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里的灯火

纳雍县维新镇恒宇学校

第一章：大山里的读书梦

我记事起，家就扎在贵州大山最深的褶皱里。清晨的雾裹着潮气漫过梯田，把刚冒尖的玉米苗染得发绿，田埂上的狗尾巴草挂着水珠，风一吹就簌簌落进泥里，溅起细弱的声响。傍晚时分，母亲在木屋灶台前烧火，炊烟裹着玉米糊糊的香，从烟囱里钻出来，绕着屋后老杉树的枝桠打个转，才慢悠悠飘向远处灰蒙蒙的山脊——父亲扛着锄头回来，锄刃上沾的泥土在夕阳下泛着褐黄，他踏进家门时，鞋底蹭掉的草屑里还夹着几粒玉米，黝黑的手在我头顶轻轻一摸，指尖的老茧蹭得我额角发疼，却没说一句话。

那时山里没通电，夜晚的光全靠一盏缺了口的粗瓷煤油灯。灯芯是母亲用棉线搓的，点燃后总冒黑烟，把我的鼻尖熏得发黑，也把课本上的字染得模糊。有次我借着灯光背几何公式，背到后半夜困得直点头，额头“咚”地撞在桌角上，疼得眼泪直流，却死死咬着嘴唇没出声——我看见父亲坐在对面，借着同一盏灯编竹筐，竹篾在他手上划出道道血痕，他只把手指在衣角上蹭两下，又继续低头干活。那筐要卖五块钱，够我半个月的学费，我哪敢偷懒？

后来读初中，村里终于通了电。头顶那盏15瓦的灯泡吊在房梁上，线绳晃悠悠的，灯光像蒙着层薄纱，连课本上的标点都看得费劲。我写作业时得把本子凑到离灯半尺远的地方，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妹妹们总围过来，借着这微弱的光做针线活：二妹的针脚歪歪扭扭，却非要给我缝件新布衣；大姐话少，只默默把我冻僵的手揣进她怀里暖着。她们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手指动一下，影子就晃一下，像幅颤巍巍的皮影戏，却把我心里的冷意都烘得暖暖的。

十五岁那年，我在这灯光下翻完一本封面卷边的旧书，书里夹着张泛黄的报纸，“知识能改变命运”这句话，像一粒火星掉进干柴堆，瞬间在我心里燃了起来。我们乡的初中拢共两百多个学生，一半人读到一半就辍学打工，剩下的都想靠读书走出大山。可课堂上的桌椅缺胳膊少腿，我坐的椅子三条腿，得垫块石头才稳；课本是上届传下来的旧书，有的页码被撕了，我就借同学的书抄补完整。我只能比别人更拼——天不亮就蹲在晒谷场背书，晨雾打湿了衣襟，贴在背上凉冰冰的，可嘴里念着课文，心里却烧得慌；放学后踩着月光回家，电灯要亮到父母催第三遍，才舍得关掉，哪怕眼皮沉得像挂了铅，也得把当天的知识点在脑子里过一遍才肯睡。有次数学考砸了，我躲在玉米地里哭，父亲找到我时，没骂我，只蹲下来摘了根青玉米，说：“庄稼得浇水才长，读书也得下苦功才成，咱不跟别人比，跟自己比，下次比这次好，就不算输。”

第二章：中师录取的红榜

夏天的蝉鸣得震天响，把空气都搅得燥热。我绕去乡小学的公示栏时，脚底下的石子路烫得人直跺脚，可心里的慌劲儿比太阳还烈。老远就看见一张红纸贴在斑驳的土墙上，边角被风吹得卷翘，像展翅的蝶，旁边围了不少人，有人欢喜有人愁，议论声像群嗡嗡的蚊子。

我挤进去，心里怦怦跳得快要冲出胸膛，手指尖都在抖，点着名字一个个往下找——全乡两百多学生，中师就只录三个！第一行是邻村的王强，他成绩一直比我好，我早有预料；第二行是镇里的李梅，她父亲是老师，有条件补课，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指尖攥得发白，指甲嵌进掌心也没察觉。可我还是不死心，又从头数了一遍，直到第三行，“林建国”两个字稳稳地落在红纸上，那横撇竖捺，像是用刻刀刻上去的，带着股不服输的劲儿。

我盯着看了三遍，又揉了揉眼睛，确认不是看花了眼，突然就忘了该笑还是该哭，疯了似的往校长办公室跑。鞋底踩过操场的碎石子，硌得脚生疼也顾不上，路过校门口的老槐树时，树枝刮破了我的袖子，我也没停下——风灌进衣领，带着股清甜的槐花香，却没让我冷静半分，满脑子就一个念头：我考上了，我能去读师范了！

校长见我气喘吁吁，额头上的汗把头发都打湿了，从抽屉里拿出个牛皮纸信封，笑着递过来：“全乡就三个名额，你能考上，真是不容易。多少个晚上，我都看见你家的灯亮到后半夜。”我接过信封，指尖都在抖，拆开时信纸划破了指甲，渗出一点血珠，可看见“录取”两个字时，眼泪还是“唰”地掉了下来。蹲在办公室门口哭了没两句，就看见大哥蹲在老槐树下抽烟，烟蒂扔了一地，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三个妹妹躲在树后，二妹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红薯，看见我就往这边跑，声音带着哭腔：“哥，你考上了是不是？俺们以后能吃腊肉了？”我点点头，把她们搂进怀里，心里又酸又暖——我知道，大哥收拾好的行李就放在家里，他本可以去读中专，却为了让我读书，要去广东打工；我读师范的学费，得靠父母卖粮食、卖牲口，一点一点凑齐，那些沉甸甸的希望，都压在我肩上。

回家的路上，父亲走在前面，脚步比平时快了不少，路过小卖部时，还破天荒地买了包水果糖，分给路过的邻居孩子，黝黑的脸上难得露出笑容。母亲在灶台前忙活，杀了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鸡汤的香味飘了满院，她一边给我盛汤，一边抹眼泪：“俺儿有出息了，以后不用再像俺们这样刨土了。”

第三章：师范里的苦与愧

师范三年，我就没买过几件新衣服。身上穿的还是初中时的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就找块碎布缝上，针脚歪歪扭扭的，可我不嫌弃，能穿就行。每月生活费控制在一百二十块，早餐是两个馒头，就着免费的白开水咽下去；中午和晚上在食堂打一份素菜，偶尔加五毛钱的豆腐，就算改善伙食，吃的时候总想着，要是能给妹妹们留一口就好了——她们在家，恐怕连豆腐都难得吃一次。

课余时间我从不敢闲着，要么泡在图书馆，把能看的书都翻遍，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连图书馆管理员都认识我，总说：“小林，别熬太晚，闭馆了我可不等你。”要么在食堂帮工，洗碗、擦桌子，换两顿免费的饭。冬天的水特别凉，洗久了手就冻得通红，起满冻疮，碰一下就疼，可我还是咬牙坚持——能省一点是一点，家里还等着我毕业挣钱呢。有次帮工结束，食堂师傅偷偷给我塞了个肉包子，我攥在手里，舍不得吃，想带回家给妹妹们，可包子凉得快，等周末回家，已经硬了。我掰给她们吃，二妹吃得满嘴渣，说：“哥，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每次收到家里寄来的钱，信封上总沾着玉米须或泥土，母亲在信里总说“家里一切都好，你别惦记”，字写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都透着牵挂。可放假回家我才知道，这三年里，家里没杀过一次过年猪。三个妹妹每天天不亮就去山上割猪草，猪草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脚，冻得她们直跺脚，却从不说一句累；放学后还要扫猪圈，猪粪溅到衣服上，洗都洗不掉，身上总带着股味儿，也没人抱怨。辛辛苦苦喂大的猪，到了年底，全被父亲拉去镇上卖了，钱一分不少，都寄给了我。父亲只说：“你在外面好好读书，家里不用你操心，我和你妈还能扛。”

有次二妹偷偷拉着我的手，小声说：“哥，去年过年，我看见隔壁家吃腊肉，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爹说，等你毕业了，咱们家也杀年猪，让我和大姐、三妹都吃够。”我摸着她冻得通红的手，那手上全是割猪草磨出的茧子，硬得像小石子，眼泪砸在她打补丁的衣襟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我把她的手揣进怀里暖着，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为了几块钱发愁，再也不用看着别人吃腊肉咽口水。

第四章：东关小学的遇见

毕业那天，我拿着毕业证书，站在师范学校的门口，心里又激动又忐忑。后来分配结果下来，我被分到了东关小学当英语老师——虽然学校偏远，条件也差，可我还是高兴得一夜没睡，我终于能当老师了，能像当年教我的老师一样，给山里的孩子带去希望。

东关小学是栋老旧的砖瓦房，墙皮都剥落了，露出里面的土坯，下雨天还会漏雨，教室里的黑板裂着细缝，写粉笔字时总掉渣，课桌椅高矮不一，有的椅子没了靠背，学生只能坐着硬邦邦的木板。可第一次站上讲台，看着台下几十双亮晶晶的眼睛，有的孩子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袖口卷得老高，露出细瘦的胳膊，却坐得笔直，眼神里满是渴望，突然就想起了家里的妹妹们，想起了全乡两百多学生里挣扎的自己。

我把英语课本翻得卷了边，边角都磨破了，还是舍不得扔。上课的时候，我怕孩子们听不懂，就把复杂的语法拆成通俗的话讲，比如教“apple”时，就从家里带个苹果，切成小块分给学生，让他们一边吃一边记——看着他们吃得满脸汁水，眼睛亮晶晶的，我心里比自己吃了还甜。课后我还帮基础差的学生补课，教室里的灯管坏了一根，光线昏暗，我们就凑在窗边，借着外面的天光看书，我一句一句地教，他们一笔一笔地写，从不说烦。有个叫熊珊的学生，家里特别远，每天要走两个小时山路来上学，可她从没来晚过，补课的时候也最认真。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努力，她说：“林老师，我想跟你一样，考上师范，当老师，回来教更多山里的孩子。”

同事们说我“太拼”，可他们不知道，我是想把自己没享过的好教育，都给这些和我一样从山里来的孩子，不想让他们因为没条件，错过改变命运的机会。有次我发烧到39度，还是坚持去上课，讲着讲着就头晕，学生们发现了，硬把我扶到办公室，熊珊还从家里带来了草药，说：“林老师，这是我奶奶采的草药，退烧特别管用，你煮着喝。”看着孩子们关切的眼神，我心里暖烘烘的，觉得再苦再累都值。

认识韩雪，是在那年深秋的一个午后。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门被轻轻推开，熊珊探进头来，怯生生地喊了声“林老师”，身后跟着个姑娘——梳着齐肩发，发梢还带着点自然卷，用一根皮筋简单扎着，穿了件浅蓝底的碎花裙子，裙摆刚过膝盖，洗得有些发白，却熨得平平整整，没有一丝褶皱，露出的小腿细瘦，踩着一双布鞋，鞋边沾了点泥，手里攥着个旧布包，手指紧张地绞着包带。“林老师，这是我表姐韩雪，她想找您要几支粉笔。”

熊珊的声音刚落，韩雪就往前站了半步，脸颊有点泛红，却没躲闪我的目光，笑着开口，声音脆生生的，像山涧的泉水：“林老师好，我想着自己做粉笔卖，先拿几支样品回去琢磨琢磨，要是能成，以后学校要粉笔，我给您送过来，肯定比供销社便宜，还能给学校省点钱。”我愣了一下，那会儿乡里姑娘大多安安静静在家做家务，要么早早嫁人，她穿件碎花裙子已经少见，还敢主动琢磨做买卖，这份鲜活和闯劲，倒让我觉得新鲜。我从抽屉里拿出半盒白粉笔递过去，她接的时候，我看见她指尖沾着点石灰粉，指甲缝里嵌着细土——许是刚从地里帮完忙，就匆匆换了裙子赶来，却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

后来没过多久，韩雪真的来了，还是那件碎花裙子，手里提着个布袋子，脚步轻快地走进办公室，笑着把袋子递过来：“林老师，您试试，我调了好几次石灰和水的比例，这次写起来不打滑，也不容易断。”我拿过一支在黑板上写了行字，粉笔灰落在手背上，却比供销社买的还顺滑。那天我们聊了会儿，我才知道，她早就想办个小粉笔厂，想着乡里学校多，粉笔是刚需，既能赚钱贴补家用，也能给学校省点钱，说起未来的打算时，她眼睛亮晶晶的，像有光。一来二去，我们就熟了，她常来送粉笔，有时还带两个自己蒸的玉米馍，热乎乎的，带着股麦香；我帮她看账本、算成本，教她怎么跟其他学校谈合作，每次看见她穿那件碎花裙子走来，脚步轻快，笑容明朗，心里就莫名觉得亮堂，像照进了一束光——我知道，我们都是想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的人。

第五章：热热闹闹的婚礼

相处半年后，我鼓起勇气跟韩雪表白了。我没什么钱，只能在学校的老槐树下，把自己攒了很久的钢笔递给她——那支钢笔是我用食堂帮工攒的钱买的，外壳都磨掉了漆，笔帽上还缠着圈细棉线防止脱落，可我还是觉得拿不出手。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指尖把笔杆攥得发潮，说：“雪儿，我现在没什么本事，住的是学校宿舍，工资也只够糊口，可我会努力，以后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她接过钢笔，指尖轻轻摩挲着笔身的划痕，脸颊通红，却用力点了点头，说：“建国，我信你。日子是两个人一起过的，苦点不怕，咱们一起努力，总会好起来的。”

她从不提彩礼的事，还反过来劝我：“咱们日子还长，不用搞那些虚的，买两身新衣服，请亲戚邻居吃顿饭，就是最好的婚礼了。”可我和父母都觉得，结婚是人生大事，不能太寒酸——她愿意跟着我吃苦，我更不能委屈了这个心善又能干的姑娘。

婚前一个月，我特意请了假，带着韩雪去了毕节城。这是她第一次去城里，站在百货大楼前，看着玻璃橱窗里的连衣裙，眼睛都看直了，却没说要买点什么，只拉着我的手，小声说“城里真好，以后咱们也让孩子来城里读书”。我们找了家像样的摄影店拍婚纱照，她穿上洁白的婚纱，化了淡妆，站在镜头前，有些害羞地挽着我的胳膊，嘴角忍不住往上扬，眼里的光比婚纱上的水钻还亮。我穿着租来的黑色西装，看着她笑，突然觉得这辈子的幸运，都攒在了这一刻，心里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不让她跟着我受委屈。

照片洗出来那天，我们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生怕折了边角，回到家就贴在堂屋最显眼的墙上。路过的邻居都要进来看看，张婶凑过来指着照片笑：“雪丫头穿婚纱真好看，建国你可有福气了！”韩雪站在一旁，笑得脸颊通红，却悄悄攥紧了我的手，像是怕这幸福会溜走。我还咬牙给她买了件红色婚服，是县城服装店最时兴的款式，领口绣着金线花纹，摸起来软软的；自己也买了套新的中山装，虽然花光了我两个月的工资，可穿在身上，心里格外踏实。

结婚那天，家里热闹得像过年。父亲带着大哥砍竹子搭棚子，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也不肯歇，说要让客人都有地方坐；母亲和妹妹们在灶房蒸甜酒、杀年猪，炖肉的香味飘了半条街，母亲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抹眼泪，说“我儿终于成家了，以后有人帮衬了”。邻居们也来帮忙，李叔扛着梯子贴喜字，王婶带着自家闺女摆碗筷，连村里的小孩都围着院子跑，等着讨喜糖吃，棚子下堆得满满当当，到处都是笑声，连空气里都飘着喜庆的味儿。

客人来了足足几十桌，桌子是从各村借来的，有圆有方，椅子高矮不一，有的还缺了腿，用石头垫着，可坐满了人，热热闹闹的。菜是地道的农家硬菜，红烧肉油亮油亮的，炖排骨飘着葱花，炒鸡蛋金黄诱人，每道菜都装得满满当当。大家喝酒聊天，声音震天响，大哥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红着眼眶说：“弟，好好对雪丫头，以后家里有我呢。”我点点头，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知道，大哥为了供我读书，放弃了自己的学业，现在还在为我的婚礼操心。

孩子们抢着要喜糖，跑得满头大汗，韩雪穿着红色婚服，给客人敬酒，脸上一直带着笑，我跟在她身边，给她挡酒，心里满是愧疚。晚上送完客人，屋里终于安静下来，韩雪摸着婚服的金线花纹，小声说：“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我握着她的手，把她揽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头发，轻声说：“雪儿，委屈你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努力，让你穿更多好看的衣服，住宽敞的房子，再也不用跟着我吃苦。”她靠在我怀里，点了点头，没说话，可我能感觉到，她的手攥得更紧了——我们都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会有很多苦，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

第六章：多子之家的生计奔波

婚后第二年，大女儿出生了。粉雕玉琢的小家伙，眼睛像韩雪，亮晶晶的，抱在怀里软乎乎的。韩雪抱着孩子，笑得合不拢嘴，再苦再累也不抱怨；后来二女儿来了，怯生生的，总跟着姐姐后面，像个小尾巴；又过了几年，儿子也出生了，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可压力也跟着来了。

随着三个孩子长大，光靠我每月那点工资，日子越来越紧巴。大女儿的学费、儿子的奶粉钱，父母偶尔的医药费，像一座座山压在我身上，喘不过气。每次去镇上买东西，看着孩子们盯着零食摊舍不得挪步的样子，我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韩雪看出了我的焦虑，晚上等孩子们睡了，她坐在灯下缝衣服，轻声说：“建国，咱们得再拼一把——你去提升自己，我来想办法挣钱，不能让孩子跟着咱们受苦。”

后来我争取到去贵阳师范学院进修的名额，既高兴又犯愁——去进修得花钱，家里的开支怎么办？韩雪却笑着说：“你放心去，家里有我呢。咱们在学院附近租个小门面，开个烙锅店，我来守着，多少能挣点，还能照顾你。”我们凑了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戚借了点钱，在学院附近租了个不足十平米的小门面，刷了墙，买了个二手烙锅灶，小店就开起来了。

白天我去上课，韩雪守店，从早上九点忙到晚上十点，有时候饭都顾不上吃，还要照顾跟着我们去贵阳的小儿子。有次我下课早，去店里帮忙，看见她抱着儿子，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给客人烤五花肉，额头上全是汗，却没说一句累。晚上我下课就去帮忙，洗菜、切菜、掌勺，烙锅的铁锅烧得通红，油溅在手上起水泡，我咬着牙揉两下继续干——心里想着，多挣点钱，就能让孩子们多买件新衣服，让韩雪少受点苦。

客人多的时候，我们忙到凌晨一两点才收摊。走在空无一人的小巷里，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两人累得说不出话，只能互相搀扶着回出租屋。韩雪的脚肿得像馒头，却从不说疼，只给我端来热水泡脚；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可她总说：“没事，咱们再熬熬就好了，等你进修完，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可烙锅店生意并不好，周围竞争大，我白天又没法帮忙，韩雪一个人根本顾不过来。进修结束时，不仅没挣到钱，还亏了不少，只能忍痛盘店回家。后来我们又开了全乡第一家服装店，韩雪全天守店，从早上开门到晚上关门，一刻也不敢离开，生怕错过一个客人；我早晚帮忙看店、进货，骑着三轮车跑几十里路去县城拿货，风吹日晒的，皮肤晒得黝黑，也不觉得苦。

可没过多久，县城的服装店多了起来，我们的小店没什么优势，渐渐没了客源。有时候一天都卖不出一件衣服，韩雪坐在店里，看着外面来往的行人，眼神里满是失落。撑了一年多，实在撑不下去了，只能转租，又亏了不少钱。再后来，我们买了辆二手面包车跑营运，我每天五点起床等客人，山路颠簸，车常出故障，修车钱又是一笔开支，有时候跑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

那些年，我们像陀螺一样转，从不敢歇，却始终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看着韩雪憔悴的脸、孩子们打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又酸又疼，总觉得对不起她们。有次大女儿放学回家，跟我说：“爸，同桌有个新书包，真好看。”我摸了摸她的头，没说话，转身去厨房偷偷抹眼泪——我连一个新书包都不能给孩子买，心里满是愧疚。可韩雪总能看出我的心思，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建国，别灰心，咱们再想想办法，总会好起来的。孩子们懂事，不会怪咱们的。”

第七章：辞职创业办学校

在公立学校教了十几年书，英语课本已经翻烂了十多本，书页都掉了，用线重新缝起来，还是舍不得扔。看着家里的困境，想起进修时在贵阳看到的城市模样——孩子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有崭新的课本和先进的教学设备，再想想山里的孩子，有的因为家里远，每天要走两三个小时山路来上学；有的因为学校条件差，连英语课都没机会上，心里突然有了个大胆的决定：辞职创业，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我懂教育，能给山里的孩子好的教学，说不定这一次，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也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我把想法跟韩雪说的时候，她一开始不同意，搓着手，眼神里满是担忧：“建国，咱们没经验，手里也没多少钱，万一赔了怎么办？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养，可经不起折腾了。”

我握着她满是茧子的手，她的手粗糙得很，都是这些年操劳留下的痕迹，我认真地说：“雪儿，当年全乡两百多人考师范，我能考上；进修时边读书边开店，我们也熬过来了。办学校，不仅是为了咱们家，更是为了山里的孩子——我想让他们有机会读好书，走出大山。咱们一起拼一次，好不好？”她看着我，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眼里闪着光：“行，我信你，咱们一起干。”

我们凑了所有积蓄，加上向亲戚借的钱，一共三十多万块，在纳雍县维新镇租了栋民房。房子很旧，墙皮脱落得厉害，露出里面的土坯，窗户破了玻璃，风一吹就“呜呜”响，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我们自己动手清理杂草、刷墙、换玻璃，买了最便宜的白色涂料，我站在梯子上刷，韩雪在下面递工具，偶尔帮我擦汗。

刷墙那天恰逢秋雨，刚刷好的白墙被淋出黄色水痕，像哭花的脸。我们披着塑料布，用干布一点一点擦墙，手指冻得发僵也不敢停——生怕耽误了开学时间。韩雪的衣服被雨水打湿了，贴在身上，却没说一句冷，只笑着说：“等咱们学校办起来，孩子们在这儿读书，多好啊。”

“筑梦学校”的铁皮牌子挂上去时，风卷着枯叶打在上面“哐哐”响，可我看着那四个字，心里却亮堂得很——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更多山里孩子的希望。为了省钱，我们没请工人，自己动手修课桌、钉板凳，从废品站买回来旧桌椅，打磨干净，刷上油漆，虽然不好看，却很结实。韩雪还在院子里种了几盆花，说要让孩子们在漂亮的环境里读书。

招生比想象中难十倍。很多家长不相信我们能教好，有的说“你们这学校连个正经校门都没有，能行吗”，有的直接把我们拒之门外。每天天不亮，我们骑二手电动车走村串户，山路滑，有次连人带车摔进田埂，韩雪膝盖擦破了皮，流出血来，却先捡被泥水浸皱的宣传单，说“这宣传单不能丢，还有好多家长没看到呢”；正午太阳毒，我们就在树荫下歇会儿，喝口井水、啃个凉馒头，又继续挨家挨户跟家长解释。

有次去一个偏远的村子招生，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到了村里，却没人愿意听我们说话。正当我们失望准备离开时，一个老大娘走过来，说：“我孙子想读书，可村里的学校太远了，我送他去你们那儿，你们能好好教他吗？”我连忙点头，说：“大娘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教，让孩子学好知识。”

第一个学期，终于招到108个学生。开学那天，孩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进校园，眼里满是好奇。傍晚的晚霞里，孩子们的笑声像铃铛一样，飘得很远。我看着韩雪眼里的光，突然觉得所有苦都值了——我们的学校办起来了，这些孩子终于有了一个能好好读书的地方。

第八章：创业路上的风雨

没办学资格证的日子，像揣着块烫石头，手心总攥着汗，连夜里做梦都在担心有人来查。有次教育局的人突然上门，恰逢暴雨，学校屋顶的破洞漏下雨水，滴在课桌上溅起细小的水花，我们临时找的水桶在教室里摆了一排，“滴答滴答”的声响混着孩子们的读书声，显得格外慌乱。

孩子们缩在座位上，眼神里满是惊恐，前排的小男孩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角，小声问：“林老师，我们还能在这儿读书吗？”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强装镇定说：“当然能，老师会想办法的。”可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停办通知书时，纸页被雨水打湿，字都晕开了，我却觉得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得胸口发闷。

那天夜里，我坐在空教室的课桌上，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烟头扔了满地。韩雪端着一碗热粥进来，放在我面前，没说话，只是坐在旁边缝补被雨水泡坏的课本。昏黄的灯光下，她的指尖捏着针线，一针一线慢慢缝，针脚算不上整齐，却格外认真。“建国，”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咱们不能放弃，这些孩子还等着上学呢。”我看着她眼里的光，突然就红了眼眶，咬着牙说：“对，不放弃，咱们去跑，去说，总有办法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成了教育局的“常客”。每天天不亮就骑着二手电动车出门，山路颠簸，车座子磨得屁股生疼，有时遇到下雨，两人淋得像落汤鸡，却还是攥着厚厚的材料，生怕弄湿。有次工作人员说材料缺一项盖章，我们又立刻骑车回镇上，来回跑了四十多里路，等把材料交上去时，天都黑透了，韩雪的脚磨出了水泡，却笑着说：“总算交齐了，值了。”

好不容易盼来资格证的消息，股东们又起了分歧。有个股东拍着桌子说：“现在房租、杂费都在涨，不涨学费咱们就得亏！”我攥着手里的收费明细，指节都发白了：“这些孩子大多是山里的，爸妈在外打工，凑学费不容易，涨了学费，说不定就有孩子来不了了。”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

我走出办公室时，月亮已经挂在天上，冷得像块冰。韩雪在门口等我，手里揣着两个热红薯，见我出来，连忙递过来：“我猜你没吃饭，快趁热吃。”红薯的甜香裹着热气，顺着喉咙滑下去，暖了胃，也暖了心。“股东不同意，咱们就自己想办法，”她擦了擦我脸上的灰，“咱们可以去拉赞助，或者我再多守会儿小卖部，总能凑够钱。”那天晚上，我们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教室里漆黑的窗户，心里却慢慢有了底气——只要我们还在，这所学校就不能散。

后来我们真的去跑了赞助，找过镇上的企业，也找过公益组织，跑了十几次，终于有个老板愿意资助我们一批教学设备，条件是在学校门口挂个资助牌。设备送到那天，孩子们围着崭新的电脑，眼里满是好奇，有个小女孩怯生生地问：“老师，这东西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吗？”我笑着点头，心里突然觉得，所有的奔波和争吵，都值了。

有次冬天降温，学校的暖气坏了，韩雪凌晨五点就起来，在每个教室里生炭火，怕孩子们冻着。等孩子们来上学时，教室里暖烘烘的，她的手却被炭火烫出了水泡，贴了创可贴还在忙前忙后。孩子们看在眼里，有个孩子从家里带来了烤红薯，非要塞给她：“韩老师，你吃，可甜了。”韩雪接过红薯，眼泪差点掉下来——她总说，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福气，再苦再累，只要看到他们的笑脸，就什么都忘了。

创业路上的风雨，从来没停过，可每次遇到坎，只要想到孩子们的眼神，想到韩雪的陪伴，我就觉得有了力气。我知道，这条路还很长，但只要我们带着初心走下去，这盏山坳里的灯火，就一定能越亮越旺。

第九章：许可证与烟花夜

春天的阳光特别好，透过窗户洒进办公室，暖烘烘的。那天我正在批改作业，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教育局的人，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本子。他笑着说：“林校长，恭喜你们，筑梦学校的办学许可证批下来了！”

我愣了一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过红色的本子，指腹反复蹭过“纳雍县维新镇筑梦学校”这行烫金的字，手都在抖。突然想起刷墙时淋在身上的秋雨，雨水顺着衣领往下淌，冻得牙齿打颤；想起招生时摔进田埂的狼狈，膝盖上的伤口沾了泥，火辣辣地疼；想起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坐在空教室里抽烟，看着窗外的月亮，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闪过，眼泪没忍住砸在封面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这不是一张纸，是五年里所有的委屈与坚持，终于有了着落。我拿着许可证，跑去找韩雪，她正在厨房给孩子们煮午饭，围裙上沾着面粉。我把许可证递到她面前，声音都在抖：“雪儿，咱们有证了，咱们的学校合法了！”她看着许可证，愣了几秒，突然就哭了，手里的锅铲“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眼泪砸在许可证的烫金字上，却笑得像个孩子：“太好了，建国，太好了，孩子们再也不用怕没学上了。”

当天下午，我和韩雪去镇上搬了几十桶烟花，堆在学校的操场上。傍晚的时候，全校师生都聚在了操场上，孩子们围着烟花，眼里满是好奇，叽叽喳喳地问：“林老师，这是要放烟花吗？”我笑着点头，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放烟花庆祝。”

我点燃第一桶烟花，“咻”的一声，火星窜上天空，在暮色里炸开绚烂的花。红的像当年中师录取的红榜，热烈又耀眼；黄的像烙锅店灶台上的火光，暖得人心尖发颤；紫的像深夜备课的台灯，安静又坚定。烟花一朵接一朵地炸开，把夜空染得五彩斑斓，孩子们的欢呼声、笑声混在一起，飘得很远很远。

韩雪站在我身边，仰着头看烟花，眼里映着烟花的光，像落了星星。我想起初见时她穿的那件浅蓝碎花裙子，想起她在烙锅店抱着孩子忙碌的样子，想起她在暴雨里捡宣传单的身影——这么多年，她跟着我吃了太多苦，却从没有过一句抱怨。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有些粗糙，却很温暖，我轻声说：“雪儿，谢谢你，一直陪着我。”她转过头，笑着说：“咱们是一家人，本来就该一起扛。”

夜里，朋友拉我去县城吃饭，说是要为我庆祝。饭桌上，有人举着酒杯说：“林建国，你太难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出头了！”我没说话，一杯接一杯地喝，辛辣的酒压下翻涌的情绪，可心里的激动还是藏不住。最后被朋友架回学校，坐在操场的烟花残骸旁，看着满地的红纸碎片，我突然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想起韩雪在烙锅店打地铺，冬天没有暖气，冻得整夜睡不着；想起跑营运时为了多赚十块钱，绕远路走难走的山路，车差点翻进山沟；想起没证时的惶恐，生怕第二天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韩雪蹲在我身边，没说话，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把我的头靠在她肩上，说：“都过去了，以后好了。”那天夜里，我在操场坐了很久，看着天上的星星，突然明白，“守得云开见月明”从不是空话，它是摔过的跤、流过的泪、熬过的夜，最后都变成了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光。

第十章：山坳里的灯火长明

现在的筑梦学校，早已不是当年那栋漏雨的民房模样。走进校园，两栋米白色的独立教学楼并排矗立，玻璃幕墙在阳光下泛着温和的光，远远望去，像两座白色的灯塔。教室里，崭新的多媒体一体机取代了当年裂着缝的旧黑板，屏幕上播放着生动的教学视频，孩子们睁着好奇的眼睛，听得格外认真；课桌椅整齐排列，再也没有缺胳膊少腿的情况，桌面擦得干干净净，能映出人影。

旁边的学生宿舍楼铺着干净的瓷砖，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洗漱台和储物柜，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孩子们再也不用裹着厚棉衣在冷夜里写作业，也不用挤在一张小床上睡觉。宿舍楼前的空地上，种着几排桂花树，秋天的时候，桂花飘香，整个校园都浸在甜香里，孩子们喜欢在桂花树下看书、玩耍，笑声像银铃一样。

校园里还修了塑胶操场，红色的跑道绕着绿色的草坪，格外显眼。下课铃一响，孩子们就像小鸟一样冲出教室，有的在跑道上跑步，有的在草坪上踢足球，有的在旁边的乒乓球台打球，笑声、欢呼声能飘出老远。操场旁边的图书馆，藏书从最初的几百本增至五万多册，从绘本到名著，从科普读物到教辅资料，满满当当摆了十几排书架，书架上贴着孩子们自己画的标签，可爱又温馨。韩雪每天都会在这里整理图书，偶尔还会给低年级的孩子读故事，她的声音温柔，孩子们听得入迷，常常围在她身边，不肯离开。

更让人欣慰的是，学校的教学质量连续几年稳居全县前三名。英语课上，孩子们能熟练地用英语对话，还能表演英语短剧；科学课上，他们在实验室里动手做实验，拿着放大镜观察植物，眼里满是求知的光；艺术课上，画画、唱歌、跳舞，每个孩子的天赋都能得到施展，有的孩子画的山水画还得了省奖。

这些年，从筑梦学校走出去的学生，有考上县城重点高中的，有后来考上师范院校回乡当老师的，还有走出大山去读大学的——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带着知识的火种，去往更远的地方。去年夏天，熊珊回来了，她考上了师范学院，毕业后主动申请回筑梦学校当老师。她穿着朴素的教师制服，站在讲台上，笑着说：“林老师，韩老师，当年是你们给了我读书的机会，现在我想把这份机会传给更多山里的孩子。”看着她自信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我们的坚持没有白费，这盏从山坳里点亮的灯火，真的传下去了。

如今学校的学生人数早已突破一千人，连周边乡镇的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来。每天清晨，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进校园，脸上带着笑容；看着韩雪在图书馆里忙碌的身影，偶尔和孩子们说笑；看着老师们认真授课的模样，在讲台上挥洒汗水——我总会想起很多年前的夏天，贴在乡小学公示栏上的那张录取红榜，想起刷墙时淋在身上的秋雨，想起烟花在夜空炸开的绚烂。

有人问我，后悔当年辞职吗？我摇摇头。后悔的事很多，没能早点让妹妹们吃上腊肉，没能让韩雪少受点苦，没能给孩子们更好的起点，可唯独不后悔办这所学校。它不仅让我走出了大山，更让更多山里的孩子，有了走出大山的机会；它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常常站在教学楼的楼顶，看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看着校园里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暖黄的光映在孩子们的脸上，格外温馨。我知道，山坳里的灯火，一旦点亮，就再也不会熄灭了。它会一直亮着，照亮更多山里孩子的求学路，也照亮更多人改变命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