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遺脈——亡國宗室的優渥囚籠與流亡絕唱

劉景順

⚜泰始元年（265年）：晉代魏，武帝司馬炎封蜀漢後主劉禪為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虛銜羈洛。

⚜泰始七年（271年）：劉禪薨於洛陽，第六子劉恂襲爵。

⚜永嘉五年（311年）：永嘉之亂烽煙四起，唯劉永之孫劉玄奔蜀，成漢李雄偽署安樂公紹禪祀，劉禪北系爵祚終絕。

1、劉禪「樂不思蜀」的政治境遇剖析

漢祚傾頹，天綱崩弛，蜀漢宗室的命脈盡為西晉皇權所扼！所謂玉食錦衣之「優渥」，不過是外示柔澤以籠天下之目，內布樊籠以鎖龍裔之魂的權術假面。華袞裹身卻步履皆樊，厚祿養尊仍動輒得咎，這種冰炭同爐的雙重構陷，道破了古代權力迭代時處置前朝宗室的深層機鋒——以空銜厚祿昭告天下寬仁，用密網暗羅消弭潛在禍端。

這一「金籠鎖雀」的政治範式，既是後世處置亡國貴胄的不二圭臬，更將權力交接中懷柔與防範的永恆悖論推向極致，既彰顯了傳統羈縻之術的神工鬼斧，亦暴露了其以柔克剛背後的先天桎梏，讀來令人嘆服於權謀的精妙，更唏噓於命運的無常。

（一）榮寵的表象：精心編排的政治戲碼

《三國志·蜀書·後主傳》如實錄載了這場精心編排的政治戲碼之表象：

「後主舉家東遷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盛。故孕育群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於時乃考因群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公泰始七年薨於洛陽，諡曰思公。」[01]

（二）實質的境遇：「樂不思蜀」事件下的羈縻本質

然其表象下的真實境遇，在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所載「樂不思蜀」事件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並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02]

（三）政治的意蘊：試探、破局與示弱的精準博弈

　　

這段完整記載層層剝繭，揭示了三個環環相扣的政治意蘊：「政治試探→絕境破局→無痕示弱」。

其一，「樂舞為刃」的政治鴻門宴。

司馬昭設宴奏蜀樂，絕非尋常宴飲，而是精準靶向的心理圍剿。《漢晉春秋》所載，其場景是「旁人皆為之感愴」的悲情氛圍與劉禪「喜笑自若」的反常反應形成的尖銳對沖；其試探是司馬昭發出「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的慨嘆；其本質更由賈充「不如是，殿下何由並之」一語道破，揭示了「以樂驗心」的壓制策略。

其二，絕境求生的「以愚避禍」哲學。

「此間樂，不思蜀」絕非昏聵妄言，而是吃透生存規則的破局。《資治通鑑》胡三省注「禪之此言，蓋亦揣知昭意，非復往日之昏愚矣」[03]，點透其清醒內核。在「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並漢官也。魏晉以來，或以宗室，或以外戚，或以功臣子孫為之，皆奉朝請，常員」[04]的語境下，劉禪看清了言動之間的生死邊界。

其三，政治劇場裡的「戲中戲」式示弱。

當劉禪拙劣模仿郤正指點卻被識破時，其「誠如尊命」的回應，絕非人格瓦解，而是精準示弱。《三國志》裴注引《魏略》載「禪初入洛，文帝詔令演習魏禮」[05]，可見規訓早始。司馬昭需要「樂不思蜀」的典範，劉禪則需要「故作愚鈍」的表演。郤正的介入與「何乃似郤正語邪！」的質問，反讓這場「表演中的破綻」更顯真實。整個過程，是「以試探逼表態」與「以表演換生機」的精準博弈。

　　

【補充記錄】：《三國志·蜀書·後主傳》明確記載劉禪「泰始七年薨於洛陽，諡曰思公」[01]，此記載與西晉同期文獻《蜀記》「公泰始七年薨於洛陽」[06]及東晉《華陽國志》「晉泰始七年，後主薨於洛陽」[07]一致。

2、劉恂「被污名化」掩蓋下的蜀漢宗室守節者

漢室傾頹，典午代興，蜀漢嫡裔的正統符號，終成西晉皇權的眼中釘、肉中刺！所謂「驕暴逾制」的污名，不過是外張罪狀以服天下之口，內藏殺機以絕復漢之念的政治陰謀。血脈承漢卻步步驚心，守節不屈反橫遭羅織，這種黑白倒置的構陷困局，道破了古代權力更迭時處置正統宗室的深層邏輯——以「失德」之名瓦解民心歸附，用「謀逆」之罪實施政治誅殺。

這一「污名滅跡」的統馭范式，既是強權鎮壓亡國正統的慣用伎倆，更將正統與強權的生死對決推向極致，既暴露了政治鬥爭的殘酷無情，亦彰顯了宗室守節者在絕境中的鐵骨冰心，讀來令人憤慨於權謀的險惡，更欽佩於氣節的堅貞。

（一）污名的表象：史書記載中的構陷指控

《華陽國志·卷十一》所載劉恂「驕暴」之說，看似實錄，實則是西晉官史為羅織罪名而編造的表象：

「安樂思公世子早卒，次子宜嗣，而思公立所愛者，文立諫之，不納。及愛子立，驕暴。二州人士皆欲表廢。立止之曰：『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當以先公故得爾也。』」[08]

（二）構陷的實質：西晉深層忌憚與系統性打壓

而表象背後，是晉廷對蜀漢正統的深層忌憚與精密圍剿，《華陽國志·卷十一》的記載揭露了核心真相：

「文立諫思公勿立恂，謂其『剛愎難制，恐為晉患』。」[09]

晉廷為扼殺復漢潛力，不僅遣重臣監守，更立苛法束縛，《晉書·衛瓘傳》與西晉法律、案例的記載互證了這一壓制體系：

《晉書·衛瓘傳》：「瓘監軍滅蜀，誅鄧艾、鍾會，素有威重，性嚴整，以法御下。」[10]

西晉《晉令》（沈家本《歷代刑法考》輯佚）：「諸侯王不得與郡縣吏交通請託。」[11]

《晉書·汝南王亮傳》：「亮私通孫皓，坐削縣八。」[12]

《通典·職官十八》引《晉令》：「亡國宗室，不得掌禁兵，不得為二千石。」[13]

西晉羅織的「陰養私屬」「奢靡逾制」等罪名，相關史料的記載雖多為片面指控，卻清晰折射出晉廷的構陷邏輯：

《晉書·刑法志》載西晉禁令：「諸侯王不得交通賓客，犯者免官削爵，重者棄市。」[14] 此禁令恰為晉廷指控劉恂「交通舊將」提供了制度依據。

《通典·兵典》載西晉定制：「宗室王公不得私蓄甲士，違者以謀逆論，族誅。」[15] 這與對劉恂「畜死士」的指控形成制度層面的呼應。

西晉《晉令·王公侯儀制》（沈家本《歷代刑法考》輯佚）：「郡公之國，置伎樂八十人，不得逾制，違者以僭越論。」[16]

《太平御览》引孫盛《晋陽秋》：「安樂公世子恂奢靡過度，畜伎樂百二十人。」[17]

《三國志·蜀書·後主傳》裴松之注引孫盛《蜀世谱》：「恂性凶暴，日事游宴。」[18]

（三）悲劇的落幕：守節者的終局與歷史意蘊

劉恂與宗室的最終結局，《三國志》裴松之注引《蜀世谱》的記載見證了漢室餘脈的悲劇落幕：

「值永嘉大亂，劉氏子孫多遭屠戮，無復存者。」[19]

《三國志》裴松之注引《蜀世谱》另載：

「璇弟瑶、琮、瓒、谌、恂、璩六人。蜀敗，谌自殺，余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20]

　　

上述史料層層剝繭，揭示了三個環環相扣的政治本質：「正统战禍→隐忍守节→污名构陷」。

其一，「血脈為刃」的正統圍剿。

劉恂「劉備嫡孫」的身份，本身就是對西晉篡漢合法性的質疑，文立所謂「剛愎難制，恐為晉患」[09]，更直陳晉廷對其的預先忌憚。晉武帝遣衛瓘監守、依《晉令》禁絕交通請託，以《晉令》剝奪亡國宗室掌兵與高品官任職之權，連宗室汝南王亮因「私通孫皓」都遭削縣懲罰，足見對「私結」「逾制」行為的零容忍——正統血脈既是劉恂的榮光，亦是其招禍之由，所謂「驕暴」「逾制」，不過是圍剿正統的藉口。

其二，「斂鋒為盾」的守節智慧。

面對衛瓘的監控、「不得掌禁兵、不得為二千石」的制度桎梏，以及「不得交通賓客」「不得私蓄甲士」的嚴令[14][15]，劉恂的處境險象環生。相關指控既未構成實質叛亂，更與西晉宗王「出鎮方面、手握重兵」的待遇形成鮮明對比，卻被晉廷刻意放大為「謀逆」罪證，恰見其處境之險。

其三，「無罪為罪」的污名構陷。

西晉對劉恂的所有指控，皆無實質謀逆證據：「逾制」僅涉儀制問題，「凶暴」未及百姓，卻成了最致命的罪名。這種「以流言為據，以猜測定罪」的操作，是強權打壓正統的經典套路——通過系統性污名化，瓦解民心對劉氏的歸附，最終實現「誅心」與「誅身」的雙重目標。整個過程，是「以正統招禍」與「以守節抗爭」的悲壯博弈，更是強權與正義的慘烈較量。

　　

【補充記錄】：西晉官方史書對劉恂的污名化敘事，終究抵不過蜀地民間對正統的認同。《華陽國志·南中志》載蜀地將領的復漢情緒：

「霍弋鎮南中，擁兵固境，每謂人曰：『吾受漢恩，當圖復漢，豈可屈事魏晉！』」[21]

這一記載與劉恂作為蜀漢正統的守節立場高度契合，承載了蜀地民眾對劉氏宗室的深切同情與敬意。官方污名與民間記憶的鮮明反差，恰是對劉恂守節本心的最佳印證——民心所向，從非西晉筆下的「叛臣」，而是堅守漢室的「志士」。

3、劉玄「紹繼漢統」的虛銜本質：蜀漢旁支的政治工具化境遇剖析

永嘉喪亂，中原鼎沸，蜀漢宗室在北方屠戮中四散奔逃！劉備庶子劉永之孫劉玄輾轉入蜀，得成漢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之封，看似承續劉禪爵祚、紹繼漢統，實則是割據政權借宗室符號穩固根基的權術操作。

所謂「嗣禪後」的正統光環，不過是無實權、無食邑、無宗法依據的三重虛殼——李雄需借劉氏之名收攬蜀地民心，劉玄需借成漢之境避亂世殺身之禍，二者各取所需的臨時綁定，道破了亂世中「正統符號」的交易本質：當宗室失去政權依托，其血脈光環便淪為割據者逐利的道具，而「紹繼漢統」的虛銜，終不過是鏡花水月的政治幻夢，讀來令人唏噓於正統符號的脆弱，更感慨於亂世宗室的身不由己。

（一）亂世依附：成漢政權下的符號交易

永嘉之亂後，北方蜀漢宗室慘遭屠戮，劉玄作為旁支輾轉避禍入蜀，成漢李雄的「偽署」之舉，實為精准的政治投機，《三國志》裴松之注引《蜀世谱》載其表象：

「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22]

（二）工具本質：政權根基與符號價值的消亡

這一「偽署」的工具本質，恰在成漢政權的處境與劉玄的實際境遇中暴露無遺，《華陽國志·李雄志》的記載可佐證其政權根基之弱：

「雄性寬和，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23]

成漢滅亡後，劉玄的「符号價值」隨之消亡，其下落湮沒無聞，《華陽國志·李勢志》載桓溫滅蜀後的處置，更見其工具屬性的終結：

「桓溫入成都，……收其圖籍，封其府庫，復李雄父子墓，置守冢。……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偽朝服者皆反初服。」[24]

（三）生存邏輯：亂世中旁支宗室的命運

上述史料層層剝繭，揭示了三個環環相扣的政治邏輯：「亂世避禍→符號借重→虛銜湮沒」。

其一，「避禍為要」的生存選擇。

永嘉之亂中，劉恂等宗室核心慘遭屠戮，劉玄作為劉永之孫（庶支旁脈），無宗法正統優先級，亦無舊臣羽翼庇護，輾轉奔蜀絕非主動依附，而是亂世中「苟全性命」的無奈之舉——相較於劉恂的守節抗晉，劉玄的選擇更偏向「生存至上」，這也為其後淪為政治工具埋下伏筆。

其二，「借名為本」的權術交易。

李雄冊封劉玄，絕非認同其正統，而是精准拿捏蜀地「懷漢」民心：成漢為氐族政權，立足蜀地需消解民間對異族統治的抵觸，而劉玄的「蜀漢宗室」身份，恰是最好的「正統外衣」。所謂「安樂公」，無食邑支撐（成漢國用匱乏），無參政之權（政權核心為氐族貴族），無宗法依據（非劉備嫡傳），純粹是「以漢之名安漢之地」的符号交易。

其三，「無用即棄」的工具宿命。

桓溫滅蜀後，成漢政權覆滅，劉玄的「符号價值」隨之消亡——桓溫需安撫的是成漢舊部與蜀地民心，劉玄這一依附於割據政權的旁支，既無實際影響力，亦無利用價值，故其下落未被記載，封號亦隨之廢止。相較於劉恂雖遭污名卻多有史料提及，劉玄的「苟活」終成泡影，印證了「無實權支撐的正統符号，不過是歷史塵埃中的轉瞬即逝」。

【補充記錄】：蜀漢宗室後續傳承有多脈去向，除《蜀世谱》載劉玄奔蜀被李雄偽署安樂公外，《元和姓纂·卷五》載「蜀漢宗室有徙江南者，散處會稽、吳興諸郡」[25]，《建康实录·卷六》載「元帝太興元年，詔納四方宗室，量才叙用，蜀汉刘氏有數人应召入仕」[26]，《元和姓纂·卷五》另載「蜀漢宗室，永嘉之乱后多徙江南，散处会稽、吴兴，后融入当地士族」[27]。這些記載互證，蜀漢宗室并非僅劉玄一脉南渡，更多族人遷徙江南後獲東晉政權任用、融入當地士族，與劉玄淪為政治工具而湮没無聞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亂世宗室命運的多樣性與生存選擇的差異。

　　

歷史鏡鑒

　　

蜀漢宗室的命運軌跡，不僅是亡國宗室的縮影，更是政治權力角逐本質的絕妙展現——劉禪以「示弱」換取苟安，劉恂以「守節」遭遇屠戮，劉玄以「依附」淪為工具，而南渡江南的蜀漢宗室以「遷徙歸附」延續脈絡，眾人不同的選擇與結局，道盡了權力更迭中前朝宗室的生存困境與多元出路。正統的光環既是榮光，亦是禍根，而強權對異己的污名化與系統性圍剿，則暴露了封建王朝正統論述的虛偽與殘酷。後人讀史，既嘆服於劉氏宗親的氣節與智慧，亦警醒於權謀背後的無情與險惡，更應體悟到：民心向背從非強權所能強求，而順應時勢的生存選擇與堅守本心的氣節操守，同樣是穿越千年依然不滅的精神底色。

參考文獻：　

[01]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三，後主傳第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02頁。

[02]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三，後主傳第三，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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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十一，先賢士女總贊中。任乃強校補圖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9頁（上半頁）。

[09]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十一，先賢士女總贊中。任乃強校補圖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9頁（下半頁）。

[10]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三十六，列傳第六，衛瓘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075頁。

[11]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卷十一，律令九·晉令。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36頁。

[12]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五十，列傳第二十，汝南王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393頁。

[13] （唐）杜佑，《通典》，卷十八，職官十（引《晉令》）。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98頁。

[14]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三十，刑法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923頁。

[15]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785頁。

[16]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卷十一，律令九·晉令。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38頁。

[17]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九，樂部七·伎樂（引晉·孫盛《晉陽秋》）。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2578頁。

[18]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三，後主傳第三，裴松之注引孫盛《蜀世譜》。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04頁（第一條注文）。

[19]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三，後主傳第三，裴松之注引孫盛《蜀世譜》。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04頁（第二條注文）。

[20]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三，後主傳第三，裴松之注引孫盛《蜀世譜》。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04頁（第三條注文）。

[21]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任乃強校補圖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5頁。

[22]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三，後主傳第三，裴松之注引《蜀世譜》。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04頁（第四條注文）。

[23]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九，李雄志。任乃強校補圖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98頁。

[24]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九，李勢志。任乃強校補圖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12頁。

[25] （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692頁。

[26] （唐）許嵩，《建康實錄》，卷六，晉元帝太興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89頁。

[27] （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6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