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的封尘记忆

李加坤

“工资”，是一篇叙事与记实文学作品，为陆德宇先生的新作。

内涵丰富，揭示深刻。铺陈朴实，行文见奇。值得一读，特此推荐。

工资

陆德宇/文

（一）

上小学时，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到县酱醋厂做小工，是我和工资结缘的肇始。

京剧《红灯记》里有句经典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我虽不能说是“穷人的孩子”，但一家七口人，全靠父亲每月40元钱工资过活，日子确很紧巴。每逢新学期开学，父母都要找亲戚朋友借钱为我们交学费。后来母亲不得不将家务交给祖母操持，自已去酱醋厂做临工。

耳闻目睹，我哥和我都很懂事。那时才开始讲劳逸结合，每周七天，周一至周六上学，周日休息，我们也去酱醋厂做工。哥比我大三岁，可以做劳动强度稍大一点的小工，一天元把钱。我才上三、四年级，做不了小工，就和一群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做不动力气活的老人一起，秋天去厂里用刀削白萝卜尾子，夏天用粗钢丝制成的短钎戳小瓜，是为醃制萝卜干和酱瓜的第一道工序。在少年的我们眼中，那堆得高高的白萝卜和绿色小瓜，就像一座小小的金山。削一酱箩白萝卜发一张牌子，从早削到晚攒20张左右，每张4分钱，可挣八角钱。车间不挡风，比露天好不了多少，天气冷时，坐那里削白萝卜尾子冻得直淌清水鼻涕。夏天戳小瓜，捧起根大的握在手上，膊子有点吃力，但感觉似乎还是比削白萝卜尾子轻松些，碰到特别鲜嫩的，吃一根半根充饥觧渴，大人看到也只当没看到。戳小瓜论重量，轮到陆德义的父亲、我的大伯值磅，多算几斤是常有的事，我们心中别提有多高兴。削白萝卜尾子、戳小瓜，从今天看来，也属计件工资的范畴。

小升初考试因作文跑题，发榜时名落孙山，小小年纪的我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从此再也不肯到酱醋厂去做工，父母也没有强求。

这年夏天，我哥盐中高中毕业考上西安交通大学，我家邻居、也是我哥县中初中同学的姚猗华考上北京钢铁学院，两人结伴去东闸新邨河对面的地区纺织厂建筑工地做小工挣学费，那是重“生活”，工钱也多一些。他们两人是8月24日上午，一起被家人用板车拉着被子行李，从东向西穿过建军路，送至西门轮船码头乘船去钲江，再换乘火车去学校报到的。姚猗华，近1米9的高个子，高三是县中学生篮球队队长，抬砖压伤肺尖引起感染，去学院报到体检未过关，回家休学一年，郁郁寡欢，又得不到很好治疗，一朵花还未等到开，就很快过早地枯萎了。

我暑假则由同学钱标带着，到他父亲所在的地区农科所做小工，在农科所大片的水稻、棉花试验田里干各种农活。活不算重，但骄阳似火，人就像在蒸笼里一样，汗流浃背地做一天，拿一天工钱。不知是农活不多，还是人家看不上，没有做几天就不做了。

等到年龄再大些，下农田做这些农活，我已到农村插队了。我从民中初中考进盐中高中，学制三年，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在校多待了一年。1968年9月9日，我户口正式从城里迁往南洋公社，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开始，我和同行的同班同学刘训豪被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潘留渠分在民联五队，后因该队知青组只能再接受一人，潘又将我们调到民联南边的团洼大队。团洼虽然比民联离城远一点，经济条件在南洋30多个大队中是最好的，正常年景一个劳动日单价都在一元以上。要得巧，到顶了，我们打心眼里十分感谢潘，潘是个很务实的工农干部，可惜后来死于“一打三反”。

那时农业学大寨，每天农活时间，早工、上午和下午加起来共10成。队里对我们知青还是照顾的，每隔一段时间评工分，我们基本比青壮年劳力少不了多少。评的工分乘上劳动时间成数就是这天的实得工分，10分工折算一个劳动日，一年下来，我们每人也能做200多个劳动日。年终决算，劳动日单价一算出来，全年的劳动收入就有数了，这又多少有点计时工资的味道。

插队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69年，由于夏季水涝，棉花普遍减产，全团洼大队八个生产队，只有一个生产队劳动日单价在一元以上，两个生产队八角几，五个生产队在六角五分至七角之间，其中就包括我所在的一队。我当年做的劳动日不少，但扣除平时付款，年终只得40多元。

1970年夏，我当上生产队会计，不用再逐日记工分，大队统一定，一年300多个劳动日，收入才稍有增加。

不久，城里工厂开始在农村插队知青中招工。看到一起插队的同学陆续被招工，迁户口回城，未被招工的，也找各种关系“曲线进城”做起临工，还有的去了徐州煤矿，我心里羡慕不已，不知自己这种拿工分的日子何时才到头？我同组一个插友甚至说，只要能让他户口迁回城，即使一步一个头从团洼磕到盐城，也心甘情愿。尽早离开农村，返城做一份拿固定工资的工作，当时对于我们而言，真是如大旱之望云霓。

（二）

转机出现在1971年年底。

这天我去公社通年终决算方案，通好刚骑上自行车准备回队，被公社东南片通讯员蔡福生叫住，说党委李仁秘书找我。我去了才知道，公社要调我到公社报道组工作，人员关系放在信用社，每月工资24元5角。尽管不多，但是固定工资，我喜出望外，感觉好像走了好长一段窄田埂，现在终于踏上了阳关道。当我第一次在发工资的日子，从会计手里接过一沓总额为24元5角的钞票放进口袋时，心中升腾起满滿的幸福感。

我做梦没有想到，人生没有坦途，看似顺风顺水的前行路上还有两个“坑”在悄无声息地等着我。

1972年5月底，我已到公社工作了五、六个月。这天中午时分，正和下放干部、著名淮剧作家冯国才在绍林大队采访“四夏”大忙，李秘书在广播里没说什么事，叫我听到广播后立即赶回公社。

我回去后，才知县军管会来了两个军人模样的人，找我调查1967年夏在南京的事。 那是我和同班同学季希全二人根据盐中军训队安排，去副校长王正风老家北京郊区调查他的政历情况。到南京一时未买到票，在那里停留了几天，没事两人便分头逛街。季偶遇一个盐城老乡，问是否愿意第二天和他一起去参加省军区杜方平召开的一个会。季回来告我，我当时一团子玩艺账，想见见省军区的大干部到底长什么样，便一口答应，跟他们去了，在那里听杜讲了几十分钟和我们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的话就散了。后来票买到了，我们便乘车去了北京，仅此而已。

他们却一定要追根寻底，一直问到深夜，也没有问出个粯子和米来，极为恼火，回去告了我一状。

这天晚上公社党委开会，听陆荫吾书记传达县会精神，李秘书去得早，当时会议室就他们俩人。

陆书记对李秘书说，这次开会县里军代表点了小陆的名，他怎么还在公社呢？

李秘书不卑不亢地辩解说：这事水份大呢，还说我们也是呢。你当时只是和我说了，又没说怎么处理。

陆又说，军代表说了，此人不能用。

李说，我与他只是工作关系，你们要处理，党委就讨论，我执行。 结果就在这次会上，研究决定我仍回原来生产队，由于李秘书等一众人的坚持，工资关系暂予保留。事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罗运道悄悄对我说，李秘书为保留你工资据理力争，将自己官帽都押上去啦！

就这样，才20岁出头的我，莫名其妙地享受了四、五个月带工资回队受审查的待遇。 后来，我在大学一年级的作文《理想》中，对这段经历作了如下记述：

“这年的六一，

我被关进一间黑洞洞的审讯房。

面前站着两个打手，

仿佛是在深山遇见两只饿狼……

几天后，

我被揹着“莫须有”的罪名回乡。

啊 多少天，

我坐在奔流的河旁，

无比的愤怒，

化成烈火燃烧在胸膛；

多少夜，

我仰望皎洁的月亮，

难忘的悲痛，

变为热泪滾动在眼眶……”

在此期间，公社办公室有什么忙不过来的事情，他们还悄悄打电话通知我去，做好我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回队。

全公社机关就瞒着陆书记一人。其实，他这人很好，我当初进公社，就是李秘书提出，他点头同意的。他有他说不出口的苦衷。当时传说南洋公社机关像我这样的人有“一桌带一拐”，一拐是说编外的我，一桌指的10名公社正式干部，书记自已头上也悬着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呢。

11月左右风声过去，经公社党委研究，我才又重新回公社工作。

又过几年，大约1975年左右，县支行将信用社进人权上收，我是在进人权下放时进的，实际又不在信用社工作，县支行起初不认账，不同意发我的工资。

公社对我很负责，一方面让我先去信用社工作，另一方面派营业所李主任上县支行去争取。县支行不肯批，这我晓得，对公社派李主任去做工作却一无所知，只看到李主任那阵子经常上盐城。这天她从县支行回来，高兴地告诉我说，县支行批了，我才如梦方醒。这一折腾，“坏”事变好事，我被正式定级，月工资28元5角，又继续回公社上班。

我回信用社前后大约个把月时间，最大亮点是盘点发现一笔两元钱的差额，我没轻易放过，一笔一笔细查，由此带出以前不知谁记错的几笔连环账，受到信用社领导表扬。

不久，调资了。以前调资受指标制约，常有两个人合调一级，每人调半级的情况。这次运气很好，普调一级，皆大欢喜。我月工资调到33元5角，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可以了。

人总是不容易满足现状的，隨着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们的伟大祖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我内心深处也对自己的前途有了新的期盼。

1977年9月27日，中秋节，我在南洋信用社新建分给我的单人宿舍里，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浮想联翩。我想起9年前刚分到团洼，和刘训豪二人一起从南洋步行回盐，到家已是晚上的那个中秋，想起以往在生产队过中秋节，每人凭票才能在大队代销点买到一只满是棉籽油味的红糖月饼，心潮激荡，随手在桌上的一张白纸上写下《七七年中秋节有感》：

弹指又中秋，

年华如水流。

望月心思治，

更上一层楼。

写得很直白，道的是心声。

（三）

无巧不巧，这时县支行动起了我的脑筋。中秋节过了不到一个月，10月20日，县支行未征求公社意见，给我发来一张去县支行工作的调令。尽管当时并未说明是否涉及人员性质，但毕竟是回城了，我很开心。

事不宜迟，当天我就紧锣密鼓地将行政关系转移介绍信和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开到手，准备第二天上午和公社领导打个招呼就去县支行报到。

孰料就在第二天早晨，广播里播发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的决定。

前几年公社分到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李秘书曾向时任书记陈国政推荐过我，说公社办公室就有合适人选。

陈问谁？

李说，小陆，他底子不错。

陈说，他能走吗？他走后，谁顶他呢？ 李不好再说。

这次不同了，当我怀揣已开好的介绍信去向陈国政书记汇报时，陈不同意我去县支行，但明确表态如考大学考上了，就让我去。

我在学校读书时文理科成绩比较均衡。1973年6月，大队曾到盐中调查过我的在校情况，摘录到我高一学年期终考试成绩：当时，实行百分制。政治85分，作文85分，俄语90分，代数97分，立体几何100分，物理86分，化学95分。高二学年因停课，没有举行期终考试。

自己这时想想，书本已丢了整整10年，离考试还只剩不到一个月时间，年龄亦已不占优势，唯一能捧上台面的是当时一直搞文字工作，又兼信用社财务辅导员，考虑再三，还是选择填报了南大中文系、辽宁财经学院会计系等文科志愿。

历经初试、复试、政审、体检等诸多环节，1978年2月中旬各高校开始录取。

白天我要上班不便走，这天晚上骑自行车从南洋回到盐城。先去了西门卫校家属区同班同学陆建德家，他已收到南京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向他表示热烈祝贺，自己心里却凉了半截。

回家倒头便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时多，被住我家东边的堂弟德伟叫醒。

那时我哥早已大学毕业，在银川一个部属企业工作，见家里经济不宽裕，每月总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汇回家，我和我两个妹妹的第一双皮鞋都是他用自己工资买的。听德伟说邮递员在路上喊我家里人拿章，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哥又寄工资回家了，也没有起床，让德伟去柜子抽屉里拿我父亲的章送给邮递员。

一会只听德伟边走边喊，是南大的信，我立即意识到应该是南大的录取通知书，激动异常，一个鲤鱼翻身从被窝里坐起来。

公社和信用社的领导和同志们都为我高兴。由于国务院恢复高考的通知明文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龄满五年的，可以带工资入学，而我虽工龄已达七年，但属大集体性质，所以自己早已作好放弃工资，靠助学金和家里支持读大学的准备。到南大报到前，公社特地给我开了经济情况证明，建议学校给我助学金，同时提醒我到校后，将情况向省行反映，看看能否带工资。

我3月不在单位工作了，不应再拿工资。当时规定，新考取的学生经济困难者，或父母所在单位，或本人工作单位，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信用社的工资额是每季度报县支行审批一次，我离开南洋时，3月份的工资已经批下来了。经信用社总账会计戴学才请示时任主任薛光华批准，这个月的工资继续发给我，作为入学前补助，单位不再另行补助。

到校后，我向班级辅导员王守培老师交经济情况证明时，将要求带工资的事一并作了反映。王老师告我，不用向省行反映了，可能江苏有个文，大集体职工只要工龄够，也可参照国务院的文件执行。

过了一阵子，一天中午，我正在学生食堂吃饭，王老师来告诉我，文已查到了，是省革委会1977年381号文件，让我和原单位联系。

班上评助学金时，单位的答复还未到，我问王老师要不要参评，他认为还是参评比较主动，结果评我每月伙食费14.7元，生活费2元，合计16.7元。

4月下旬，我们全班在淮安师范进行写作实习，我收到我爱人来信，告我信用社通知她去拿了我4月份的工资，但讲明是暂发，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文件，这当中还多少牵涉到一点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之间的条块关系需要协调。

实习结束，我征得带队的王兆衡老师同意，经盐城返校。我去县支行找人秘股李宜学股长，李股长对此事很关心。他告诉我，已到县教育局查到此文，经行务会讨论，认为我属于文件规定的对象，正式同意我享受带工资入学待遇。

如果说恢复高考让我考上大学是“天上掉馅饼”，同意我带工资入学则是“天上掉下的第二块馅饼”。 我记得，好像当时盐城县支行、地区行、省行和总行四级人行的行长都姓陈。我读书期间，工资又调了一级，月工资从33元5角调到37 元。

带工资入学，彻底解决了我在校读书的后顾之忧。

那时改革开放的春潮刚开始涌动，许多中外名著被“解禁”。大家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争相借阅五、六十年代的杂志和一些中外名著，先睹为快，有的好好一本书最后被翻得破烂不堪，甚至一些精彩章节都被人看后剪掉了。各大书店也不时有新书推出，我们像着了魔一样，经常不上课，结伴到新街口、鼓楼和山西路一带的书店去买书。有时不吃早饭就去书店门口排队，有时能连续多天跑书店，有时还请在南大读书的外国留学生帮助买。我家里薄伽丘的《十日谈》、雨果的《悲惨世界》、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司汤达的《红与黑》、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等等，都是那个时候买的。我还钻山打洞，利用南大学生会和香港大学学生会交流的机会，请他们从香港带来一套《金瓶梅》。好像是久旱逢甘霖，一时买书上瘾，只要是名著，再贵也在所不惜。

买书花掉了我不少工资，其他方面能节省的，我则尽可能节省，特别是每次往返盐城，有顺车尽量跟顺车。陆德义、刘善一、朱星原、倪祥仲等人，都曾帮我联系过顺车，人辛苦一点，六元六角钱的车票钱省下来了。只有1980年2月放寒假那次，顺车没跟上，还“二姑娘倒贴”，多用了六元多钱，近四天才回到家。这是我四年大学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次跟顺车。我曾在《盐阜大众报》上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前不久翻到我在南大读书时的几本日记，里面有更准确的记载。兹录于此：

2月7日

晨起，背一会书去考试。回宿舍收到电报，要我今晚去栖霞山找一辆车号为0999109的盐城水泥厂汽车回，即收拾东西。

下午2时由焦送至汉府街，未来得及与周同科打招呼即走了。5时到中国水泥厂门口，车未到。去龙潭吃晚饭一小时回，又等到10时，车仍未来，只得宿在河东旅社。脚上皮鞋，有点冷。

2月8日

6时多起，等到下午2时半，车一直未到。3时去龙潭乘123次津沪快车，3时56分开出，4时29分到镇江。当即去江边码头乘最后一班轮渡，6时25分过江，8时半到扬州。在船上心情不好，上岸为之一振。肩扛行李，9时20分找到李伟家。李伟很客气，安排我吃晚饭，亦在他家休息，睡得很熟。

2月9日

6时半醒，7时半起。扬州至盐城的汽车票已经售罄，李伟父亲帮我打了下午1时扬州至兴化的票。上午，李伟陪我玩平山堂。下午1时，李、陈送我上车。1时30分开，很慢，5时方到兴化。走不成了，只得宿在兴化二招，条件较差。上街吃晚饭，杂烩汤，后看墙上布告，9时回房间休息。

2月10日

夜1时被火光惊醒，熄掉又睡。3时多醒一次，5时又醒，干脆起身，改乘6时10分车子去大邹。途中吃蛋糕当早饭，8时到。8时10分又换车赴龙冈，9时半到盐城，踏小胡自行车回家。

2月7日上午的考试是这学期的最后一门考试。焦、陈分别是焦世经和陈端，他们和李伟都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们年龄小一点，后来毕业分配都去了北京国家机关。回盐后我才知道，中国水泥厂是个情况很特殊的单位，其厂区和家属区相隔几十里路，那辆顺车一直停在该厂家属区门口等我，望眼欲穿，也等得好苦。

2024年12月，刚从北京市人大主任、党组书记位子退下来的李伟，约了南通同学徐仁祥，专程来盐找我叙旧。我们三人大学同住一室，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在南大职工小吃部轮流作东小聚，感情颇深。纯粹老同学聚会，我了解他们的性格，我和我爱人没有惊动任何人，只请了与南大中文系有一定渊源的文友管国颂一起帮助接待，和他们在盐城好好玩了几天。多年不见，相聚甚欢，谈笑间当年那些场景恍同昨日，李伟还清楚地记得40多年前那个夜晚，我费尽周折找到他家时的那副“狼狈相”。

带工资入学，也为我大学毕业要求回盐工作又增加了一条理由。

我们班毕业分配时，多数同学都想留在江苏，老三届生更想分回老家。1981年12 月15日下午，省里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江苏省高等学校毕业生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动员大会”，省委书记韩培信亲自到会讲话。大会还发了向全国应届毕业生的倡议书。散会后，学校连晚组织学习讨论。为毕业能回盐城工作，我已多次向系领导陈述理由，努力争取，“带工资入学的毕业生可适当照顾”的文件规定，使我要求毕业回盐更加名正言顺，顺理成章。

（四）

1982年2月下旬，我到行署办公室即建市后的市政府办公室报到上班，定行政22级，月工资53元，副食品补差5元，每月实发58元。

此后，工资按上级统一规定有过几次调整，自己只管到时间领取，后来有了工资卡，更方便，开始还看看发工资的信息，渐渐信息也懒得看了。想不到的是，本世纪初又和工资发生过一次有意思的交集。

2000年，市委任命我兼任市接待办主任、党组书记，副主任是陈健翔、刘向阳二人。一天，接待办负责人事的同志来找我签字，我问什么事？她说是政府办一个同志调来接待办工作，在调动过程中发现少了一级工资，市人事局要单位出个证明。这个同志调动我知道，差一级工资是第一次听说，从此在心中就有了这么个印象。

2002年底，我调市人事部门工作。一次无意中想起此事，便让工资处长看一看我的工资，不料竟发现也少了一级。后来我对政府接手我工作的倪崇彦秘书长讲了这情况，主动提出将单位里所有同志的工资都核一遍，看看还有没有少的。崇彦十分赞成。实际上，单位搞工资的同志还是很认真负责的，主要是以前工资演变的过程比较复杂，稍不留意，就容易出错。

人生苦短，稍纵即逝。工资这个当年工作最基本的动因，如今对于不再年轻的我，早已变成一张每月充值的社保卡，一朵记忆长河中不时溅起的浪花，一抹黄昏时分天际边的绚丽晚霞。

2025年11月1日

晚于小孩家

读后感

这篇叙事与记实文学作品，以工资问题为切入点。阅读以后，首先对工资问题有了较完整的刷新认识。

工资，有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的区别。

文中谓：“我暑假则由同学钱标带着，到他父亲所在的地区农科所做小工，……做一天，拿一天工钱。”那，是标准的计时工资。文中谓：“那时农业学大寨，每天农活时间，早工、上午和下午加起来共10成。……每隔一段时间评工分，……评的工分乘上劳动时间成数就是这天的实得工分，10分工折算一个劳动日，……年终决算，劳动日单价一算出来，全年的劳动收入就有数了，这又多少有点计时工资的味道。”只不过，多了个工分问题的中间环节。文中谓：“ 1970年夏，我当上生产队会计，不用再逐日记工分，大队统一定，一年300多个劳动日。”这，也属于计时工资性质。只不过，对工时的计算做出了人为的规定。可见，计时工资包括了多种计时的方法。

关于计件工资，文中谓：“……周日休息，我们也去酱醋厂做工。……秋天去厂里用刀削白萝卜尾子，……削一酱箩白萝卜发一张牌子，从早削到晚攒20张左右，每张4分钱，可挣八角钱。……从今天看来，也属计件工资的范畴。”

显然，在计时工资中，只强调了工时的方面；在计件工资中，则强调了工数的方面。所以，计件工资较计时工资言，在对工作效率的保证上靠谱。然而，在计件工资中又忽略了工作质量的方面。若将计件与检质结合起来考虑，才更靠谱。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又都属于零时工资。其实，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在解放初期就实行了。到农业学大寨时，农村普遍执行计时工资。

除外计时或计件的零时工资，还有固定工资。

文中谓：“公社要调我到公社报道组工作，人员关系放在信用社，每月工资24元5角。尽管不多，但是固定工资。”

固定工资有个定级的问题。文中谓：“我被正式定级，月工资28元5角”；“1982年2月下旬，我到行署办公室即建市后的市政府办公室报到上班，定行政22级，月工资53元，副食品补差5元，每月实发58元。”前者，是作者于信用社的工资定级；后者，则是作者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的工资定级。

固定工资又可以调资。文中谓：“我月工资调到33元5角”；“我读书期间，工资又调了一级，月工资从33元5角调到37 元。”这些，则都是作者于信用社的调资。

计时或计件的零时工资，又叫工钱；固定工资，又叫薪水。其中，称为薪水的固定工资是狭义的工资概念。如果再包括进称为工钱的零时工资，那就是广义的工资概念了。这篇文章中所谓的工资，当是广义的概念。

在这篇以工资问题为切入点的叙事与记实文学作品中，涉及到了作者诸多的人生节点。

文中谓：“一家七口人，全靠父亲每月40元钱工资过活，日子确很紧巴。每逢新学期开学，父母都要找亲戚朋友借钱为我们交学费。”可见，作者儿时的家庭，经济困难。因此，作者于儿时也就在县酱醋厂、地区农科所做小工了。那，当然是零时工资。前者，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后者，实行的是计时工资。

文中谓：“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在校多待了一年。1968年9月9日，我户口正式从城里迁往南洋公社，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就是作者的文革经历和下乡插队过程了。插队后的田间劳动，采取了工分工资，也就是计时工资。

文中谓：“公社要调我到公社报道组工作，人员关系放在信用社，每月工资24元5角”。在田间劳动一段时间后，作者被调到公社工作，实行了固定工资。

文中谓：“就这样，才20岁出头的我，莫名其妙地享受了四、五个月带工资回队受审查的待遇。”在被调到公社工作期间，作者又经历了深挖五•一六的运动。然而，享受的是“带工资回队受审查的待遇。”

文中谓：“我立即意识到应该是南大的录取通知书，激动异常，一个鲤鱼翻身从被窝里坐起来。”这，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作者参加了这次高考，并被录取。文中谓：“他告诉我，已到县教育局查到此文，经行务会讨论，认为我属于文件规定的对象，正式同意我享受带工资入学待遇。”读书期间，作者享受了带工资的待遇。

文中谓：“1982年2月下旬，我到行署办公室即建市后的市政府办公室报到上班，定行政22级，月工资53元，副食品补差5元，每月实发58元。”这，则是作者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分配，固定工资的待遇。

由此可见：在作者的人生节点中，有工资问题变化的实际；工资问题的变化实际，反映在作者的人生节点中。这，成为两个相联系的内容。

在这篇以工资问题为切入点的叙事与记实文学作品中，不但涉及到了作者诸多的人生节点，而且涉及到了诸多的时事变迁。诸如：文化革命运动、上山下乡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深挖五一六运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知青回城的热潮、恢复高考的春风、改革开放的春潮……。

这些时事变迁，直接或间接地与作者的人生节点发生联系。时事的变迁，影响着作者的人生；作者的人生节点，在时事变迁的影响中形成。此，从对文章的阅读、从对作者人生节点的了解，就可以明白。

而在作者的人生节点和时事变迁中，又都有工资问题的贯穿、又都包涵了工资变化的实际。在这篇文章中，通过贯穿其中的工资问题，实际地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节点、实际地揭示了时事的变迁。因此，通过工资问题、透过工资的变化，可以了解作者的人生节点和时事变迁。无疑：工资问题的贯穿、工资变化的实际，成为了解作者的人生节点和时事变迁的切入点；工资问题的贯穿、工资变化的实际，成为了解作者的人生节点和时事变迁的瞭望窗口。

须知：读这篇文章，不只是看工资变化，而是要看到伴随工资变化的作者的人生节点；读这篇文章，不只是看工资变化，而是更要看到伴随工资变化的时事变迁。后者，尤为重要。

这，才是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所在。

在文章的接尾，作者谓：“工资这个当年工作最基本的动因，如今对于不再年轻的我，早已变成一张每月充值的社保卡，一朵记忆长河中不时溅起的浪花，一抹黄昏时分天际边的绚丽晚霞。”

此言，说得何等的好！

这里的“当年”，指向了作者的年少、年轻时。对于年少、年轻时的他，工资确实是“当年工作最基本的动因”。或者说：对于年少、年轻时的他，工资是当年工作的动因之一。须知：工资，关系到生活问题的实际；工资，影响着生活的质量；工资，造使着生活的状态。这，就是工资的重要性了。其儿时的家庭收入少，生活困难，岂不说明了这一点？在获知能带薪上大学时谓：“带工资入学，彻底解决了我在校读书的后顾之忧。”此表白，不也说明了这一点？文中谓：“买书花掉了我不少工资，其他方面能节省的，我则尽可能节省，特别是每次往返盐城，有顺车尽量跟顺车。”由此，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文中，还特别记述了一次跟顺车的乌龙插曲。

工资问题，又确实是他“一朵记忆长河中不时溅起的浪花”。工资实际，在变化之中；工资问题，存在于一途人生之中；工资问题，存在于人生的节点之中；工资问题，存在于时事的变迁之中。从工资的变化中，可一瞥人生的过往；从工资的变化中，可注目人生的节点；从工资的变化中，可回观时事的变迁。每当记忆起这些，又岂能没有“溅起的浪花”？这篇文章的撰写，就是他“记忆长河中”“溅起的浪花”之汇集。工资问题，在“记忆长河中”总归是“一朵”“不时溅起的浪花”。

然而，对于“不再年轻”的他，工资又“早已变成一张每月充值的社保卡”。作者于文中所回忆的那些，都已经是过去时的事了。现在时的他，已“不再年轻”、已是“黄昏时分”。“不再年轻”的他、“黄昏时分”的他，手持的是“一张每月充值的社保卡”。

那“每月充值的社保卡”呀，也是工资。那“每月充值的社保卡”，是现在时的工资；那“每月充值的社保卡”，是退休的工资。

那“每月充值的社保卡”呀，是晚年幸福生活的保障。国家，关心着民生；国家，心系着“黄昏时分”的老人们；国家，给予了“黄昏时分”的老人们“每月充值的社保卡”；国家，兜着老人们晚年幸福生活的底线。

国家的富强，带来了人民的幸福安康。如今，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更加惠及广大人民；从而，让“黄昏时分”的老人们更加安享乐度。

他，手持那张“每月充值的社保卡”，深深感受到的是：“一抹黄昏时分天际边的绚丽晚霞”；他，手持那张“每月充值的社保卡”，深深感受到的是：无限美好、无限欣慰、无限欢快。此是心声，发自肺腑。

文章，以朴实的铺陈，主要着笔于工资的封尘记忆。然而，在文章的结尾，却又引入了“每月充值的社保卡”，却又引入了现在时的工资、退休的工资。从而，跳出了工资封尘记忆的籓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叙述界面。此，可谓行文的见奇，诚属妙哉！并且，以“一抹黄昏时分天际边的绚丽晚霞”的由衷感慨作为结语，又将文义的表达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当为该作品在文法、构思上的精巧之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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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