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之名 ，记此生 刘新如

刘晓农

一

我生于一九四零年农历十一月初二，下有一弟一妹，父亲二十七岁得我，母亲彼时二十三岁。

我出生在一个人口大家庭。祖父名家瑾，字佳章，一八七六年生人；祖母朱氏排姑，湖上垒垄村人。二老先育荷、满、钱、梅四位女儿，后诞葵、菊、蒲与仔胡四个儿子。到我出生时，全家大小十几口人。当时只有三间土砖屋，至今我仍想不明白，这般局促的空间如何容下这一大家人。听说祖母曾在牛栏搭铺，伴着牛的反刍声入眠，深夜还曾吓得偷牛贼落荒而逃，想来也是一段奇事。

我出生后不久，家里便酝酿盖新房——这在当年无异于奢望。祖父年近古稀，一生务农兼做锡匠，攒下几亩薄田养活全家已属不易，盖房重任自然落到父辈肩上。父亲三兄弟以种田为主，农闲时外出打锡、做小买卖，日子仅能将就。好在他们正值壮年，有的是力气，便决定自己烧砖、烧瓦、烧石灰。常言道“要起屋，三年不洗足”，从备料至房屋落成，前后耗时五六年，全家人起早贪黑，无一日清闲。高强度的劳累终究拖垮了亲人：三叔一病不起，二十三岁英年早逝；母亲染上黄疸型肝炎，因缺医少药，缠绵病榻数年，几近不治。我便是在这忙碌与艰辛中长大，母亲常说，她天黑归家总寻不到我，点着灯盏才发现，我浑身黑不溜秋，早已在桌下或柴窠里睡熟。

我自幼体质孱弱，又矮又瘦，得了个“干根”的外号。性子却顽劣好动，上树掏鸟蛋、下水摸鱼虾总少不了我。在南边山下姑母家，曾哄玩伴坐在水塘里的大盘箕上，险些酿出人命；还曾点着鞭炮硝往伙伴耳朵里嗞，引来人家告状，挨了父亲狠狠一巴掌。我虽瘦小，胆子却大，不怕生。解放前夕，一队国民党溃兵驻扎我家，做饭时索要无度，有个士兵甚至钻进鸡窝抓鸡。我一时气急，搬起石头就往他脚后跟砸，那士兵哇哇大叫，抄起枪就要追着毙我，幸得带兵长官制止，我也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最后鸡还是被他们吃了，留下一条军用毛毯抵账。

二

我八岁发蒙，学堂就设在新房的厅堂里，老师是本家堂叔棣荣。解放后，我在路口小学读完六年级，一九五四年在复礼参加小升初统考，成功考入莲花中学。同批考入的，还有路口村的刘日吉、袁秋莲，东湖村的周礼和，阳春村的蔡春阶，街头村的刘东晖、刘绍刚等人。开学前我患上重感冒，母亲为我刮痧，背颈刮得一片青紫。那时没有班车，父亲推着独轮车，将我送到了莲花中学。

彼时莲花中学仅有初中部，三个年级各设甲乙两班，全校不足三百名学生。我被编入54级乙班，年纪小、个头矮，入学体检仅五十五斤。同学们多来自农村，年龄差距颇大，有人念着书便报名参军，也有从部队复员插班而来的。校长先后由肖孟进、齐隆刚担任，傅国梁、吴曦柏教语文，刘友农、胡絮芬教代数几何，肖季汉、刘一文教历史地理，李志谋、刘涤凡教音乐体育。其中，湖南籍老师刘一文文韬武略，风骨凛然，传说曾担任蒋介石的侍从，他做了我三年班主任，是我最尊敬、对我影响最深的先生。

初入学时，乡愁总在黄昏时分涌上心头。斜阳掠过小碧岭的草木，我伫立山岗，遥望家的方向，秋风一吹，念家之情便如潮水漫过心尖，泪光中尽是父母劳作的身影。每个周六都是盼头，午餐后，无论刮风下雨，同学们便结伴返乡，五六个小时的步行路，脚步声与笑谈声交织在粗粝的公路上。待最后一缕晚霞隐入远山，暮色四合时，就能望见家中窗户摇曳的灯火，所有疲惫便一扫而空。

学校的伙食还算不错，每月交七元伙食费，虽无佳肴，但米饭管够。得益于充足的口粮，我毕业时身高已近一米七，体重较入学时增加了三十多斤。刚入学时因瘦小，有人以为我好欺负。一次老师拖堂，到食堂时甑里的饭已所剩无几，我踮脚探腰装饭时，一个高大的同学突然压在我身上抢饭，我拿饭勺朝他头上砸去，还抄起砖头追打他，后被同学拦住，经老师调停，他向我道了歉才作罢。

学校的学习氛围十分浓厚，课程排得满满当当，老师教学一丝不苟，对学生要求严格，同学们也暗中较劲。我的成绩中等偏上，文科整体优于理科。有一次数学测验仅得五十八分，我难过得偷偷哭了一场。

回望莲中三年，我从懵懂少年蜕变为初具学识的青年。在这里，我初步掌握了语文的基本章法，领略了数理逻辑的严谨，了解了天文地理的概貌，探寻了中国历史的脉络。更重要的是，我建立起了对忠奸、善恶、是非、美丑的基本判断，听、说、读、写、思、算的基本功也得到了扎实训练，这让我比父辈多了一门谋生的技能。莲中三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至今感念那些已然故去的老师们。

三

一九五七年夏，我初中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去磊垄村当老师。磊垄是祖母的老家，想必是沾了表亲的光才得到这份差事。那是石门山北麓一个小小的自然村，学生仅有十来个，年龄参差不齐，教室就设在一户人家的厅堂里，不分年级、不分课程，我只教他们认字、算数。没过多久，我便对这份单调的工作失去了耐心，勉强捱到寒假，便辞去了教职。

一九五八年，全国各地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指引下，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为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县里招录了一批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干部。一天，路口乡政府通知我参加县委组织部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当时的组织部长是严荣华，具体负责培训班的是刘炎生、金炳炎。培训班甫毕，我们便被分配到各个乡政府工作。

那个年代处处讲求“跃进”，上半年我们分配时还叫乡政府，下半年便全部改称人民公社；坊楼、高洲、六市三社合并为坊楼公社，没过几个月又拆分为坊楼、高洲、罗市、六市、海潭、杨桥六个公社。分合反复，如今想来实在不可思议。

从参加工作到一九六二年下放，五年间我先后在七个公社任职，都是担任文书兼会计或出纳，上传下达、草拟文稿、会议记录、做账报表是我的本职，也要参与公社的各项中心工作。

在“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的鼓动下，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路口至坊楼的公路，仅用几个月便贯通了；队队通电话的目标，也在短时间内基本实现。高洲黄沙村的通电话工作由我负责协调，开通那天，大队部里挤满了看热闹的村民。当电话突然“叮铃铃”响起时，吓得众人四散躲避，他们从未想过这黑盒子里能发出如此大的声音。那时电话安装因陋就简，故障率高，打不通是常事。有一次我在杨桥公社值班，甘将军怒气冲冲地走进来，鼻音浓重地骂骂咧咧：“邮电局怎么搞的，接线员都要换掉！”原来他家里的电话出了故障，折腾半天打不通，才跑到公社来打电话。

与此同时，“浮夸风”“强迫命令”等问题也开始冒头。我曾亲眼见过积肥运动中的弄虚作假：有个公社在田垅里搭起大竹棚，棚上铺上茅草，便号称“肥山”。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劳动力都被抽去炼钢铁、修水利，田里的晚稻无人收割，土里的红薯无人挖掘，这也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紧接着，困难时期来临，粮食日益紧张，“公共食堂”一夜之间被取消，饥荒开始蔓延，吃不饱饭成了常态。“瓜菜代”、制作蕨根粉等应对饥饿的办法相继推广。不过据我所知，当时几个公社并未出现严重饿死人的情况。

留在记忆里的，还有那些因刚直本性顶撞上司、与人较劲的往事。

那几年，连续几晚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让人疲惫不堪。有一次，海潭公社书记朱大兴连夜主持会议，我实在困得不行，哈欠连天，会议记录也断断续续。朱书记见状大发雷霆，勒令我写检讨，还要停职检查。我性子上来了，直言：“检讨我不会写，我只是太困了，有本事你就把我开除回家！”这句话气得他半天说不出话。在高洲公社时，刘可兴担任书记，当时高洲刚从坊楼大公社拆分出来，我代表高洲去分配钱物。当我把分配清单交给刘书记时，他把脸一拉，骂我是“吃干饭的”，嫌困难补助款分得太少，责令我重新分配。我也来了火，回怼道：“要分你去分，我只能分到这么多！”刘书记气得火冒三丈，当即取消了我文书会计的资格，把我下派到村里当驻村干部。其实，按人头分配补助款是几位书记事先商量好的，根本与我无关。

一九六一年初，我调回路口公社工作。那年端午节，山义冲水库捞鱼，送来十几条大草鱼。有个想拍领导马屁的人，提议把大鱼留给书记、社长，剩下的再分给其他干部，还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直言：“分几条鱼而已，不必搞得这么复杂，抓阄既简单又公平。”我的提议得到了众人赞同，我还颇为得意。没想到，那条最大的鱼偏偏被我抓到了。没过两天，就有人向领导打了小报告。三年困难时期，逢年过节上级会给公社干部下拨少量紧缺物资。年关将至，商店主任打电话通知我，有一批布料到货，让公社派人提货。我和武装部长彭国生当晚就去了商店，他买了五尺灯芯绒，我买了五尺卡其布。第二天，书记、社长得知此事后恼羞成怒，逼着商店主任把布追回来。原来他们早就从县里得到了消息，连布料的分配方案都商量好了：书记、社长买灯芯绒，其他副职买卡其布，一般干部买纱卡。商店主任迫于压力，只好来公社找我要布。我说：“如果你承认我的钱和布票跟别人的不一样，我立刻退给你；况且也没有规定领导必须穿卡其布，我只能穿纱卡。”商店主任无言以对，只好讪讪离去。那时虽厉行反对干部特殊化，但我已然彻底得罪了领导。

一九六二年春节过后，关于北京七千人大会的传闻越来越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年中，各级相继召开动员会，称国家连年遭遇自然灾害，又面临苏联逼债，为减少城市户口、减轻国家负担，动员一九五八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主动申请下放农村，并承诺待国家经济好转后再将大家招回。我是路口公社第一个递交下放申请的，申请一交，便卷起铺盖回家。社长提出派两个人送我，我回一句：“没必要。”

时隔多年，想起这些往事仍会哑然失笑。我从未有过冒犯领导的主观意愿，言行上却屡屡忤逆上级。一来是娘胎里带的刚直性子，不信邪、不服输，宁可吃亏也不愿受气；二来是初涉社会不谙世故，只认是非黑白，不懂世事复杂难辨，更不知人情练达、圆润隐忍亦是人生智慧；三来确有部分所谓“领导”能力平庸、人品不端，对上谄媚如奴才，对下倨傲似差人，实在让人看不惯。因此也有人说我骄傲自满。

如今想来，当年下放回乡，不说吃了多少亏，苦头却是实打实尝了个遍。

四

回到农村，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就成了我的宿命。问题还在于，我们街头大队人多田少山也少，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只能分到八、九个月的口粮，十个工分到年底分红也就两三角钱。我得像大队多数劳动力一样外出找副业赚钱以维持生计。几十年里，我跟人合伙打过锡、轧过棉花、做过油漆匠、烧过酒、炼过山苍籽油、修过铁路、拉过板车、贩过猪牛、压过煤球、办过有线电视等等，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晓。

回家第一趟出远门，没想到是去武汉买机器。

六七十年代，莲花、安福一带不少人家都种棉花，自家纺纱织布做衣被，以缓解布匹供应的短缺。棉花单产虽不高，但种得广，总产量倒也可观，轧棉花便成了能赚钱的生意。经人介绍，武汉有一种锯齿轧花机，靠人力脚踏驱动，正适合农村使用。我们几人凑了钱，由我和一个同伴前往武汉采购。我管着买机器的钱款，负责问路联络，他带盘缠打理吃住行。

我俩起早贪黑赶路，总算到了武汉找到卖家，可报价比事先听闻的要高，磨了半天价也没降下来，只能咬牙买下。来之前本定好机器通过邮局寄回家，可同伴舍不得邮寄费，提议把机器扛回去。我虽不情愿，但想着能省一笔钱，又是合伙的生意，便没反对。卖家帮忙把机器拆开打成两包，生铁铸的机架和一米多直径的皮带盘死沉，包裹又不规则，扛在肩上格外费劲。

好不容易挤上武汉到长沙的火车，抵达时已是深夜。两人“吭哧吭哧”扛着包裹找到旅店，我在前台登记好后，叫他来付钱，他却摸索半天不肯起身，一问才知他没钱了！也不知道他的钱丢了，还是钱带少了。这位老兄五短身材、光头锃亮，路上碰到管治安的总要被盘问一番，本就没少添麻烦。我付了房费、两人各吃了碗面条，兜里也彻底空了。问他明天怎么回家，他竟说大不了走路回去。一股无名火直冲头顶，我狠狠骂了他一顿。我们连夜找到在长沙矿冶学院当老师的老乡刘柏树，向他借了路费。

第二天，机器挂火车零担到萍乡，从萍乡客车托运到大安里。大安里下车后，我俩扛着机器翻两坵田过豹水崖到安福南边山下。从南边山下到曾家、钱山一路轧棉花回路口老家。

印象最深的，是拉板车的日子。一年冬天，经人介绍，我们八九个人拖着板车来到萍乡上埠，从安源高坑拉煤到上埠瓷厂赚取运费。每天清晨，我们踏着白霜出发，上下午各拉一趟。上坡时众人合力，前拖后推；下坡时各自把控车辆，小心翼翼；平路上则靠套在肩膀上的皮带牵引前行，即便天寒地冻，也常常汗湿衣背。货重路烂，板车钢圈上的钢丝总容易崩断，一根断裂若不小心，可能就会断几根，钢圈也会因受力不均变形。时常有人拉到半路连续断钢丝，车上的煤得卸给旁人，自己拖着空车返程，白忙活一天不说，还得自掏腰包买配件。晚上在驻地换钢丝、调钢圈，早已是家常便饭。我体重不过百斤，力气不足，一趟最多拉八百斤，同伴中力气大的能拉一千多斤。

转眼年关临近，可跟厂里结账的事却一拖再拖，我们只好凑钱请管事的吃饭。那天，领头的再次去厂里交涉，临近中午，天色骤然昏暗，北风呼啸着卷来大朵雪花。就在这时，领头的带着结算好的工钱回来了，大家捧着沉甸甸的血汗钱，满心欢喜。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现在回家”，归心似箭的众人纷纷响应。

我们把板车寄存在房东家，简单扒了口中饭便匆匆赶路。出上埠、过南坑、越高埠岭、经长丰、六市、高洲、翻高天岩抵闪石，最后回到路口。一百几十里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日夜兼程，直到凌晨四五点才抵达家门口。当我敲开房门，爱人望着眼前浑身是雪的“雪人”，心疼不已。后来她总念叨，我解放鞋鞋带头上结的四个冰坨足有鸡蛋大，烧了一壶开水浇上去，半天才化开。

安福县章庄乡是有名的林区，竹木资源丰饶，每年都有大量竹木待采伐外运。我们与章庄林场签下合同，用板车将刚砍伐的毛竹运往储木场。比起拉煤，拉毛竹更苦更险。五六米长的毛竹固定在车架上，人得在后面扶着一根长竹梢推车，视线受阻不说，发力也难，再加上山路狭窄、弯道密集、坡度陡峭，每一步都走得格外吃力。有一天，我们各自扶着装满毛竹的车架下山，行至一个拐弯处，来不及调整方向，前方的毛竹猛地撞在山体上，一股强劲的反冲力让车子向后猛挫，那根长毛竹径直戳在我的左胸前。剧烈的疼痛瞬间让我动弹不得。回到驻地，同伴们帮我推拿活血、贴上跌打膏药，可夜里依旧疼得难以入眠，还浑身发冷打寒战。次日发现尿中带血，我知道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只好独自回家。在家主要服用了道英奶配的跌打药，过了数月淤血散尽，幸未留下后遗症。

一辈子我没有赚过大钱，但在我需要钱度难关的时候，总能赚到差不多的钱，不会让我太难堪。算命先生也说，我从来没有闲钱，都是左手进右手出。

五

国家对下放人员的承诺不是空头支票。一九六三年以后，不少下放人员陆续被召回，进入县商业、工交等系统。我前后至少有三次返岗机会，却因种种缘由失之交臂。一九六五年冬，我被抽调参加县社教工作队，在县里完成培训后，本拟作为第二批队员派往吉安永阳搞社教，后因文化大革命兴起而搁置。我几位同学正是在外地参加社教后，顺利重返了工作岗位。一九七零年，县长埠煤矿的招工表都在我手上，最终我自动放弃，把招工表给了别人。这一年弟弟飞强作为新生力量招工进了县机关单位。

农村自有农村的“江湖”。父亲是地道的农民，有力气、肯吃苦，队里的苦活、累活、脏活总少不了他，可每年挣的工分却总比别人少，五口之家连年都是欠账户。原来队里有个几人，吃准了父亲不识字，暗地里做手脚、搞名堂，让父亲吃了无数哑巴亏。他们向来不顾事实、不讲道理，问询之事不是答非所问就是避重就轻，让人毫无办法。忍无可忍之下，我与其中两人动了手打了架。之后，他们才知晓我不好惹。后来，我还当了队里的会计。那几年，我多次向大队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却都石沉大海。直到一九六九年换了支部书记，入党的事才有了眉目。新任书记刘纪祥比我年长几岁，做事有魄力，为人有格局，街头大队能用柴油机发电照明，便是他牵头办成的实事。一九七零年，我正式入党，同时担任大队民兵连长和支部委员。

七十年代中期，我被抽调至路线教育工作组，先后在路口汤坊、湖上凎田等地开展工作。之后安排我进路口公社企业办，参与石门山水电站的修建，那段时间常往萍乡采购压力管等器材。水电站建成发电后，公社任命我为农机站站长。一九七八年，街头大队开始自发推行分田到组、到户，成了当地“分田单干”的典型。县委为此派出工作组进驻，想要刹住这股“歪风”。但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阳奉阴违、虚与委蛇，工作组一撤，单干风便死灰复燃，这让路口公社承受了巨大压力。公社党委深知，要真正遏制单干风，必须依靠大队党支部，更需要一位可靠的支部书记。一九八零年下半年，公社书记刘龙生找我谈话，希望我回大队担任支部书记。彼时，中央尚未有文件明确同意农村单干，但报纸上已时常出现关于土地承包的新闻。我回大队后开了几次会，发现真正实现田分到户的并不多，大多是生产队再划分为几个小组，几户人家一组，人少心齐，粮食产量确实有了显著提高。我意识到，要完全恢复原来生产队的模式，几乎已无可能。有人开玩笑说：“挡（党）也挡不住，团也团不拢了。”直到一九八二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地才理直气壮地将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分到各家各户。

一九七六年春节刚过，我们两兄弟分家，开始吃饭分灶。一家七口靠着父辈留下的四间房勉强安顿。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开基建房的事便提上了日程。

汤坊大队有位朋友在靠近永新界的山里开着木厂，我花二十块钱买下二十根木料。此后多日，天还没亮，我就带着妻子和大孩子，动身赶往木厂扛木料。木料干透轻便、尺寸合宜，我一次能挑两根，爱人和大孩子各扛一根。只是路途遥远，每天凌晨四五点出发，太阳快落山才能到家，最后仍有几根木料没能及时运回。

一九七九年，父亲与人合伙在攸县漕泊泌山苍籽油。那年山苍籽丰收，油价又好，最后分到了上百元分红。在父亲动员帮助下，我在闪石洞背村一次性购置了八十根木料，建房所需的木料才算基本备齐。同年冬天，我和爱人在毛鸡山看中一块宅基地。开挖地基那天，还特意请了地仙来定房屋朝向，图个吉祥顺遂。一九八零到一九八一年，我们带着几个孩子动手打砖、烧窑，终于建起六间新房。建房子得到了亲朋好友的支持，盖瓦的椽皮是从南边山下运来的，国如老哥和同村朋友日明借给我们现金，朱天生家借给我六千碳砖，都解了我燃眉之急。一九八一年腊月，全家乔迁新居，在敞亮的新房子里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六

安福武功山脚下，有个叫南边山下的小山村。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两岸青山高耸，十来户人家在小河南岸背山而居。这里人口不多，却是安福、萍乡往来旅客歇脚之地，常年商贾贩夫络绎不绝。早年，村里老贺家娶了一房媳妇，她娘家正是路口街头上店里。据说这位姑奶奶贤惠豁达、精明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为贺家攒下了殷实家底，还生下了荣、华、富、贵四个儿子。到了晚年，她双目失明，却能坐在店里凭耳朵听，就能把一天的收入算得八九不离十。晚辈们对她敬重有加，礼遇周到。或许是这层亲缘关系，民国初年，贺家老大荣庆也在路口街头上店里娶了亲，新娘便是佳章公的长女、我父亲的大姐荷姑。荣庆姑父继承了家业，农耕之余，常年开着饭店，还蒸酒、做豆腐。他乐善好施、待客殷勤，来往客商都愿在此歇脚，生意一时无人能及。南边山下也成了我童年的乐园，那里吃得好，还有一众表兄妹作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去那儿尽情疯玩。

一九五八年，一场意外火灾将这个殷实之家化为灰烬。而两年前，荣庆姑父已因车祸离世，如今只剩姑婆拖家带口面对这场灾难。姑婆最小的女儿年龄十八，聪明能干，泼辣大方，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又念过几年书。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各个大队都办起了幼儿园，父亲便把这位小外甥女介绍到街头幼儿园当老师。后来，双方家长觉得亲上加亲才能让亲戚路走得更长，我与这位表妹，便从表亲变成了恋人，从恋人结为夫妻。

我们共育有三男两女五个孩子，这辈子，我的喜怒哀乐几乎都围绕着他们。欣慰的是，老大、老四、老五身体健康，我尽其所能支持他们安心读书，他们自己也勤奋努力，都考上了大中专院校，各自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如今都已成家立业，生活裕如。忧心的是，老二、老三患有先天性听障。尽管他们聪明懂事，农活、家务样样精通，一个学了裁缝，一个学了篾匠，能够自食其力，婚龄时也都成了家，但我深知，残障人士在农村生活有多艰难！自从确认他们的听障问题后，愧疚感与负罪感便如影随形，也由此生出一个心魔：这真是近亲结婚的后果吗？他们这辈子要遭受多少磨难？我们今后还该不该再要孩子？或许是老天有眼、祖宗有灵，我们最终还是生下了老四和老五。

后来在确认老四、老五是健康的孩子后，我主动前往吉安市人民医院做了结扎手术。术后，国如大哥特意炖了一只鸡让我补身体，这份照顾，我一直铭记于心。

我从小身体就比较虚弱，饮食习惯也不算好，偏爱煎炒油炸。年轻时得过胃病，抽烟但量不大。六十四岁时，我患上胸膜结核，还伴有胸腔积水，险些被误诊，虚惊一场；七十七岁时，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最近眼睛视物模糊，确诊为眼底黄斑变性，正在接受治疗。

我一贯信奉“我命由我不由天”，可一生风雨过后，如今反倒认同“命途天铸，天意难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