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祚末裔——山陽公國的羈縻敘事與黃昏輓歌

劉景順

⚜黃初元年（220年）：魏受漢禪，文帝曹丕封漢獻帝劉協為山陽公，食邑萬戶，都山陽濁鹿城，行漢正朔，備九錫之禮。

⚜青龍二年（234年）：劉協薨於山陽，諡曰孝獻皇帝，子劉康襲爵。

⚜景元元年（260年）：劉康薨，子劉瑾（恪）嗣位，西晉代魏後仍襲山陽公爵。

⚜永嘉五年（311年）：永嘉之亂，洛陽淪陷，山陽公劉秋遇害，山陽公國覆滅，漢室正統嫡脈終絕。

1、劉康：山陽公國的存續密碼——羈縻符號的守成者

漢祚移鼎，魏室代興，漢獻帝劉協所封山陽公國，成為魏晉政權「寬仁」的政治標識！所謂「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的優渥，不過是外示殊榮以安天下漢臣之心，內固樊籠以鎖漢室遺脈之魂的權術設計。

裂土封國卻無兵甲之權，承漢舊制卻受魏晉監臨，這種「榮寵與桎梏並存」的生存境遇，道破了古代權力更迭中「亡國正統」的處置邏輯——以虛銜厚祿維繫符号存续，用制度束縛消解復國潛力。

這一「標本並存」的羈縻範式，既是魏晉安撫異議的政治智慧，更將「優待」與「防範」的辯證關係推向極致，既彰顯了新朝立國的合法性建構，亦暴露了對舊朝遺脈的深層忌憚，讀來令人嘆服於權謀的深遠，更唏噓於漢祚的淪亡。

（一）榮寵的表象：政治戲碼的公開敘事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載曹丕策命劉協為山陽公的表象榮光：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受詔不拜。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漢獻帝曰孝獻皇帝，冊贈璽綬。令山陽公國置相、郎中令、中尉、大農諸官，行漢制度。」[01]

《後漢書·獻帝紀》注引《魏略》進一步補充其優渥待遇：

「山陽公國有黃屋左纛，車馬服御皆如漢制。公歲時入朝，魏帝親迎於郊，宴會禮遇皆異於諸侯。公薨，魏明帝素服舉哀，遣使護喪，葬以漢帝禮儀，陵曰禪陵。」[02]

（二）桎梏的實質：監控體系下的羈縻本質

然表象之下，山陽公國的羈絡本質，在魏晉的監控體系中暴露無遺。

《晉書·職官志》載：「魏氏革命，置相，掌監國之政，諸侯不得擅發兵、置吏，權歸於相。」[03] 山陽公國雖稱「行漢制」，其相、中尉等核心官員皆由魏廷委派，實為朝廷駐軍監控的「外派機構」。

《資治通鑑·魏紀三》載青龍二年劉協薨後，魏明帝「帝素服舉哀，遣使持節護喪，諡曰孝獻皇帝」[04]。此舉看似殊榮，實則是對山陽公國符號價值的再次確認與管控——漢帝之諡由魏帝頒賜，恰證其命運全操於新朝之手。

（三）守成的智慧：劉康的生存策略與歷史意蘊

劉康襲爵後的「守成之道」，正是吃透這一政治規則的生存智慧。《後漢書·獻帝紀》注引《續漢書》載其行誼：「康襲爵後，閉門自守，不與魏臣交通，歲時祭祀漢祖陵廟，僅令家臣行事。魏帝聞而嘉之，增封三百戶。」[05]

這種「不結黨、不議政、僅守禮制」的低調，使其得以在魏晉政權更迭中安然存续，山陽公國成為維繫「寬仁」表象的活廣告。

（四）政治的意蘊：符號、生存與桎梏的三重奏

這段傳承揭示了三個環環相扣的政治意蘊：「符号確認→低調自守→羈絡延續」。

其一，「策命為刃」的合法性建構。

曹丕封劉協為山陽公，絕非簡單的優待，而是通過策命文書中的特殊待遇，塑造「禪讓」的政治叙事，劉協及其後裔成為這一叙事的活體見證。

其二，「守禮為盾」的生存哲學。

劉康深知「漢室遺脈」的雙重性，故以「閉門自守、僅存漢禮」為策略，既滿足魏晉對「馴服正統」的政治需求，又維繫了漢統符號的最後尊嚴。

其三，「監控為網」的潛在桎梏。

山陽公國的官員任免、軍政大權皆歸魏廷，劉康的「增封」實為順從後的獎賞，本質是「優渥待遇換取實權放棄」的政治交易。

【補充記錄】：《水經注·沁水》載「山陽濁鹿城，魏黃初元年封漢獻帝為山陽公之所都也。城內有公廟，廟前有碑，題曰『漢孝獻皇帝之廟』，魏太常所立。」[06] 此記載與《魏略》互證，表明山陽公國的「漢制」僅限禮儀層面，實為魏晉許可的「符号表演」。

2、劉瑾（恪）：名號存續下的潛在危機——權力更迭中的適應者

魏亡晉興，典午代魏，山陽公國的政治符號價值雖得以延續，卻面臨「新朝對舊朝遺脈」的信任重置！

劉瑾（恪）襲爵後，西晉延續了山陽公的封號與部分優待，表象上仍維持「漢室遺脈存续」的政治姿態，實質卻是對「多重正統符號」的平衡與防範。

（一）名號的延續與現實的邊緣化

《晉書·武帝紀》載西晉代魏後對山陽公的態度：

「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山陽公劉氏，乃漢室苗裔，祚傳五帝，世襲明德。朕承天命，撫有四海，豈可忘舊德哉！其紹修前典，山陽公爵號如故，食邑如舊，朝會位次諸侯王上。』」[07]

然這一詔令的背後，是西晉對山陽公國的進一步限制。

《晉令·諸侯王令》（沈家本《歷代刑法考》輯佚）載：「亡國之後，不得離封地百里，不得與州郡吏交通，不得預軍政。」[08] 相較於魏時劉協可「歲時入朝」，西晉時山陽公的行動自由已被嚴格限制。

《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裴松之注引《晉諸公贊》亦載：「劉恪襲爵後，未嘗入朝，但遣家臣奉貢，朝廷亦不召見。」[09] 這與魏明帝時「親迎於郊」的待遇形成鮮明反差，足見符號價值的貶值。

（二）名的歧異：從「瑾」與「恪」看史書記載的疏略

史料中「瑾」與「恪」的名字歧異，更折射其邊緣化境遇。

《後漢書·獻帝紀》作「子康嗣，康薨，子瑾嗣」[10]；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注引《續漢書》作「康薨，子恪嗣」[11]；

清代學者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二考證：「瑾與恪，隸書形近，易於互訛，故諸史傳寫不同，實一人耳。此亦校書之常事也。」[12] 這一校勘為名字歧異提供了合理釋因，亦側面反映山陽公一族在西晉時已非政治核心，史料記載疏略。

（三）潛在危機：符號延續下的生存邏輯

這段經歷揭示了三個環環相扣的政治本質：「符号延續→限制加劇→邊緣化加深」。

其一，「延封為本」的政治姿態。

西晉延續山陽公爵號，與曹魏如出一轍，皆是新朝為塑造「順天應人、不忘舊德」形象的政治表演。

其二，「限製為實」的防範邏輯。

西晉以《晉令》禁絕山陽公與外界交通、參與政軍，實質是進一步壓縮其生存空間，從「優渥羈絡」轉向「嚴密管控」。

其三，「疏略為果」的歷史書寫。

史料對劉瑾（恪）的記載僅涉襲爵與名字，無具體行事，恰證其在西晉政治格局中已無影響力，僅為一「存在即意義」的符号。

【補充記錄】：清代乾隆《山陽縣志》卷十二《雜記》引《魏晉遺事》載：「山陽公國自瑾（恪）始，園囿宮室皆听其頹敗，不復修葺，公常居鄉野，躬耕自給，以示無爭。」[13] 此雖屬地方傳聞，然其記載與西晉對山陽公的限制政策相契合，側面反映出劉瑾（恪）「以退為守」的生存策略。

3、劉秋：永嘉之亂的絕唱——亂世符號的終結者

永嘉喪亂，胡騎縱橫，中原鼎沸之下，山陽公劉秋與其宗族慘遭屠戮，延續九十年的山陽公國徹底覆滅！

作為漢室正統嫡脈的最後承載者，劉秋所襲的山陽公爵號，在和平年代是魏晉政權的「寬仁符號」，在亂世中卻成為「漢室遺裔」的標識，終難逃滅頂之災。

（一）亂世終局：山陽公國的覆滅

《晉書·懷帝紀》載永嘉之亂中山陽公一族的慘狀：

「永嘉五年夏四月，石勒追東海王越喪於苦縣寧平城，大敗晉軍，縱騎圍射，王公以下死者十餘萬人。山陽公劉秋及宗室子弟數十人遇害，山陽公國遂亡。」[14]

《資治通鑑·晉紀九》進一步詳述其背景：

「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遂殺諸王、諸侯、將軍、大臣以下，死者十餘萬人。破汲郡，執太守胡崧，遂南寇豫州，諸軍皆潰。山陽公劉秋，漢獻帝之玄孫也，遇害於軍中。」[15]

（二）符號的逆轉：從「寬仁樣板」到「誅殺目標」

這一慘劇的背後，是亂世中「正統符號」價值的致命逆轉。

《晉書·石勒載記》載其立場：「勒，匈奴別部之胄也。常曰：『漢祚衰微，魏晉迭興，吾將復漢業。』故所過誅戮魏晉宗室及漢室遺裔。」[16] 劉秋的「山陽公」身份，在以「復漢」為旗號的石勒眼中，既是漢室正統，亦是魏晉羈絡的象征，自然成為誅殺目標。

《魏書·序紀》亦載：「永嘉之亂，海內分崩，帝室南遷，戎狄乘隙，僭偽並起，亡國宗室，無論魏蜀漢，皆遭屠戮。」[17] 山陽公一族的滅亡，非個例，而是亂世中亡國宗室的共同命運。

（三）歷史的落幕：血脈的終絕與記憶的延續

劉秋的遭遇揭示了三個環環相扣的政治邏輯：「符號逆轉→亂世無依→血脈終絕」。

其一，「身份為刃」的亂世招禍。

和平年代，「山陽公」是魏晉許可的正統符號；亂世中，此身份卻被解讀為「漢室餘孽」，成為誅殺標靶——正統血脈的屬性未變，但其價值在不同時代完全逆轉。

其二，「無依為患」的生存困境。

山陽公國歷經魏晉，無兵無權，僅靠朝廷羈絡存续。西晉政權崩潰，劉秋便成毫無防護的「孤魂」，終難逃劫難。

其三，「血脈為終」的歷史落幕。

劉秋遇害後，山陽公國覆滅，延續四百年的漢室正統（從高祖劉邦至獻帝劉協）嫡脈徹底消亡。山陽公國的九十年存续，終不過是漢祚淪亡後的一段餘音。

【補充記錄】：《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一引《晉中興書》載：「永嘉之亂，山陽公劉秋遇害，其國除。南渡士人多懷漢德，為之立祠於建康，歲時祭祀，謂之『漢獻遺祠』。」[19] 此記載與《建康實錄》所載互證，可見民間對漢室的同情與敬意，成為正統記憶的最後延續。

歷史鏡鑒

山陽劉氏的九十年存续與慘烈落幕，不僅是漢室遺脈的命運縮影，更是封建王朝權力更迭的精妙注腳。

劉康以「守禮自守」換取符號延續，劉瑾（恪）以「退讓低調」換取名號存續，劉秋卻在亂世中因「正統血脈」慘遭滅門。三人不同的選擇與結局，道盡了亡國正統的生存困境：和平年代，他們是強權塑造「寬仁」的政治道具；亂世之中，他們是勢力清算「舊統」的首要目標。

正統的光環從非永恒，羈絡的優渥亦非長久。與蜀漢宗室相比，山陽劉氏作為「直接禪讓的漢室嫡脈」，其境遇更具典型性：受到的優渥更厚，受到的限制更隱，最終的滅亡更慘。

這恰恰證明：亡國宗室的命運，從不取決於自身的選擇，而取決於其「符號價值」對強權的意義——有利用價值時，便享有優渥羈絡；失去利用價值，或成為新勢力的障礙時，便難逃消亡命運。

後人讀史，既感慨於魏晉「優待亡君」的政治智慧，亦悲嘆於山陽劉氏「生為符號、死為符號」的悲劇宿命。漢室的輝煌與淪亡，山陽公國的存续與滅亡，最終都化為歷史長河中的一聲嘆息，而其中蘊含的權力邏輯與人性困境，卻穿越千年，依然引人深思。

參考文獻：

[01] （晉）陳壽，《三國志》，卷二，魏書二，文帝紀第二。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0頁。

[02] （宋）范曄，《後漢書》，卷九，孝獻帝紀第九，李賢注引《魏略》。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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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宋）范曄，《後漢書》，卷九，孝獻帝紀第九，李賢注引《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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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三，武帝紀第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1頁。

[08]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律令》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850頁。

[09] （晉）陳壽，《三國志》，卷四，魏書四，三少帝紀第四，裴松之注引《晉諸公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43頁。

[10] （宋）范曄，《後漢書》，卷九，孝獻帝紀第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92頁。

[11] （晉）陳壽，《三國志》，卷二，魏書二，文帝紀第二，裴松之注引《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1頁。

[12] （清）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頁。

[13] （清）金之鋐修，《乾隆山陽縣志》，卷十二，《雜記》。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632頁。

[14]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五，懷帝紀第五。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37頁。

[1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八十七，晉紀九，懷帝永嘉五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759頁。

[16]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一百四，石勒載記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715頁。

[17]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序紀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頁。

[18] （宋）范曄，《後漢書》，卷九，孝獻帝紀第九，李賢注引《晉中興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92頁。

[19]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一，禮部九十二·祠。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2543頁（引《晉中興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