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包产到户，雷波县青海二队比小岗村还早

张振常

　　编者按：一提起小岗村，人们都知道，它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其实，雷波人民的创造性比之毫不逊色，只是当时还有许多人怀着“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忧虑心态而迟迟转变不了思想，即使做了，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但这并掩盖不了雷波人民敢为人先、开拓创新、勇立潮头的创业担当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历经大包干数年后，雷波的农村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雷波人民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激情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创造的“马湖引水灌溉工程”“雷波脐橙”“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移民和迁复建”“雷波清卡行动”“雷波脱贫攻坚”“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马湖生态搬迁”等“敢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雷波经验”，无不是在“大包干”这块沃土上培育和结出的硕果！

当前，雷波正在如火如荼的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旅强县，难道不是雷波人民与时俱进的又一个创举？雷波，正是有了这种改革创新的精神，才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波澜壮阔的大潮中成为凉山东部的一道靓丽风景。今天，介绍一下在雷波大包干中最早涌现出来的那些人和事，就是为当前在工作中继续开拓创新的人们提供一点智慧支持和精神动力，激励大家为雷波更加美好的明天接续奋斗。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的“生死契约”。

签名上面的文字为：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1978年12月初的一个寒夜，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严金昌、严宏昌等18位农民在一起，签下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起点。而比小岗村更早推行包产到户的，却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偏远、落后、贫困、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雷波县南田公社青海大队第二生产队。雷波青海二队之所以早于小岗村搞承包、雷波县之所以能够在全州乃至全省较早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并不是偶然的，有着它自身深刻的多种原因，归结起来，最主要的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广大农民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穷则思变、变则有路

雷波被称为凉山东大门，地处四川省西南边缘、金沙江下游北岸、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辖区面积2838平方公里。改革开放之前的雷波是四川典型的贫困山区，属彝汉杂居的农业小县，农业问题特别严重，千百年来，利用土地种粮维持生计是全县农民的唯一选择，农民生活极度艰难，吃粮靠返销、穿衣靠救济的不在少数，高寒山区的壮劳力为拥有一双解放鞋而庆幸，整座县城竟然连二层楼房也找不到几幢；“文革”的惊恐与疯狂冲击、人民公社化后那悲惨的三年：草根、树皮、观音土、浮肿病、饿死人……还历历在目，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1978年，全县农村社员从集体得到的年收入平均不到45元，相当于城市一个二级工一个月的工资。全县有70%公社，77%的生产队吃返销粮，80%的社员超支欠款。遇到灾年，部分农村社员甚至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广大农民迫切需要改变“记工分，吃大锅饭”的现状，吃上一顿饱饭成了一种奢望。慢慢地，社员开始私下议论，如果分田单干肯定能吃得饱，至少不会出去要饭。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分田到户风险非常大。

　　二是民众的内生动力是推动雷波包产到户的驱动力量

回顾40多年来的种种改革措施，我们不难发现，获得成功的所有改革，最初无一不是始于民众的自发努力。1978年12月的一天晚上，被誉为“改革典型”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那份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从此，中国农村开始了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

　　其实，雷波县南田公社的青海二队，竟然比小岗村还早一、两个月就“欺上不瞒下”地一步到位，搞起了包产到户。没有书面的契约，没有鲜红的手印，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年代已久，甚至当事人的记忆也有些模糊；然而，历史的画面却在这里作了永久的定格。雷波南田公社青海二队，距县城直线距离不过两千米。1978年刚收完大春作物（当地收完大春作物的时间为八九月份），生产队长蒋万春在全队社员的强烈要求下，将全队270多人分为四个小队；再将土地分成四片归各队，由各队按人口一步到位地分到了户；集体的农具、耕牛、生猪、林果树木也以折价形式分下去了。

为了避免上面的追究，经商量大家一致同意，在土地由各家各户自行耕种经营，分摊到各户的国家征购粮一粒也不能少的前提下，各户所收获的粮食作物，也一律直接堆放在队保管室，各家各户自行派人看守，待应付上面检查后，再由各户从队保管室将粮食运回各自家中。由此可见在当时情况下，广大农民的淳朴、机智、期望与无奈。

雷波县南田乡原貌，南田加油站对面为青海二队（江泽明摄于2007年9月15日）

　　“纸是包不住火的”，事情很快“败露”，摆在了时任雷波县委书记敬伍堂的面前；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位实事求是、躬身为民的好县委书记。经过走访、座谈、调研、分析，认为具有探索意义，书记默许和暗中支持了上述做法，使青海二队的包产到户得以生存和延续。在敬伍堂的提议下，1979年雷波县大胆在附城区汶水公社向阳大队的两个生产队试搞了包产到户。当年下来，粮食大增，仅据群众自报的产量，两队的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57％和68%；1980年，雷波县已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近80％，其中人口最多的附城区268个生产队就有250个队搞了包产到户，承包率达93.3％。

　　三是有一位焦裕禄式的好书记

就在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1977年，敬伍堂就任中共雷波县委书记。这位早年参加革命，十多岁就随军南下的山西原平人，1955年从雅安申请来凉山，先后在昭觉、普格、喜德、布拖等地的乡、区、县担任领导工作。体察民情、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调查研究，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是敬伍堂进凉山二十多个春秋一贯的工作作风。他极少坐车，手杵拐杖、脚穿胶鞋、头戴草帽，用了一年时间，走遍了雷波县的区乡和山寨；每到一处，从不公开自己的领导身份，席地而坐，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用他那流畅的彝语和浓重的北方音调与彝、汉群众拉家常，谈生产生活，谈怎样才能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雷波人民无不感到这个头发花白的政府干部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都愿对他倾吐心里话。

通过调查，雷波的历史现状、山山水水、人们的心理状态、穷则思变的迫切要求，在敬伍堂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青海二队的做法，他给予了更深的理解，这个全县条件算好的地方，为什么在互助组、合作化时期曾有着高涨的生产积极性和林茂粮丰的景象？为什么搞了二三十年，反而搞得没饭吃？为什么理论与现实竟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县委书记陷入了深深地沉思。

2006年4月27日，雷波县召开庆祝县政协成立50周年大会之际，曾任雷波县委书记兼第四届县政协主席武殿明（左二）、县委书记兼第五届县政协主席敬伍堂（左一）、第七届县政协主席刘治华（右一）与时任第十一届县政协主席涂太恩（右二）在一起交谈（江泽明 摄）

　　1980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上，以基层干部为主，大家纷纷向县委要求允许他们也搞包产到户。试点归试点，若要在全县大面积推广包产到户行吗 ？所要承担的压力和风险确实不小。当时，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经下发。《决定》虽然提出了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老、少、边、山、穷地区长期低产缺粮，群众生活困难的问题，明确规定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但也同时又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对少数农民中存在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必须采取耐心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自觉地加以克服”。

雷波县城旧貌。这是1982年7月陶德滋先生拍摄的雷波县城照片，与1965年5月新华社记者金勖琪先生拍摄的雷波县城照片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公路上出现了班车、货车和小汽车；二是城区房屋有了变化，开始大量出现钢筋混凝土楼房（县砂砖厂建成投产后，城乡开始大量使用砂砖修建楼房），新修的钢筋混凝土楼房与原有的低矮老旧房屋形成鲜明的对比；三是公路外侧的的房屋明显增多。县城的变化反映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雷波经济社会有了明显的发展。

　　在“文革”中受到过严重冲击的敬伍堂深知，邓小平恢复工作的时间还不长，过去批判“三自一包”的极左思潮的阴云仍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在反复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认真领会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仔细分析研究雷波的实际情况和广大群众、基层干部的强烈要求之后，在县委常委会上，敬伍堂明确提出了几种责任制形式，并建议摊开来由群众自己选择。他说：“秘书作好记录，五种责任制摆开由群众选择，谁也不得干涉，错了杀头杀我。”就这样，雷波全县迅速掀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热潮。

如果没有敬伍堂书记的“顺势而为”，青海二队的包产到户极可能遭到“封杀”；没有他，雷波县也不可能在“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进程中，走在全州、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雷波迅速推广，截至1982年底，全县1417个生产队全部实现包干到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极大松绑，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大增，达到1.2亿斤（6万吨）。图为汶水田园风光（唐晓军 摄）

　　回顾历史，探究其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正是为了搞好我们正在深入推进的改革开放。雷波青海二队比小岗村更早实行包产到户，以及雷波县较早全面推行包产到户的原因是复杂、深刻、多方面的，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广大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党和政府以及政治代表人物顺应时代要求、代表人民意志、站在时代前列，共同推动了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上世纪90年代雷波县在杉树堡乡试种高产水稻（张振常提供）

作者和时任南田公社青海二队队长蒋万春（右，现年82岁）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