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弟30集.黄牯失踪掀风波，穷途汉暗酿险局

宋建初

《蚁》弟30集.黄牯失踪掀风波，穷途汉暗酿险局

1974年的夏天，四工区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躁的热气，连风刮过山坡都带着灼人的温度。这天清晨，放牛的老李头像往常一样扛着牛鞭去牛棚，刚走到门口就“哎呀”一声惊叫——牛棚里空空荡荡，那根系着老黄牯的粗麻绳断在地上，断口参差不齐，还沾着几片湿漉漉的草叶。

“老黄牯！老黄牯跑哪儿去了？”老李头的声音带着哭腔，在工区寂静的土路上回荡。这头老黄牯可不是普通的牛，它是农场响当当的“功臣”。毛色像涂了层桐油似的油光水滑，肩高足有一米五，壮得像头小水牛。春耕时它能拉着最重的犁，一天耕完三亩地不喘粗气；秋收时拉车运粮，比两匹骡子还顶用。知青们刚来时怕牛，都是老黄牯温顺地让他们摸牛角、拍牛背，慢慢消除了隔阂。就连最调皮的半大孩子都知道，老黄牯的草料里要掺点黄豆，那是它应得的犒赏。

消息传到姜队长耳朵里时，他正在食堂喝稀粥，“哐当”一声把粗瓷碗重重墩在桌上：“全队停工找牛！丢了集体财产，就是给阶级敌人可乘之机！”

于是，整个四工区像被捅了的马蜂窝，瞬间炸开了锅。水稻组的放下手里的秧苗，林业组的扛着砍刀就往山上跑，连牧业组喂猪的都拎着扁担跟了出来。大家沿着母溪河两岸的田埂、山坡、树林仔细搜寻，“老黄牯——”“牛大王——”的呼唤声此起彼伏，撞在八面山的岩壁上，又闷闷地弹回来。老李头最上心，他牵着自己家的老黑狗，在草丛里扒拉着找牛蹄印，中午就啃了口干硬的玉米饼垫肚子，下午接着找，到太阳落山时，嗓子哑得像破锣，眼里的血丝红得吓人。

就这样找了两天两夜，别说老黄牯的影子，连一根像样的牛毛都没找着。有人开始窃窃私语：“不会是被野兽拖走了吧？”立刻有人反驳：“哪有野兽敢动这么壮的牛？”也有人猜测：“是不是跑回山里当野牛了？”老李头听了直摇头：“老黄牯通人性，从不乱跑。”

第三天下午，农场那部摇摇晃晃的黑色电话机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响亮。接电话的干事“喂”了几声，脸色越来越严肃，挂了电话就急匆匆往姜队长屋里跑：“队长！铁坡公社打来的，说抓到个卖牛的，那牛……那牛看着像咱们的老黄牯！”

姜队长猛地从藤椅上站起来，草帽都甩在了桌上：“备车！现在就去！”他点了两个跟老黄牯最亲的老农，又喊上代振杰：“你跟我去，壮壮声势！”三个人骑着农场唯一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赶到了铁坡公社。

公社大院里围着不少看热闹的人，看到姜队长他们来，自动让开一条道。只见院子角落的木桩上拴着一头黄牛，正是老黄牯！它低着头，嘴角还沾着草沫，看到老李头时，突然“哞”地叫了一声，声音里满是委屈。而在离牛不远的墙根下，蹲着一个人，背对着门口，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正是蒋明钧。

“蒋明钧！你咋在这儿？”姜队长的声音像炸雷般响起，蒋明钧浑身一颤，慢慢转过头来。他脸上沾着泥，眼窝深陷，嘴唇干裂，看到姜队长时，眼神躲闪着往下沉，双手下意识地绞在一起。

老黄牯看到熟人，一个劲地往老李头身边蹭，老李头赶紧上前心疼地摸它的脖子：“乖乖，受苦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代振杰几步冲到蒋明钧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胳膊：“好你个蒋明钧！竟敢偷集体的牛，你是不是活腻了？”蒋明钧被拽得一个趔趄，嘴里嗫嚅着：“我……我没偷……”

“没偷？牛怎么会在你手里？”姜队长指着老黄牯，气得脸色发青。周围的人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这人一早就来集市卖牛，开价五百块，后来降到三百，看着就不对劲……”“可不是嘛，卖牛连介绍信都没有，说是农场的牛，谁信啊？”

蒋明钧的头垂得更低了，脖子上的青筋突突直跳。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似简单的偷牛案，背后藏着一段让人心头发沉的缘由，而这缘由，要从知青蒲太平说起。

蒲太平在知青里算是个“异类”。别人忙着挣工分、写思想汇报时，他总爱捧着本书看，或是在本子上写写画画。他去过的地方多，文革串联时跟着大部队跑遍了大江南北，什么北京的天安门、南京的长江大桥、西安的兵马俑，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每次探亲假回来，他总会在宿舍里给大家讲外面的新鲜事，听得蒋明钧眼睛发亮。

蒋明钧这辈子没出过远门，最远就到过镇上的集市。他高小毕业，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没事总爱翻那几本翻烂了的旧书，书里写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让他心里像长了草。有一次蒲太平讲起西湖的断桥，蒋明钧忍不住问：“那桥真的像书里写的那样，断成两截吗？”惹得大家一阵笑，蒲太平却拍着他的肩膀说：“等有机会，我带你去看看，比书里写的还好看。”

这话蒋明钧记在了心里。半年前，蒲太平又在收拾行李，说是要去一趟桂林。蒋明钧犹豫了好几天，终于鼓起勇气找到他：“太平，你上次说……说带带我，还算数不？”蒲太平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算数啊！你想去？”蒋明钧点点头，眼里闪着光：“想，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行！”蒲太平拍了拍他的胳膊，“不过出去得有介绍信，这事儿我来办。”没过两天，蒲太平真的拿来一张介绍信，上面盖着“八面山农场革命委员会”的红章，日期、事由写得清清楚楚。蒋明钧摸着那张纸，手都在抖——他知道，这章十有八九是蒲太平自己刻的，可他没敢问。

那次出门，成了蒋明钧这辈子最亮的记忆。他们坐了绿皮火车，看了桂林的奇山、漓江的碧水，还在百货大楼里看了这辈子没见过的呢子大衣。回来后，他总对着妻儿念叨：“外面的楼比咱们这山还高，船比生产队的仓库还大……”妻子笑着骂他“魔怔了”，可他心里的火苗却越烧越旺，总想着再出去一次。

可出门要花钱啊。蒋明钧每月27元工资，要养活老婆、两个孩子，还有年迈的老娘，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家里的米缸永远是半空的，孩子们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上次偷油被批斗后，他更是把腰弯得更低了，可心里那点对外面世界的念想，却没断。

这天，他又跟蒲太平念叨起想再出去的事，蒲太平叹了口气：“我也想啊，可钱不够了。”蒋明钧咬了咬牙：“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只管把介绍信弄好，别的不用你操心！”

他说这话时，心里已经有了个模糊的念头。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个念头会把他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而这深渊的入口，就在那个周末的午后悄然开启——当他揣着黄豆走向牛棚，看着老黄牯温顺地舔舐手心时，命运的绳索已悄然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