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活

陈东远

第一章 春寒料峭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迟一些。皖南小城青阳县，空气中还裹挟着料峭的寒意，河边的柳树却已不管不顾地抽出些许鹅黄的嫩芽。对我而言，这个春天意味着一段全新生活的开始——我上初中了。

只是，这初中上得有些特殊。就在前两年，毛主席发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我们这届学生便成了这指示最直接的体现。小学五年制和六年制的学生合在一起，呼啦啦全都要升入中学，原有的中学哪里容纳得下？于是乎，像我们城关一小这样的完全小学，也纷纷办起了“附设初中班”。老师是从县里最好的青阳中学抽调过来的，听说基本都是安徽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老师，这让我们这些孩子和家长心里，多少存了一丝对“正规”的期盼。

开学那天，我背着我自己一针一线用黄布精心缝制的新书包，独自走向那座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校园——城关一小。我曾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光阴，这里的每一级台阶、每一棵梧桐树，都刻印着我童年的足迹。然而，当我再次跨进那扇熟悉的、锈迹开始斑驳的铁门时，站在门口，心里却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陌生感。

这座在我幼年眼中曾显得无比“奢华”的法式大教室和苏式桌椅一体带翻盖的豪华教学楼房，似乎在这几年间迅速苍老了许多。红砖墙面颜色愈发暗沉，许多窗户上的玻璃破了，用木板、旧报纸甚至塑料布勉强堵着，像一个个衣衫褴褛的士兵，在春寒中沉默伫立。最引人注目的，是楼体教室与教室之间那面高大的墙上，用鲜红醒目的油漆刷写的巨幅毛主席语录，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仿佛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行大字，像一道鲜明的时代印记，覆盖了这座建筑原本可能有的任何其他气质。

我深吸了一口气，混合着旧书、灰尘和早春湿润泥土味道的空气涌入鼻腔。我登上楼前的几步石阶，走进略显昏暗的楼里。大楼前走廊和过道幽深，两边墙上各挂着一块很大的木质黑板，此刻，上面贴满了用浓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的名单——新生入学分班情况和教室安排。红纸黑字，透着一种节庆般的郑重，又带着几分肃穆。

周围已经挤满了前来报到的学生和家长，人声嘈杂。我踮起脚尖，在攒动的人头中寻找着自己的名字。按照新的规定，学校的一切编制都向部队看齐。学校成了一个“团”，年级是“连”，而我们班，则被称为“排”。后来我知道，这是因为从一九六八年中期开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陆续进驻并领导了大、中学校。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是“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年级负责老师被称为连长、指导员，还会选拔学生担任副连长、副指导员。班级的学生负责人，则被称为“排长”。这一切新的称谓，都让我感到新奇又有些茫然。

目光在一张红纸上逡巡，很快就在“一排”的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更令我惊异和暗自欣喜的是，名单上还有许多熟悉的小学同班同学：总是冲在最前面的吴冬生，喜欢扎堆但心思细腻的李农，笑起来眼睛像月牙的胡翠英，还有总是沉默寡言的陈福梅。更巧的是，我们医药公司大院里的两个女孩，高敏和刘惠玲，也赫然在列。这种熟悉感的回归，稍稍冲淡了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安。这一年，城关一小附设初中班新入学的学生总共112人，恰好分成了两个排。

第二章 “要准备打仗”

二月底，开学还没几天，春寒依旧料峭。我们这些新生还没来得及完全熟悉新的老师和课程，一场全校大会就在操场上召开了。

操场上，我们按班级，不，按“排”为单位列队站着。风刮在脸上，有些生疼。主席台是用几张课桌临时拼凑的，上面铺着红布。站在中间发言的，是学校工宣队的代表，同时也是校革命委员会的伍主任。他约莫四十多岁年纪，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声音洪亮，带着工人特有的那种斩钉截铁。他向我们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准备打仗！”

伍主任详细讲述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语气严峻。他提到了北面那个“社会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集团，如何忘我之心不死，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亡我之心不死。他特别提到了不久前，也就是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在黑龙江省虎林市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事件”。他说，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那里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都动用了重武器。他描绘了苏联如何背信弃义，如何企图侵占我们神圣的领土。

“同学们！”伍主任挥动着手臂，声音通过铁皮喇叭传遍操场的每个角落，“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

关于珍宝岛，他解释说，那是一个面积只有零点七四平方公里的小岛，根据清朝和沙俄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以乌苏里江为界。但由于岛在界河上，归属一直有争议。“但是！”他斩钉截铁地说，“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绝不容许苏修霸占！”

他的讲话让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心情激荡，既感到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又涌起一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后来我知道，伍主任原是县制秤厂的工人，因为他，我认识了他的儿子伍晓陽，一个虎头虎脑、眼神特明亮的男孩，后来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之一。

那次大会之后，“备战”两个字就成了我们生活中最核心的主题。伍主任在大会上宣布：从现在开始，每天只上半天课！另外半天，全体师生都要投入到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中去——在学校南面的那个小山丘上挖掘防空洞！我们初一新生和小学高年级身强力壮的男生和男老师们负责挖掘，其他同学，则负责到学校后面的老校区去拆除那些早已废弃的旧房，把拆下来的砖头运到小山丘，用来加固防空洞的墙体。

最后，伍主任的话更是点燃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同学们，挖防空洞的任务，是考验你们每一个人的时刻！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只有那些能够吃苦耐劳、表现突出的同学，才能早日加入红卫兵组织！”

“红卫兵”！这三个字在我们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那是进步、光荣、被组织信任的象征。

散会后，队伍里议论纷纷。李农激动得脸庞微微发红，攥着拳头对我说：“太好了！我得好好劳动，争取第一批加入红卫兵！”

看着他眼中闪烁的光，我也深受感染，用力点头回应：“成为红卫兵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我也得努力。”

第三章 劳动与考验

我们的班主任李银华老师，是个约莫三十岁的年轻女教师。她有着一个像小说里人物一样好听的名字——梅林。她教我们语文，有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那眼睛里时常流露着聪颖而又略带浪漫的光芒。她个子偏矮，但身形玲珑优美，即使在那个崇尚朴素、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年代，她身上依然有一种难以掩盖的温婉气质。

每天下午，或者有时甚至是整个上午（如果课程为劳动让路的话），李老师便会带领着我们一排的队伍，唱着“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或者“东风吹，战鼓擂……”之类的革命歌曲，浩浩荡荡地从学校出发。男生们主要奔赴校后的小山丘，那里已经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锄头、铁锹与坚硬的山体碰撞，发出沉闷的“哐哐”声。山体主要是由一种极其结实的黏土和碎石构成，非常难挖。几天下来，不少男同学，包括我在内，双手都磨起了血泡，旧泡未消，新泡又起，最后凝结成一层厚厚的茧。每天收工的时候，我们个个都是灰头土脸，汗水混合着泥土，在脸上划出一道道沟壑。

但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人叫苦叫累。一种纯粹的、为保卫祖国、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出力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更何况，大家都怀揣着那个早日加入红卫兵的迫切希望。这劳动，正是一场最好的考验。

我记得有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们几个男生因为想把一段坑道再挖深一些，干得忘了时间。天色早已漆黑，工地点起了马灯，昏黄的灯光下，人影晃动。母亲找到学校来，在工地边喊我回家。我抬起头，脸上沾满泥污，对她说：“妈，任务还没完成呢，不能回去。”母亲站在那儿，看着我，又看看周围同样埋头苦干的半大孩子们，叹了口气，终究没再坚持，独自一人转身消失在夜色中。那一刻，我心里甚至涌起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悲壮感。

第四章 清晨的砖块与像章

防空洞的工程进展缓慢，砖块的需求量极大。除了集体组织的劳动，许多同学开始自发地利用清晨上学前的时间，去老校区搬砖。

这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七点多就到了学校大门口。初春的朝阳刚刚升起，给校园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远远地，我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正吃力的抱着几块厚重的旧房砖，踉踉跄跄地往校门口走来。那些砖块看起来比她瘦弱的肩膀还要宽。

走近了，我才看清，是班上的同学高敏。她也看见了我，脸上立刻露出一个笑容，那笑容在晨曦中显得格外明亮。她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明显过于肥大的蓝色外套，空荡荡地套在她身上，更显得她身形单薄。

虽然同住在医药公司大院，但因为小学不同校，开学才几天，我和高敏接触不多，还不太熟悉。不过，从开学第一天起，大家就私下里公认，高敏是个漂亮得出众的姑娘。她有着洁白皮肤和苗条的身姿，像一只过爱的小白兔。两根乌黑油亮的粗辫子，一丝不苟地垂在胸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圆圆的眼睛，清澈明亮，眼波流转间，好似含着一汪清泉。她笑起来的时候，左边的脸颊上会露出一个浅浅的小酒窝，平添了几分俏皮和甜美。她的美，是一种干净、健康、充满活力的美，总能让人忍不住回头多看几眼。我都知道，她爸爸高友苗是县医药公司的总经理，是我母亲的上司。

“高敏，你怎么早上就来搬砖呀？”我惊讶地望着她，赶紧上前几步，想帮她分担一些。

高敏把怀里抱着的几块砖头小心地放到地上，然后直起身，拍打了几下身上沾着的尘土。她将那件肥大的蓝布外套脱了下来，里面是一件棕色的灯芯绒外衣，这衣服合身多了，衬得她身姿更加挺拔。而最吸引我目光的，是她左胸前佩戴着的一枚像章——那是当时极为珍贵和流行的“毛主席去安源”像章。这枚像章是白色磁质的，毛主席身穿长衫，手持雨伞，形象英伟。白色的像章配在深色的灯芯绒衣服上，显得格外协调、别緻，也仿佛是一种无声的宣言。

“多搬一块是一块嘛，”高敏用手背擦了一下额角细微的汗珠，笑着说，那个小酒窝又俏皮地显现出来，“咱们学校防空洞所需要的砖还差得远着呢！”

她顿了顿，又补充道：“你知道吗？李农、吴冬生他们男生，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都去挖防洞了！我这不算什么，只是有时候早上过来搬一趟。”

“真的？”我更惊讶了，“我怎么没听李农他们提起过，怪不得他们个个上课时尽犯睏呢！”我心里暗自佩服他们的干劲，同时也有点惭愧自己来得不够早。

那一刻，清晨的阳光洒在高敏身上，照亮了她额角的汗珠，照亮了她清澈的眼睛和那枚洁白的毛主席像章。这个画面，连同她那句“多搬一块是一块嘛”的朴实话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劳动，不再仅仅是沉重的负担和加入组织的考验，似乎也因为这样的瞬间，而染上了一层朦胧而美好的色彩。

第五章 防空洞与防空演习

日子在紧张的课堂学习（虽然只有半天）和更紧张的劳动中飞快流逝。双手的血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最后变成了坚硬的老茧。肩膀被扁担磨得又红又肿，但我们依旧干劲十足。从二月底到十一月，将近九个月的时间，我们几乎把所有下午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那座小山丘。

终于，在初冬来临之际，学校的防空洞总算是初具规模了。那是一条深入山体的坑道，不算很长，也不算很宽，内部用我们一块块搬运来的旧砖进行了简单的加固。洞口黑黢黢的，像一张等待吞噬什么的嘴。但在我们眼中，它是我们用汗水和心血铸就的“地下长城”，是保卫学校、抵御“苏修”空袭的坚固堡垒。

自从防空洞挖得有点模样以后，学校便经常举行防空袭演习。这成了我们枯燥劳动生活中难得的“娱乐”项目。

常常是在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校园里那台老旧的警报器会突然发出震耳欲聋、凄厉无比的鸣响。教室里先是一静，随即，在李老师或者其他任课老师“快！进防空洞！”的急促命令声中，我们立刻从座位上弹起来，按照事先演练过的顺序，冲出教室，在走廊上汇成一股杂乱却目标明确的人流，向着校南的小山丘狂奔。

　　一路上，根本没有电影里那种面临空袭的惊慌失措。相反，同学们大多兴奋异常，说笑喧闹，互相推搡着往前跑，仿佛不是去躲避灾难，而是去参加一场有趣的郊游。钻进那阴暗、潮湿、带着浓厚泥土气息的防空洞里，大家挤在一起，黑暗中只能听到彼此粗重的喘息和压抑不住的窃笑声。那种集体性的、略带刺激的隐秘体验，让我们觉得无比过瘾和好玩。

除了防空袭，我们还要学习防御原子弹。虽然青阳只是个偏远的皖南小县城，在当时看来根本不具有任何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不知为何，上级却将它列为防范“苏修”空投原子弹的“重点县城”之一。于是，在课堂上，老师会在黑板上画出简单的原子弹结构示意图（其实大多数同学根本看不懂），然后一本正经地给我们讲解原子弹的防护知识。

我们知道了原子弹主要有四种杀伤破坏方式：光辐射、冲击波、核辐射、放射性污染。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听到爆炸声，或者看到极强的闪光，要立刻双手抱住头部，迅速蹲伏或卧倒在窗户下的墙根处，因为那里通常有承重墙，相对坚固。

同学们在下面比划着抱头的姿势，好奇地四下张望，像是在教室里寻找最安全的藏身位置。有的同学还不由自主地向窗外望去，眼神里混杂着一丝恐惧和更多的好奇，仿佛在等待着一颗原子弹真的会从天而降，落在我们那个尘土飞扬的操场上。

第六章 我的红袖章

防空洞挖成了，防空演习也成了家常便饭。起初的那股新鲜和刺激感，如同被反复冲泡的茶叶，渐渐变得寡淡。我们依旧会在凄厉的警报声中冲出教室，依旧会在昏暗的坑道里挤作一团，但最初的喧闹和窃笑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熟练，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潜藏在心底的疑问。

课间，或是劳动休息的间隙，同学们开始时常议论：“你们说，这仗到底什么时候打呀？”

“不是说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吗？怎么连一点真要打仗的迹象都没有？”

“是啊，光挖洞，不见动静，会不会……不打了？”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解放后，长在红旗下，没经历过真正的战争。父辈们谈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和艰辛，对我们而言，更像是遥远的故事或电影里的情节。我们对“战争”的认知，来源于课堂上的形势报告，来源于广播里的慷慨激昂，来源于《地道战》、《地雷战》这类电影里被简化甚至带有些许“趣味”的呈现。因此，我们谈起战争，并没有父辈那种“谈虎色变”的深切恐惧，反而在“保家卫国”的豪情下，掺杂着一种朦胧的、甚至有点急于“见证”历史的好奇。仿佛那场被反复预告的战争，是一场迟迟不开幕的大戏，让我们这些准备好了的观众，等得有些心焦，又有些莫名的失落。

就在这种等待与议论交织的氛围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临近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主席的七十七岁寿辰。对于城关一小的初一学生而言，这一天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学校将要从我们这届新生中发展第二批红卫兵。

此时的红卫兵组织，早已不是文革初期那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狂飙突进模式。随着“工宣队”进驻并领导学校，过去的各派林立、名称各异的红卫兵组织已被统一起来，纳入了正式的建制。它现在隶属于“青阳中等学校红代会”，直接受学校革命委员会和党支部的领导。加入红卫兵，不再仅仅是凭一股热血和“造反”冲动，它需要经过组织的严格考察和审批，有了正式的《红卫兵章程》。只有家庭出身、个人表现都符合条件，经过考查合格，并在庄严的仪式上宣誓后，才能成为一名“正式”的红卫兵。

第一批红卫兵是在国庆日发展的，数量极少，带有明显的示范和骨干意味。我所在的一排，只发展了正副班长和体育委员三个人。这样，便可以成立一个红卫兵支队委员会，设有支队长、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他们手臂上那鲜红的袖章，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如同一种无声的荣誉勋章，让我们这些尚未加入的同学羡慕不已。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天气已经很是寒冷。课间操结束后，支队长找到我，他的表情是少有的严肃和正式。“组织上准备发展你成为第二批红卫兵，”他开门见山地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与我年龄不符的郑重，“李老师特别推荐，说你在挖防空洞期间表现突出，不怕苦不怕累，有很高的政治觉悟。”

我的心猛地一跳，一股热流瞬间涌遍全身。努力了这么久，期盼了这么久，这一刻终于要来了吗？

他随即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表格，递到我手上：“这是《红卫兵申请表》，你带回家认真填写。填好后直接交给李老师，由她上报学校革委会审批。”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一定要如实填写，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考验。”

我双手接过那张表格，感觉它沉甸甸的，仿佛承载着千钧重量。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郑重其事地填写一份正式的申请表，那种混合着激动、自豪、以及一丝因未知而产生的困惑的心情，实在难以言表。

回到家，我小心翼翼地拂净书桌，将那张申请表平铺开来。申请表的封面，赫然印着一段毛主席语录，是那段对早期红卫兵运动充满激赏的话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这段话的语气和指向，与我即将加入的这个“规范化”的组织似乎已有不同，但它所蕴含的革命激情和绝对忠诚，依然是此刻表格的灵魂。

我深吸一口气，翻开这张两页纸的表格。里面的栏目细致得超乎我的想象。除了姓名、出生年月、本人简历这些基本项，以及“对红卫兵组织的认识”这类需要长篇陈述的内容外，还有几个栏目像几道幽深的视线，审视着我的来路：

——家庭出身。

——解放后家庭成员经济状况及主要成员的姓名，职业，政治态度和本人关系。

——主要亲友的阶级成分，社会职业，有否参加反动党派社团组织。

我的笔在“家庭出身”这一栏停顿了。我当然知道我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兼地主”。这是一个沉重的标签。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我的父母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干部”。这种复杂的交织，让年少的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我犹豫着，最终还是按照所知的事实，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资本家兼地主”几个字。在后续的栏目里，我详细填写了父母作为革命干部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强调了他们坚定的政治立场。

表格交上去后，我心里有些忐忑。几天后，李银华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生着一个小小的炭盆，暖意融融，但我的心却有些七上八下。李老师看着我，那双乌黑聪慧的大眼睛里带着一如既往的温和，但似乎又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和决断。

她拿起我的申请表，指着“家庭出身”那一栏，轻声说：“你这个孩子，不能这样写，省文联下放的同志的孩子都是这样写...。” 她拿起笔，在那行“资本家兼地主”上轻轻划了一道线，在旁边重新写上了“革命干部”四个清秀而有力的字，然后让我重新誊写一篇。

“你父母都是经过考验的革命同志，你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李老师放下笔，看着我，语气温和却坚定，“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好好努力，不要有思想包袱。”

我望着那张被修改过的表格，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知道李老师这是在保护我，她用她的方式，为我拂去了一层出身可能带来的阴霾。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修改，更是一种无声的信任和期许。我也想起数学史本贵老师对我的欣赏，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在年级里几乎无人能及，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发现璞玉般的欣喜。这些来自老师的爱护，像冬日里的炭火，温暖着我那颗因出身问题而时常敏感的心。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这天，终于到来了。学校大礼堂被布置得庄严肃穆。主席台的正中央，悬挂着巨大的毛泽东画像，画像两侧是鲜艳的党旗。红色的横幅上写着“城关一小第二批红卫兵宣誓大会”。整个会场安静无声，一种近乎神圣的气氛弥漫在空气里。

我们这些被批准加入的新红卫兵，按照指示，整齐地站在主席台上。台下，是全校师生的目光。我站在队伍中，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咚咚”的跳动声。

宣誓仪式由初一年级的副指导员，一位高挑干练的女同学主持。她面向毛主席画像，举起右拳，用清晰而高昂的声音领读誓词。我们站在她身后，同样举起右拳，一句一句，跟着她高声诵读：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最高的红司令。在这裡，面对着我们的伟大领袖，面对着我们敬爱的党，面对着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我们宣誓，用我们革命红卫兵的荣誉庄严宣誓：

我们保证永远忠于无产阶级！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把全部精力和整个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对于人民，我们要无限忠诚！对敌人，我们要刻骨仇恨！生，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死，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我们绝对保证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我们无限忠于您！坚决跟着您老人家，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每一句誓词都像一记重锤，敲打在心上。声音在礼堂里回荡，汇聚成一股强大的、不容置疑的精神洪流。在这洪流中，个人的渺小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融入宏大叙事的激动与颤栗。

宣誓完毕后，担任副连长的男同学开始为我们佩戴红卫兵袖章。当他走到我面前，将那块折叠整齐的红布套在我的左臂上，然后细心地将别针别好时，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我低下头，目光牢牢地锁定在那崭新的袖章上。它是用一块光滑的丝绸红布制成的，颜色鲜艳夺目，上面印着三个金色的、毛体大字——“红卫兵”。那金色在礼堂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也许是由于这场仪式前所未有的庄严与隆重，或者是多年“红色”教育潜移默化的结果，这一刻的我，比起几年前戴上红小兵袖章时，在政治上确实“成熟”了许多。我不再仅仅是感到光荣和兴奋，更似乎真切地感觉到了一种沉甸甸的重量压在了肩上。那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我的生命，仿佛在这一刻得到了某种升华和确认——它不再仅仅属于我自己，更属于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属于中国共产党，属于那个被称为“人类最壮丽事业”的共产主义。

然而，在这种被崇高感和神圣感淹没的激情之下，是否也潜藏着一丝难以言说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懵懂与心酸？一个少年的未来，一个独立个体的复杂生命，就这样被简化和纳入了一个巨大的、不容置疑的洪流之中。那份由老师亲手修改的表格，那份出于爱护的“修正”，其背后是一个时代对出身的苛刻审视，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试图把握自身命运的微小努力与无奈。这圈薄薄的红袖章，它所承载的，远不止是荣誉和激情，更有一个时代投射在少年心灵上的、复杂而沉重的光影。这光影，既是历史的印记，也成了许多人生命中难以磨灭的、混合着豪情与苦涩的动人片段。

第七章 数学世界的引路人

初中生活画卷般展开，除了挖防空洞的尘土飞扬、防空演习的喧闹刺激、以及佩戴红袖章时的神圣激昂，另一片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深刻影响我生命轨迹的天地，在数学老师史本贵的引领下，悄然向我敞开了大门。若说初中生涯有何最令我感念至今的际遇，莫过于遇到了史本贵老师。

　　史本贵老师是桐城人，毕业于安徽师范学院（位于芜湖）。他个子瘦小，其貌不扬，常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中山装，但整个人收拾得干净利落，透着一股旧式文人的清癯与精气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深陷的眼窝里熠熠生辉的眼睛，仿佛蕴藏着无尽的智慧与热情。开学第一堂数学课，他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彻底征服了我们这群半大孩子。

那堂课讲的是“有理数”。这本是小学已有基础的概念，但在史老师口中，却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从古人结绳记事、丈量土地讲起，说到数的产生源于生活的需要，整数、分数如何一步步扩展成有理数体系。他随手在黑板上画出一条数轴，称之为“数的高速公路”，正数、负数如同相向而行的车辆，有理数则是这条路上一个个明确的站点。他讲解“相反数”时，比喻成“镜子里的影像”；讲“绝对值”时，说是“这个数到原点的距离，甭管它是朝东还是朝西”。他的语言生动形象，常常夹杂着一些桐城口音的俏皮话，引得课堂上笑声阵阵。

更妙的是，他善于设置悬念和陷阱。他会抛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比如“-(-5)等于多少？”待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回答“5”后，他便会追问：“为什么？谁能从数轴上或者实际意义上给我们讲讲道理？”然后引导我们深入思考“负负得正”背后的逻辑。他时而像一位讲故事的说书人，时而又像一位带领我们探险的向导，将抽象的数学概念变得触手可及，充满了发现的乐趣。那四十五分钟，我完全沉浸在他营造的数学世界里，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下课铃响时竟有些意犹未尽。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清晰地感受到，数学并非枯燥的公式和繁琐的计算，而是一个充满秩序、逻辑与奇妙规律的瑰丽王国，而史老师，就是那位引领我窥见其堂奥的引路人。

史老师的敬业，更是有口皆碑。他的板书永远工整清晰，逻辑严密，从左上角开始，一笔一划，循序渐进，一堂课下来，往往布满整整一黑板，犹如一幅精心绘制的思维导图。他对作业批改极其认真，每一个对错号都打得一丝不苟，对于错误的题目，他不仅会标出错误之处，有时还会在旁边写上简短的批语，如“思路对了，计算再细心些”、“概念需再明晰”等。对于班上成绩较差的同学，他从不吝啬课余时间，总是耐心地一遍遍讲解，直到他们听懂为止，当然有相当一部学生贪玩不学的。他那瘦小的身躯里，仿佛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三尺讲台和他的学生们。

而我与史老师的缘分，远不止于课堂。学校附设初中班，师资紧张，史老师不仅教我们数学，还兼任其另一个班级的班主任。他家就住在学校里原天主教堂现是两排教室之中一间狭窄的平房里。随着我对数学兴趣的日益浓厚，课本上那些“少得可怜”且“太过简单”的练习题，已经无法满足我内心那种对挑战和探索的渴望。那种解开难题后的豁然开朗和智力上的愉悦，让我痴迷不已，如同上瘾一般。

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在放学后敲响了史老师家的门。开门的是史老师的爱人，一位面容和善、身材小巧玲珑的小学老师，我叫她师母。屋里陈设简陋，家具多是旧的，但收拾得窗明几净。说明来意后，史老师非但没有觉得我唐突，反而眼中流露出欣喜和赞赏。他把我引到靠墙的那个竹制书架前，指着其中一层说：“那一排，都是我收集和以前用过的数学参考书和习题集，你自己看，感兴趣哪本，就拿去翻看。有不懂的，随时来问我。”

那排书，在我眼中瞬间成了宝藏！有《初等数学习题集锦》、《代数解题技巧》、《几何定理与证明》……许多书的页角已经卷起，里面还有史老师用红蓝铅笔写的密密麻麻的批注。我如获至宝，借了一本《趣味代数一百题》，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此后，我成了史老师家的常客。每每遇到绞尽脑汁也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便带着书和稿纸去求教。无论多忙，史老师总会放下手头的事，搬个小凳子坐在我旁边，先听我讲自己的思路，卡在何处，然后从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用他那种特有的、启发式的方式，一步步引导我：“你看，从这里入手呢？”“试试逆推法？”“这个条件和那个条件之间，有没有隐藏的联系？”在他的点拨下，常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不仅仅教我解题，更是在教我如何思考，如何把握数学的脉络与精神。这种“开小灶”式的指点，让我受益匪浅，数学能力突飞猛进。

史老师夫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颇为清苦。师母也是一个工作狂，小学生的班主仼。我去得多了，看他们忙里忙外，便自然而然地帮忙照看孩子，陪孩子们玩耍，有时也帮他们女儿梳头编辫子或者帮忙扫地、擦桌子、生炉子。师母总是过意不去，时常要留我吃饭，我基本都推辞了，我知道所有人都是定量的，大家都吃得不够饱。但感受着那种质朴而温暖的氛围，我仿佛找到了另一个家。我们之间，渐渐超越了普通的师生关系，相处得宛如一家人。

这份对数学的痴迷，也延伸到了家里。每天晚上，忙完学校布置的作业（那时文化课作业很少），以及我必须承担的家务活，比如烧饭洗衣、打扫等忙完之后，便是我雷打不动的“刷题”时间。15w灯下或煤油灯下（那时青阳县城夜里也经常停电），我趴在桌前，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常常要到深夜十二点甚至2点以后才入睡。父亲起初见我房间灯亮到很晚，还担心我耽误睡眠，过来察看。发现我是在钻研数学题后，他沉默地看了片刻，什么也没说，只是后来悄悄给我换了个25w亮一些的灯，并时常提醒我注意眼睛。他的沉默和支持，是对我无声的鼓励。

进入初二，我们开始学习更复杂的计算，涉及到乘方、开方、对数运算。这时，史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种当时堪称“先进”的计算工具——计算尺。他把自己那把宝贝的，用竹片和赛璐珞制成的计算尺带到课堂上，向我们演示如何利用尺身上的C、D、CI、A、B、K、S、L、T等刻度进行乘除、平方、开方、对数、三角函数等运算。看着那游标尺轻轻一拉，复杂的计算结果便赫然呈现，我们都觉得神奇无比。

史老师说，这是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的必备工具，能大大提高计算效率。我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家后无意中和父亲提起，言语间充满了对史老师那把计算尺的羡慕。没想到，父亲记在了心里。过了几天，他下班回来，竟真的从县农林水利局的仓库里，为我找来了一把计算尺！

这把计算尺，远比史老师的那把要精美、高级！它的材质是温润致密的牛骨，尺身洁白细腻，50公分长，刻度线不是印上去的，而是用极其精细的工艺刻蚀进去再填充墨色，清晰无比，摸上去有微微的凹凸感。游标尺由透明的赛璐珞制成，中间那条细细的指示线（发丝）精准无比。更重要的是，它除了标准刻度，还有专门的平方和的根和平方差的根计算刻度，功能更为强大。整个计算尺做工精巧，宛如一件艺术品。我拿到手后，爱不释手，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将这把牛骨计算尺带到了学校。在数学课上，它果然引起了轰动。同学们围拢过来，争相传看，发出阵阵惊叹。史老师拿起它，仔细端详，眼中也流露出赞赏和羡慕的神色，连声说：“好尺！好尺！这可是宝贝啊！”我能感受到周围同学投来的目光，有好奇，有羡慕，当然，也可能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我拥有计算尺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放学收拾书包时，我惊恐地发现，那把珍贵的牛骨计算尺不翼而飞了！我把书包翻了个底朝天，课桌抽屉里外都找遍了，依然不见踪影。我顿时慌了神，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不仅是父亲的心意，更是我学习数学的“神兵利器”啊！

我失魂落魄地跑到史老师办公室，带着哭腔报告了这件事。史老师一听，眉头立刻锁紧了，他深知这把尺子对我的意义和价值。他安慰了我几句，让我先回家，说他来处理。

第二天数学课前，史老师提前到了教室，脸色异常严肃。上课铃响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始讲课，而是站在讲台上，目光缓缓扫过全班每一个同学，教室里鸦雀无声。

他先是沉痛地讲述了这把计算尺的来历，它是我父亲费心为我寻来的学习工具，寄托着长辈的期望，对于热爱数学的我而言，是何等重要。然后，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异常严厉：“我不知道是哪位同学拿走了这把尺子，可能是出于好奇，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但是，我要告诉这位同学，这种行为，叫做‘拿’，还是叫做‘偷’，取决于你接下来的行动！”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了几分：“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贪图小利，占人东西，这是品质问题！是我们红卫兵、是新中国青少年该有的行为吗？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今天放学前，我希望看到这把计算尺，能够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我的讲台上或者我的办公室门口。如果是这样，这件事，我就当是某个同学一时糊涂，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既往不咎，也为这位同学保留颜面。”

他的目光再次扫过全场，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但是！如果到了放学时间，尺子还没有出现……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会报告学校革委会和工宣队，请求彻底追查！到时候，查出来是谁，这就不再是简单的‘拿错东西’了，而是严重的纪律问题、思想品德问题！后果，你自己掂量！”

史老师这番软硬兼施、哄吓兼备的话，在教室里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同学们面面相觑，低声议论。整个上午，教室里的气氛都显得有些异样和凝重。

奇迹发生在下午第一节课后。那节课是自习，史老师来教室巡视。当他再次走到讲台前时，赫然发现，那把温润洁白的牛骨计算尺，正静静地、端端正正地躺在讲桌的正中央！

史老师拿起计算尺，仔细检查了一下，完好无损。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但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计算尺郑重地交还到我手中，意味深长地说：“物归原主。记住，工具是辅助学习的，但比工具更重要的，是诚实守信的品格。大家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同学们参差不齐地回答。我紧紧攥着失而复得的计算尺，心中充满了对史老师的感激与敬佩。这件事，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他不仅教书，更在育人，他用他的智慧和担当，维护了一个少年的心爱之物，也挽救了一个可能失足的灵魂。

这把牛骨计算尺，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它陪伴我走完了初中生涯，又进入了高中。即使在那个“知识无用论”暗流涌动的年代，它依然是我在数学世界里探索的忠实伙伴。高中毕业后，我和千百万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被下放到了青阳县童埠公社。

在下放的日子里，劳动是艰苦而繁重的。然而，正是凭借在史老师启蒙下培养起来的数学思维和逻辑能力，以及这把计算尺的辅助，我找到了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途径。当时我在农科站搞农业科学实验，推广新品种，需要统计试验田的产量数据，分析不同施农药治虫方案、种植密度与产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工作涉及到大量的数据整理、平均产量计算、方差分析等初步的统计运算。

　　农科站里，白天和大家一起出工劳动，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用这把计算尺噼里啪啦地运算。计算尺的高效在这个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复杂的乘除、开方，通过拉动游标便能快速得出结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我运用自学的统计学知识，将杂乱的数据整理成清晰的表格，计算出各项指标，甚至尝试着画出了简单的趋势图，为我的科研分析提供了相对科学、准确的数据支持。

许多年后，当我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挖防空洞的狂热、佩戴红袖章的激情，都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沉淀为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但史本贵老师带我走进的数学世界，以及他那瘦小身影所代表的敬业、仁爱与智慧，却如同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永远闪耀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温暖而励志。他在我心中播下的那颗热爱知识、追求真理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八章 初一暑假工

十二岁像一道模糊的分水岭，悄无声息地跨过去后，生活的河流似乎拐了一个弯，流速加快了，河床也变得更为粗粝。括药——那盏白炽灯下“沙沙”作响的、混合着草药清苦与龟壳腥臭的夜晚，已经成为我身体记忆的一部分，指尖的薄茧是它的印记。但它不再是我为家庭分忧的唯一方式。一种新的、更具社会性的劳动模式，开始向我这个医药公司家属院的少年敞开缝隙。我从被动地承接家里的零活，开始走向外面的“单位”，去做一名按日计酬的“临工”。这第一步，自然还是从医药公司内部迈出。

医药公司的仓库保管员，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计划调配占主流的年代，手里握着些许不起眼却实在的权力——他们有权申请并雇佣临时工，处理那些正式工不愿或忙不过来的繁琐体力活。我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来自西药仓库的保管员施中桂。

施中桂有和我同龄的女儿刘惠玲，和我同校不同班，有亲戚关系。因为这层关系，施中桂和母亲唐贤珍商量让我俩做临工。于是，在一个周末的清晨，我不再是坐在自家屋角的小板凳上，而是站在了西药仓库那高大、阴凉、弥漫着奇特复合气味的库房里。

“以后星期天没事，就过来帮忙吧。”刘惠玲妈是个利索的三十多点的女人，语速快，手脚更快，“主要是搬搬箱子，整理整理货架，有时候来了送货的车，帮着卸货、点数。一天八毛钱，现结。”

一天八毛！这几乎相当于我括十斤最细明党参的报酬，而且是在一天之内赚到。我心里迅速盘算着，一个月有四个星期天，那就是三块二毛钱，一笔相当可观的稳定收入。

西药仓库的气味与括药时截然不同。这里没有泥土的腥气，也没有草药的清苦，更没有乌龟壳的恶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带着金属和化学物质气息的味道。各种药片、粉剂、注射液的外包装箱堆叠如山，空气里浮动着纸板、塑料和某种消毒剂的微弱气息。那些印着复杂化学分子式和拉丁文名称的纸箱，在我眼里神秘而遥远，但它们此刻的重量却无比真实。

我和刘惠玲的工作简单而机械。按照的指令，将新到的药品箱子搬运到指定的货架区域，码放整齐；将一些零散的、需要归类的药盒重新整理、清点；最耗费体力的是装卸卡车。当运送药品的解放牌卡车轰隆隆地倒进仓库月台，我和刘惠玲有时也和仓库里其他几个临时工（多是些像母亲一样的中年家属）一起，爬上爬下，将沉重的纸箱从车上卸下，或者将需要发出的药品装车。箱子的大小和重量不一，有时是轻飘飘的纸盒，有时则是装着大容量玻璃瓶注射液的木箱，沉得压手。

八毛钱的动力驱使着我。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弯腰，发力，将箱子抵在腹部或扛上肩头，小心地保持着平衡，在光滑的水泥地面和略显陡峭的货架楼梯间穿梭。汗水很快浸湿了后背，额前的头发也黏在了皮肤上。刘惠玲妈偶尔会提醒一句：“小心点，别摔了，有些药贵得很！”这提醒让我更加小心翼翼，仿佛手里搬动的不是纸箱，而是易碎的珍宝。

在西药仓库这里干过一段时间后，消息似乎传开了。另一个更有“油水”的岗位向我招手——收购仓库的保管员阮子年叔叔同意接收我和刘惠玲去他那儿干临活。

收购仓库与西药成品库不同，这里更“原始”，更接地气，也更像是我括药工作的延伸和扩大。这里是公司接收各地药材的集散地，堆满了未经处理的、带着泥土和山林气息的中草药原材料。阮叔叔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话不多，但眼神里透着精明和实在。

“东远，听说你括药是一把好手？我这边活儿多，也杂，星期天和大玲子(刘惠玲)来我这里干，怎么样？”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小，“搬运、整理、加工、晾晒、分类分级、装厢……什么都得干点。工钱嘛，一天还是8毛钱！”

八毛钱！这无疑是具诱惑力的数字。而且，这里的环境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熟悉，那些草药的味道，仿佛连接着之前无数个夜晚灯下的记忆。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从此，我的星期天变得更加充实，也更加疲惫。在阮叔叔的收购仓库，我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小工”。

清晨，我可能要和其她家属工人们一起，将新收上来的、还带着潮气的草药摊开在巨大的晒场上，用木耙子反复翻动，让阳光和风带走多余的水分。那些药材形态各异，有根茎，有叶片，有果实，在阳光下散发出更加浓烈、混合的草木香气。翻晒需要耐心和体力，要确保每一处都能均匀受热，防止霉变。

翻晒完毕，可能就是搬运。成麻袋的干药材，需要从晒场扛回仓库，或者按照不同的品类，归置到不同的区域。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麻袋压在肩上，每一步都感觉脚下的水泥地在微微下陷。汗水流进眼睛，涩得生疼，也顾不上擦。

更精细的活儿是分类和分级。就像当初括明党参要分粗细一样，收购来的药材也需要按照品相、大小、完整度进行分拣。我坐在小马扎上，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某种药材，需要凭借眼力和手感，将它们分成特级、一级、二级等等。这活儿需要经验，阮叔叔会在一旁指点：“你看这个，颜色要正，个头要匀称，没有虫蛀，这就是特级……那个有破损，只能算二级。”我学得很快，手指仿佛还保留着括皮时的敏感，能迅速判断出药材的优劣。

最后是装厢。将分好级的药材，用特定的包装材料（有时是麻袋，有时是木箱，有时是内衬防潮纸的纸箱）仔细装好，封口，贴上标签，准备发往制药厂或外地。每一个步骤都要求认真，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药材的价值和公司的信誉。

基本上，每个星期天，我都在阮叔叔的仓库里度过。从清晨天蒙蒙亮，到傍晚夕阳西下。身体是疲惫的，手指、肩膀、腰背，无一处不酸痛。但看着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仓库，看着自己参与分拣、装厢的药材即将运往远方，心里会升起一种奇异的满足感。更重要的是，每到星期天结束，阮叔叔会把当天的工钱塞到我手里，有时是八毛，有时是一块，带着他手掌的温度和药材的余味。我将这些钱悉数交给母亲，感觉自己在家庭航船上的分量，又加重了一分。

时间的车轮碾过一个个忙碌的星期天，转眼我初中一年级的暑假到了，漫长而炎热，似乎预示着将有更艰巨的考验到来。

果然，暑假刚开始没几天，母亲和刘惠玲妈看我们能做工挣钱上瘾了，立马给我和刘惠玲找到了新的“工作”——去西门正在建设的县化肥厂建筑工地做小工。这次，不再是相对熟悉的医药公司内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工地，一个充满了水泥、尘土、钢筋和重型机械的喧嚣世界。

工头是母亲和刘惠玲妈早就联系好的。刘惠玲是女孩子，工地上安排给她的活儿主要是“挑土”。用扁担挑起两只竹筐，将松软的泥土从一处运到另一处，或者将碎石渣挑走。这活儿也不轻松，一天下来，肩膀必定又红又肿。

而我，作为男孩子，则被分配了更重的任务——和工地上那些成年男工人们一起“抬石头”。化肥厂的地基和部分墙体需要大量的青石块，这些石头从附近的山上开采下来，用拖拉机运到工地，再由人工抬到指定的位置。

我的搭档是一个四十多岁、沉默寡言的汉子，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肌肉结实。我们使用的工具是一根碗口粗的竹杠和几条粗麻绳。用麻绳将巨大的青石块捆扎牢固，然后将竹杠穿过绳套，一人一头，扛上肩膀，喊着号子，步调一致地将石头抬走。

第一天下来，我就累得头昏眼花。竹杠压在未经充分磨练的肩膀上，像是直接硌在了骨头上，火辣辣地疼。双腿因为持续发力而酸软颤抖。工地上尘土飞扬，混合着汗水的咸腥，黏在皮肤上，让人浑身不适。晚上回到家，我几乎连饭碗都端不起来，倒在床上就昏睡过去。

母亲看着我，眼里满是心疼，但什么也没说，只是打来热水让我泡脚，又找出红花油帮我揉搓红肿的肩膀。我知道，她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坚持住，孩子，这就是生活。”

第二天，依然是重复的煎熬。肩膀的疼痛似乎麻木了一些，但身体的疲惫感累积得更深。每抬起一块石头，都感觉耗尽了全身的力气。工地上其他工人的号子声粗犷有力，而我，只能咬紧牙关，从喉咙里挤出微弱的声音，努力跟上他们的步伐。

第三天，灾难降临了。那天下午，我们要抬的是一块异常巨大的青石板。我和搭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用麻绳捆好。竹杠压上肩膀的瞬间，我感觉自己的膝盖微微一软，一股巨大的压力从头顶贯注到脚底。

“起！”搭档喊了一声。

我憋住一口气，凭借着一股少年人的倔强和蛮力，跟着他一起站了起来。竹杠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石头离地了。

然而，仅仅走了两步，或许是因为体力透支导致下盘不稳，或许是因为脚下的碎石绊了一下，我的脚下一个趔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肩上的重量猛地一歪，那股巨大的、倾斜的力量不是我所能抗衡的。

“砰！”

一声闷响，我连人带杠摔倒在地。石头重重地砸在地上，溅起一片尘土。万幸的是，石头没有直接压在我身上，但我的膝盖和手肘在倒地时磕破了，火辣辣地疼。竹杠也从中间裂开了一道缝。

工头闻声赶来，看了看裂开的竹杠，又看了看狼狈不堪、挣扎着想爬起来的我，脸色阴沉。

“不行，小子，你这身子骨还吃不了这碗饭。”他摇了摇头，语气不容置疑，“太危险了，今天砸了杠子，下次要是砸到人怎么办？你回去吧，工钱算到今天中午。”

我被开除了。在周围工人们复杂（有同情，有漠然，或许也有一丝轻视）的目光中，我拖着疼痛的身体，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喧嚣的工地。羞愧、委屈、不甘，还有一丝解脱般的轻松，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我的鼻子发酸。人生的第二场“硬仗”，我以失败告终。

母亲得知消息后，没有责备我，只是叹了口气，摸了摸我磕破的膝盖，说：“没事，抬石头不是你这个年纪该干的活，是妈心急了。”

但她并没有让我闲下来。休息了几天后，她又辗转找到了在公路维护站工作的刘师傅——他是我同学刘竞赛的父亲。很快，新的安排下来了：去公路维护站，跟着养路工们修路。

相比起建筑工地的惊心动魄，修路的工作显得“温和”了许多，但同样不轻松。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养路工们进行一些辅助性劳动。比如，用铁锹将运来的沙石料铺洒在路面的坑洼处；跟着大人们一起，拉着巨大的石碾子压实新铺的路面；或者，沿着公路边缘，清理排水沟里的淤泥和杂草。

夏日炎炎，砂石路面被晒得滚烫，空气仿佛都在扭曲晃动。我戴着破旧的草帽，穿着早已被汗水浸透又晒干、结出白色盐渍的背心，挥舞着几乎和我一样高的铁锹，一下下地将沙石铲起、铺开。汗水像小溪一样顺着脸颊、脊背流淌，滴落在滚烫的路面上，瞬间蒸发。拉石碾子更是考验耐力和协作，沉重的石碾需要几个人一起用力，喊着号子，一步步地向前滚动，将松软的沙石压实成平整的路面。

这份工作没有抬石头那样瞬间爆发的危险性，但却是一种持续的、渗透到骨头缝里的消耗。一天下来，同样是筋疲力尽，浑身像是散了架。但好在，这里的工友们大多淳朴，刘师傅也对我多有照顾，分配的任务总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就这样，我在公路维护站干完了暑假剩下的日子。每天早出晚归，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手上的茧子更厚了，身体似乎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悄悄变得结实了一些。当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学时，我带着一身古铜色的皮肤和满身的疲惫重返课堂，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平静。

　　那个关于“羊拐”的童年梦想，已经被现实磨砺得更加深沉。它不再是一个具体的玩具，而是转化成了对一种更轻松、更无忧生活的遥远怀想。我知道，那样的生活暂时不属于我。我的战场，在课堂之外，在那些需要我用稚嫩肩膀去扛起的责任里。

从十岁括药的“沙沙”声，到十二岁之后在仓库、工地、公路上的汗水，生活的括刀，早已不再仅仅刮向那些明党参和乌龟壳，它更深刻地、无声地，刮削着我年幼的生命，剥离着天真与娇嫩，露出内里日益坚韧、甚至有些粗粝的质地。这质地，或许不够光洁，带着伤痕和苦涩，但它承重，它耐磨，它在生活的重压下，不曾碎裂。

第九章 墨虾与未来

暑假的烈日和工地的尘埃，如同被一场秋雨洗刷，渐渐沉淀在记忆的角落。重返校园，坐在熟悉的、带着刻痕的木制翻盖课桌前，听着上下课清脆的铃声，我有一种恍惚的不真实感。肩膀和膝盖上隐约的酸痛提醒着过去两个月的艰辛，而掌心与指尖因握锹、抬杠磨出的厚茧，则与握笔的感觉格格不入。

课堂的氛围依旧，一半学习，一半学工学农和备战的节奏没有改变。同学们臂膀上的红袖章似乎又多了一些，那鲜艳的红色依然能激起我心头的波澜，但最初那种近乎神圣的颤栗感，却似乎被暑假里实实在在的体力消耗磨钝了几分。我开始在那些激昂的口号、庄严的宣誓，以及“准备打仗”的紧张氛围之外，感受到一种来自身体本能的疲惫，以及一种对“未来”更加具体、也更加朴素的迷茫。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依旧在胸中激荡，但“匹夫”也是要吃饭，也是会累的。暑假里那八毛钱、一块钱一天的收入，那沉甸甸、汗津津的触感，让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挣钱”二字的重量。它不再是母亲塞给我买早点的几分硬币，而是与肩膀的红肿、膝盖的伤疤、以及收工后几乎散架的身体紧密相连。我开始不由自主地想：难道我长大以后，就要像工地上那些沉默的汉子，像养路站那些皮肤皲裂的工人，或者像仓库里那些忙碌的保管员一样，依靠消耗体力来换取生活吗？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将来活得……轻松一点？

这个“轻松”，并非好逸恶劳，而是一种发自本能的、对繁重体力劳动的畏惧，以及一种朦胧的、对另一种生存状态的向往。它像一颗微小的种子，悄悄埋在了我被数学公式和革命语录填满的心田里，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萌芽。

这个机会，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晚自习，由我最为敬重的史本贵老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带来了。

那晚，教室里亮着几盏昏黄的电灯（运气好，今晚没有停电），同学们大多在埋头完成少量的作业，或者低声讨论着问题。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墨水和东门头夜晚特有的宁静气息。史老师像往常一样，在教室里踱步，随时准备解答我们的疑问。

我正对着一道复杂的代数应用题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兴奋地演算起来。史老师悄无声息地走到我身边，俯身看了一会儿我的解题过程，眼中流露出赞许的光芒。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

初秋的晚风带着凉意，吹散了教室里的沉闷。走廊里没有灯，只有远处办公室窗户透出的微弱光晕，以及天上疏朗的星斗。

“陈东远，最近数学进步很大，思路越来越清晰了。”史老师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

“都是老师您教得好。”我由衷地说，心里暖洋洋的。在史老师面前，我总能感受到一种被理解的愉悦。

“光会解题还不够，”史老师话锋一转，目光望向深邃的夜空，仿佛在回忆什么，“数学锻炼的是逻辑，是骨架。但一个人，一个民族，不能只有骨架，还得有血肉，有精神气儿。”

我似懂非懂地看着他。

他收回目光，看着我，眼神在星光下显得格外深邃：“你知道吗？有些东西，它的价值，不能光用公式计算。比如艺术，比如画画。”

“画画？”我有些诧异，这和数学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对，画画。”史老师肯定地点点头，脸上浮现出一种向往的神情，“我年轻时在芜湖读书，听过不少名家轶事。印象最深的就是齐白石，那位国画大师。”

他缓缓说道，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齐白石老人画牛，有时九笔就能勾勒出神韵，筋骨血肉，跃然纸上。而他画虾，更是了得！据说，有时寥寥数笔，甚至一笔就能点染出一只活灵活现的虾子，通透，灵动，仿佛下一秒就要从纸上跳出来。”

我被这形象的描述吸引住了，眼前仿佛真的出现了一幅水墨画，上面有憨态可掬的水牛和游弋的虾子。

“你知道那样一只虾，值多少钱吗？”史老师忽然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语气问我。

我茫然地摇摇头。钱？画上的虾还能卖钱？

“听说，”史老师的声音更低了，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我心上，“在懂行的人那里，齐白石老人画的一只虾，能卖到这个数——”他伸出一只手，五指张开。

“五……五块？”我试探着问，这在我听来已经是天价了，相当于我在工地辛苦干五六天。

史老师缓缓地摇了摇头，一字一句地说：“是五十元。”

“五十元？！”我几乎失声叫出来，赶紧捂住嘴巴，心脏“咚咚”地狂跳起来。五十元！那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是我在暑假里拼死累活干一整个暑假都未必能挣到的数目！而齐白石，只需要画一笔，点一只虾？

“是啊，”史老师感慨道，“这就是知识的价值，是艺术的价值。笔墨纸砚，成本几何？但倾注在里面的心血、才华和几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是无价的。一张宣纸，轻飘飘的，画上了传神的画，就重若千钧。”

他后面还说了些什么，关于“书中自有黄金屋”，关于“一技之长”，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但我已经有些听不进去了。我的脑海里，反复回荡着那几个字：“一笔点一只虾……五十元……一天点一百只……就是一百只虾……那一天就是五千元！”

五千元！这是一个我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它像一道强烈的闪电，瞬间劈开了我心中关于“未来”和“挣钱”的迷雾。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轻松（至少看起来是轻松的，只是动动笔）而又高贵的挣钱方式！不需要扛石头压裂肩膀，不需要拉石碾累垮腰背，不需要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流尽汗水。只需要坐在明窗净几的书斋里，对着雪白的宣纸，挥毫泼墨……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如同野草般在我心里疯长。我对史本贵老师有着近乎盲目的崇拜和信任，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深信不疑。他既然说齐白石的虾能卖五十元一只，那就一定能！他既然暗示了艺术这条道路的广阔前景，那就一定没错！

从那天晚自习之后，我仿佛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除了数学课——因为那是史老师教的，我依旧全神贯注，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其他课程，诸如语文、政治、历史，甚至是我原本比较擅长的物理、化学，我都开始心不在焉。课本的空白处、作业本的边角，甚至专门找来的废旧账本，都成了我涂鸦的乐园。

我迷恋上了国画，更准确地说，是迷恋上了“一笔五十元”的那个国画梦。我没有正规的老师，也没有系统的教材。只能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可能找到的参考。县文化馆门口宣传栏里偶尔更换的水墨画宣传画，成了我反复揣摩的范本。我会在那里一站就是半天，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着线条的走势，墨色的浓淡。供销社里偶尔出售的、印着粗糙国画图案的信笺、笔记本封面，也被我如获至宝地收集起来，一遍遍地临摹。那些山水、花鸟、鱼虫，在我眼中不再仅仅是图案，而是通往“轻松未来”的密码。

我尤其痴迷于画虾和画鸡。画虾，自然是源于那个“五十元”的梦想。我用水笔、钢笔，甚至用毛笔蘸水在桌子上练习，试图捕捉那种一笔下去、形神兼备的感觉。虽然画出来的东西总是显得呆板、僵硬，离“通透灵动”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我乐此不疲，坚信只要苦练，终有一天能成功。而画鸡，则是因为邻居家养了几只大公鸡，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十分入画，而且相对复杂，更能体现“功力”。

我的课堂笔记变得面目全非，密密麻麻的公式和语录旁边，是各种姿态的墨虾、雏鸡、歪斜的竹子、怪石。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用功”，心思早已飞到了我的水墨世界里。同桌偶尔投来诧异的目光，我也毫不在意，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无法自拔。

这种痴迷，很快从课堂延伸到了课外。家里的那盏25瓦灯泡，不仅照亮了我的数学演算纸，也开始照亮我的“画案”（其实就是吃饭的方桌）。我央求母亲给我买来了最便宜的毛笔、墨锭和一大叠毛边纸（宣纸是买不起的）。每天晚上，做完不得不做的家务和数学作业后，我就铺开毛边纸，倒上清水，磨好墨，开始我的“艺术追求”。

母亲看我如此“用功”，起初还以为我在练习毛笔字（那是被鼓励的），颇为欣慰。但当她发现我画的都是“闲情逸致”的花鸟虫鱼时，眉头微微蹙了起来。那个年代，讲究的是“又红又专”，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种带着“封建士大夫”情趣的爱好，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但她或许是心疼我暑假的辛苦，或许是想给我留一片精神的自留地，终究没有严厉制止，只是偶尔提醒一句：“别画太晚，费电，也伤眼睛。”

父亲察觉了我的变化，沉默地观察了几天。有一次，他拿起我画的一幅《群虾戏水图》，端详了半晌，上面歪歪扭扭的墨团勉强能看出是虾的形状。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放下，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我的“画技”在自我感觉中“突飞猛进”。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造车，我自觉已经掌握了国画的精髓（主要是自我陶醉）。于是，我决定创作一幅“巨作”——一幅《锦鸡独立图》。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精心描绘了一只站在石头上、羽毛斑斓（我用尽了手头能找到的几种彩色墨水）的锦鸡。画完后，我左看右看，觉得神采飞扬，栩栩如生，简直堪比名家！

成就感爆棚的我，决定不能让它明珠暗投。我想起了同学又是小工伙伴刘惠玲。她家房子宽敞，客厅的墙壁上正好空着一大块。而且，她母亲对我一直不错。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这幅《锦鸡独立图》送去给她家“装饰”墙壁！

我找来一些废旧报纸，又用粥汤勉强打了个浆糊，模仿着见过的年画装裱方式，将我的画心小心翼翼地贴在了一张更大的毛边纸上，四周还留了“天头地脚”。虽然粗糙不堪，但在我眼中，已然是件“艺术品”。

我怀着忐忑又自豪的心情，将这幅装裱好的“巨作”送到了刘惠玲家。刘惠玲和她母亲看到后，果然十分惊讶。刘惠玲妈拿着画，上下打量，脸上表情有些复杂，但最终还是露出了笑容：“哎呀，东远还有这本事？画得……画得挺像那么回事的！这锦鸡，精神！”她大概是不忍心打击我的热情，真的找来了图钉，将这幅《锦鸡独立图》端端正正地钉在了她家客厅最显眼的墙壁上。

第十章 涟漪

一九七一年，七月的阳光已经有了灼人的力度。清晨六点半，我像过去六年里的无数个早晨一样，背着自己缝的布书包，踏出了医药公司大院的门槛。

但今天，脚步有些异样。

昨天，七月一日，党的生日。上午在学校大礼堂，我戴着红卫兵袖章，听着党支部万书记用高亢的声音回顾党的光辉历程，从南湖的红船讲到井冈山的烽火，再到天安门城楼上那声宣告。我们跟着指导员振臂高呼口号，声音整齐划一，胸腔里鼓荡着一种朴素而炽热的情感。

下午，活动结束后，我们全班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指导员的带领下，步行前往南大街的县文化馆。目的地是那个我们早已听闻的“西藏展览”。队伍穿过熟悉的街道，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同学们小声交谈着，带着一种去看“稀奇”的兴奋。

文化馆的大门有些陈旧，里面却透着一股阴凉。一进展厅，那股兴奋劲儿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瞬间熄灭了。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灰尘和一种难以言喻的、仿佛从历史深处渗出来的沉郁气息。

首先闯入视线的照片，是那些黑沉沉、锈迹斑斑的铁器。站笼，像一个扭曲的金属棺材，足以想象一个人被塞进去后，站不能直，蹲不能下的痛苦；脚铐，铁环粗重，连接它们的铁链似乎还带着拖曳的闷响；脖子枷，两块厚重的木板合拢，中间那个圆洞是用来禁锢脖颈的尊严……讲解员的声音平稳却带着沉重的力度，每一个字都像小锤子，敲打着我们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的心。

然后，是那些更令人窒息的展品。一块据说用于挖眼睛的石头帽，旁边配着生了锈的尖刀，冰冷的金属和粗糙的石质，仿佛还残留着绝望的嘶喊。一张照片上，是一只碗，讲解员说，那是用婴儿头骨做成的，碗的内壁，竟然镀着一层刺眼的银……我感到胃里一阵翻搅，下意识地别开了头。

鼓，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如果不是标签上写着“人皮鼓”，它看起来与寻常的鼓并无太大区别。可那暗沉的、带着不规则纹理的鼓面，一旦知晓它的来历，便再也无法直视。鼓槌，据说是用十八岁姑娘的大腿骨制成，苍白，纤细，带着一种亵渎生命的残忍。还有那盏人皮台灯，想象它在黑暗中亮起，灯光透过薄薄的人皮……我打了个寒颤，脊背一阵发凉。

展厅里很安静，只有讲解员的声音和同学们压抑的呼吸声。那些黑白照片上，是衣衫褴褛、目光呆滞的奴隶，是堆积如山的刑具，是奴隶主奢华生活与奴隶悲惨境遇的残酷对比。原来，书本上说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制度”，是这样一幅具体而微、触目惊心的图景。一种前所未有的震动，混合着恐惧、愤怒和一种说不清的庆幸，在我心里翻腾。我们每天抱怨的课堂、作业，甚至偶尔对母亲的督促我做工挣钱感到不耐烦，与那个世界里无声的苦难相比，是何等的……幸福？

参观结束，走出文化馆，午后的阳光明晃晃的，刺得人眼睛发疼。世界依旧喧嚣，街道上车来人往，可我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一样了。胸口堵着什么东西，沉甸甸的。

队伍在文化馆门口解散，大家各自回家。我家在东大街的医药公司大院，和大部分住在学校附近或者北边的同学方向不同。于是，我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心神不宁的下午，独自踏上了归途。

往常和同学们一起走，打打闹闹，路程似乎很短。今天一个人，脚下的路仿佛变长了。我下意识地观察着沿途的一切。东门的石头桥，桥下的河水比往常更浑浊些；桥头那家电影院，海报上还是那部看了三遍的革命样板戏；棉织厂里传出的机器轰鸣声，农机厂门口停着的手扶拖拉机，甚至路边那几棵歪脖子老槐树，树下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这些平日里司空见惯、甚至有些厌烦的景象，此刻却像一幅幅定格的画面，异常清晰地映入眼帘。它们似乎不再是冰冷的客体，而是与我呼吸与共的、生活的一部分。一种莫名的“眷恋”感，悄然滋生。是因为刚刚见识了那种彻底的“非人”的境遇后，对眼前这平凡、甚至琐碎的生活，产生了一种失而复得般的珍惜吗？我说不清楚。

回到家，母亲还在单位没下班。空荡荡的屋子里，格外安静。我坐在书桌前，很久都没有动一下。脑子里交替浮现着展览上那些刑具的影子，和窗外传来的、邻居家小孩玩耍的笑声。

第二天清晨， 这种异样的情绪依然跟随着我。去城关一小的路，走了六年，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可今天，每一步都仿佛带着新的触感。青石板的缝隙里长出倔强的青草，沿街店铺木门板上斑驳的油漆，供销社玻璃柜台里摆着的搪瓷缸子……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它们构成了一个稳定、安全、有序的世界，一个我昨天之前还觉得平淡无奇，此刻却倍感温暖的世界。

直到走进学校那道熟悉的、略显昏暗的楼道，看见我们班教室门上那块写着“一连一排”的白色木牌，我的心才仿佛找到了锚点，渐渐平静下来。推开教室门，混合着粉笔灰和旧木头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属于我们的味道。

我站在门口，下意识地环顾这间待了两年的教室。老师说，下学期我们进入初二第二学期，会换到另一间教室去。我心里泛起一丝不舍。我从小就是这样，对一个地方、一件物品、一种习惯产生了感情，就很难割舍。这间教室的每一个角落，我都熟悉。墙角那块水渍的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靠窗那扇窗户的插销有点松，每次刮风都会轻轻响动……

黑板上方中央，悬挂着毛主席的彩色画像，面容慈祥而威严。画像两侧，是用红色美术字写就的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左边是三扇巨大的窗户，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在水泥地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右面的墙上，贴着几张毛主席语录的印刷品，鲜红的字迹格外醒目：“要斗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我的目光最终落在教室后墙上。那里是我们班的黑板报。黑板上方，贴着用红色电光纸剪出的、林彪副主席题词的复制品：“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字迹是那种特有的、略带夸张的字体。

这块黑板报，凝结着我的心血。我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壁报组由我、负责写稿和组织稿件的吴文静，以及负责主要抄写工作的王建军三人组成。我擅长画图排版，画个报头、描个花边、配个插图，都是我的活儿。每星期至少更换一次内容，遇到重大政治事件，更要随时更新。昨天参观的西藏展览，无疑就是这样的“重大事件”。

“今天必须把昨天参观旧西藏展览的报导写出来，配上插图。”我正想着，耳边突然响起了急促的上课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学校每天的课程安排是雷打不动的：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晚上还有两节自习。今天的第一节课，依然是政治课。政治老师抱着一摞报纸走进教室，神情严肃。今天学习的是昨天“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标题是《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

课堂流程也是固定的。老师先用他那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朗读全文。他的声音洪亮，试图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然后是分段讲解，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阐述社论的精神实质。最后是分组讨论，同学们需要轮流发言，谈认识，表决心。

我坐在座位上，努力集中精神，在笔记本上画着各种小动物：知了、蜻蜓、小猫咪、小哈巴狗……但脑子里，总是不由自主地闪过昨天展览上的画面——那人皮鼓，那婴儿头骨碗。它们像幽灵一样，干扰着我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理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在脑海中碰撞，让我感到一种分裂的困惑。当小组讨论轮到我发言时，我看笔记本上的画的画，磕磕绊绊地说了几句“要牢记阶级苦，血泪仇，珍惜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做革命接班人”之类的套话。心里却有些虚，觉得自己说的，远不能表达内心那种复杂而沉重的感受。

终于熬到下课铃声响起，我几乎是立刻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冲向教室门外。目标明确——操场角落那副唯一的双杠。这是男同学们课间最热衷的“战略要地”，去晚了，连边都摸不着。

“陈东远，怎么跑那么快？等会儿我！”身后传来熟悉的喊声。是吴冬生，我最好的朋友。他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和我并肩跑着。

“你的胶泥有富余的吗？我今天忘带了。”他一边跑一边问，脸上带着点懊恼。

“有。我带了好几块呢。”我放慢脚步，拍了拍书包。我知道他为什么烦恼。

“今天又是工业基础课，真烦人！”吴冬生哀叹道，眉头拧成了疙瘩。

工业基础课是吴冬生的“滑铁卢”。这门课很特别，老师会把一个工业产品模型——比如一个简单的齿轮、一个阀门、甚至一个小型的活塞——放在讲桌上，然后发给每人一块胶泥。我们需要照着样品，用胶泥捏出模型，然后根据自己捏出的模型，画出它的三视图（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

这对空间想象能力要求很高。吴冬生恰恰缺乏这个。无论老师怎么启发，他捏出来的模型总是歪歪扭扭，画出来的三视图更是错漏百出，线条打架是常事。而这门课，却偏偏是我的强项。我似乎天生就对形状和空间关系敏感，捏的模型有模有样，画的三视图清晰准确，线条干净利落，每次都能得到老师的表扬，作品还被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里展览。

“甭着急，我再帮你画就是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几乎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如果不是我每次在课堂上“暗中相助”，吴冬生根本完不成这门课的作业。

“太谢谢你了！”吴冬生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了笑容。

“干嘛那么客气！你帮我的地方多着呢！”我说的是真心话。吴冬生家住在学校西边，和我并不顺路。但每次我做值日，或者出黑板报弄到很晚，他总会毫无怨言地陪着我，绕远路把我送到医药公司大院门口，然后再自己折返回家。

这种陪伴，在那些星光黯淡或者寒风凛冽的夜晚，显得格外珍贵。

“哎，语文课也没劲。”我叹了口气，转移了话题。想到接下来的语文课，大概率又是学习某篇充满战斗气息的社论或者歌颂工农兵的通讯报道，我准备着画一幅上山虎。

“上小学时，你不是最喜欢语文课吗？”吴冬生不解地问。

“那时候的语文课多有意思，”我脸上露出淡淡的伤感，想起了小学时的李文珍老师。李老师总是笑眯眯的，她会给我们讲生动的故事，教我们唱好听的儿歌，还会带我们到校园里观察花草树木，然后写成小作文。她的课，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可自从上了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文章，虽然也文从句顺，但字里行间总是充满了浓烈的政治意味，少了那份文字本身的美感和趣味。

我们没能抢占到双杠，它已经被其他的同学占据了。我们只好在操场边找了块树荫坐下，看着别人在单双杠上翻飞，直到上课铃再次响起。

第三节课是数学。史老师今天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色短袖衬衫，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最上面一颗，配上他那副厚厚的、酒瓶底一样的高度近视眼镜，显得格外精神，也格外严肃。

“今天讲新课：第四章，简单图形。”史老师的声音不高，但很有穿透力，“高敏，你先把垂线和平行线的定义给大家念一遍。”

老师话音一落，高敏便应声站了起来，拿起课本，用她那一贯清脆而标准的普通话开始朗读：

“垂线——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海第三钢铁厂的工人师傅敢想、敢干，把两座高达五十五米、重二百三十吨的巨型平炉大烟筒，分别用了八个小时和五个小时，‘垂直移位’三十一米和四十米，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奇绩。”

“‘垂直移位’就是大烟筒在移动时，和地面保持垂直。”

“在数学上，如果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就说它们互相垂直。”

“两条直线互相垂直，其中一条直线叫做另一直线的垂线。”

接着，她又开始读平行线的定义：“平行线——曙光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教导，在夺得夏粮大丰收之后，又投入新的战斗。双轮双铧犁奔驰在人民公社广阔的田野上。”

“用双轮双铧犁犁出的两条笔直的垄沟是互相平行的。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平行线。”

高敏读得字正腔圆，充满了感情。然而，我的心里却忍不住嘟囔了一句：“这课本真没劲！还是史老师家收藏他那个年代的课本好。”尽管，我内心深处始终特别喜欢数学本身那种逻辑严密、推理清晰的美感。我喜欢解出难题后的那种豁然开朗，喜欢用尺规作图画出精确图形的成就感。可为什么非要给“垂线”和“平行线”这样纯粹的数学概念，穿上如此厚重的外衣呢？仿佛不联系实际，不引用语录，它们就不够正确，不够革命似的。

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是语文课。预备铃声过后，教室里还残留着课间的喧闹气息。同学们都在猜测，生病的李老师还没回来，今天会是谁来代课？

铃声正式响起，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一个身材矮小、略微有些秃顶、戴着一副酱色镜框老花镜、看上去约莫四五十岁的男老师，迈着沉稳的步子走了进来。他手里只拿着一本语文课本，没有教案，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他站定在讲台中央，目光平静地扫视了一下全班。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大家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老师。

他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寒暄，用带着浓重青阳口音的普通话自我介绍道：“同学们，李老师生病，还需要请假一周。这一周的语文课，由我来代。”说完，他拿起一支粉笔，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同时说道：“我的名字，叫宋逸民。”

就在他转身往黑板上写字的一瞬间，几乎所有同学都注意到了——他的右手，大拇指的位置，包裹着一小块醒目的红布，像是受了伤。这个细节，在那个年代，足以引发一些淘气男孩的窃笑或古怪的联想。

然而，教室里异常安静，落针可闻。连平时最调皮捣蛋的男生，此刻也睁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

大家被他那一手漂亮的板书彻底震住了。

那简直不是写字，而是艺术创作。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字帖上拓下来，又带着鲜活的生命力。笔画干净利索，结构匀称舒展，苍劲中不失典雅，挺拔中透着圆润。点如坠石，横如千里阵云，撇捺之间，充满了力道与韵味。笔画的摆放恰到好处，不长不短，彼此呼应，构成一种和谐的美感。这种需要长年累月刻苦练习才能形成的深厚书法功底，对我们这些在“文革”风暴中长大、早已疏于毛笔字练习的孩子来说，已是遥不可及，宛如传说中的存在。

我坐在座位上，看得入了神。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羞愧感。我不由自主地扭头看了一眼教室后墙黑板报上，自己用粉笔写的那些虽然工整、但稚气未脱的报头字和标题。再看看黑板上宋老师那力透粉笔的字，“嗨，真是现眼呀！”

宋老师写好自己的名字，转过身，仿佛没有注意到同学们惊愕的表情，也完全无视了自己手指上的那块红布。他放下粉笔，用那带着伤指的手扶了扶眼镜，缓缓开口：

“我在讲今天的课文之前，想先给同学们讲一段古文诗。”

“太棒了！”我几乎要在心里欢呼出来。语文教材里的课文，大多充满了政治色彩和战斗气息，虽然也能学到一些写作技巧，但终究觉得枯燥乏味，缺少打动人心的力量。宋老师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沉寂已久的心湖。

“我先默诵这段古文诗，”宋老师双眼微微半闭，目光似乎越过了我们所有人的头顶，投向了遥远的时空深处。他用他那浓重的青阳乡音，抑扬顿挫地，仿佛吟唱一般，娓娓道来。那声音不像在朗读，更像是在倾诉，在缅怀：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他的声音时而高亢，如黄河奔涌；时而低沉，如白发悲吟；时而豪迈，如“天生我材”；时而纵情，如“三百杯”畅饮。一种我们从未在语文课堂上感受过的、磅礴而复杂的情绪，在教室里弥漫开来。那里面有时间的浩叹，有生命的张扬，有怀才不遇的激愤，更有睥睨尘世的狂放。

朗读结束了，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仍在发呆，似乎还沉浸在那奇崛的意象和奔放的情感河流里，一时没反应过来。

宋老师睁开了眼睛，目光恢复了清明。他看到了教室后排举起的一只手。

“后面那个举手的女同学，你说说看。”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

我扭过头，看见坐在最后一排的吴文静正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她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平时就喜欢看书，知道的比我们多。

“是唐代诗人李白的《将进酒》。”她回答得清晰而肯定。

“正是！你答得对。”宋老师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笑意，随即转向全班，神情变得郑重，“同学们，我们的祖国，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历代的文学家、诗人，曾经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篇章。它们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你们应该去读，去欣赏，去体会其中的美与力量。”

他的话不多，却像一把钥匙，轻轻叩动了我心中某扇紧闭的门。

“好，接下来我们打开课本，讲今天的课文。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宋老师开始了他的正式授课。

然而，这时，我只看见宋老师的嘴在动，至于他在具体讲解课文的什么中心思想、写作特点，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我的大脑开始不受控制地走神。

耳边仿佛还在回响着“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浩荡，“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惊心，“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洒脱。这些诗句，与我昨天在西藏展览上看到的残酷，与今天政治课上学习的社论，与数学课本里包裹在政治外衣下的定义，与教室墙壁上那些红色的语录……是如此的不同。它们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古老，陌生，却有着一种奇异的、直指人心的穿透力。

我下意识地摩挲着文具盒里那支B2铅笔，心里涌动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渴望。那被“文革”和日复一日的政治学习几乎掩埋了的、对纯粹知识的求知欲，对文字之美的感受力，仿佛被宋老师这短短的一首诗，轻轻地撬开了一道缝隙，露出了里面渴望阳光的嫩芽。

我知道，在接下来的一周语文课里，宋老师一定还会在讲解那些规定课文的间隙，像今天这样，巧妙地穿插进一段古文，一首古诗，或者介绍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文学家。这成了一周里我最隐秘的期待。

下午的工业基础课，我熟练地帮吴冬生画好了三视图。放学后，我和壁报组的同学一起，精心制作了关于参观西藏展览的黑板报，我画了一副沉重的脚镣和一把尖刀的插图，配上了“牢记阶级苦，永做革命人”的标题，字写得格外认真。

晚上回到家，我翻箱倒柜，找出了我早年在收购站掏来的一本残破的《唐诗三百首》，拂去上面的灰尘，就着昏黄的灯光，小心翼翼地读了起来。窗外的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鸣叫，而我的心里，却仿佛有了一条新的河流，正趁着夜色，悄然奔涌。

这一周，因为宋老师的到来，因为那些古老的诗句，似乎变得有些不同了。时代的洪流依然按照它固有的轨迹奔腾向前，但在一个少年的心底，一些细微的涟漪，正一圈一圈，无声地荡漾开来。

七月上旬，学校开始期未考试。根据毛主席“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的指示，考试一律实行开卷，做题时大家可以看书，也可以相互商量。全班同学的考试成绩都很好。

第十一章 初二暑假工

一九七一年的夏天，青阳县的空气里弥漫着栀子花的浓香和一种躁动不安的热。对于刚读完初二第一个学期的我，这个暑假注定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当邻居兼同学陈霞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她爸爸给我们三个在九华山天台上的中药种植厂找到了暑假工的机会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月二十四块钱！对于一个半大孩子，这无异于一笔巨款。尽管陈霞爸也说了，没有星期天，活儿可能也不轻松，但这些条件在“去九华山”这个巨大的诱惑面前，简直不值一提。我们这些在青阳县城长大的孩子，九华山是抬头就能望见的一片黛色剪影，是传说中地藏王菩萨的道场，是云雾缭绕的仙境，却从未有人真正踏足过那片神秘之地。长时间的离开家，和同学一起，去那高耸入云的山上工作、生活，这在我当时看来，简直是一件轰轰烈烈的人生大事。

消息得到确认的那个下午，我在自家逼仄的屋子里连着蹦了好几个高，心里的激动像煮沸的水，咕嘟咕嘟地往外冒，怎么也压不住。母亲一边帮我收拾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一边絮絮叨叨地嘱咐着山上风大、晚上要盖好被子、干活别逞能之类的话。父亲则沉默地抽着烟，最后从里屋拿出两根崭新的、草绿色的帆布带子，递给我：“拿去打背包用。这是军代表老张那儿搞到的，正宗部队用的背包带，结实。”

我接过那带着独特气息的带子，手指拂过厚实紧密的纹理，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自豪和庄重感。仿佛我这不是去山上打工，而是要去完成一项光荣的任务。

临行前的一天，我们三个——陈霞、刘惠玲和我，被陈霞爸叫到医药公司大院角落的树荫下，学习怎么打背包。陈霞爸，天台药场的场长，一个身材高大、白净帅气、说话带着山野气息的中年男人，耐心地给我们演示。只见他将被子叠成长方形，用一块方形塑胶布（他称之为“雨布”）包裹住被子和塞在里面的衣服，然后拿起背包带，三缠两绕，左拉右紧，一个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结实利落的背包就神奇地出现在了面前。

“看好咯，这是三横压两竖，带子头要塞进这里面，不能乱晃。”陈霞爸用力拉了拉背包，纹丝不动。

我们三个孩子跃跃欲试。这点小意思，确实难不住我们这些手脚麻利的半大孩子。没学一会儿，我们各自打的背包就已经有模有样了。陈霞学得最快，打得也最标准；刘惠玲心思细腻，背包整理得格外平整美观；而我，仗着是男孩，力气大，把带子勒得紧紧的，背包硬得像块石头，自觉非常威风。

出发的那个早晨，天空是那种洗过的、透亮的湛蓝，万里无云。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把医药公司大院的水泥地照得白晃晃的。我们三个同学兼邻居，早早地聚集在大院里，兴奋和快乐像无形的光环笼罩着我们，脸上都泛着激动的红光，仿佛不是去爬山打工，而是要去奔赴一个盛大的节日。

陈霞穿着洗得发白的深蓝色长裤和一件碎花短袖衬衫，高高的个头，白白净净，脑后甩着一根乌黑油亮的麻花辫。她不仅会打篮球，在学校文艺宣传队里也是骨干，能歌善舞，很有艺术天份。此刻，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背包上的带子。

“东远，你的背包带是解放军用的！”她伸出手抚摸那草绿色的带子，眼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羡慕神色。

“是我爸从军代表那里拿到的。”我挺起胸膛，声音里充满了自豪，仿佛这带子也给我镀上了一层军人的荣光。

　　我的目光则落在刘惠玲肩上的背包上。她是个文静秀气的女孩，做事总是井井有条。“刘惠玲，你打的背包真好看，有棱有角的。”我由衷地赞叹。她用的是白色的粗棉绳带子，一块浅蓝色的塑胶布把她那床薄被及放在里面的换洗衣服裹得平平整整，绳子在她巧手的编织下，打出匀称的三横两竖，像一件艺术品。一只用彩色线绳网兜装着的淡蓝色搪瓷脸盆挂在背包后面。背包左侧吊着一个印着红字的白色搪瓷杯和一个军绿色的水壶，右侧是一个洗得发白的布挎包，挎包的带子上，还用红色毛线精心地绑着一条用来擦汗的白毛巾。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巴掌大小、印有毛泽东主席头像的红色塑胶小包，里面装着的，是那本时刻不能离身的《毛主席语录》——我们称之为“红宝书”。

陈霞的挎包旁边，还别出心裁地挂着一副快板，竹片边缘磨得光滑油亮。

“怎么，你在爬九华山的路上还要表演吗？”我好奇地拿起那副快板，笨拙地试着打了两下，发出几声零散的“呱嗒”声。

陈霞笑着夺回去：“这是我为大家鼓劲用的呀！等你们爬不动了，我就来一段，保准你们脚下生风！”

欢声笑语中，我们在陈霞爸的护送下，迎着初升的朝阳，迈开脚步，向着远处那绵延的青色山峦，开始了我们的“挺进”九华山之旅。

从县城到九华山脚下，我们坐了一段颠簸的班车。到了二圣大队，真正意义上的爬山就要开始了。那时，上九华山是没有盘山公路的，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由无数石阶铺就的古道，通向云雾深处的山顶。陈霞爸告诉我们，从山脚到我们要去的天台顶，足足有三十华里。

站在二圣大队，抬头仰望，九华山群峰林立，高耸入云，一座座苍翠的山峰如同巨大的青莲花瓣，又像一把把出鞘的银剑，直插云霄。山腰间云雾缭绕，那些依山而建的寺庙殿宇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金色的屋顶偶尔在阳光下闪烁。空气中弥漫着香火和草木混合的奇异气息，分不清哪是山间的雾气，哪是庙宇的香烟。一种肃穆、神秘的感觉瞬间攫住了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少年，之前的喧闹不由得收敛了几分。

“出发！”陈霞爸一声令下，我们踏上了第一级石阶。

开始我还有劲，像只出笼的兔子，蹦蹦跳跳地前进着，不时回头催促她俩，还不懂装懂地指着远处的山峰乱说一气：“看！那个肯定是面条峰！那个山上像不像面条？”陈霞和刘惠玲被我逗得直笑。陈霞爸跟在后面，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并不点破。

然而，这股新鲜劲儿和体力并没有持续太久。大约爬了一个多小时，台阶仿佛永无止境，我的步伐渐渐沉重起来，呼吸也变得急促。七月的青阳，一到中午便骄阳似火，炽热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林木，把石阶烤得发烫。山间的闷热潮湿，更是让人浑身黏腻。汗水像小溪一样从额头、鬓角流下，浸湿了衣服。我们三个人脸上的红晕早已被疲惫取代，间距也拉得稀稀散散。作为唯一的男孩，我强打着精神走在最前面，但脚步已然是一步一个台阶，实实在在地“爬”了。

“坚持住！快到……快到一天门了！”我喘着气，回过头给落在后面十几米的她俩鼓劲，声音已经没了之前的洪亮。

陈霞还好，虽然也是汗流浃背，但还能保持着节奏。刘惠玲脸色有些发白，她用那条白毛巾不停地擦着汗，脚步显得有些虚浮。

“陈东远，还有多远啊？”刘惠玲的声音带着点哭腔。

“快了快了！你看，前面就是！”我指着山道旁一座古朴的石门坊。其实我也不知道还有多远，只是凭着感觉瞎鼓励。

陈霞爸不紧不慢地跟在最后，适时地开口：“过了二天门，前面就到甘露寺，我们在那里好好休息一下。”

“甘露寺”这个名字仿佛有魔力，给了我们新的希望。我们互相搀扶着，咬紧牙关，继续向上攀登。穿过一天门、二天门那饱经风霜的石坊，沿着仿佛无穷无尽的石阶又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在一片浓荫掩映下，“甘露寺”三个大字出现在了眼前。

我们在寺院门口的石阶上坐下，几乎瘫软。陈霞爸给我们分发了水壶里所剩不多的水。休息了约莫一刻钟，体力稍复，我那好奇的心又活络起来。跟陈霞爸说了一声，便溜进寺里参观。

这座古老的寺院坐南朝北，依着山势层层递进而建，巧妙地融合了徽派民居的清雅与宫殿庙宇的庄严。我穿过知客堂，走进大雄宝殿，殿内高大幽深，佛像宝相庄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檀香味，让人不由自主地屏息静气。屋面有的是硬山两落水，有的是歇山顶，覆盖着灰色的筒瓦。整个寺院由三组民居式建筑与核心的大雄宝殿组合而成，里面分布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天井，采光极好，上百扇雕花木窗形态各异。站在最高的殿阁回廊上，可以听到不远处山涧泉水的淙淙声响，看到远处山峦间缭绕的岚气。古人说的“屋角泉声落，床头岚气过”，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吧。这深山古刹的宁静与超然，让我这个毛头小子也感受到一种莫名的震撼。

“东远！走啦！”陈霞的喊声从寺外传来。我这才从沉浸中惊醒，依依不舍地跑出寺院。玩兴未尽，但前面的路还长。

离开甘露寺，继续向上。经过三天门，山路似乎平缓了一些，周围的建筑也多了起来。终于，在午后时分，我们眼前豁然开朗——九华街到了！

这是一片位于山腰的平坦谷地，庙宇、店铺、民居错落有致，当地农民、僧侣穿梭其间，热闹非凡，仿佛山中的一座小小城镇。陈霞爸显然对这里很熟悉，他带着我们，没有停留，径直去了著名的祇园寺。寺门口挂着牌子，写着“九华山佛教大队”，主持仁德法师同时也是大队长。陈霞爸带着我们去拜见了仁德法师。法师住在寺后一间简朴的禅房里，他大约五十来岁年纪，面容清癯，目光慈和，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灰色僧衣。见到我们，他微笑着合十问讯。

“陈场长，这就是你家闺女和她的同学吧？小小年纪就能上山做工，好啊，体验生活，磨练心性。”仁德法师的声音温和而厚重。

陈霞爸和法师显然是老熟人，寒暄了几句。法师热情地留我们在他的禅房里吃了中饭。饭菜极其简单：白米饭，一碗清炒山野菜，一碟咸菜，一碗青菜豆腐汤。但爬了一上午山，我们早已饥肠辘辘，觉得这素斋简直是人间美味。仁德法师看着我们狼吞虎咽，脸上始终带着慈悲的微笑。

饭后，陈霞爸又带着我们游览了祇园寺气势恢宏的殿宇，接着又去了不远处的旃檀林。那里的建筑尤为精美，木雕、石雕栩栩如生。然后我们参观了九华山的开山祖寺——化城寺，感受着它的古老与沧桑。接着是供奉着地藏王菩萨真身（肉身）的月身宝殿，殿内气氛庄严肃穆，我们跟着了了几个女香客一起虔诚地叩拜。最后，我们远远地眺望了建在悬崖峭壁上的百岁宫，惊叹于古人建造的智慧与勇气。

这一路游览，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爬山的疲惫，完全沉浸在这佛教圣地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奇特景观之中。

离开九华街，路过那棵传说中的“凤凰松”，它的树冠真的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令人称奇。但欣赏完奇松，更严峻的考验开始了——从天台正顶的路，更加陡峭险峻。

我们跟着陈霞爸，先后经过了天桥寺、观音峰，在拜经台稍作停留，看着那块巨大的形似僧人拜经的石头，听着陈霞爸讲述地藏王菩萨在此诵经的传说。抬头望去，天台寺那金色的殿顶在夕阳的余晖中闪耀，仿佛在召唤我们，也像是在嘲笑我们的渺小与疲惫。我的双腿像灌了铅，每抬一步都异常艰难。陈霞和刘惠玲更是互相搀扶着，几乎是一步一挪。汗水流进眼睛，涩得生疼，也顾不上擦。之前游览的兴奋劲儿早已消耗殆尽，只剩下机械地、固执地向上攀登的本能。

“孩子们，加油！看到那旗杆没有？那就是天台寺！胜利在望了！”陈霞爸的声音也带着喘息，但充满了力量。

“对！加油！我们……我们唱歌吧！”陈霞喘着气，拿出了她那副快板。

清脆的竹板声在山道间响起，她断断续续地打着节奏，我们跟着哼唱起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歌声虽然微弱，时断时续，却像一股微弱的力量，支撑着我们几乎耗尽的身体。

终于，在夕阳即将完全沉入群山之时，我们踏上了最后一级台阶，海拔1306米的天台古寺那古朴、雄伟的院落，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仿佛瞬间被巨大的成就感和兴奋所取代。我们三个人，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挺直了腰板，扯着沙哑的嗓子，唱着那首“红军不怕远征难”，雄赳赳、气昂昂地，几乎是“爬”进了寺庙那高大的门槛。寺庙的住持——一位被称为“小无师”的年老僧人，早已闻声迎了出来，双手合十，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阿弥陀佛，小施主们辛苦了，快请进。”

在寺庙安排的简陋客房里放下沉重的背包，我们几乎要瘫倒在地。小无师给我们送来了热水和简单的斋饭。狼吞虎咽之后，强烈的疲惫感袭来，陈霞和刘惠玲几乎立刻就想躺下睡觉。但我天生好动，加上第一次登上如此高的山峰，内心的激动和好奇战胜了身体的劳累。跟陈霞爸说了一声，便独自一人跑出了客房，来到寺庙前的平台上。

此时，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正染红西天的云彩，壮丽无比。天台寺坐落在天台峰顶，地势极其险峻。对面就是十王峰，海拔1342米，是九华山真正的第一高峰，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巍峨雄浑。它的东边，有一道长长的山脊，由裸露的、呈黛色的花岗岩构成，在蒸腾的云气中，真的像一条盘曲在云空的巨龙脊背，这就是著名的“青龙背”。在青龙背南北两侧，是如同刀劈斧削般的悬崖峭壁，称为摩崖，险峻异常。寺庙西边是圆润的龙珠峰。龙珠峰与十王峰之间，竟有一道天然的石桥相连，那就是“渡仙桥”吧？暮色中看不真切，但可以想象其惊险。桥梁上似乎还刻有字，想必就是“中天世界”了。

天台峰顶还建有一座六角小亭，孤悬于悬崖之上，突兀于云表之外，这就是“捧日亭”。可以想象，若在清晨立于亭中，仿佛真的伸手就可捧起初升的太阳。最奇的是在天台峰绝顶，两块巨大的岩石如同神人放置一般，夹峙而立，高约五六米，中间仅有一道狭窄的缝隙，下宽上窄，仅容一人小心翼翼地擦肩而过。这就是“一线天”吗？我试着想象站在其中的感觉，倚靠着冰冷的石壁，仰头望去，只能看到一线碧空，该是何等奇妙的景象！山风穿过石隙，发出呜呜的声响，带着沁人心脾的凉意，也带来了翻涌的云雾。难怪它也叫“云峡”。小无师后来告诉我，在天台峰向南的方向，天气极好时，甚至能看到百里之外黄山的轮廓。

此刻，峰顶云雾缭绕，暮色与云海交融，寺庙的轮廓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梵呗钟声随风断续传来，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仙境吗？一阵强劲而清凉的山风吹过，带着草木的清香和云气的湿润，瞬间穿透了我被汗水浸透的衣衫，驱散了四肢百骸积攒的酸痛与疲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这高山之巅清冽的空气，感觉自己的胸膛仿佛都要被撑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自由与宁静感，充斥在我的心间。白天的艰辛跋涉，在这一刻，都觉得无比值得。

回到客房，陈霞和刘惠玲已经简单洗漱过，靠在通铺上等我。我兴奋地向她们描述刚才看到的景色，她们眼里也闪动着向往的光。陈霞爸告诉我们，药厂不在寺庙里，还要往山后走一小段路。

接着我们在悠扬的暮鼓和鸟鸣声中，我们辞别了小无师，在陈霞爸的带领下，沿着寺庙后一条更为崎岖狭窄的小路，又走了大约一华里，眼前出现了几间依着山势搭建的、简陋的小木屋。屋前有一小片平整过的土地，晾晒着一些草药，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里，就是青阳医药公司设在高山上的贵重中药种植场了——我们接下来一个多月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工人们大多是山下的村民，也有几个像我们一样的职工家属，看到陈场长带着我们三个半大孩子过来，都热情地打招呼。简单地安顿下来，熟悉了环境之后，我们第二天上午就跟着工人们开始学习辨认和护理那些珍贵的药材——主要是天麻和党参等。

天麻喜阴湿，生长在腐殖质丰富的林下，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为它们遮荫、除草，如何辨别那藏在土里的、像土豆一样的块茎是否健康。党参则攀援在搭好的架子上，开着淡绿的小花，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松土、施肥，注意病虫害。工人们耐心地教，我们认真地学，笨拙地挥舞着小锄头，小心翼翼地侍弄着这些娇贵的“宝贝”。

　　站在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山坡上，脚下是云雾缭绕的深谷，抬头是湛蓝如洗的天空，呼吸着纯净清冷的空气，听着松涛阵阵，鸟鸣幽幽，手中干着从未接触过的农活。这一切，对于十四岁的我来说，是如此的新奇、艰苦，却又充满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接近生命本真的浪漫与充实。

我们的初二暑假工生活，就这样，在九华山天台之巅，正式开始了。前方的日子，注定充满了汗水、艰辛，也必将充满了 发现、成长与一生难忘的记忆。

第十二章 山寺墨缘

天台药场的住宿条件，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简陋。那几间依山而建的小木屋，墙壁是粗糙的木板拼凑而成，缝隙里时常钻进带着高山寒意的夜风。屋顶覆着树皮和油毡，下雨天会听到淅淅沥沥的漏雨声，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混合着泥土、腐木和草药气息的潮湿味道。我和七八位药场工人，挤在通铺上，被褥也因山间的湿气而显得有些润润的，裹在身上并不舒服。尤其到了后半夜，山风呼啸，松涛阵阵，寒意透骨，我常常在朦胧睡梦中被冻醒，听着屋外各种不知名的虫豸和夜鸟的鸣叫，久久无法再次入睡。

相比之下，白天劳作时攀登过的、近在咫尺的天台古寺，就显得格外庄严、宁静，甚至带着一种温暖的吸引力。那厚重的徽式民宅似的建筑，那高耸的飞檐，似乎能将一切风雨和寒意阻挡在外。于是，在征得了陈霞爸和小无师的同意后，我得以在不少夜晚，抱着自己那床薄被，借宿在寺庙的客房里。说是客房，其实也是一间简朴的禅房，但收拾得异常干净整洁，木质的窗棂，纸糊的窗户，一张硬板床，一张小木桌，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仅此而已。然而，这里没有漏风的墙壁，没有潮湿的被褥，只有一种让人心安的、淡淡的檀香和古老木材混合的气息。躺在硬板床上，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有节奏的敲梆声，或是守夜僧人轻微的脚步声，我能感受到一种在药场小屋里从未有过的安稳与沉静。这种安稳，仿佛能沉淀白天的疲惫，也让那颗因“五十元一只虾”而躁动不安的心，暂时找到了栖息的角落。

也正是因为常住寺中，我与那位迎接我们上山、面容慈和的老僧——小无师，渐渐熟络起来。小无师话不多，总是安静地做着洒扫庭院、添灯续香的事情。他见我常常在清晨，天光还未大亮时，就抱着个本子跑到寺庙前那座孤悬于悬崖之上的“捧日亭”里，对着云海、奇峰和古松写写画画，便偶尔会踱步过来，静静地看上一会儿。

“小施主，在画什么？”一天清晨，他终于开口问道，声音如同山间的晨风，温和而清冽。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合上本子，那上面是我用铅笔笨拙描摹的“青龙背”轮廓和几棵扭曲的松树：“随便画画，画得不好。”

小无师微微一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秋日的菊花：“有心便是好的。万物有灵，草木含情，能用笔记录下来，是缘分。”

他又注意到，晚上我在客房那盏如豆的煤油灯下，不是像其他借宿的香客那样早早歇息，而是伏在小木桌上，用毛笔在废旧账本上反复涂抹，临摹着从供销社信笺上剪下来的花鸟图案，或者凭记忆勾勒白天看到的山石树木。煤油灯的光晕昏黄，将我的身影拉得长长的，投在斑驳的墙壁上。

“是在练画？”他又一次好奇地问。

我点点头，心里那股急于求成的火焰又升腾起来，忍不住压低声音，带着几分分享秘密的兴奋说：“老师傅，您知道吗？我听说齐白石大师画一只虾，能卖五十块钱呢！我想好好学，将来……”

小无师听了，并没有像史老师那样流露出鼓励或赞许，也没有表现出惊讶，他只是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那双阅尽世事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深邃。他轻轻念了句佛号：“阿弥陀佛。书画之道，贵在养心，若只为稻粱谋，怕是……难窥其堂奥啊。”

他的话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我当时被“五十元”烧得滚烫的心湖，只激起了一圈小小的涟漪，便沉了下去，并未引起太多的警醒。我那时满心想的，还是如何更快地掌握那种“一笔五十元”的技巧。

然而，小无师似乎从我这种带着功利心的执着里，看到了某种或许可以引导的“慧根”。一天傍晚，他找到我，对我说：“陈小施主，你既有心书画，老衲倒是可以为你引荐一位真正的老师。坐落在后山闵园山坳里的慧居寺，住着一位海仁法师，乃是当今九华山上一位真正的佛学家、书画家。你若有机缘，或可拜入门下，得受教益。”

海仁法师？书画家？我的心猛地一跳。史老师口中的齐白石遥不可及，而这位海仁法师，却就在这九华山上！这简直是天赐的良机！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恳求小无师代为引荐。

在小无师的安排下，一个休息日，我怀着无比恭敬和期待的心情，跟着他沿着一条更为幽僻、几乎被荒草淹没的小径，向闵园深处走去。山坳里云雾缭绕，溪水潺潺，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在一片翠竹掩映之下，露出慧居寺一角飞檐。庵庙不大，却格外清幽，白墙青瓦，与周围的山水浑然一体。

小无师上前叩响门环，一位小沙弥开了门，引我们入内。穿过一个小小的庭院，来到一间禅房外。小无师让我稍候，自己先进去了。我站在庭院中，能听到禅房里传来若有若无的诵经声，那声音低沉、平和，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让我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过了一会儿，禅房的门开了，小无师向我招手。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因为爬山而有些凌乱的衣襟，小心翼翼地迈过那高高的门槛。

那一刻，仿佛踏入了另一个世界。

禅房内光线并不明亮，却自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壁悬挂着的书画作品。有笔力遒劲的书法条幅，有墨色淋漓的山水画轴。空气中弥漫着陈年宣纸、墨锭、檀香以及一种时光沉淀下来的独特气息。靠窗的位置，一张宽大的画案上，铺着雪白的宣纸，上面似乎是一幅未完成的水墨荷花，笔触清逸，仿佛带着露水的润泽。画案旁，是顶天立地的书架，上面整齐地码放着一函函线装古籍，有些书函已经磨损，露出了里面泛黄的书页。

一位法师正站在画案旁，手持一卷经书。她看上去年约五旬，面容清癯，身形瘦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海青。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眼睛，清澈、明亮，仿佛能洞悉人心，却又带着一种超然物外的平和。这就是海仁法师了。后来我知道，她俗家姓余，名霞，原是上海人，早年便才华横溢，因缘际会，遁入空门，精研佛理与书画，是九华山上一位真正的高尼大德。

小无师向她介绍了我。海仁法师放下经卷，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目光并不锐利，却让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仿佛自己所有的心思，包括那个“五十元”的梦想，在她面前都无所遁形。

“你想学画？”她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吳方言口音的温润。

“是，法师。”我紧张地低下头，声音有些发颤。

“为何学画？”

我几乎要脱口而出“为了像齐白石一样画虾卖钱”，但话到嘴边，看着法师那澄澈的目光，再看看这满室的经卷书画，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涌上心头，那句话竟怎么也说不出口。我嗫嚅着，最终只是说：“喜欢……觉得好看。”

海仁法师似乎看穿了我的窘迫，并未深究，只是淡淡地说：“书画，是小技，亦是大道。可娱情，亦可明心。你若真心向学，需得静心，需得吃苦。”

她示意我走近些，然后缓缓走到墙边，指着一幅悬挂的立轴画作。那画的是一块奇崛的石头，旁边几笔枯枝，墨色枯淡，构图极简，却有一种孤傲、冷峻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八大山人的画，”海仁法师说，“你看这石，这鸟，这眼。白眼向天，冷眼看世。他笔下的世界，是寂寥的，也是倔强的。”

她又指向另一幅山水画，那画山石嶙峋，用笔苍老枯涩，仿佛凝聚了无尽的悲怆与力量。“这是石溪（髡残）的作品，笔底有金刚杵，满是山河破碎的沉痛。”

接着，她带我看了石涛的册页，那画笔墨纵横，生意盎然，充满了自然的灵性与不羁的才情。最后，她的目光停留在另一幅山水长卷上。那画卷缓缓展开，足有二丈有余，西岩一座石山，巍峨雄伟，亭亭玉立，山外怪石突兀，山上层层松柏，章法严谨，画笔清丽，于极瘦削处见腴润，极细弱处见苍劲，虽淡墨浅绛，却饶有余韵，给人一种冰清玉洁、不食人间烟火的超逸之感。

“这是渐江和尚，”海仁法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崇敬，“弘仁法师，新安画派的奠基人。他的画，空灵、冷逸，如不沾尘埃的冰雪。你看这山，可像是我们九华？”

我屏息凝神，完全被这幅长卷吸引住了。与八大的孤愤、石溪的沉郁、石涛的恣肆不同，渐江的画给人一种极致的宁静与纯粹。那山，那石，那树，仿佛不是人间所有，而是存在于一个理想化的、纤尘不染的仙境。与我眼前所见的九华雄浑，既有相似的神韵，又有迥异的品格。庙内时而响起扣人心弦的诵经及悠远的钟鼓声，与眼前这些跨越数百年的艺术瑰宝交织在一起，顿时，我宛如真正步入了佛国与艺术交融的天堂，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这些画作中蕴含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所能理解的“好看”或“技巧”，它们直指心灵，诉说着画家复杂的情感和精神世界。

小无师在一旁轻声补充道：“这四位，石涛、八大山人、髡残、渐江，都是明末清初的画僧，前明的遗臣。国破家亡，无力回天，便遁入空门，将一生的悲愤、怅惘、孤寂与对前朝江山的怀念，都寄托于这笔墨丹青之中。他们的画，是其人格与灵魂的写照，所以才能超越时代，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

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蒙昧的心田。我忽然意识到，真正的艺术，并非仅仅是技巧的炫耀，更不是牟利的工具，它是情感的宣泄，是生命的记录，是灵魂的栖息地。那“五十元一只虾”的梦想，在这些承载着家国命运、个人悲欢的巨作面前，显得多么的渺小、可笑，甚至……庸俗。

这一切，几乎深深地触动并重塑着我少年的心灵。在那个下午，在那间充满书香墨韵的禅房里，我仿佛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之前那个浮躁的、功利的目标，开始悄然瓦解，一种对艺术本身真正的敬畏与向往，如同山涧的清泉，开始汩汩地流入我的心田。我完完全全地、心甘情愿地投入到了这博大精深的艺术怀抱里。

海仁法师见我神情专注，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便知我并非全无慧根。她沉吟片刻，问道：“你可愿随我学画？”

我几乎要跪拜下去，激动得语无伦次：“愿意！弟子愿意！求法师收我为徒！”

海仁法师微微颔首：“既入我门，当守规矩。书画之道，首重修心，次及技艺。不可急功近利，不可心浮气躁。你可能做到？”

“能！弟子一定能！”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于是，在那个云雾缭绕的九华后山，在那清幽的慧居寺内，我，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有幸被佛学家、书画家海仁法师收为关门弟子。这成为我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我的学画生涯，从此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开始了。海仁法师的教学方法，独特而苛刻，完全颠覆了我之前那种盲目临摹、追求形似的野路子。

她首先让我读画，而且是极其细致地读。她将那幅渐江的山水长卷重新悬挂起来，但并不让我通览全卷。

“今日，只读这一尺。”她用手指在画卷起始部分，划定了大约一尺见方的范围。

“只看这一尺？”我疑惑不解。

“对。双目只盯着这一处愣神。看山，只看这一石；观泉，只看这一弯；看松，只看这一株，这一枝，或这一簇针叶；看屋，只看这一角；看亭，只看这一檐；看桥，只看这一拱；看舟，只看这一叶。心无旁骛，神与画游。”

我依言而行，起初觉得枯燥，目光在那有限的区域内游移，看到的只是些零碎的笔墨。但渐渐地，在法师低沉诵经声的陪伴下，我强迫自己沉静下来，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块石头、一弯水纹、一簇松针上。我仿佛能感受到渐江用笔的顿挫转折，能体会到墨色的浓淡干湿在纸面上产生的微妙变化。那石头似乎有了质感，那水流仿佛有了声响，那松针仿佛在随风轻颤。看着看着，我自己随法师一道，竟真的融进到那清冷、高洁的画境中去了，眼前柳暗花明，别是洞天。

此时此际，我觉得自己仿佛穿越了时空，变成了渐江和尚，正身临其境，置身于这山光水色之中，感受着他的孤独，他的高洁，他对这清净山水的无限眷恋。

“读懂了这一尺，胜过囫囵吞枣看十丈。”海仁法师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现在，将你看到的、感受到的，移画到你的纸上。一日，只画一笔。”

　　“一日只画一笔？”我再次愕然。这要画到何年何月？

“对。早晨你记住这一石一树，晚上便将这一石一树画下来。不是描摹其形，而是要传递其神，其韵，其气。”

这无疑是对耐心和悟性的极致考验。我开始按照法师的要求，每天黎明即起，在晨钟和雾气中，对着那一尺画幅“愣神”，努力捕捉其中的精神气韵。晚上，则在煤油灯下，反复斟酌，小心翼翼地落笔，试图将白天储存在脑海中的意象还原出来。往往为了画好一块石头的皴法，或者一棵树的姿态，我要反复练习数十遍，甚至上百遍。废弃的画稿堆满了墙角。

过程是极其枯燥和艰难的。有时，我会因为画不像而焦躁不已；有时，会觉得进展缓慢而心生懈怠。但海仁法师总是适时地出现，或是一句点拨，或是一个示范，或是讲述一段画僧们的生平轶事，让我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挫折中重拾信心。

时光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读画”与“一笔”中悄然流逝。整个暑假，我在药场劳作之余，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跟随海仁法师的学习中。不知不觉，二个月光阴过去。当我终于将那幅二丈二尺的渐江山水长卷，按照法师的方法，一尺一寸地“读”完，又一笔一划地“移”画到自己的长卷上时，展开自己的临摹之作，我惊呆了。

虽然笔力仍显稚嫩，墨色掌控也远不及原作精妙，但整幅画卷的气韵、章法、乃至那种清冷孤寂的精神内核，竟然被我捕捉到了七八分！看着那熟悉的峰峦、石壁、松柏、流泉在自己的笔下连绵展开，仿佛渐江的灵魂借我之手，重现了这片他心中的净土。两行热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我的眼窝，那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历经艰辛终有所成的巨大感动，一种与古人神交的深切共鸣，仿佛自己真的触摸到了艺术殿堂的门槛，仿佛渐江再世。我嘤嘤地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海仁法师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了罕见的、欣慰的笑容。但她随即收敛了笑意，用那惯有的、平和而深邃的语气对我说：“东远，临摹至此，算你初窥门径。但你要记住佛家一句话：‘欲入三界不难，要跳出三界外不易’。”

我止住哭泣，抬头望他。

“意思是，学古画，摹仿前人，得其形神，固然不易，但并非最难。最难的是，要摆脱古人的窠臼，跳出前人的藩篱，融会贯通，创出属于你自己的面貌，走出你自己的路。这才是真正的‘不易’。”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古往今来，有多少画家，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在前人的‘三界’内‘闲逛’，重复着别人的笔墨，了无新意。而只有那些真正的大师，如石涛所言‘搜尽奇峰打草稿’，最终‘我自用我法’，才能从容地走出三界的浮尘，留下不朽的声名。你如今学渐江，像渐江，这是好事。但若止步于像渐江，那你永远只是陈东远版的渐江，而非画家陈东远。”

这番话，如同暮鼓晨钟，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我看着自己那幅足以乱真的临摹长卷，之前的得意和激动渐渐冷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啊，模仿得再像，终究是别人的东西。艺术的灵魂在于创造。

经过法师这一段时间的点拔，我似乎真正冷静下来，开始闭门思过，捉摸着如何在掌握国画全面技巧的基础上，发挥自己个性的魅力。这个性，包含着我的文化背景——一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少年；我的民族特性；我所受的教育；我的性格爱好；乃至我在九华山上这段独特的生活经历……所有这些，都应该成为我透视中国画那独特“情、意、韵”的视角，成为我笔下与众不同的东西。

说到底，无非是借鉴前人的艺术精华，最终，要走自己的路。

在九华山顶，在天台寺的晨钟暮鼓间，在煤油灯摇曳的光晕下，在海仁法师的悉心指引下，我不仅初步掌握了中国传统书画的笔墨技巧，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一生对艺术和佛学的基本态度。那段时光，如同山间的清泉，涤荡了我年少时的功利与浮躁，为我后期的书画创作和佛学文化研究，打下了异常扎实而深厚的基础。那笔“五十元”的旧梦，早已消散在九华山的云雾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对艺术与生命真谛的无限追寻。

第十三章 车间里的经纬

一九七一年的春风，似乎比年前我初入初中时，少了几分料峭，多了几分暖意。然而，这股暖意并非全然来自自然，更源于那个时代特有的、不断升温的社会氛围。毛主席那篇写于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如同最高纲领，早已深深嵌入我们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段话，我们几乎能倒背如流。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呼声，则在我们这届“附设初中班”身上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

在工宣队和校革委会的领导下，我们城关一小积极响应号召，与县里的两家工厂建立了“厂校挂钩”关系。其中，联系最紧密、组织最便利的，便是县棉织厂。于是，一项新的、充满新鲜感的任务落在了我们每个学生头上——轮流下厂“学工”。

七一年九月中旬，初二第二学期开始不久，终于轮到了我所在的一班。消息传来，教室里一片沸腾。对于我们这些平日里不是挖防空洞就是拆旧房搬砖的孩子来说，能走进真正的工厂，看到轰鸣的机器，亲手织出布匹，这诱惑远比课本上的公式和口号来得强烈。就连平日里对劳动最不能吃苦的李农、吴冬生，眼神里也充满了期待，那是一种对未知世界、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好奇与向往。

在一个晨雾尚未散尽的早上，我们在班主任李梅林老师和工宣队一位伍队长的带领下，排着不算太整齐的队伍，走向位于城东的县棉织厂。工厂的大门不像学校那样是锈蚀的铁门，而是由水泥砌成的方柱，上面挂着白底黑字的厂牌。一走进厂区，一股混合着棉絮、机油和某种湿热空气的独特气味便扑面而来，伴随着一种持续不断的、震耳欲聋的“哐当、哐当”声浪。那声音来自织布车间，像无数架巨大的钢铁织机在齐声咆哮，宣告着这里与书声琅琅的校园截然不同的节奏和力量。

车间的景象让我们这些“小土包子”瞬间眼花缭乱。高大、宽敞的厂房里，光线略显昏暗，无数盏白炽灯悬挂在高高的屋顶下，试图驱散空气中的飞絮和阴影。一排排、一列列织布机如同接受检阅的钢铁方阵，无穷无尽地延伸开去。每台机器都在疯狂地运动着，巨大的梭子像被赋予了生命的精灵，在密如蛛网的经线间飞速穿行，发出节奏强烈的撞击声。白色的（偶尔也有其他颜色的）纱线在机器上舞蹈、交织，魔术般地变成一匹匹初见雏形的布卷。空气中弥漫着细小的棉绒，像雪花一样飞舞，落在机器上，落在工人师傅的帽子和肩头，也落在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学生好奇的脸上。

负责带我们的是车间的一位女师傅，姓王，约莫四十岁年纪，身材不高，但看起来很精干，嗓门极大，似乎是为了压过机器的轰鸣而练就的。她简单地欢迎了我们，然后便开始讲解。我们必须围得很近，竖起耳朵，才能勉强听清她的声音。

“同学们！欢迎来到织布车间！”王师傅挥舞着手臂，指向那些轰鸣的巨兽，“我们棉织厂，主要生产的是劳动布、白平布和蚊帐布！别看它们看起来差不多，纱支的粗细、经纬的密度、用途，那可大不一样！”

她带着我们走到一台暂时停机的织布机前，用手拍着冰冷的机身，像介绍一位老朋友。“这是织机！这是经轴，上面卷着几千根经线！这是梭子，肚子里装着纬纱！看见没有？机器一开，综框上下运动，把经线分开，梭子就从这里穿过去，‘哐当’一下，纬线就打进去了！一根经，一根纬，这么一来一回，布就织成了！”

王师傅的讲解朴实无华，却让我们大致明白了这看似混乱喧嚣背后的基本原理。接着，她介绍了不同布匹的“身份”和用途：厚实耐磨的劳动布主要做工装，细密均匀的白平布用途最广，从被里到衬衫衬布都能用，而轻薄透气的蚊帐布，则是夏季的必需品。听着她的介绍，我们看着眼前这些冰冷的机器和单调的纱线，仿佛看到了它们最终变成人们身上衣、床上被、夏日里驱蚊的帐，一种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理论讲解很快过去，真正的挑战开始了。我们被分配到各个班组，由工人师傅一对一，或者一对几地带着上手操作。我跟的是一位姓赵的女师傅。赵师傅三十多岁，面容和善，说话细声细气，但在机器的轰鸣中，她也不得不提高了音量。

“学工，首先得学会‘看车’！”赵师傅大声说，“一人看四台机器！这是最基本的任务！”她指着分配给我们的四台织布机，“你们的眼睛要像探照灯一样，不停地在这四台机器之间来回扫！主要看几个地方：看经线有没有断头？看纬纱管是不是快用完了？看梭子运行是不是顺畅？最重要的是，布面上有没有出现‘疵点’，比如缺纬、跳纱、双纬什么的！”

她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识别断头：一根经线断了，机器上方的停经片会掉落，机器会自动停止。这时，就要赶紧找到断头，用灵巧的手指打好一个特殊的结，不能太大，否则会在布面上留下疙瘩。她教我们如何更换纬纱管，如何判断梭子卡壳的原因并排除简单故障。最考验眼力和耐心的是检查布面，要在织机高速运行、布匹缓缓移动的过程中，发现那些细微的、可能影响布匹质量的瑕疵。

起初，我手忙脚乱。四台机器仿佛四个不听话的淘气包，这台刚处理好断头，那台又因为纬纱用完而停了下来，另一台似乎梭子运行的声音有点异常……我像旋转的陀螺，在四台机器间穿梭，额头冒汗，耳朵里灌满了噪音。我看到旁边的高敏显然也不太适应，她那白皙的脸颊上沾了几缕棉絮，神情专注又带着一丝紧张，纤细的手指在笨重的机器和纤细的纱线间显得有些笨拙，但她学得很认真，紧紧跟着另一个师傅的每一个步骤。

几天下来，我们渐渐摸到了一些门道。耳朵开始能分辨出机器正常运行的声音和出现故障时的异响；眼睛也练得更毒，能更快地发现布面上的问题。当我能独立处理好四台机器的日常运行，看着洁白的布匹一寸寸在自己照看的机器上诞生时，心里竟涌起一股奇异的成就感。这不同于挖防空洞那种带有政治使命感的豪情，也不同于括药、搬砖那种纯粹为家庭分忧的沉重，这是一种掌握了一门具体生产技能的、实实在在的喜悦。看着同学们也渐渐熟练起来，偶尔还能相互照看一下旁边的机器，我们相视一笑，那种在共同劳动中建立的默契，让车间里轰鸣的噪音似乎也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了。

两周的学工生活飞快流逝。当我们脱下沾满棉絮的工装，告别王师傅、赵师傅和那些咆哮的织机，重返校园时，耳朵里似乎还残留着那“哐当、哐当”的余韵。手指上，除了以往劳动留下的老茧，似乎又多了一丝棉纱的柔软触感。这段经历，让我们对“劳动”二字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它不仅是泥土和汗水，也是钢铁、纱线与现代工业的节奏。

第十四章 经纬之外

车间里震耳欲聋的“哐当”声，初时是难以忍受的噪音，两周后，却仿佛成了我们身体节奏的一部分。当最后一天下工，走出棉织厂大门，将那片喧嚣与飞絮关在身后时，耳朵里竟奇异地响起一阵持续的嗡鸣，那是工业文明在我们这些少年听觉神经上刻下的短暂烙印。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指尖似乎还残留着棉纱的柔软触感和处理断头时打结的微妙记忆。

回到校园，生活似乎重归旧轨，但某些东西已然不同。课堂上传来的不再是织机的咆哮，而是老师抑扬顿挫的讲解，然而，这讲解的内容，却也悄然染上了“学工”实践后的新色彩。毛主席倡导的“教育要革命”，其核心之一便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在车间里亲手触摸过经纬，见证了纱线如何变成布匹，如今，在物理和化学课堂上，这种“联系实际”的要求变得更为具体和迫切。

物理课的陈老师，是位戴着近视眼镜、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却逻辑严密的青年人。初一开设的是工业基础，初二第二学期才开设物理，他没有按照传统的课本顺序从力学、光学讲起，而是在我们“学工”回来不久后，一开课就宣布：“同学们，从今天起，我们学习无线电技术！这是我们国家建设、国防乃至日常生活都急需的知识，也是将物理原理应用于实践的绝佳范例。”

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教室里激起层层涟漪。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了挖防空洞、学工务农的孩子来说，“无线电”这三个字充满了神秘的科技魅力，远比抽象的公式和概念更引人入胜。

　　紧接着，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学校不知从哪里筹措来一批器材，我们每人竟然真的分到了一套工具和元件：一把沉甸甸、烙铁头还闪着金属光泽的电烙铁，几块黄澄澄、带着特殊松脂香气的松香，一卷亮闪闪的锡铅合金焊锡，还有一小包包含了二极体、三极管、电阻、电容等在内的无线电元件，以及一块布满细小孔洞的电路板。

陈老师从最基础的认识元件开始教起。他举起一个个小东西，耐心讲解：“这是电阻，控制电流大小的；这是电容，储存电荷的；这是二极体，电流只能从它这里单向通过，像河道里的闸门；这是三极管，能放大信号，是无线电的‘心脏’……” 我们瞪大眼睛，看着这些其貌不扬的小元件，难以想象它们组合起来就能捕捉到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波，让千里之外的声音近在耳畔。

真正的挑战在于动手。陈老师发下简单的电路图，那上面纵横交错的线条和符号，在我们看来如同天书。第一步，是“刮脚”——用小刀小心翼翼地将每个元件金属引线端的氧化层刮干净，露出里面亮灿灿的金属本色。这活儿需要耐心和细致，刮轻了氧化层除不尽影响焊接，刮重了可能伤及引线。教室里响起一片“沙沙”的刮擦声，同学们都低着头，全神贯注于指尖那方寸之地。

接着，是按照电路图，将元件的引线弯折成合适的角度，准确地插入电路板对应的孔洞里。这一步考验的是识图和空间布局能力，插错了位置，后续一切皆休。最后，也是最关键、最需要技巧的一步——焊接。

电烙铁通上电，烙铁头慢慢由暗红变得灼热。我们学着陈老师的样子，先用烙铁头蘸一点松香，松香瞬间熔化，冒起一股清烟，散发出特有的焦香，这既是助焊剂，也能清洁烙铁头。然后，再用烙铁头去接触焊锡，沾上适量熔化成银亮液珠的锡料，迅速而准确地点在元件引线与电路板铜箔的结合处。只听“嗤”的一声轻响，伴随着一缕白烟升起，锡液冷却凝固，形成一个光滑、圆润的焊点，将元件牢牢地固定在电路板上，并实现电气连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起初，我们不是焊锡太多，形成一个大疙瘩，就是焊锡太少，出现虚焊假焊，或者烫坏了元件，甚至不小心让滚烫的烙铁头碰到手指，引来一声压抑的惊呼。教室里弥漫着松香和焊锡混合的、略带工业气息的味道，期间夹杂着同学们因成功而的小声欢呼或因失误而的懊恼叹息。

就在这一片忙乱中，李农展现出了他令人惊叹的天赋。平日里，他或许不是理论学习最拔尖的，体力劳动也常显吃力，但当他拿起电烙铁时，仿佛瞬间变了一个人。他的手指异常稳定，动作如行云流水：刮脚干净利落，插件准确无误，焊接时更是稳、准、快。他焊出的焊点，大小均匀，光泽明亮，呈完美的圆锥形，牢牢地附着在焊盘和引线上，绝无半点虚焊或拉尖。陈老师巡视到他身边时，总会停下脚步，拿起他的电路板仔细端详，镜片后的眼睛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赞赏，常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奖：“大家看看李农同学焊的活儿，干净、光亮、牢固，这就是标准！这就是技术！”

陈老师的夸奖，让平日里就喜欢表现的李农脸上泛起了红光，腰杆也不自觉地挺直了些。在轰鸣的织布车间里，他或许曾感到过力不从心，但在这需要极致耐心和精细操作的电烙铁前，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和尊严。

在陈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同学们互帮互助下，一个个最初杂乱无章的电路板逐渐变得元件林立、焊点闪烁，初具规模。日子在期待与忙碌中一天天过去。当学期临近尾声时，我们手中的“作品”也终于完成了最后的调试。

那是一个令人永生难忘的下午。教室里静悄悄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松香的余味。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摆放着那台由自己亲手、从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开始，一点点组装起来的简易收音机。它可能外壳简陋，甚至没有外壳，只是裸露的电路板和元件，但在我们眼中，却无比珍贵。

陈老师示意我们可以接通电源，尝试调谐了。同学们屏住呼吸，颤抖着手指打开开关，慢慢旋转可变电容的旋钮。起初是一片“沙沙”的电流噪音，突然，一个清晰的声音，或许是新闻广播，或许是一段革命歌曲，猛地从自制的小扬声器里传了出来！

“响了！我的响了！”

“我的也响了！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收到安徽省省台了！”

刹那间，教室里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声音比织布车间的轰鸣更让我们心潮澎湃。同学们举着自己组装的收音机，相互展示，脸上洋溢着无法抑制的激动和自豪。那一刻，所有的辛苦、烫伤、失败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巨大的成就感，仿佛我们不是安装了一台收音机，而是亲手创造了一个能捕捉声音的魔法盒子。大家不约而同地欢呼：“我们又掌握了一门技能！” 这欢呼，是发自内心的，是为这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劳动成果而自豪。

陈老师看着我们兴奋的样子，也欣慰地笑了。他等大家情绪稍稍平复，才用他那沉稳的语调说道：“同学们，你们成功了！但这不仅仅是学会了一门手艺。无线电技术，用途非常广泛。它关乎通信，关乎国防，也关乎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一种引导我们仰望星空的意味，“你们知道吗？就在去年，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我们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陈老师身上。卫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只在报纸广播里听说过、无比遥远而又神圣的词汇。

“更令亿万民众激动不已的是，”陈老师继续道，眼神中闪烁着光彩，“当这颗卫星经过我们头顶的夜空时，它向全世界播放的，是我们最熟悉、最亲切的乐曲——《东方红》！”

“《东方红》！” 同学们低声惊呼，相互交换着激动眼神。

陈老师的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是的，我想起来了！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一个平凡的下午，当新华社发表那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新闻公报后，整个青阳县城仿佛被投入了一颗巨大的精神炸弹。顷刻之间，原本安静的县城沸腾了！家家户户的电灯在黄昏前就亮了起来，大街小巷锣鼓喧天，人们举着临时找来的彩旗，冲出家门，燃放起积攒的鞭炮。游行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大，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我和同学们在学校接到通知，立刻排着整齐的队伍，怀着难以言喻的兴奋，加入到游行的洪流中。我们从学校出发，一路欢歌燕舞，高喊着“热烈庆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步行到城西广场参加全县的庆祝大会。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一种前所未有的、为中华民族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情绪，像暖流一样在我们胸中激荡、奔涌。那天晚上，许多人都仰望着星空，努力寻找那颗移动的、会唱《东方红》的“中国星”，尽管大多数人并未亲眼看到，但那份自豪感与归属感，却真真切切地留在了心底。

此刻，在物理课堂上，听着陈老师的讲述，回味着自己亲手组装收音机捕捉电波的奇妙，再联想起卫星上天的盛况，我忽然对“物理”这门学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近感和崇拜感。它不再是书本上枯燥的公式和定律，而是能与国家荣耀、与尖端科技、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充满力量的学问。于是，在初中阶段，我对物理学的喜爱，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深深地扎根心底。它源于实践的乐趣，成于理想的感召。

“学工”和无线电课程，占据了上午和部分下午的时间，而通常安排在下午的体育课，则是我们释放精力、舒展筋骨的快乐时光。班上几乎所有同学，无论男女，都喜欢上体育课，因为它摆脱了课堂的拘束，内容也的确丰富多彩，甚至带有几分那个时代特有的军事色彩。

操场北面的围墙上，用鲜红的油漆刷着毛泽东那著名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十二个大字，像一道无声的命令，也像一种鲜明的导向，决定了我们体育课的内容和基调。

有时，体育课是纯粹的军事训练。我们练习扔木制手榴弹，比拼谁投得更远更准；我们匍匐在地，在尘土中练习低姿、高姿匍匐前进，磨破了膝盖和手肘也毫不在乎，心中满怀着“时刻准备着”的战斗激情。更多的时候，则是常规的体育项目：跳高、跳远、翻单双杠、跃过层层加高的跳箱、奋力推出沉重的铅球……球类运动中，排球和篮球最受欢迎。排球场上，垫球、传球、扣杀，虽然技术粗糙，但呐喊声、欢笑声不绝于耳；篮球架下，争抢、投篮，汗水在阳光下闪烁，尽情挥洒着青春的活力。

然而，并非所有的课程都像体育课这样充满阳刚与活力，也并非所有的老师都像陈老师那样，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找到传授知识的从容。音乐课，就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观察那个特殊年代人情世态的窗口。

音乐教室设在校园角落一栋独立的小平房里，里面陈设极其简陋。前面孤零零地摆放着一架老旧的风琴，需要老师用脚不停地踩踏踏板才能鼓风发声。我们的音乐老师姓何，是一位三十多岁、长相极其普通、甚至有些不起眼的男教师。他身材瘦小，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说话声音平淡，缺乏起伏。

何老师上课，模式几乎一成不变。他坐在风琴前，一边用力踩着踏板，一边用不算娴熟但还算准确的指法弹奏出旋律，然后便是伴随着琴声，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革命歌曲。今天学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何老师一边弹琴，一边用他平直的嗓音领唱，身体随着踩踏板的节奏微微晃动，“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我跟着大声唱，歌声在简陋的教室里回荡。这类歌曲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量感和信仰感。唱着唱着，我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到了何老师那随着歌声微微摇晃的脑袋上，他唱歌时表情认真，甚至有些用力，试图在这首充满激情的歌曲中注入自己的情感，但那略显刻板的动作和缺乏神采的眼睛，总让人觉得隔了一层。

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个人——那个负责打扫我们教学楼厕所的章老师。

章老师与何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她每天都穿着一件肥大的、几乎看不出身材曲线的深蓝色卡其布上衣，但偶尔弯腰或转身时，仍能隐约窥见其娇小匀称的骨架。她总是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默默地提着水桶、拿着长柄刷子，穿梭在厕所和盥洗室之间，尽量避免与任何人对视。但她那秀美的脸庞，却难以完全被尘土和低调所掩盖。她皮肤白皙，即使在昏暗的楼道里，也显得格外醒目。一双杏仁眼，大而黑白分明，即便常常低垂着，也难掩其天生的神韵。小巧玲珑的嘴唇，紧抿着，仿佛锁住了无数欲语还休的故事。

关于章老师的过去，校园里流传着一些零碎的传闻。吴冬生就曾悄悄告诉过我，他听邻居家一个女孩讲，章老师也住在东门那片。文革前，她曾是青阳中学的音乐老师，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老师。她不仅能歌善舞，钢琴弹得行云流水，还能拉一手优美的小提琴。那个邻居女孩曾有幸跟她学过一段时间小提琴，对她崇拜不已。据说，章老师极其热爱音乐，尤其钟情于欧洲古典音乐，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名字。

然而，正是这份对艺术近乎痴迷的热爱，以及那份不合时宜的率真，给她带来了灭顶之灾。吴冬生神秘地压低声音说：“听说，有一次章老师和几个要好的学生聊天时，感慨地说了一句：‘音乐是无国界的，我宁可到维也纳当乞丐，浸染在真正的艺术氛围里，也不愿在这里……’后面的话她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了。” 不知是哪个学生出于恐惧还是别的目的，将这句话举报了上去。于是，“崇洋媚外”、“资产阶级艺术观”、“向往西方腐朽生活”等一顶顶大帽子扣了下来。她不能再站上讲台，不能再触碰她心爱的钢琴和小提琴，最终被发配到我们小学，接受“劳动改造”，成了一名清洁工。

　　看着眼前摇头晃脑教唱革命歌曲的何老师，再想起那个低着头、默默打扫厕所的、曾经光彩照人的章老师，我的心里涌起一种极其复杂难言的情绪。音乐教室里激昂的歌声，与记忆中可能从章老师琴弦下流淌出的《梁祝》或《G大调小步舞曲》的旋律，形成了尖锐而又无声的对比。一种艺术在高亢口号与沉默扫帚之间的命运，以一种沉重的方式，烙印在我年少的认知里。经纬交织的布匹，焊点连接的电路，体育课上的汗水与呐喊，音乐课上的革命旋律与厕所里的沉默背影……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我初中时代一幅光怪陆离、五味杂陈的青春图景。

第十五章 喇叭声后的风云

一九七一年的秋天走得早，青阳县城的法国梧桐叶子开始飘落，带着料峭的寒意。我坐在初二（一）班的教室里，鼻尖还萦绕着粉笔灰的味道，窗外围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已经有些褪色。这是开学后的第五周，课堂上的朗读声混着窗外的鸡鸣，构成了小镇日常的韵律，谁也没想到，一声突如其来的广播会打破这份平静。

那天下午的政治课刚上一半，学校的扩音喇叭突然响起急促的电流声，随后是浑厚庄重的播音腔，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泽东。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

这句话如同惊雷炸响，政治老师手中的教鞭“啪”地掉在地上。教室里瞬间鸦雀无声，紧接着爆发出嗡嗡的议论声。我瞪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林彪——那个画像常和毛主席并排悬挂的人，那个被称为“副统帅”的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

下课铃一响，我们就像潮水般涌出教室，蓉城镇的街巷早已炸开了锅。老人拄着拐杖聚在墙根下，眉头紧锁地低声交谈；青壮年们站在工厂门口，对着喇叭的方向争论不休；就连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也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心中满是震惊和疑惑。此前街上流传的各种小道消息终于有了定论，那种巨大的反差让每个人都心绪难平。从那天起，我不再只关心课本上的公式和课文，开始留意起广播里的新闻和大人们谈论的时政话题，原本觉得遥远的政治，突然变得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不久后，学校组织观看时事新闻电影。当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身影时，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我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比以往消瘦了许多，眼角的皱纹更深了，走路的步伐也显得有些迟缓，不复往日的神采奕奕。后来才知道，林彪叛逃事件对毛主席的打击极大，他因此大病了一场，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看着银幕上老人家憔悴的面容，我心里涌起一阵酸楚，默默攥紧了拳头。

从父亲和他的同事口中传出的小道消息中，说中央有两种声音：江青等人坚持“抓革命”，而周恩来总理则主张“促生产”。大人们私下议论说，林彪事件后，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主张正在逐渐占据主导。果然，没过多久，青阳县城就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之前工厂里频繁的停工闹革命少了，烟囱重新冒出了浓烟；田埂上的农民也多了起来，秋收的号角在田野间吹响，不再是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也消失不见了。

变化也悄悄蔓延到了我们学校。一天，班主任在班会课上宣布：“从下周开始，语文、数学等主要课程实行闭卷考试。”教室里一片哗然。要知道，这几年一直实行开卷考试，大家早已习惯了翻书答题或干脆互相抄袭。闭卷考试的恢复，意味着我们需要真正把知识记在脑子里。起初，同学们都有些不适应，抱怨声不断。但渐渐地，课堂上的纪律好了很多，大家上课也开始认真听讲，下课也主动互相提问复习。老师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说：“这才是读书该有的样子。”

放学后，我和同学吴冬生李农背着书包走在田埂上，看着夕阳下忙碌的农民和远处冒烟的工厂，忍不住感慨：“变化真大啊。”李农点点头：“是啊，听说这都是周总理的功劳，要是一直这样好好生产、好好读书就好了。”

广播里的新闻还在继续播报着“批林整风”的消息，蓉城镇的生活却在悄然回归正轨。闭卷考试让我们的学习态度变得严谨，工厂的机器声让县城充满了生机，田野里的新绿预示着丰收的希望。我渐渐明白，国家就像一艘大船，总会遇到风浪，但总有掌舵人带领大家砥砺前行。

1972年春在毛主席亲自过问下，把“批林整风”改为“批林批孔”运动。这时校园里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老二”。在我们稚嫩的心灵里，这个被称作“孔老二”的人，是封建思想的“毒瘤”，是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政治老师讲课特别生动，她举着《论语》，声音洪亮：“你们看，孔子赤裸裸地看不起劳动人民！樊迟想学种庄稼，他说‘吾不如老农’；想学种菜，他说‘吾不如老圃’。等樊迟一走，他就在背后骂人家‘小人哉’！”

教室里一片哗然。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少年，正在接受“学工学农”的教育，听到这话，自然义愤填膺。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在议论：“原来孔子这么坏！”“就是，看不起劳动人民！”

可我心里总有个疙瘩——如果孔子真的这么浅薄，为什么他的思想能流传两千多年？

那个周末，我溜进父亲的书房。书柜最底层，整整齐齐地放着《论语》《大学》《中庸》，都是繁体竖排的本子。父亲古文底子厚，这些书是他的宝贝，平时绝不许我碰。我像做贼似的抽出《论语》，躲进自己的小屋。

翻开泛黄的书页，我遇见的第一个孔子，确实让人失望。“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不是歧视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不是愚民政策吗？

可是越往下读，滋味开始变了。

读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愣住了。这比我们整天喊的某些口号还要透彻。读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想起解出一道数学题时的快乐。读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不正是我们要向工农兵学习的另一种表达吗？

最让我困惑的，还是那段关于“樊迟请学稼”的着名公案。我反复咀嚼那段文字：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突然间，我明白了什么。

孔子不是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他的学堂不教种地，就像数学老师不教插秧一样。他要培养的是懂得治国安邦的人才，是要让社会恢复秩序，让百姓安居乐业。在他的理想中，一个治理得当的社会，各种人才各司其职，农民安心种地，工匠专心做工，管理者做好管理。这才是“君子不器”的真义——管理者不该把自己局限在具体技能上，而要通晓治国的大道。

我想起父亲说过：毛主席不比他的将士们更会打枪，但他更懂得如何指挥千军万马。

那个夜晚，台灯下的我突然笑出声来。原来不是孔子错了，是我们理解错了。樊迟问错了问题，就像你去问物理老师怎么炒菜，老师说你该去问厨师，你反而怪老师看不起厨师。

这个发现让我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我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的真相；惶恐的是，这个真相与课堂上学到的完全相反。

第二天政治课上，当老师再次批判孔子轻视劳动时，我忍不住举手：“老师，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自己会很多劳动技能，他怎么会看不起劳动呢？他只是觉得治国需要学习更重要的东西。”

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针落的声音。老师的脸色从惊讶到严肃：“你这是为封建思想辩护！”

但我分明看见，有几个同学在默默点头。

放学后，家住五星大队的曾军追上我，悄悄说：“你说得对，我爷爷也说过，孔夫子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那个春天，因为要“批判”，我认真读完了《论语》，接着是《大学》《中庸》。越读越明白，我们批判的，不过是一个被刻意扭曲的幽灵。真正的孔子，有他的时代局限，但他的智慧穿越千年，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四十年过去了，如今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论语》成为世界文明的经典。偶尔想起初二那段往事，我总是感慨万千。

有时我会想，也许应该感谢那场“批林批孔”运动。正是因为它，一个初二少年才会在反叛的好奇心驱使下，偷偷翻开禁书，在批判的声音里，听见了穿越两千年的智慧回响。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有时候，批判是最好的阅读，反叛是最真的继承。在全盘否定的喧嚣中，我反而找到了值得肯定的永恒价值。

总之那个秋天的喇叭声，不仅打破了县城的平静，更在我心中种下了关注国家命运的种子。我开始认真阅读报纸上的新闻，听大人们分析时政局势，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看着毛主席日渐苍老的身影，想着周总理为国家操劳的模样，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72年的夏天来得很早，当夏风吹拂着青阳县城，杨柳的茂盛的枝叶开始晃动起来。扩音喇叭里的消息早已远去，但它带来的震撼和改变，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成长路上不可磨灭的印记。那段特殊的岁月，让我过早地体会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让我更加懂得了珍惜和平稳定的生活，坚定了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信念。

第十六章 初三暑假工

暮春的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内海棠初绽。1972年3月的一个下午，周恩来总理陪同邓小平走进毛泽东的书房。阳光透过窗棂，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毛泽东站起身，与分别六年的邓小平紧紧握手。这位历经风雨的领导人凝视着老战友，用他特有的湖南口音缓缓说道：“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短短八个字，在场所有人心中激起波澜。周恩来眼中闪过一丝欣慰——他知道，这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历经考验后的信任与重托。

邓小平沉稳回应：“主席放心，我会尽职尽责。”

这次会面后，中央政治局很快通过决议：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列席政治局会议参与重要政策讨论。

4月1日，周日午后，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各部委负责人开会。他环视会场，声音清晰而坚定：“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会场一片寂静，只有窗外风吹新叶的沙沙声。

“今天这个会议，”周恩来稍稍提高声调，“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

他接着宣布：“墨西哥总统来访，由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

这个消息像春风般迅速传遍京城。当晚，在玉泉山3号楼，周恩来、邓颖超与邓小平、卓琳两对夫妇促膝长谈。餐桌上简单的四菜一汤，却象征着一段特殊时期的结束和新的开始。

按照原计划，邓小平将在4月19日接待墨西哥总统时公开亮相。但历史总是充满意外——4月12日，西哈努克亲王返回北京，邓小平提前一周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这一系列变化，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

六月的青阳县，秧苗已染绿田野。一辆半旧吉普车颠簸在乡间土路上，扬起阵阵尘土。

车子停在一处略显破败的院门前。车门打开，我父亲敏捷地跳下车，恭敬地拉开后座车门。

一位身着洗白中山装的老者缓步下车。他虽然年过花甲，身材微胖，但背脊挺直，风纪扣一丝不苟，眼神锐利而沉静——这就是我的伯父陈定一。

“大哥，这就是我陋室的家了。”父亲轻声说道，声音里带着几分感慨。

伯父陈定一站立片刻，目光缓缓扫过斑驳竹木搭建厨房的木门、墙角那株茂盛的栀子花。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点头。

此后的几天，我父亲陪着兄长重访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当年轰轰烈烈修建、如今已是四个生产大队的童埠圩；另一个是深藏在茗山冲里的革命旧址——那里曾是抗日烽火中伯父亲自策划诞生的根据地。

我那时刚上初中，对这位传奇伯父充满好奇。他们出发时，我扒在门框边张望，伯父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深邃，让我不由得缩了缩脖子。

几天后的傍晚，他们风尘仆仆地回来。伯父脸上带着复杂的疲惫，眼神里有追忆，有感慨，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

他坐在堂屋的旧藤椅上，接过母亲递上的九华毛峰。茶香氤氲中，他的目光最终落在我身上——我正趴在长条桌上写作业，感受到那目光，连握笔的姿势都僵硬了。

“小家伙，过来。”他招招手，声音温和却不容置疑。

我看向父亲，见他微微点头，才放下笔挪步过去。

伯父仔细端详着我，那双看过太多历史风云的眼睛，似乎要在我稚嫩的脸上寻找什么。他摸了摸我的头，手掌粗大，指节布满老茧——那是常年握枪和劳作留下的印记。

“叫陈东远，对吧？”他问父亲。

“是，远近的远。”

“陈东远，远东……”伯父喃喃念了两遍，嘴角浮现真切的笑意，“好名字。五一啊，你们这一辈叫‘五一’，是纪念你父亲五十一岁得子；他这一辈叫‘东远’，希望是个能颠覆远东的人。我们陈家，又有革命的人了。”

他转回头，目光灼灼：“东远，听说你书念得不错？”

我红着脸，点头又摇头。

“要努力学习！”他的语气陡然加重，每个字都敲打在心上，“现在的条件，比我们当年钻山沟、吃树皮的时候，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学好本领，将来才能报效国家。记住，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我似懂非懂，但被他话语中的郑重感染，用力点头。

这时，伯父做出了让全家意外的邀请：“放了暑假，要是你父母同意，就到安庆我家里来住些日子。安庆城里图书馆书多，你也可以听听我们这些老头子讲讲过去的事儿。”

这个邀请，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我心中激起巨大涟漪。整个六月，我都在兴奋与期盼中度过。

暑假伊始，父亲亲自把我送上去安庆的运货汽车。伯父的家在安庆城里一个独立安静院落，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共有七间房，但简朴而整洁。

那个暑假成了我少年时代最珍贵的记忆。

夏日的午后，酷热难当，知了在院中槐树上声嘶力竭地鸣叫。我和伯父常常搬了竹椅，坐在通风的廊檐下。他摇着大蒲扇，慢悠悠地讲述那些尘封的往事。

“那是1934年冬天，”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奇特魔力，“我们在桐城唐家湾深处要创建根据地。大雪封山，粮食断绝，靠着老乡冒险送来的几个红薯，三十多个人撑了五天。”

“有个叫小石头的战士，才十六岁，把自己那份红薯让给伤员。我批评他，你猜他说什么？‘特派员，我年轻，扛饿！’后来在一次突围中，他为掩护电台牺牲了……”

伯父的声音哽咽了，蒲扇停在半空。良久，他才继续说：“胜利后，我去找他的坟，只找到一棵野山楂树。他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还有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一次深夜突围，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身边的战友突然倒下，再也没起来。”“我们用土造地雷，炸得日本鬼子人仰马翻。”“胜利时，乡亲们敲锣打鼓，拿出珍藏的米酒，那是我一生中喝过最甘甜的滋味。”

“那时候，谁也没想过能活到今天。”他常以这句话作结，目光望向远方，仿佛能穿透墙壁，看到那些牺牲战友年轻的脸庞。

“我们能活下来，看到新中国，是幸运的，更是负有责任的。东远，你说，这用无数鲜血换来的好光景，我们是不是得拼了命地去守护、去建设？”

我捧着脸，听得入神。课本上“革命”、“牺牲”、“奉献”等词汇，在伯父的故事里变成了有温度、有声音、有画面的具体形象。

有时，他也会沉默良久，然后叹气，说些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的话：“革命的路，很长，也很复杂……有时候，也会走弯路。但无论如何，为老百姓谋幸福的这个初心，不能忘。”

一个多月飞逝而过。离开安庆前夜，伯父把我叫到书房。

书房简朴，最显眼的是靠墙的书架，摆满了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还有《史记》、《资治通鉴》等古籍。桌上摊开着《共产党宣言》，页边写满批注。

“东远，你过来。”伯父从抽屉里取出一支崭新钢笔和一套《红星照耀中国》。

他在扉页上用工整有力的字迹写道：“赠陈东远侄子：努力学习，继往开来。陈定一，一九七二年夏。”

放下笔，他郑重地说：“这支笔，是一个老战友送的，现在转赠给你。那套《红星照耀中国》，是我五十年代在旧书店淘到的。希望你能明白，中国革命能够成功，靠的是什么。”

他顿了顿，目光深邃：“现在形势在变化，邓小平同志复出，是个重要信号。国家需要建设，需要知识，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健康成长。”

我接过书和笔，感觉手中沉甸甸的。

“伯父，我会好好珍惜的。”

他欣慰地点头，又嘱咐道：“读书要思考，不要人云亦云。就像前阵子‘批林批孔’，孔子到底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为什么要批判他，这些都要自己去找答案。”

我心中一动，想起自己偷读《论语》的经历，但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清晨，伯父送我到车站。晨光中，他的身影显得格外挺拔。

“东远，记住：无论时代怎么变，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对真理的追求。”

汽车驶出安庆城，我回头望去，伯父仍站在站台上挥手。那个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回到青阳，暑期的热浪并未因安庆之行的结束而消散，反而更加具体地化作了肩上的重量。母亲早已为我张罗好了去处——县医药公司要建一排职工宿舍，工地就在公司大院对面那片炕蚕茧的蚕厂后面。我的活儿很简单，也最耗力气：给建筑队挑黄沙。

沙源不远，就在医药公司北面那条名叫五星河的河道里。河水在盛夏的阳光下泛着清幽幽的白色。我的任务，用铁锹将河底的湿沙挖上岸，堆成一个个小丘。再就是用扁担和畚箕，将这些湿漉漉、沉甸甸的河沙，一担一担地挑到几百米外的建筑工地，用来做房基。工钱是按完成的土方量来计算，多劳多得。

第一天站在沙堆前，我学着旁人的样子，将两根粗麻绳系在畚箕上，再用扁担的两头穿过绳扣。弯下腰，将铁锹铲起的沙子装满两只畚箕，试着直起腰来。那一瞬间，肩膀猛地一沉，扁担仿佛要嵌进骨头里，两条腿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晃。七八月的日头毒辣辣地照在头顶，汗水立刻就从额角冒了出来，滴进脚下的沙土里，洇出一个小小的深色印记。

从五星河到工地，是一条穿街过巷的土路，两旁都是老房子。我咬着牙，挑起担子，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扁担压在肩上，起初是尖锐的痛，走出一段路后，便渐渐麻木了，只剩下一种持续的、沉重的下坠感。汗水流进眼睛，涩得发疼，也顾不上擦，只能使劲眨眨眼。工地上搅拌机的轰鸣声，工友们的吆喝声，在耳边嗡嗡作响，却又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歇脚的时候，我坐在阴凉处，看着磨得发红的肩膀，不由得想起在安庆时，伯父书房里的清凉和书香，想起他讲述的冰天雪地里靠着几个红薯坚持的故事。那时觉得震撼，却隔着岁月的烟尘；此刻，肩上的疼痛和身体的疲惫，却如此真实。我忽然有点明白了伯父那句“拼了命地去守护、去建设”的含义。这建设，或许不只是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是这日复一日的、一砖一瓦、一沙一石的累积。

一天，两天……肩膀渐渐磨出了茧子，脚步也稳了许多。我能挑起更满的担子，在土路上走得也越来越快。看着工地上那排宿舍的地基一点点垫高、夯实，心里会生出一种奇异的参与感。虽然辛苦，但每天晚上摸着那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工钱，计算着又完成了几个土方，一种自食其力的踏实感便油然而生。

暑假结束前，我领到了工钱，厚厚的一叠，总共三十多块。捏着这笔靠自己力气挣来的钱，感觉比任何一次考试得满分都要沉重和满足。这笔钱当然全数交给我妈。但这钱连同伯父赠予我的那支钢笔和那套书，以及肩膀上尚未完全消退的压痕，共同构成了那个夏天最深刻的印记。它让我懂得，生活的重量，远不止于课本，更在于这坚实的、需要用力气去承担的土地。

新学期已经开始。教室里恢复了闭卷考试，同学们的学习态度明显认真了许多。工厂的机器日夜轰鸣，田野里的稻谷开始抽穗，一切都透着生机。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

伯父的故事，让我明白了“革命”二字的重量；安庆之行，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那套《红星照耀中国》和扉页上的题词，成了我前进的动力。

放学后，我依然和吴冬生走在田埂上夕阳西下，给田野镀上金色。因这时李农恋上我大院的女同学，我们之间就相互疏离了。

“东远，从安庆回来，你好像变了。”吴冬生说。

“怎么变了？”

“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你思考的问题，跟我们不太一样了。”

我笑了笑，没有解释。有些感悟，需要时间去沉淀；有些责任，需要成长去担当。

那个秋天，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国家就像一艘航船，总会遇到风浪。但只要有正确的方向，有坚定的舵手，有同心协力的船员，就一定能冲破迷雾，驶向光明。而我，愿意做这艘船上的一名水手，无论风雨，永不停歇。”

1972年的那个夏天，不仅是我个人成长的转折点，更是国家从混乱走向治理的关键时期。邓小平的复出，像一道分水岭，预示着中国即将迎来新的历史阶段。

第十七章 奶奶的粥与旧时光

一九七二年的秋天，青阳县城的空气仍黏稠而闷热，蝉鸣一声高过一声，像是给这灰蓝色的日子拉着一道永不停歇的警报。我的生活，原本如同这县城里大多数少年一样，被定额的粮食、枯燥的课本以及一种无形的、紧绷的节奏所填充，直到奶奶从乡下来看我。

　　奶奶是坐着颠簸的乡村汽车来的。算起来，奶奶有近三年没踏足青阳了。当我在汽车站那片扬尘中看到她那熟悉又略显陌生的身影时，心里猛地被揪了一下。人老了，也更瘦了，原本合身的青布褂子如今显得有些空荡荡的，背脊也不似记忆里那般挺直。唯有那双看过近七十年风雨的眼睛，依旧温和、清亮，透着一股历经磨难却不曾折损的坚韧。万幸，看上去还算健康。

家里的空间本就不大，奶奶来略显拥挤。但这种拥挤，却奇异地驱散了往日里那种挥之不去的清冷，一种久违的、属于“家”的暖意，开始在每个角落弥漫开来。

奶奶话不多，但偶尔在灯下，一边缝补着我和弟弟的衣物，一边会讲起老家的事情。那是一个偏僻、寂静的毛园村，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从奶奶零星的叙述里，我拼凑出一些家族的往事。解放前，奶奶家算是县东乡的大户，资本家兼地主。但与我们后来在宣传画和批判稿里看到的那种形象不同，奶奶家似乎是个异数。她说，家里祖上主要靠经营药材，将一种名为“丹皮参”的药材出口到北美，积累了财富。至于那数千亩的田地，围起来为了按置江北过来的灾民的，没有确定产权，结果地产全算在我们家里了，从没收过租，因此，解放那阵划成了地主，但沒有地主分子。但在后来疾风骤雨的年代里，在下乡工作组强行于1964年给奶奶戴上了地主分子，一年后在毛园生产队甘队长带领下，全村担保，1965年又摘去了地主分子帽子。解放前的富本该是致命的原罪。然而，当奶奶因为家庭的缘故被遣送回那个村庄时，那些淳朴的村民，大多念着旧日的情分，并没有为难她这个“地主婆”。村干部们也只是按上面的要求走个形式，在分配农活时，总是尽量安排她做些轻省的了事。在丁桥公社工作的表叔，也时常借着下乡的机会，回去看望奶奶，带去一些城里的稀罕物和外面的消息。奶奶说起这些时，语气平静，没有怨恨，也没有庆幸，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与她有关，却又有些距离的事实。这让我在少年时代弥漫的阶级斗争硝烟中，隐约触摸到一丝人性的温良，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幸运。

奶奶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亲情的慰藉，更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我们家的生活品质——尤其是在“吃”的方面。母亲工作忙碌，做饭向来只是完成任务，能填饱肚子就行。而奶奶不同，她那双曾经管理过大家庭、也曾在田埂间劳作的手，仿佛有点石成金的魔力。最普通的蔬菜，经她腌制，能变得爽脆可口；定量供应的那点粮食，她也能变换出不同的花样。家里那个小小的厨房，因为奶奶的存在，开始飘荡起真正属于“家”的、诱人的饭菜香。

这香味，不仅吸引着我和弟弟，也吸引来了我的同学吴冬生。

吴冬生家就住不远的商业局西也的巷子那里。他父母都是早年南下的山东人，父亲在商业局普通干部，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家里弟兄三个，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半大小子。全家人就靠他父亲一人的工资和定量的口粮过活，日子过得比我们家要紧巴得多。

自从奶奶来后，吴冬生几乎成了我家的常客。他一点也不见外，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经常是，我刚听见门响，一转头，他已经利索地换了鞋进屋了。他的眼睛似乎总也闲不住，一进门就张罗着帮奶奶干活。看见奶奶正拿着扫帚扫地，他会一个箭步冲上去，嘴里嚷着“奶奶我来，您歇着”，不由分说就抢过扫帚；瞅见窗户玻璃蒙了灰，他会立刻问：“奶奶，这窗户该擦了吧？我个子高，我来！”他干活麻利，手脚勤快，是那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眼里有活”。

奶奶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憨厚、勤快的山东小子，常常夸他：“冬生这孩子，真能干，眼里有路数，不像我们家这个（指指我），油瓶倒了都不带扶一下的。”我听了也只是嘿嘿一笑，并不反驳。我知道，奶奶不在时所有家务活全是我的，但我也乐得看见吴冬生来。他带来的，是一种热闹的、充满生命力的气息。

这天傍晚，奶奶用攒了好些天的咸白菜，混合着一点点舍不得用的猪油渣，做了满满一锅馅的包子，又熬了一锅浓稠适度的米粥。粥是普通的大米粥，但奶奶熬的火候恰到好处，米粒开花，米汤粘稠，散发着纯粹的米香。自然而然地，吴冬生又被留了下来一起吃晚饭。

餐桌上，吴冬生捧起那碗白溺溺的米粥，呲溜呲溜，喝得格外香甜。他足足喝了三大碗，额头上都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别尽只喝粥，再吃个包子。”奶奶慈爱地看着他，用筷子夹起一个胖乎乎的包子，递到吴冬生手里。

“这是第六个了。”我在旁边笑着插话。

吴冬生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但还是接过了包子，咬了一大口，含糊不清地说：“奶奶做的包子，太香了！”

“多吃，要吃饱。”奶奶又给他夹了一筷子咸菜丝，然后像是随口问道，“冬生，你刚才说……你家的淀粉粥？什么是淀粉粥？”

吴冬生咽下嘴里的食物，解释道：“就是用淀粉，嗯，就是那种做菜用的白白的粉，加上水，在锅里熬啊熬，熬成糊糊，看着跟粥差不多。很顶饿的。”

“那能好吃呀？”我忍不住问，想象着一锅浆糊的味道，实在无法把它和“粥”联系起来。

吴冬生脸上的笑容淡了些，声音也低了一点：“没啥好吃不好吃的，能填饱肚子就行。我家定量的粮食不够吃，我那两个弟弟，正窜个子，特能吃，跟小饿狼似的。”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这淀粉粥，喝了占地方，不容易饿。”

奶奶听了，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那叹息声里包含了太多我那时还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她默默地又给吴冬生盛了一碗粥。“男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肉吃，油水少，当然吃得多。光靠淀粉糊弄肚子，不长久啊。”

奶奶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些贴在居委会公告栏上的各种文件和规定。那些白纸黑字，冰冷地规定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记得是一九五三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全国就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了。接着是五四年，食油也定了量。再到五五年八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从那年的十一月起，全国就开始正式使用粮票、油票了。后来，布票、肉票、糖票……各种各样的票证，像一片片雪花，落入寻常百姓家，成了生活中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城市里的人们，被精确地分类、称量。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男生每月三十斤，女生二十八斤。三岁以下的娃娃只有九斤。然后按着年龄一点点往上加。大人们则按工作来：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妇女，比如吴冬生的妈妈，只有二十五斤；像他爸爸那样的重体力劳动者，能有四十五斤；听说煤矿工人是最高的，五十七斤。其他的，坐办公室的，大概就是二十八斤左右。这定量的粮食，还不是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粮票里还细分着米票、面票、粗粮票。每个月那三十斤粮票里，我记得好像是二十斤半米票和七斤半粗粮票。去粮店买米，你得掏米票，想换点面条改善伙食，就得用面票。粗粮票则只能买那些拉嗓子的玉米面、高粱米。

不光是粮食。肉、蛋、白糖、食用油，样样都凭票，定量少得可怜。糖、油、肉，每人每月就那么半斤。去肉铺买肉，是一门学问，大家都睁大眼睛盯着，希望能抢到一块肥肉多的部位。因为肥肉可以带回去，在热锅里熬出一点宝贵的猪油，那炒菜的油水就能多撑几天。那时候有种说法，工业品的百分之六十八、副食品的百分之九十，都靠着这些小小的、花花绿绿的票证才能到手。我们的生活，就被这一张张薄薄的纸片，牢牢地框住了。

看着吴冬生因为吃了六个包子和三碗粥而略显鼓胀的肚子，以及他那满足又带点不好意思的神情，我心里一动，对奶奶说：“奶奶，我们家每个月的半斤淀粉，好像从来都用不完，放着也是放着，要不，以后就让冬生带回去吧？”

我们家的淀粉，母亲偶尔用来勾个芡，做汤时用一点，消耗得很慢。但对于吴冬生家，那半斤淀粉，或许就能多熬几锅顶饿的“粥”。

吴冬生听到这话，眼睛立刻亮了起来，脸上绽放出由衷的喜悦，他双手放在吃得略鼓起来的肚子上，连声说：“谢谢奶奶！谢谢！”接着，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带着一种那个时代孩子们特有的、近乎刻板的认真神情说道：“奶奶，我今天吃超标啦！”

　　奶奶被他这没头没脑的话弄得一愣：“为什麽这么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吴冬生一字不差地背诵着这段当时家家户户都熟悉的语录，然后认真地解释，“我们现在放暑假，是闲时，按理应该吃半干半稀，可我却吃了六个大包子，喝了三碗干粥，这……这肯定是超标了！”

“哈哈……”我被他这番活学活用的“检讨”逗得前仰后合，拍着桌子笑道：“吴冬生啊吴冬生，你可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典范呀！”

奶奶却没有笑。她只是看着吴冬生，那双布满皱纹的眼睛里，情绪复杂。有怜爱，有心疼，或许还有一丝对于这荒谬现实的无奈。她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伸出手，把他面前空了的碗往里挪了挪，柔声说：“傻孩子，在奶奶这儿，吃饱了就行，不想那些。”

吴冬生嘿嘿地笑了，那点因“超标”而产生的不安，在奶奶温和的话语中消散了。

窗外，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夏夜的风带着一丝微凉吹进屋里，拂去了白天的燥热。奶奶开始收拾碗筷，吴冬生立刻起身帮忙，动作熟练而自然。我看着他们，又看了看窗外那片属于青阳县城的、星星点点的灯火，心里有一种酸楚与温暖交织的复杂情感在涌动。这个夏天，因为奶奶的到来，因为那碗普通却又不普通的大米粥，因为吴冬生和他那“淀粉粥”的故事，让我对眼前这个凭票证运转的世界，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具体、更深刻的认知。而在这种认知之外，奶奶用她的沉默、她的叹息、她毫不犹豫递出去的包子和那句“吃饱了就行”，为我，或许也为吴冬生，撑起了一小片超越于票证与定额之上的、朴素而坚韧的人情空间。这空间虽然狭小，却足以让我们在那样一个清贫甚至有些严酷的年代里，感受到活下去的温暖和力量。

第十八章 分水岭：考试与录取

一九七二年的年底，我家已搬入蚕厂后面三居室新房子里，和陈霞家是邻居。

当每次我去刘惠玲家，看到自己的国画“作品”赫然悬挂在那里，心里便涌起巨大的满足感，再加上在九华山闵园的学画经历，这无疑助长了我对国画的信心和热情。搬到新房后，我更是自告奋勇，要为家里画一幅《黄山迎客松》。我参照着报纸上模糊的图片，耗费了无数张毛边纸，终于完成了一幅松树虬枝盘曲、云雾缭绕的“大作”，挂在中堂位置。父亲看着墙上那幅笔墨稚嫩、气势却故作雄浑的迎客松，嘴角动了动，最终化作一声轻微的叹息，默许了它的存在。

这年的冬天来得似乎格外凛冽，却也格外清醒。寒风卷过青阳县城街道上凋零的法国梧桐叶，带来一种不同于往年的、紧张而充满期待的气息。这股气息的核心，便是在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国务院工作后，一系列整顿措施在教育领域投下的一块巨石——停止单凭推荐，恢复推荐(主要是政审)加考试。

对于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生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消息。自从“文革”开始，升入高中早已不再是凭借学业成绩，而是依赖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家庭出身、政治表现成了更重要的标尺。课堂上的知识学习一度被边缘化，虽然前一年恢复了闭卷考试，让大家的学习态度有所转变，但谁也没想到，升学的闸门会如此迅速、如此决绝地重新被“考试”这把尺子把守。

消息像长了翅膀，迅速传遍了蓉城镇的每一个角落，也在我们城关一小的校园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同学们的反应，普遍是震惊与无措。

“要考试？真考啊？考不上怎么办？”

“完了完了，我这几年光顾着学工学农了，数理化公式早忘光了！”

“语文政治还能背一背，数学可怎么办？”

走廊里、操场上，随处可见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的同学，脸上写满了焦虑和不确定。那种感觉，就像一直在一条模糊的、似乎可以靠其他方式通行的道路上蹒跚，突然面前出现了一道明确而狭窄的独木桥，桥对面是我们曾经熟悉却又陌生的“知识”殿堂。大家这才真正意识到，过去那种开卷考试、互相抄抄也能蒙混过关的日子，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我倒觉得，英语才是真正横在我面前的一道深坎。

我们这届初中班的师资本就捉襟见肘，从青中只调来了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四位老师，独独缺了英语老师。开学之初，学校便让物理陈老师兼任英语课。陈老师是个认真的人，自己也是半路出家，一边自学一边教我们。

印象最深的是那堂教“glass”（玻璃杯）的课。陈老师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努力发出标准的读音：“嗝那斯——”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坐在后排的陆同学(陆丰年的哥)——县棉织厂机修工、学校工宣队陆师傅的儿子——立即拖着长音跟读：“你达死——”几个男生憋着笑，教室里泛起一阵骚动。

陈老师的脸涨红了，他又示范了一遍：“是‘嗝那斯’！”

“你达死——”这次跟读的人更多了，声音里带着戏谑。

突然，“砰”的一声巨响，陈老师猛地跺脚，木质讲台剧烈震颤。他几乎是吼了出来：“你达达死！”全班瞬间死寂。只见他脸色铁青，抓起桌上的课本狠狠一摔，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教室。

那“砰”的摔门声，仿佛为我们的英语课画上了一个仓促而决绝的句号。从此，英语课真的再也没有开过。如今恢复考试的消息传来，如果有考试有英语科目，我只能对着那些陌生的字母发呆了。

与学生们的惶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师们的态度。

我清楚地记得，班主任李银华老师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虽然语气竭力保持平静，但眉宇间那抑制不住的扬眉吐气之色，是如何也掩饰不住的。她扶了扶眼镜，声音比往常洪亮了许多：“同学们，国家要搞建设，需要的是真才实学！从今往后，好好学习、成绩优秀，就是你们对祖国最大的贡献！希望大家抓紧最后的时间，认真复习，迎接挑战！”

不仅仅是班主任，几乎所有科任老师，走起路来腰杆都似乎挺直了几分。课堂上，讲解更加细致深入；下课了，办公室裡围着问问题的学生络绎不绝，老师们总是耐心解答，眼神中重新焕发出那种久违的、属于“传道授业解惑者”的神采与尊严。他们被压抑了多年的职业价值感，仿佛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和确认。知识，终于重新赢得了它应有的尊重。

这次升学考试，不仅形式严峻，政策也如同一条冰冷的界线，划定了不同的命运轨迹。录取比例有着严格的规定：城镇户口的学生，按75%的比例录取；而农村户口的学生，录取比例仅为25%。这残酷的数字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下教育资源与机会分配的现实。对于我们这些拥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来说，已是幸运了许多，但竞争依然激烈。

青阳县的高中教育资源也按照地域进行了划分。全县分为四个片：东乡木镇、丁桥、乔木酉华的学生归属木镇中学，西乡九华、杜村、庙前的归属庙前中学，南乡东堡、陵阳、南阳的则到陵阳中学。而我们所在的县城、以及紧邻的城东公社、城西公社、朱备公社，童埠公社这片核心区域的学生，目标只有一个——安徽省青阳中学，全县唯一一所省重点中学，也是毫无疑问的最好学府。能考入青中，意味着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尽管当时大学招生尚未完全恢复高考，但氛围已变）和更好前途的阶梯。

考试那天，是在一个干冷的冬日。我们城关一小初中部的全体毕业生，被集中到了学校那间平时用来开大会、偶尔放电影的大礼堂。昔日喧闹的礼堂此刻肃穆异常，桌椅被重新排列，拉开了间距，变成了标准的单人单桌。空气中弥漫着浆糊（用来粘贴座位号）、旧木头以及一种无形压力的混合气味。

只考三门课：语文、数学、政治。

铃声响起，监考老师一脸严肃地拆封试卷袋，当纸张摩擦的窸窣声在寂静的礼堂里传开时，我能听到自己心脏“咚咚”的跳动声，也能感受到周围同学粗重的呼吸。我深吸一口气，想起了伯父陈定一“要努力学习”的叮嘱，想起了暑假在工地上挑沙时体会到的“承担”的重量，也想起了自己偷偷阅读《论语》时对知识的那份渴求。笔尖落在试卷上，沙沙作响，仿佛不是在答题，而是在勾勒自己未来的轮廓。

语文的作文题似乎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但给了一定的发挥空间，我努力将平日的阅读积累和对时局的思考融入其中；数学题有一定难度，但得益于史本贵老师一以贯制的抓学习打下的基础，我基本都能应对；政治则需要死记硬背与理解分析相结合。整个过程，紧张而专注。

考试结束后，便是漫长的等待。那段时间，校园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考得好的，暗自期待又不敢声张；考得不好的，如我的好友吴冬生，则日渐沉默。他常常望着窗外发呆，或者和几个同样感觉希望渺茫的同学聚在一起，低声讨论着如果考不上，是去下乡，还是等待街道安排或直接下放。我们之间的话题，也不知不觉地从一起玩耍、议论趣闻，转向了对未来模糊而现实的担忧。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失落与彷徨，却不知该如何安慰。时代的浪潮拍打过来，我们这些小船，似乎只能各自把握方向。

终于，结果在1973年元月揭晓。

那天，我正帮母亲在家中生煤球炉子，弄了一手黑灰。邮递员在门外喊了一声：“陈东远，挂号信！”我的心猛地一跳，冲出去，接过那封印着“安徽省青阳中学”字样的信封。手指因为激动和沾着煤灰而有些颤抖。拆开信封，抽出那张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纸——是入学通知书！入学通知书最上端是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被录取在高一（二）班！下面是入学须知。

下面盖有“安徽省青阳中学革命会员会”大印。

巨大的喜悦瞬间淹没了全身。母亲在一旁围裙上擦着手，连声问：“考上了？真的考上了？”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她眼圈一红，喃喃道：“好，好，考上青中了，好好念……”父亲下班回来，看到通知书，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眼中闪烁着欣慰与期望的光芒。我知道，这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肯定。

然而，喜悦之余，现实的残酷也随之而来。我们大院、我们班级，乃至整个城关一小，并非人人都如我一般幸运。吴冬生，我多年的好友，果然落榜了。还有其他不少同学，也因种种原因，未能越过这道突然升高的门槛。那几天，我看到吴冬生，他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过，不再像以前那样勾肩搭背、无话不谈。我们之间，仿佛被这场考试划下了一道无形的鸿沟。我想去找他说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安慰显得苍白，鼓励更像是一种炫耀。那种少年友谊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让我初次体会到了人生选择的沉重。

后来听说，他家里想办法，让他去了县里的一个集体所有制单位打了两工，后下放到东堡公社做知青。从此，他的人生轨迹，与我将要奔赴的校园，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从此没有了交集。

1973年2月1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带着学费和那张珍贵的录取通知书，去青阳中学报到去了。回望来路。我的初中生活，就在这个冬天，正式画上了句号。

这是一段极其特殊的青春岁月。它交织着革命歌曲的激昂与厕所清洁工的沉默，经历着喇叭声带来的国家剧变与个人心灵的震撼，浸润着“批林批孔”喧嚣下对传统智慧的悄然探寻，承载着伯父革命故事的厚重与暑假挑沙的艰辛体悟。最后，它以一场猝不及防却又意义深远的考试作为终结。

这场考试，不仅仅是我个人升学的一道关卡，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国家从混乱无序走向拨乱反正、尊重知识与人才的一个清晰信号。它改变了我，改变了吴冬生，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它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伯父那句“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的真正含义。

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和一系列整顿，如同在迷雾中点亮了一座灯塔。恢复高中招生考试，正是这灯塔射出的一束强光，照亮了无数像我一样的青年学子的前路。我知道，前方的学习之路不会轻松，但至少，这是一条凭努力和才华就能看到希望的康庄大道。

我的初中时代，结束于1973年元月那张录取通知书，结束于2月这次充满希望的报到。它终结于一个旧阶段的混乱与迷茫，开启了一个新阶段的秩序与追求。所有那些光怪陆离、五味杂陈的过往，都沉淀为了成长的养分，支撑着我，迈向青阳中学的校园，迈向一个虽然未知却已清晰可见需要靠知识去开创的未来。

　　进入青阳中学后，我会将面临更繁重的学业、更激烈的竞争，也会结识新的老师和同学。校园里学习氛围浓厚，但“左”的思想残余仍时有表现（还会遇到类似“反潮流”、“交白卷”事件的冲击）。我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特别是英语等以前被忽视的科目。伯父赠予的《红星照耀中国》和那支钢笔，会继续激励着我。我会关注国家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如“四人帮”的动向与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努力），这些都将进一步塑造我的世界观。我与吴冬生等旧友的友谊，可能会因道路不同而经历考验，但也可能会有新的理解。这段高中岁月，将为我未来可能迎来的“恢复高考”人生重大机遇，打下坚实的基础。下一篇《我的高中生活》将继续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腻的个人成长交织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