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书欺天：一场耗空大宋家底的封禅闹剧

半老玩童

景德元年，澶州城头狼烟熄。

寇准力挽狂澜，逼辽国签下澶渊之盟，换得宋辽百年和平。消息传回汴梁，百官称贺，百姓欢腾，真宗赵恒亦抚掌长叹：“终免刀兵之祸，朕心甚慰。”

唯有一人，面带阴鸷，立于朝班之末，暗自咬牙——此人便是参知政事王钦若。

王钦若何许人也？科举出身，满腹经纶，却长于钻营，工于谗言。他久忌寇准之功，更恨其刚直不阿，屡次折辱自己。见寇准因澶渊之盟声望日隆，大有拜相之势，王钦若妒火中烧，誓要扳倒这位“眼中钉”。

一日，真宗在宫中赏玩玉器，王钦若故作忧思，侍立一旁。真宗见之，问道：“王卿何事烦闷？”

王钦若膝行上前，叩首道：“陛下以为澶渊之盟，真乃旷世奇功乎？”

真宗一愣：“不然何为？”

“此乃城下之盟也！”王钦若声泪俱下，“昔年春秋之时，诸侯受辱于城下而盟，皆以为耻。今辽国兵临澶州，陛下虽得盟约，实乃被迫求和。寇准此举，是将陛下置于千古耻辱之地啊！”

这话正中真宗要害。他本是好名之君，一生追求“圣君”之名，最忌“屈辱”二字。王钦若这番话，如同一根毒刺，扎进他心底。真宗脸色骤变，沉默良久，终是长叹一声：“卿言是也，朕悔不听卿言。”

王钦若见帝意动摇，趁热打铁道：“陛下若想洗刷此辱，唯有一法——封禅泰山。”

封禅？”真宗面露难色，“自古封禅，需有天降祥瑞，且帝王功德卓著。朕何德何能，敢行此大典？”

王钦若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祥瑞者，人造亦可；功德者，舆论可塑。陛下只需假托天意，颁下‘天书’，再兴封禅之举，便可镇服四海，昭示圣德。届时，谁还敢言澶渊之辱？”

真宗闻言，心动不已。他一生渴望超越太祖太宗，若能完成泰山封禅这等千古盛事，必能名垂青史。至于祥瑞真伪，耗费多少，他已顾不上了。

不久，真宗便以“寇准刚愎自用，擅权误国”为由，将其罢相，贬出京城。王钦若则取而代之，成为真宗最信任的宠臣，全权负责“天书封禅”事宜。一场掏空大宋国库的闹剧，就此拉开序幕。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汴梁城外，承天门。

黎明时分，一道金光自天门而降，落在鸱吻之上。内侍惊呼：“天书！是天书降世！”

百官闻讯，纷纷涌向承天门。只见一黄帛包裹，悬于鸱吻之下，上有篆文，隐约可见“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等字样。真宗亲率百官跪拜，将“天书”迎入宫中，焚香祷告。

这所谓的“天书”，自然是王钦若一手伪造。他暗中买通内侍，深夜将黄帛置于承天门，再散布流言，谎称“天帝赐书，昭示大宋永固”。可真宗对此深信不疑，竟真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

为了让这场闹剧更逼真，王钦若又导演了第二场“天书”大戏。同年四月，真宗谎称梦见天帝，言“下月三日，将降天书于泰山”。王钦若早已提前派人在泰山玉女池埋下另一卷“天书”。到了吉日，真宗派大臣前往泰山祈福，果然“如期”寻得天书。

两卷天书降世，朝野震动。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上书称贺，吹捧真宗“圣德动天，祥瑞降临”。就连一些正直大臣，也迫于帝威，不敢直言反对。唯有龙图阁直学士孙奭上书劝谏：“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此乃奸佞之臣，为迎合陛下，伪造祥瑞，欲大兴土木，耗费民财。望陛下明察，停止封禅！”

可此时的真宗，早已被“圣君”美梦冲昏头脑，哪里听得进逆耳忠言？他怒斥孙奭“妄议天意”，将其贬为地方官。自此，朝堂之上，再无人敢反对封禅之事。

王钦若趁机大肆宣扬，称“封禅泰山，乃天意所归，不可违逆”。他奏请真宗，筹备封禅大典，并称“需倾全国之力，方能彰显陛下圣德，不负天意”。真宗一一应允，下诏成立“封禅使司”，由王钦若总领其事，调拨国库银钱，为封禅做准备。

一时间，汴梁城内，大兴土木。为了打造封禅所需的祭器、法服，工匠们昼夜赶工；为了修建从汴梁到泰山的御道，征调民夫数十万，沿途州县，百姓徭役繁重。王钦若更是借筹备之名，中饱私囊，大肆敛财。他规定，地方官需向朝廷进献“助封钱”，各州府按等级缴纳，多则百万贯，少则十万贯。这些钱财，大半流入王钦若及其党羽的腰包，真正用于封禅筹备的，不过十之二三。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禅大典正式启动。

真宗率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僧道代表共两万余人，从汴梁出发，前往泰山。这支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御道之上，铺满黄沙，每隔三里设一驿站，五里建一行宫，沿途州县，皆需供奉美食佳酿，招待随行人员。

为了彰显“天威”，真宗的仪仗极尽奢华。御驾由六匹骏马牵引，车身镶嵌金玉，四周悬挂珍珠流苏；文武百官的朝服，皆用绫罗绸缎缝制，佩戴金银饰品；就连随行的宦官、宫女，衣着也颇为华丽。沿途百姓，被迫夹道迎送，稍有怠慢，便会遭到官吏呵斥鞭打。

抵达泰山后，封禅仪式更是铺张到了极点。祭祀昊天上帝的玉册、玉牒，以纯金打造，耗费黄金万两；祭天的供品，有牛羊猪三牲各百头，酒千坛，果品无数，皆为各地进贡的珍品。封禅大典前后持续七日，每日焚香祷告，鼓乐齐鸣，耗费的银钱如流水般逝去。

王钦若为了讨好真宗，更是变本加厉。他奏请真宗，在泰山修建“天书阁”，供奉两卷天书，阁身用琉璃瓦覆盖，梁柱镶嵌宝石，耗费银钱百万贯；又在泰山脚下修建“封禅坛”，坛高九丈，分三层，所用砖石皆从千里之外的采石场运来，民夫死伤无数。

这场东封泰山的闹剧，究竟耗费了多少钱财？《宋史·食货志》记载：“东封之费，凡八百余万贯。”要知道，宋真宗咸平年间，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积累，加上“咸平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库积蓄也不过三千余万贯。一场封禅，便耗去了国库近三分之一的存银。

更可怕的是，这八百余万贯，还只是朝廷的直接支出。地方州县为了迎接圣驾，讨好上级，额外搜刮的民脂民膏，更是不计其数。京东、河北两路，本是富庶之地，经此一役，百姓流离失所，十室九空。有百姓不堪重负，被迫逃入山林，落草为寇。可真宗对此视而不见，依旧沉浸在封禅的喜悦之中。

封禅大典结束后，真宗回到汴梁，大封功臣。王钦若因“有功于社稷”，被擢升为宰相，权倾朝野；那些参与封禅的官员，也纷纷加官进爵，获得丰厚赏赐。真宗还下令，将封禅之事载入国史，吹嘘自己“功德无量，媲美尧舜”。

东封刚结束，王钦若又出馊主意，劝真宗“西祀汾阴，祭祀后土”。

他对真宗说：“陛下东封泰山，祭祀昊天；若再西祀汾阴，祭拜后土，便可天地双祭，功德圆满。届时，大宋将永享太平，陛下也将成为千古第一圣君。”

真宗早已被“圣君”光环迷得神魂颠倒，哪里还有半分理智？他当即应允，下诏筹备西祀汾阴之事。

有了东封的“经验”，王钦若此次更是肆无忌惮。他奏请真宗，西祀的规格要远超东封，称“后土娘娘乃大地之神，祭祀需更显隆重，方能感动神明”。真宗一一照准，调拨国库剩余存银，全力支持西祀。

西祀汾阴的耗费，比东封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汴梁到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千里迢迢，御道修建、行宫打造、仪仗筹备，再到祭祀大典的各项开支，共计耗费银钱八百二十万贯，比东封多出二十万贯。

此时的大宋国库，早已空虚。为了筹集西祀经费，王钦若竟建议真宗“增税加赋”。他下令，全国百姓的赋税每亩增加三厘，商人的交易税提高五成，盐铁专卖价格上涨一倍。这些苛捐杂税，如同一座大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

地方官吏更是趁机盘剥，层层加码。他们将增税的份额，暗中提高数倍，多余的钱财尽数中饱私囊。在汾阴周边州县，百姓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卖儿卖女，流离失所。有史料记载，西祀期间，汾阴一带“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盗贼四起”。

一些正直的地方官，上书朝廷，请求停止西祀，减免赋税。可这些奏折，全被王钦若扣下，根本递不到真宗面前。王钦若还诬陷这些官员“妖言惑众，违抗天意”，将其罢官流放。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西祀汾阴大典如期举行。真宗率领群臣，再次踏上奢华之旅。祭祀仪式的铺张程度，远超东封：祭器皆用和田玉打造，供品全是奇珍异宝，就连祭祀用的酒水，也是用名贵药材酿造，每坛价值百贯。

这场毫无意义的祭祀，不仅掏空了国库最后的积蓄，更让大宋的吏治彻底败坏。王钦若的党羽，遍布朝野，他们相互勾结，贪污受贿，欺压百姓。那些不愿同流合污的正直官员，要么被罢官，要么被排挤，朝堂之上，一片乌烟瘴气。

西祀结束后，真宗还不满足，又下令在全国各地修建道观、寺庙，供奉天书，宣扬“天意归宋”。这些工程，又耗费了数百万贯银钱。到真宗晚年，大宋国库彻底空竭，甚至连官员的俸禄都难以发放，只能靠增发纸币“交子”来维持，导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

天禧二年，王钦若因党争失势，被罢相贬出京城。可此时的大宋，早已积重难返。

“咸平之治”积累的丰厚家底，经天书封禅、西祀汾阴两场闹剧，消耗殆尽。国库空虚，吏治败坏，百姓困苦，北宋王朝从鼎盛时期，迅速走向衰落。真宗晚年，终于幡然醒悟，他看着空空如也的国库账本，想起孙奭当年的劝谏，悔恨不已。可此时，一切都已太晚。

乾兴元年，真宗病逝，仁宗即位。仁宗年幼，刘娥太后垂帘听政。她深知天书封禅的危害，上台后第一件事，便是下令“停罢一切封禅相关工程，销毁天书，禁止再提封禅之事”。那些因封禅而修建的道观、行宫，大多被拆毁，天书也被付之一炬。一场持续十余年的荒唐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可这场闹剧带来的恶果，却影响深远。北宋的财政危机，自此开始，终其一生，都未能彻底解决；吏治的败坏，导致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怨声载道，农民起义频发；而真宗沉迷迷信、荒废朝政的行为，也为后世帝王树立了坏榜样。

王钦若这位“奸佞之臣”，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宋史》评价他：“钦若奸邪险伪，善迎帝意，天书封禅之役，耗国帑，疲民力，为宋室由盛转衰之罪魁。”而真宗，这位曾经有望成为“圣君”的帝王，也因这场荒唐的封禅闹剧，留下千古骂名。

纵观历史，封禅本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庄重大典，唯有那些功德卓著、国泰民安的帝王，才有资格举行。可宋真宗，仅凭一纸伪造的天书，便大兴封禅之事，耗费巨资，只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忘了，真正的“圣德”，不在于封禅的奢华，而在于体恤百姓、励精图治；真正的“祥瑞”，不在于天降天书，而在于五谷丰登、万民安乐。

王钦若的奸猾，固然是这场浩劫的直接推手，但真宗的昏聩、虚荣，才是根本原因。若真宗能明辨是非，不听信谗言，坚守“民为邦本”的道理，何至于让大宋陷入如此境地？

千百年后，泰山依旧巍峨，汾水依旧流淌。可那场天书封禅的闹剧，却成为历史的镜鉴，警示着后人：帝王之虚荣，足以倾国；佞臣之奸猾，足以覆邦。唯有求真务实、体恤民生、远离迷信，方能长治久安。那些耗费民脂民膏打造的奢华仪仗，那些欺世盗名的天书祥瑞，早已化为尘土；唯有百姓的苦难，历史的教训，永世长存，提醒着每一个当权者，切勿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