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第29集.夜半钟声催晓色，工区风波起微澜

宋建初

《蚁》第29集.夜半钟声催晓色，工区风波起微澜

四工区坐落在母溪河支流大溪与小溪的交汇处，小小的村落里房屋依山傍水，错落中透着几分集中。食堂旁那口锈迹斑斑的大钟，像一位沉默的哨兵，悬挂在粗壮的槐树上，钟声一响，便能穿透晨雾与炊烟，传到工区的每一个角落，让全队男女老少都听得清清楚楚。因工区地盘横跨两岸、人手近百，姜队长按作物类型将大家分成水稻组、旱粮组、林业组、牧业组四个作业组，特意从知青里挑了四名积极分子担任组长，盼着他们能点燃生产的热火。

每次工区开大会，姜队长总会在主席台上提高嗓门，重点表扬出工最早的小组。那几句表扬的话像根无形的鞭子，抽得四个组长心里直发痒，卯足了劲要在出工时间上比个高低。后来，这出工的钟声竟渐渐演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半夜鸡叫”，而最后一批下乡的知青代振杰，成了这场“敲钟竞赛”里最积极的选手。他生得墩墩实实，胳膊上的肌肉鼓鼓囊囊，透着使不完的力气，干农活是把好手，敲钟也总比别人早半拍。其他组长哪肯落后，纷纷加入这场无声的较量，谁先从床上爬起来，就抢着往食堂跑，攥着钟锤叮叮当当地敲。敲得多了，大家竟从钟声里听出了门道——连敲两下是农业组的信号，连敲三下是林业组的暗号，听到自己组的钟声，就得麻溜地穿衣起床，摸黑往田埂或山林里赶。

钟声敲得越来越早，有时三更刚过，万籁俱寂的夜里就突然响起“当当”声，把沉睡的人们从梦中惊醒。尤其是插秧季节，抢农时比抢命还急，各队搞突击、比进度，出工时间更是早得离谱。知青肖军和蒲太平同住一间土坯房，蒲太平是个出了名的“书呆子”，不管白天在田里累得直不起腰，晚上总要就着煤油灯看书学习到深夜。有天凌晨，急促的钟声突然炸响，睡迷糊的蒲太平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噌”地从床上弹起来，慌乱中抓起裤子就往头上套，左拽右拉半天也没弄明白为啥套不进去。上工后他红着脸把这事一说，逗得田埂上的人捧腹大笑，笑声顺着母溪河的水流飘出老远。

知青里有人忍不住吐槽这没完没了的早班，毕良莎心直口快，就说过“只有周扒皮才搞半夜鸡叫这一套”，这话不知被谁捅到了姜队长耳朵里，差点让她成了“攻击革命生产”的反面典型，在大会上挨批斗。这些组长们干农活个个生龙活虎，抡起锄头能比老农还快，可一到开会发言、写思想心得，就个个蔫得像霜打的茄子，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句整话。其实他们心里都揣着一本账：用实打实的积极表现争取早日被招工回城，这是他们在艰苦岁月里最实在、也最迫切的理想。

代振杰的表现尤其突出，不管是插秧割稻还是开山种树，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姜队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积极推荐他去怀化师范读书。可谁也没想到，他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吵着要回农场，说啥也不肯再待在教室里。农场为了树立典型，专门组织人写了宣传材料，把他塑造成“心系农场发展，对八面山怀有深厚革命感情”的先进分子，后来他还被评上了省知青积极分子。只有私下里跟相熟的人聊天时，他才红着脸坦言：“我一看书就头疼，盯着字不到十分钟就打瞌睡，实在读不下去。”

这些组长们出身都根正苗红，不是贫下中农子弟就是工人家庭出身，既是姜队长跟前的红人，也是他抓阶级斗争的“得力干将”。四工区的阶级斗争形势在全场是出了名的复杂：既有戴着帽子的老右派分子，有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有老三届知青里被划为“落后分子”的人，就连新知青的日常言行、思想动态，都被视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每次“发现敌情”，这些组长们总能像打了鸡血似的冲锋在前，把工区的阶级斗争搞得“有声有色”，大会小会开个不停。

蒋明君就住在工区最偏僻的那间被称为“黑屋”的土房里，因为出身富农，成了批斗会上的常客。他身材高大，干活不惜力，农活样样拿手，虽只读过高小，却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闲下来总爱捧着旧书看，还喜欢自己琢磨着作诗。他的妻子是当地的村姑，没工作没收入，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全家五口人就靠他每月27元的工资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次家里实在没油下锅，孩子饿得直哭，蒋明君心里像被猫抓似的，趁去仓库打油时，偷偷“拿”了一瓶油回家，想给孩子做点带油星的饭。可这事没过两天就被人捅到了姜队长那里。

姜队长是个出了名的极左分子，在他眼里，“抓革命，促生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一点“不良苗头”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他看来，蒋明君偷油这事绝不是简单的生活问题，必须大张旗鼓地批判。批斗会设在工区的会议室里，墙上“坏分子蒋明钧批斗大会”的横幅红底黑字，格外刺眼，两侧“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条幅更是透着一股肃杀之气。姜队长表情严肃地站在前台主持会议，蒋明君低着头站在会场中央，几个作业组的积极分子轮流上台发言，声讨他的“罪行”，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得窗户纸都嗡嗡作响。

蒋明君从口袋里掏出写好的检查，慢悠悠地念道：“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斗私批修，继续革命！”念完套话，他抬起头说：“前天中午家里没油没钱，两个孩子饿得直哭，我实在没办法，才趁打油时拿了瓶油回家。”话音刚落，外号“猛子”的知青立刻站起来打断他：“不是拿，是偷！你这是盗窃社会主义财产！”蒋明君也来了脾气，抬头辩解：“我光明磊落拿回去给孩子吃的，又不是偷偷摸摸藏起来，怎么能算偷？”姜队长在台上厉声喝道：“那就是抢！光天化日之下抢夺集体财产！”蒋明君梗着脖子反问：“我一没打二没骂，连推都没推人一下，咋能算抢？”姜队长被问得哑口无言，脸涨得通红，情急之下高举拳头高呼口号：“打倒蒋明钧！蒋明钧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台下的群众面面相觑，只好跟着举起拳头喊口号，生怕不喊就会被当成“立场不坚定”的人，让会场的气氛冷下来。

蒋明君顿了顿，继续念他的检查：“我老婆知道后，把我骂了一顿，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让我拿这不明不白的油。可我跟她说，失节事大，饿死事也大啊，真要是把孩子饿出个三长两短，或是全家都饿死了，岂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那罪名可就更大了！所以我才……”姜队长见他不仅不认错，还敢顶嘴找理由，气得一拍桌子：“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交农场保卫科严肃处理！”俗话说“从小偷油，长大偷牛”，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句用来警告的俗语，后来竟真的成了应验的谶语。而这谶语的序幕，在1974年那个燥热的夏天被猛地拉开——当放牛的老李头推开牛棚门时，谁也想不到，那头被全工区视作“功臣”的老黄牯，会以这样突然的方式消失在八面山的晨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