无锡申新三厂罢工），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工人诉求结合，推动阶级意识觉醒。

2. 文化传统的契合性

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吴学文化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的“实学”传统，反对空谈，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形成共鸣。

社会主义集体协作精神：江南水乡的圩田水利系统依赖集体协作，这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念相呼应，为集体所有制实践提供了文化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在吴地的传播路径与本土化创新

1. 早期传播载体与群体

知识分子与刊物的桥梁作用：

《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传入吴地，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影响深远。

地方刊物如无锡《工人周刊》将《资本论》理论简化为农谚（如“百亩之田牛为耕，革命成功靠工农”），实现理论通俗化。

研究团体的组织化：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苏州、无锡成立，结合工人夜校传播理论，推动理论与群众结合。

2. 本土化阐释的创新

文化符号的转化：吴地传播者将“桑梓情结”融入阶级动员，例如罢工中强调“乡土共同体”与“阶级共同体”的双重认同，增强号召力。

批判性继承传统：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解构吴学中的士绅文化，揭示江南园林等文化遗产背后的封建剥削本质，推动文化重构。

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吴地社会变革实践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

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1927年无锡农民运动讲习所将《共产党宣言》精神融入土地改革，提出“耕者有其田”口号，动员农民反抗地主压迫。

工人组织与统一战线：苏州丝厂工人通过“互助会”形式，将传统行会改造为工会组织，体现马克思主义与吴地协作传统的结合。

2. 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探索

集体化运动：1950年代，苏州吴江“江村”以合作社改造宗族经济，将水乡协作传统转化为集体所有制，成为全国农村转型范本。

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改革开放后，苏南地区依托吴学商业传统，发展集体经济与市场结合的模式，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适应性。

四、吴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共生

1. 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

艺术形式的革新：昆曲、评弹注入红色题材（如《红色娘子军》改编），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创造性转化”，呼应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生态理念的融合：吴学“天人合一”观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结合，指导太湖治理的“三生融合”（生产、生活、生态）模式，推动可持续发展。

2. 价值观的重塑

传统道德的升华：吴学“至德思想”（谦让、诚信）被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例如苏州社区治理中结合“诚信包容”传统与法治精神。

批判性扬弃：剔除吴学中的等级观念（如士绅特权），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形成“民主协商”的地方治理新模式。

五、历史启示：吴地经验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吴地的传播史揭示了“两个结合”的深层逻辑：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吴学经世致用传统的结合，催生了“苏南模式”等本土化路径。

文化主体性的彰显：吴学的人文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情感认同载体，例如工匠精神赋能产业创新，呼应“人民主体性”理论。这一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需扎根地域文化土壤，方能焕发持续生命力。

案例注解：无锡申新三厂罢工中，工人以“桑梓同心”口号团结城乡劳动者，体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吴地共同体智慧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