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子之声‖专家风采与草根足迹（之二）作家韩少功的乡土与锐思（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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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风采与草根足迹（之二）作家韩少功的乡土与锐思（修改版）



文/童月寻梦

韩少功的文学世界，从来不是虚构的田园牧歌，而是扎根真实土地的观察与思考。他是寻根文学的旗手，是始终保有知识分子锐度的写作者，更是把半生光阴交给乡野、与草根生活真正共生的“归田者”。在《文学的故乡》纪录片里，他站在湖南汨罗江畔的田埂上，裤脚沾着泥点，语气平实：“我不是什么‘流放者’，只是选择回到生活最本真的地方。文学的根，从来都在泥土里，在普通人的日子里。”这种不掺修饰的真诚，正是他写作与人生的底色。

一、从知青到归田者：真实的乡居轨迹

韩少功1953年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6岁）响应号召下乡，目的地是汨罗江畔的天井公社，而非泛泛而谈的“汨罗江畔”——这段知青岁月不是文学创作的“背景板”，而是刻进生命的真实体验。他在《山南水北》里详细记录过当年的劳作：“插秧时腰杆弯得像张弓，汗水滴进田里，能听见‘滋’的一声；挑粪时扁担压得肩膀红肿，晚上睡觉只能侧着身”。那些日子里，他和社员们一起挣工分、分口粮，跟着老农学看天气、辨稻种，农民的坚韧与狡黠、乡村的温情与矛盾，都成了他最鲜活的素材。

1974年，他在《湖南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七月洪峰》，写的就是知青与农民并肩抗洪的真实经历，没有刻意的苦难渲染，只有对集体劳作中人性光辉的捕捉。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主人翁》杂志当编辑，但乡村生活的印记从未淡去。1988年，他赴海南参与创办《海南纪实》，却始终觉得“城市的水泥地踩不踏实”；2000年前后，他最终回到湖南汨罗乡下，买下一处旧宅，开垦菜园，养鸡种菜，彻底过上了乡居生活——这不是“流放”，而是主动的“回归”，是对草根生活的自觉贴近。

在乡下，他自己种菜、砍柴、修屋顶，甚至学会了扎竹篱笆、编竹篮。邻居家的稻田缺水，他会跟着一起去修水渠；村里老人办寿宴，他会主动帮忙搬桌椅、写对联。他在文章里写过帮邻居“老木”阉鸡的细节：“老木的手很稳，刀子一划一挑，动作麻利，我在旁边递酒精棉，吓得不敢看，他却笑着说‘庄稼人过日子，哪样不要会’”。这些真实的乡居日常，不是虚构的“共生故事”，而是他生活的常态，也是他写作的源头。

二、作品里的真实锐度：不回避矛盾，不美化乡土

韩少功的“寻根”，从不是对乡土的盲目美化，而是带着知识分子的清醒与锐度，挖掘文化与人性的真实。1985年发表的《爸爸爸》，被公认为寻根文学的里程碑，但其内核绝非“揭示民族劣根性”的简单标签——小说中的“丙崽”，是个智力低下、只会说“爸爸爸”“X妈妈”的畸形儿，却被封闭的山寨村民奉为“神谕”，这背后是对传统文化中愚昧、盲从成分的深刻反思，也是对草根群体在封闭环境中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

韩少功曾在访谈中明确说：“我写《爸爸爸》，不是要批判农民，而是要追问：是什么样的环境，让这样的‘丙崽’能被崇拜？是什么样的文化惯性，让山寨里的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追问，带着对土地和人民的深情，而非居高临下的批判。他笔下的乡村，有淳朴与善良，更有狭隘与自私：《山南水北》里写村民为了争宅基地吵得面红耳赤，写村干部挪用扶贫款被揭穿后的狼狈，写农民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迷茫与挣扎——这些真实的矛盾，让他的文字有了重量。

1996年出版的《马桥词典》，更是用“词典”的形式，记录了湖南汨罗马桥村的方言、习俗与人物，每个词条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打摆子”词条下，写的是知青与农民一起患疟疾、互相照顾的日子；“宝气”词条里，记录了村里一个被视为“傻子”的人，却在关键时刻救下落水儿童的往事。他用这种独特的形式，保存了即将消失的乡土记忆，也让读者看到了草根生活的复杂与鲜活。

而《暗示》里对语言与权力的剖析，同样源于真实观察。他在乡下看到村干部用“官话”搪塞村民的诉求，看到媒体用“套话”歪曲乡村现实，于是写下：“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权力的表达。当‘人民’‘群众’这些词被滥用时，真正的草根声音，反而被淹没了”。这种锐思，不是书斋里的空想，而是源于对现实的深切体察。

三、与草根的真实联结：平等尊重，互相滋养

韩少功与草根的关系，从不是“作家体验生活”的短暂接触，而是长达数十年的平等相处与互相滋养。在汨罗乡下，他没有“作家”的架子，村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他会和老农坐在田埂上抽烟，听他们讲土改时期的往事、集体化时代的苦乐；会和村里的手艺人聊天，记录他们即将失传的手艺，比如竹编、木作、酿酒的古法。

他在《山南水北》里写过一个叫“老贵”的农民，老贵种了一辈子田，却喜欢看书，经常晚上跑到韩少功家里借书。两人会就着煤油灯，讨论《三国演义》里的人物，老贵说“刘备太仁软，不如曹操实在”，韩少功则说“刘备的仁软，其实是乱世里的生存智慧”。这种平等的交流，没有谁教育谁，只有互相启发。后来老贵病逝，韩少功在文章里写道：“老贵是我的老师，他教会我的，比任何书本都多。他让我明白，草根里藏着最朴素的智慧，藏着最真实的人生哲学”。

他对民间文化的保护，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拯救”，而是尊重与传承。他发现村里的老艺人会唱一种古老的山歌，就主动帮忙录音、整理歌词，还联系出版社出版了《汨罗民间山歌集》；他看到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传统手艺没人继承，就牵头办了一个“民间手艺培训班”，请老艺人教年轻人竹编、木雕，自己则负责联系销路。他说：“民间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活在普通人手里的东西，要让它能养活人，才能真正传下去”。

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捐出自己的稿费，在灾区援建了几所“乡村书屋”，里面不仅有文学书籍，还有农业技术手册、养殖指南——他知道，对灾区的草根来说，实用的知识比空洞的安慰更重要。这种行动，不是作秀，而是他与草根情感联结的自然流露。

四、专家与草根的共生：不是对立，而是一体

韩少功的人生与写作，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彻底打破了“专家”与“草根”的界限——他是文学专家，却过着草根的生活；他写草根的故事，却带着专家的深度思考。他的书房里，既有马克思、海德格尔的著作，也有村民手写的“农事日记”；他的书架上，既有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证书，也有老艺人送他的竹编小筐、农民送的新米；他去北京大学讲“文学与乡土”，转身就能在田里和农民一起割稻子，动作娴熟得看不出是个作家。

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很多人觉得‘专家’就该在城里，‘草根’就该在乡下，这是一种偏见。其实，专家的思想，离不开草根的生活滋养；草根的生活，也需要专家的思考来照亮。我回到乡下，不是要当一个‘农民作家’，而是要做一个‘生活的观察者’——观察土地的变化，观察人的变化，然后把这些真实的观察写下来”。

这种认知，让他的文字既有思想的锐度，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泥土的质感。他写《山南水北》，不是为了描绘“田园牧歌”，而是为了记录“正在消失的乡村”；他写《爸爸爸》，不是为了批判“愚昧的农民”，而是为了追问“文化的根脉”；他写《马桥词典》，不是为了猎奇“方言民俗”，而是为了保存“真实的记忆”。

五、结语：真实，是最动人的力量

韩少功的文学之路，是一条“求真”之路。他不虚构、不拼凑、不美化，只用最真实的笔触，记录土地的肌理、草根的悲欢、时代的变迁。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文学专家，从来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空想者，而是扎根生活、尊重真实的观察者；真正的草根生活，也从来不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是藏着智慧、韧性与生命力的宝藏。

在《文学的故乡》纪录片的结尾，韩少功站在自己种的菜园里，看着绿油油的蔬菜，语气平静：“我这辈子，没什么宏大的追求，就是想把日子过踏实，把字写真实。日子踏实了，字才会真实；字真实了，才能打动人心”。

这句话，或许就是对他写作与人生最好的总结。而那些批评“失真失实”的声音，恰恰是对文学最宝贵的期待——读者要的不是华丽的辞藻、虚构的情节，而是能触摸到温度、感受到真诚的真实文字。韩少功做到了，这也正是他的作品能穿越岁月、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根本原因。

2025年11月12日修改于河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