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从湘鄂赣来到鄂豫皖任 4 支队卫生部长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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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红军医院的足迹——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六十一师医院院史》连载

第三部份：史料及回忆

主编:季振宗 作者:阮汉清

编辑:韩水霖

　　1938 年 1 月初，因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从湘鄂赣新四军第 1 支队老 1 团调到新四军第 4 支队军医处（开初叫卫生部）工作。同我一起调动的还有朱直光同志（原叫朱忠旻）。临走前，1 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傅秋涛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不久前，我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南方各地区游击队领导人会议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让我找高敬亭司令员谈谈，高司令员表示 4 支队目前人员与武器还可以，就是缺乏医务干部。谈话后，我将谈话情况向恩来同志作了汇报。也将高敬亭同志提出要医务干部事讲了，并表示我们可以调两名医务干部给他，恩来同志批准了。现在经我们研究决定，调你们两位到 4 支队去工作，朱忠旻同志到 4 支队 8 团（即鄂豫边组成的部队）工作，希望你们到 4 支队以后，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注意团结，搞好关系”。我们带着 1 支队首长与同志们的殷切希望踏上了新的征途。

当时原任平（江）浏（阳）长（沙）特委书记兼平浏长游击队长，后任老 1 团副官主任的李秋凡，老 1 团电台台长温良章，司号长何继生 3 位同志，正好要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联系工作，于是我们 5 人组成临时小分队，并由李秋凡任领队。我们一行离开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岭后，首先到达长沙市，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们。随后我们乘火车来到武汉，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位于硚口原日租界）报到，一位青年干部在接待我们时问到：“你们有组织介绍信吗”？我回答“有”！并说：“在离开嘉义岭时，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同志吩咐我们，组织介绍信，要亲自交给周恩来同志”。他说：“组织介绍信我帮你们转”。我们上交组织介绍信后，就地等候组织指示。

一天上午，有位身穿灰色军棉衣的中年干部来我们住处，他说“我姓赵”，交谈后问：“你们是当医生的吗”？我们回答说“是的”！他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位同志，病了 3 天了，还没有好，请你们去看看可以吗”？我们表示现在就去看看。随即我们来到病人宿舍，经检查是患了感冒。在开处方后吩咐病人好好休息，多喝开水。赵同志表示感谢后说：“你们都是做医务工作的，国民党驻汉口联勤总医院，离这里不远，你们是不是去看看？”我们表示愿意去参观。当天下午，办公室送来了介绍信。次日，我与朱直光同志持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介绍信到汉口中滑坡（也叫铁道孔）参观了联勤陆军总医院的医疗制度，医疗设备与病房管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和朱直光同志得到通知：“明天上午 9 点在 3 楼接待室首长找你们谈话”。届时我们被带到 3 楼接待室。不一会首长来了，我们俩赶忙起立，他招呼我们不要客气，都坐下，这位首长 30 多岁，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穿一身整洁的中山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亲切和蔼地询问了我们的姓名、工作单位后，接着说：“组织决定，派阮同志到鄂豫皖新四军 4 支队工作，朱同志到鄂豫边 8 团工作。你们到新的工作单位，人生地不熟，生活习惯也不一样，要虚心向大家学习，搞好团结，做好工作。你们不仅要学习业务技术，还要学政治、时事，这样才会有明确的方向”。他关切地问我们还有事情没有？我们表示遵照首长指示，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学习与工作。首长还关切地说：“你们是新四军的，去见见你们的叶挺军长吧”！我们很高兴地表示希望见到叶军长。首长最后说：“那好，给你们写个介绍信，见了叶军长后，你们准备一下，两三天内就出发”。我们起立，目送首长。这次谈话约进行了四十分钟。

次日，我和朱直光同志行到汉口市太和街 26 号新四军军部驻汉口办事处，向传达室递交了介绍信，值班同志让我们稍等。叶挺军长在百忙工作中接见了我们。他着装整洁，面带笑容，同我们热情握手，叶军长听说我们是搞医务工作的，高兴地说：“那很好，我们部队刚组建，正需要医务人员，你们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找军医处沈其震处长谈”。随即派人送我们到沈处长办公室。沈处长对我们到新四军 4 支队工作表示欢迎，了解了我们学习与工作的情况，并询问我们有什么具体困难。我们表示：没有医学书看，学习有困难。沈处长说：“给你们每人 10 元钱，可到国民党军医总署买他们编印的军医必携”。我们买到了书，十分高兴，为部队医务人员的学习提供了方便。

次日上午我们乘火车离开汉口，到祁家湾车站下车后，跟随原鄂豫皖兵工厂（军械修理所）负责人汤跃武、路德胜两位师傅步行到黄安县（现红安县）。在城外一家客店过夜后，又继续步行到七里坪，在招待处住宿。

第二天招待处派战士把我和朱直光同志送到四支队司令部高敬亭司令员住地——方家湾大庙。我们终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在四支队司令部办公室，我上交介绍信后，廖华秘书告诉我们“稍等片刻，高司令员要见你们”。不一会儿，高司令员来了，他身穿旧军衣，瘦高个子，面带笑容，对我们来四支队工作表示很高兴。他询问了湘鄂赣部队和地区的情况及傅秋涛同志的身体，我们一一作了回答。高司令员接着问我：“你在湘鄂赣做什么工作”？我答：“在湘鄂赣省军区当卫生部长”。高说：“那好，我们这里正缺医务人员，你就当我们的卫生部长”。最后高司令员作了指示，他严肃地说：“部队整训后，很快就要东进，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现在急需你们做好几件事。第一，在游击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军作战受伤的，还有 100 多名伤员，需要很快把他们的伤治好。他们经过多年革命战争的磨炼，是部队的坚强骨干，是革命的本钱。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要想方设法，把他们的伤治好；第二，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国民党蒋介石疯狂围剿南方红军游击队，苏区军民团结抗敌，粉碎了敌人阴谋。但由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指战员体质较弱，医院损失也不小。现在需要东进到敌后抗日，急需给部队补充药品、器材，特别是战救药材裹伤包等；第三，加强卫生部机关干部的调配，等你去卫生部了解情况后再谈”。谈话结束后，高司令员派人把我们送到卫生部（实际是医院）住地——方家湾。

　　方家湾大庙离方家湾才一里多路，我们很快就来到医院。王其新政委同我们热情握手，表示欢迎。王政委 60 多岁，瘦瘦的个子，下巴长着花白胡子（大家都叫他王胡子政委），身穿旧的长式便衣，手拿水烟袋，操着一口很重的河南口音，向我们介绍了医院的情况，他说：“咱们这个医院是在国共合作后，部队集结整编时由鄂豫皖所有的医务所（如光麻特委医务所、罗皮孝特委医务所、鄂东北道委和皖西北道委医务所，也有个别叫分院的）共同组成的。咱们这里有 60 个彩号（伤员），加上方家湾的北山上的仰天窝、箭场河、紫云寨等处，共有 100 多名伤病员。医院主要人员有医务主任汪运富（现名汪浩），医官林之翰、阙德贵（后改名阙声）、张文洲兼看护排长、司药江光权，下有几个看护班、有个管理员（也叫副官）、还有运输班、炊事班、公务班、警通排及担架排等”。王政委介绍情况后，带领我们到医官、看护排住地及药房等处查看，并安排了我和朱直光同志住处。我说：“来的时候高司令员有指示，找个时间向你传达一下”。王说：“那就下午谈吧”。下午我向王政委传达高司令员指示后，王表示：“这是我们几项很重要的任务，一定要好好研究，贯彻执行”。

第二天上午，汪主任、林医官、阙医官、张医官随我一起去查房，先听病区负责人的意见。他们提出：先对伤员进行普遍检查，再集中治疗。我们随即到各病房给伤病员作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不少伤员伤口内有异物，需做手术。回到方家湾后，我和王政委一起作了认真的研究与详细的安排，决定把需要施行手术的伤员集中到方家湾。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我们因陋就简，用白洋布围成帐篷，作为临时手术室，器械用煮沸法，敷料用蒸汽法进行消毒，努力创造条件为伤员开刀治疗。按分工，由张文洲同志负责找房子、搭手术棚与器械消毒；江光权同志负责准备药品；我做手术，汪主任、阙医官当助手；林医官给麻药（主要用乙醚或氯仿）。每天做 6—7 个手术，先后共做了 50—60 个手术。主要为清创取弹头、炸弹片、死骨等异物，清除坏死的组织，彻底清洗，消毒、防止感染。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伤员，经清创手术后痊愈归队。高司令员对这次手术治疗，十分重视，在开展手术的第二天上午，亲自到方家湾手术室查看手术，大约看了两个钟头才离开。高司令员回去后，指示王政委，给我们每个人发 6 元现洋（银元）以示鼓励。

开展手术治疗后，我和王政委研究了卫生部干部的调配问题，并去方家湾大庙向高司令员作了汇报。高司令员指示：“你当卫生部长，王政委年龄大身体弱，拟回河南老家休息，另派政委；林之翰任副部长，汪浩任医务主任，阙声任 9 团卫生队长，王月剑任 7 团卫生队长（外号王丫头，1939 年东进过程中逃跑了），刘永福任手枪团医务所主任（1939 年春逃跑了），特务营由易成运任看护长；司令部由张 ×× 任看护长。”我回来后，传达了高司令员的指示，大家都表示拥护遵照组织的决定，只有阙声同志提出有病走路不便，到卫生队工作有困难。我又向高司令员作了汇报，高司令员指示：“阙声改任医务主任，汪浩改任 9 团卫生队长。因当时阙声同志另有任务，汪浩同志任医务主任，朱世汉任 9 团卫生队长”。

不久，4 支队司令部下达了任职命令，顺利地解决了支队卫生组织调整工作。

同年 1 月底，接司令部电话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八路军驻地武汉办事处领药。我、朱直光与阙声 3 人到达武汉后，八路军总卫生部姜齐贤副部长对我们说：“爱国华侨捐献了一部分药品器材，由你们 3 人去分发，除了一套外科手术器械外，所有药品器材分成 3 份，分别发给湘鄂赣、鄂豫皖与鄂豫边。”我们 3 人想把那套外科器械也分掉，于是撬起箱子来。正好姜副部长来了，他说：“八路军卫生部就这么一套外科器械，你们不能动”。在我们分发的药材中，有内、外用药品，战救药材，裹伤包特多，还有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运回驻地后即分发给部队。

同年 2 月底，我和王政委、林副部长一起向高司令员汇报了东进前四项工作的落实情况，高司令员同意了我们的安排意见。并指示：“军部指示我们很快东进抗日，你们要迅速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把不能跟随部队东进的伤病员要安置到檀树岗留守处”。该留守和医务主任戴醒群（女）同志，在后来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惨遭杀害。

当天下午，我们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高司令员的指示，进一步安排与检查了东进的准备工作。决定由我、林副部长、汪主任负责医疗工作，张文洲负责看护排工作与手术器材管理，江光权负责药品器材的筹备与运输，管理员负责警通排的指挥，司务长负责伙食工作等。于是东进的准备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全面展开了。在出发前，全体指战员及住地群众家的小孩，均接种了“牛痘”苗。

在东进前夕，组织上派詹化雨同志任卫生部政委。老政委王其新同志，因年大体弱休息。

为了保证东进任务的顺利完成，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卫生部及各团卫生机关在首长与广大指战员的支持下，狠抓了部队行军与驻军的卫生教育。

回顾往事，感慨万千。在革命战争的年代，为了战胜侵略者与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军民之间，兄弟部队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夺取胜利。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今天，我们更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去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1983 年 9 月 13 日于上海

谢绝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