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夏秋之交晋陕甘冀穿行（4）

小老头

山西交城县吕梁英雄广场 9月4日一早离开隰县，前往太原。

途中将经过吕梁地区，那里曾是一片热土。抗日战争期间，三万多名吕梁英雄儿女血染沙场。当代作家马烽、西戎于1945年春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日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就是以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表彰的124位民兵英雄事迹为原型创作，讲述了在吕梁山中一个普通的村落，村民在日寇的烧杀抢掠中逐渐觉醒，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民兵力量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故事。

第一站吕梁市文水县刘胡兰镇刘胡兰村（原名云周西村）“刘胡兰纪念馆”。

刘胡兰纪念馆

纪念馆建于1956年，后于1957、1976年两次扩建。馆舍坐北向南。馆前广场的汉白玉石纪念碑上刻着毛泽东同志的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烈士墓前耸立着汉白玉烈士石雕像。馆内还有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烈士被捕处、斥敌处、就义处等，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教材。

纪念馆大厅正面是一幅刘胡兰站立在巍峨吕梁山脉中的全身浮雕像，表现出刘胡兰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形象。

刘胡兰烈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贞女儿，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巾帼英雄，是广大青少年学习的光辉典范。

刘胡兰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她追求真理，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远大理想；她对党忠贞，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她爱憎分明，敢于和一切邪恶势力抗争；她不怕牺性，勇于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刘胡兰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表现了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刘胡兰精神以其巨大的感召力，激励和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一代又一代青年。
这里翔实地再现了刘胡兰烈士追求真理，献身理想的战斗历程，生动地展示了学习刘胡兰活动的历史画卷。
刘胡兰烈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纪念馆

刘胡兰是山西省文水县人。出生于1932年10月8日，很小的时候，就在继母的教导下，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抗日战争时期，年仅8岁的刘胡兰就以儿童团员的身份，多次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机智勇敢地同敌人斗争。抗战胜利后，刘胡兰参加革命的愿望更加迫切，她参加了县里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并被选为村妇女联合会的秘书，区妇救会干事，积极参加“支前”和“土改”工作。

展厅里陈列了大量刘胡兰烈士生前学习生活中用过的物件，展示了刘胡兰如何走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历程。

刘胡兰纪念馆

1945年1月，刘胡兰参加了西社夺粮战斗，同伙伴们扛粮装车，众口称赞。同年10月，背着家人只身到汾河贯家堡，参加了妇女培训班，被选为小组长，潜心学习。在当地召开的反霸群众大会上，登台发言，揭露和痛斥恶霸地主残害人民的罪行，受到区里表扬。结业回村后，担任村妇救会秘书，组织妇女办冬学，帮助烈军属解决困难，支前和慰问部队等。

1946年春，县里下达200斤纺棉花任务，限期20天完成。她带领妇女昼夜苦战，提前2天完成，获全县第一名。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占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刘胡兰纪念馆

纪念馆里收藏着刘胡兰烈士曾经使用过的一些物件。

刘胡兰纪念馆

纪念馆里收藏着刘胡兰烈士曾经使用过的一些物件。

刘胡兰纪念馆

刘胡兰烈士牺牲前交给继母胡文秀的遗物。

1947年1月11日夜，上级通知刘胡兰转移。12日拂晓，敌人突然包围云周西村，把先期被捕的石三槐押解回村，强令全村群众到观音庙集中。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

刘胡兰纪念馆

在纪念园翠柏中是一座宫殿式建筑——七烈士纪念厅，这里有反映七烈士刑场斗争的雕塑和六烈士生平陈列。

被国民党阎锡山部杀害的七位革命烈士‌，包括刘胡兰、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刘树山、陈树荣。1947年2月2日，国民党文水县保安团及复仇自卫队包围云周西村，以“汉奸”“共产党分子”等罪名逮捕7人。在刘胡兰拒绝交出农会名单后，被铡刀处决 ‌。

七烈士刑场斗敌（油画）

为了威胁刘胡兰投降，敌人摆下了三口倒刀，刘胡兰与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陈树荣、石世辉、刘树山勇赴刑场。

六烈士就义（油画）
敌人进行反动宣传，宣读了刘胡兰等7人的所谓“罪状”,群众群情激愤，惶恐的敌人先杀害了其他的6位革命同志，以此威胁刘胡兰。

刘胡兰纪念馆

观音庙
旧中国，在这里封建势力私设公堂，残酷压迫云周西村的劳动人民。曾几何时，多少人被捆绑、关押、吊打、欺凌等，甚至折磨致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这里建立了民主村公所，云周西村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抗侵略，争取解放，好男儿从这里奔赴战场，乡亲们从这里运走军粮，参战队从这里踏上征途，妇救会从这里送军鞋到前方 …….刘胡兰担任妇救会秘书期间，在这里操劳奔忙，留下足迹万万千千。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被捕后，在庙内西房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无此坚强，她痛斥敌人，表现了“怕死不当共产党”的大无畏精神。
观音庙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和人民的辛酸、悲壮。

刘胡兰被捕处

1947年1月12日拂晓，敌人突然包围了云周西村，逼迫全村群众到庙前开会，刘胡兰在此处被“复仇队”队员抓捕。临行前，她将随身的三件物品万金油盒、指环、手绢交给母亲，走进观音庙(受审处)。
1989年7月1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同志题写“刘胡兰被捕处”，并立碑于此。

七烈士就义处

1947年1月12日，敌人在此处，用三口铡刀和一堆木棍先残杀了六位烈士，敌人每杀害一位同志都要威逼刘胡兰一次，刘胡兰面对血流汨汩的烈士遗体和冷森森的铡刀毫无畏惧，从容地躺到了铡刀下，献出了自己年仅15岁的宝贵生命。 刘胡兰纪念馆

1947年1月12日拂晓，敌人突然包围云周西村，把先期被捕的石三槐押解回村，当场又抓捕了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刘树山、陈树荣和刘胡兰，并胁迫刘胡兰出场“自白”。审讯中，敌人千方百计诱使其供出同志，并相许给她一块土地。她回答：“不知道”，“给我个金人也不要”！接着又以死相逼，她昂首挺胸、义正辞严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连长恼羞成怒，指使叛徒把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刘树山和71岁的陈树荣，用铡刀杀害。敌连长问她：“怕不怕？”她坚定地回答：“死也不投降！”她镇定自若地问：“怎个死法？”敌连长狂叫：“一个样！”并命令机枪对准群众：“把这些人全扫光。”她斩钉截铁地喊道：“不许残害群众！”从容不迫走近铡刀，英勇就义，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母女话别（油画）

刘胡兰知道严峻的考验就在眼前，她安慰妹妹刘爱兰，并极其镇定地取下指环、掏出手绢和万金油盒，郑重地交给母亲,下定决心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

壮烈牺牲（油画:）
敌人指着六烈士的尸体威逼刘胡兰投降，刘胡兰铿锵有力地回答，”决不投降!”并以我咋个死法“宣告了敌人企图的彻底破产。刘胡兰含笑环视着养育她的土地、亲人和家乡父老，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轻蔑地扫视了叛徒一眼，踏着烈士的鲜血，昂首走到铡刀面前，壮烈牺牲。

刘胡兰纪念馆

刘胡兰的忠骨就安葬在纪念园北端正面高台上，台上柏翠松苍，墓上绿草茵茵；墓前是采用最优质湖南汉白玉重塑的刘胡兰雕像，雕像气宇轩昂，正气凛然，令人肃然起敬；

刘胡兰雕像由我国著名美学理论家、雕塑家王朝闻先生原作，再现了刘胡兰烈士坚贞不屈、勇赴刑场的历史一瞬。这尊汉白玉雕像，配以深粉色的花岗岩基座，庄重大气，令人肃然起敬。

刘胡兰雕像西侧是碑亭，亭内陈放着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晋绥分团一九五一年给刘胡兰建的墓碑。

刘胡兰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为刘胡兰烈士题词

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出决定，追认刘胡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刘胡兰纪念馆

纪念馆里收藏陈列着刘胡兰烈士的亲人、战友以及领导们写的回忆文章。

刘胡兰纪念馆

‌《胡兰之家》牌匾是刘胡兰故居的重要标志，由文水县委于1951年6月正式悬挂‌，用以纪念刘胡兰的革命事迹和精神传承。

1951年4月23日，文水县委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胡兰之家”的牌匾献给刘胡兰家庭，同年6月正式挂于其故居小院。该牌匾是党和政府对刘胡兰英勇牺牲精神的表彰与弘扬。

匾牌颁发于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作为革命烈士纪念标志，其悬挂行为直接响应国家号召。胡文秀代表家庭接受匾牌，既是对刘胡兰烈士身份的公开纪念，也体现了对战争的支持和对革命精神的传承‌。

离开刘胡兰纪念馆我们又到了交城县，探访华国峰陵园。

吕梁英雄广场

我导航设的是华国锋墓园，也显示目的地。可是当我们按导航到达终点时却没见到华国锋墓园的标识，只见前方一座门楼，门楣上书写着《吕梁英雄广场》。一阵迷糊，下车问路人“华园在哪里？”路人一指前面的门楼“那里就是”！

带着疑惑进入客服中心，只见告示非常显眼：进入景区不允许带任何能拍照的电子设备，手机、相机都不行。需将电子设备存入免费储物柜（人脸识别），刷身份证方可进入景区。

原来华国锋的陵墓就在吕梁英雄广场内。

吕梁英雄广场

　　沿着宽阔的步道走出不远便来到了吕梁英雄广场。广场正中一座巨大的华国锋雕像，广场两侧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的革命斗争的群雕。在雕像背后是登临陵墓的四级步道直达山顶。

　　华国锋陵墓依卦山而建，坐北朝南，居高临下，俯视交城。花岗岩石级共365级，两侧汉白玉栏杆相护，有四个大平台，左右宽度12米，寓意一年四季365天。顶端平台陵墓的外形为5.5米见方石鼎，上书烫金繁体大字“华国锋之墓”，下方写着“一九二一至二零零八”。正面为H形，是“华”和“回”字的拼音首个字母，寓意华国锋55岁担任中共中央主席，逝世后安葬在家乡交城——终于“回家”了。 吕梁英雄广场

华国锋骨灰自2011年11月初归葬于山西交城卦山吕梁英雄广场后，就陆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前来凭吊，清明时节尤甚。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交城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基地的一部分。

当我们登上华国锋陵墓祭拜献花时，还有从山西各地赶来的群众也来拜谒。有一对老夫妻70来岁了，腿脚不很利索，在子女的搀扶下，硬是一步一步登上台阶来到华国锋陵墓前献上鲜花。同他们交谈，他们说华老是我们山西人的骄傲，我们不会忘记他为党和国家所做的一切。看得出来，华国锋在人民群众心中是有份量的。

是的，一个人做了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傍晚时分，我们赶到了太原。

百度科普上深度思考搜索的内容挺有意思。 太原市简称“并（bīng）”，古称晋阳，别称并州、龙城。 中国山西省下辖地级市、省会。

太原市是一座具有4700多年历史，2500多年建城历史的古都，“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历史古城，自古就有“锦绣太原城”的美誉。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军事，文化重镇，世界闻名的晋商都会，中国最重要的能源，重工业基地之一 。

由于历史悠久，因此文物古迹非常多。我这次主要挑了山西省博物馆、晋祠、北齐墓葬壁画博物馆、双塔寺还有督军府旧址（晋商博物馆）参观。其他的以后再慢慢看吧，毕竟好看的古迹文物太多了。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北齐壁画艺术特征及特色

北齐是个历时短暂的王朝，但在绘画与雕塑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据文献记载，北齐有许多著名画师，如杨子华、刘杀鬼、曹仲达、田僧亮等。娄叡墓和徐显秀墓壁画的发现，表明北齐晋阳汇聚着水平一流的画家。另外，厍狄迴洛墓、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韩祖念墓、口僖墓等墓葬中发现的壁画表明，目前北齐墓葬壁画已知的几套“粉本”，在晋阳地区都可见到，而且还有别处所无者。可以说北齐晋阳的画家群体，涵盖了当时所有的绘画风格和流派。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胡化风尚——陈寅恪先生关于胡人与汉人的论述

“种族之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夫源师乃鲜卑秃发氏之后裔，明是胡人无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云为汉儿，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又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

附图为：徐显秀墓女主人旁边的美女们--飞鸟髻。

胡人

北齐时代，中原地区活跃着为数不少的胡人，从事不同的职业。考古发现的墓葬壁画、陶俑中有许多胡人形象，这些胡人高鼻深目，胡须浓密，多络腮胡。壁画中常见胡人牵驼、胡人驭车、胡人奏乐等形象。
附图为：水泉梁墓壁画中胡人驭车；徐显秀墓壁画中胡人驭车

胡服

北朝是胡服文化融入汉服文化的关键时期。北齐、北周胡汉之风交织，壁画中各种不同风格的服饰，正是胡汉融合、交相辉映的直观反映。
附图为：九原岗墓壁画中的将领服饰；徐显秀墓壁画中的侍女服饰

胡乐

北朝壁画中有不少演奏西域乐器的身影,乐器有笙、笛，箫、箜篌、胡琵琶等。史书记载,当北齐著名的音乐家曹妙达弹琵琶之时，北齐的君主高洋常常亲自击鼓相和。
附图为：徐显秀墓壁画中的乐队；水泉梁墓壁画中的乐队

胡商

北朝时期，活跃着许多沿着丝绸之路入华的胡商。驼队承载着来自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地中海的物产，带着这些地方的人员和技术来到中国。
附图为：娄叡墓壁画中的胡商驼队；九原岗墓中的马匹贸易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北朝墓葬壁画狩猎图总面积约70平方米，是中国已发掘的最大面积墓葬壁画狩猎图遗存，年代属北朝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根据墓室结构与壁画内容推断该墓葬属北朝晚期。壁画完整呈现狩猎场景、服饰、兵器、马具等细节，西壁壁画中出现数个类似胡人形象的人物 。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画以仙灵

死后成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追求与梦想。至少在汉代墓葬中已经出现了反映死后升天或成仙的图景，并有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图像模式。魏晋以后，主政中原的各色胡人，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把各自文化中对天界的想象融入其中。

北齐壁画中，手持麈尾飞步在云端的羽人；状如天马、口食虎豹的驳；骑鹤驰骋的女仙；驭龙而行的仙人；长发飘潇、手持鼓风袋狂奔于云间的风伯；怒睛露齿、持槌击连鼓的雷公;赤身骑龙、倒水泛洒的雨师等等，共同绘出一幅“杂物奇怪，山神海灵”的仙界奇景，展现了北朝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十二生肖

关于十二生肖的起源，至今尚无定论。专家认为，生肖系统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但十二种动物尚未定型。目前已发现最早将生肖动物与十二地支联系起来的出土文献资料是湖北睡虎地秦简。北齐壁画墓中十二生肖一般于墓室穹窿顶下端,常与四神配合出现。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升天图”与《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奇书。《山海经》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内容包含各种地理知识及传说寓言等。有学者言《山海经》再现了中国民族童年的梦，是中华文化的“密码"。
《山海经》有图有文，互为表里。到两晋后，郭璞和陶渊明所见的《山海经》古图已全部亡佚，但这应该是指作为官私庋藏的“图书”(绢帛书、画)而言。《山海经》，如此一套极大影响中国文化的巨著，不可能在历史年代中彻底无影无踪，而是会保留在其他绘画载体上。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中的“升天图”为解读《山海经》图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驳、风伯、雨师、雷公、毕方，这些明确属于《山海经》的仙灵神怪们均出现在九原岗“升天图”中。使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那些零散或局部的图像资料，在更宽广的视野中给予其准确的定位，从而阐明其历史文化意义。

升天图（全景）

九原岗《升天图》以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为框架结构:既有象征墓主人的灵魂在众多神怪的护佑下，得以升天飞向仙界；既有“仙人骑龙”“仙女骑鹊”，又有“风伯”“雨师”开道。在陪随墓主人升天的大军中，又以《山海经》神怪为主要职司。成熟而生动的《山海经》神怪形象使得《升天图》的艺术感染力倍增。

风雨雷电
风伯、雨师、雷公等神话形象,在墓葬壁画“升天图”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时人们的想象中，这些神话形象与其他奇禽异兽共同组成浩浩荡荡的陪随队伍，簇拥着墓主人升向天界。

四方神灵
四神是北齐壁画墓中的重要图像之一，在墓室中通常会按照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方位分布于墓室各壁上方。另外，青龙白虎还常常出现在墓道中导引仪仗队伍，或出现在石板门上，左右各一，朱雀玄武则常见于门墙上，或门额上。

一眼千年，人世沧桑，斗转星移。地上千载变幻无常，地下一世繁华依旧。

　　徐显秀墓历经五次盗掘，所幸壁画保存完整。从墓道、天井、甬道直至墓室，满壁施画，画家采用铁线勾勒和晕染技法，描绘人物、马匹、乐器等，仿若实物，疏密有致、色彩浓淡富有层次。穹窿顶的墓室空间，分层描绘了天空、仙界和人世间的华美图景，徐显秀夫妇身着华服，举杯宴饮，铅灰色的星空，飘舞的粉莲花，激昂的胡乐，娇羞的少女，威武的仪仗，场面宏大、气氛热烈，北齐晋阳的社会生活，如在眼前。充满异域文化元素的画面，诉说着丝路沿线各民族交流的盛况，阐释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

徐显秀墓经历了近15个世纪的漫长等待，终于迎着2000年新世纪的曙光，横空出世，它精美的巨幅画卷震惊世界，并且荣登“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

这个熠熠生辉的北齐绘画实物作品，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馈赠，也是中华民族和丝路各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更是建设“一带一路”盛世的宝贵精神财富。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美轮美奂、令人无比向往的北齐绘画世界，走近北齐武安王徐显秀。
一眼千年，梦回北齐。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是古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这些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自2007年以来，保护研究团队从墓葬所处地质环境、气候条件、土壤特性与水分状况、墓室结构的稳定性、墓道锚固、壁画保护修复及监测预警体系构建等多角度出发，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工程实施，有效地保护了墓葬及其壁画，并总结出一套适合徐显秀墓壁画原址保护的程序和技术方法。

徐显秀墓原址保护是中国土遗址保护的一个重要案例，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千年回眸，徐显秀墓壁画依旧展示着岁月沉淀的文化内涵。作为中华文明的遗产，也是中华文化的宝藏，正是因为文博工作者的努力，这方壁画得以呈现于世人面前。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跨入新时代，更应敬畏历史、敬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吸吮着5000多年中华民族积累的文化养分，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壮丽征程上，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引中国人民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北齐东安王娄叡墓，位于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西南，北距晋阳古城遗址7.5公里，为娄氏祖茔所在。

1979年至198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娄叡墓进行了发掘。该墓坐北朝南，由封土、墓道,天井、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为砖砌单室，底面弧边方形，条砖墁地，有砖砌棺床,墓顶叠涩结成四角攒尖结构，葬具已毁。

根据墓志可知墓主为葬于公元570年的娄叡及其夫人，而非此前县志记载的咸阳王斛律金。娄叡作为北齐皇亲国戚，享有很高的特权和社会地位。娄叡墓规模之大，壁画之精彩，随葬品之丰富，极为罕见，轰动全国，影响深远。

娄叡墓壁画的艺术特色：娄叡墓壁画鞍马出行图和回归图，气势壮观，构图巧妙。错落有致的鞍马人物和载物驼队，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特别是200余匹雄健的骏马，精神抖擞，栩栩如生。鞍马绘画的水平可谓中古巅峰，艺术家对马匹的了解和摹写，令人神往。

壁画采用铁线勾勒和重彩填染手法，把人物马匹刻画得惟妙惟肖，极富动感，而且特别注重从细节上刻画人物的表情动态和内心世界。壁画的长卷式构图，主从有序，疏密相宜。其场面之宏伟，内容之丰富，色彩之艳丽，构思和技法之精巧，令人赞叹。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鞍马游骑图 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太原北齐娄叡墓墓道西壁第二层 山西博物院藏

二位男骑在六名从者和一匹马的护卫中前进。为首的男骑勒马侧向主骑，似正在交谈。第二位骑者，似为主骑，广额丰颐椭圆形脸，高鼻梁，小嘴。戴黑色长裙帽，外罩赭色窄袖左衽长袍，细口裤，黑色靴。腰束蹀躞带，佩弓和弓囊。勒马端坐，马首高昂，装备齐全。背后六名随从姿态各异。为首二人位于二男骑间，聆听骑者讲话。三、四两人侧面相对，正在交谈。第五位从者，侧面向身后全神观望。第六位从者，正在关注随行的枣红鞍马。

在娄叡墓里，最可圈可点的就是马的勾勒，主要集中在鞍马游骑图里，位置在墓道的第二层。画里每组二人导骑，导骑后为主骑，各组除人物数量不同外，画面内容大致相同，描绘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戎马生涯。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七人宾礼图 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太原北齐娄叡墓墓道西壁第三层 山西博物院藏

前排正中一人地位似乎稍高，广额丰颐椭圆脸，浓眉大眼，高鼻梁，小嘴，八字胡，连鬓络腮胡。头戴黑色山字形鲜卑帽,身穿赭黄色圆领窄袖左衽缺胯长袍，腰束黑色蹀躞带，佩弓、弓囊、剑、矢菔和鞶囊。他左侧的中年人，似乎随同其一起迎接宾客。后排一中年人侧脸看鼓吹者演奏，另一中年人手扶旗杆，在听旁边人讲话，其他人则谈笑风生。

七个人地位不同、等级不同、身份不同。画师把每个人的姿态神情，甚至内心都刻画了出来。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鼓吹图 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太原北齐娄数墓墓道西壁第三层 山西博物院藏

四人双双对攻长角。前二人正面像，后二人背面像，皆广额丰颐椭圆形脸，浓眉大眼高鼻梁，小嘴。戴黑色山字形风帽,身穿圆领窄袖左衽长袍，钮口长裤，黑色靴。腰束蹀躞带，挂有鞶囊和长剑。四人吹长角姿态基本相同，右手将长角的义嘴接在唇旁，左手前伸，高举长角号筒，吹角手腮帮鼓起，脸色通红。昂首鼓腹，全身用力。由于用力过猛，踮起脚跟,脚尖点地，给人以抑扬顿挫的节奏感，衬托着宾客云集的宴享欢乐。

1979年，北齐娄叡墓壁画在太原一朝面世，中国古代美术史由此翻开新篇：“使千百年来徒凭籍志、臆见梗概的北齐绘画，陡见天日，使中国绘画史，犹长河万里，源流更汇支流，空缺得以证实。”

娄叡墓壁画是南北朝时期中国绘画艺术的代表作，填补了美术史上的北朝绘画空白。其艺术成就承汉晋而启隋唐，足以印证北朝画坛的瑰丽气象。

九原岗地处山西省忻州市下社村东北，因发现北朝墓葬及壁画而声名远扬。

　　
　　九原岗墓壁画面积较大，内容丰富，升天图、狩猎图、门楼图以及多种样式的人物服饰等，都是研究北朝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军事制度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其中，墓道两壁发现的狩猎图达70平方米，是国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北朝墓葬狩猎图;墓道两壁的升天图是目前发现的最为完备和具有完整体系的北朝升天图像；门墙上的门楼图，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信息最为完备的北朝单体建筑绘画。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狩猎图，北朝晚期，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东壁第二层 山西博物院藏

二骑士一前一后纵马驱犬突入熊群，一棕熊人立而起，抓上前骑马臀，骑手回身，挺矛刺熊，后骑引弓疾发，救援同伴;前方还有一骑士，左手握弓，右手正从箭囊中抽出箭矢，在猎犬的导引下追逐猎物。

九原岗北朝墓葬壁画属北朝晚期文物，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兰村乡下社村，2013年经抢救性发掘出土。

该墓为斜坡墓道砖砌单室墓，现存壁画面积约200平方米，墓道三壁及墓室顶部绘有分层壁画，包含中国现存最大的墓葬狩猎图（70平方米）和完整叙事结构的升天图。九原岗墓壁画内容包罗众多：飞行的仙人，奇谲的神兽；疾驰的骏马，奔逃的野兽；庞大的队列，剽悍的武士；崔嵬的门楼，神圣的炉坛……气象万千，蔚为大观。

壁画中深目高鼻的中亚人形象与草原民族风格并存，墓道北壁双柱式斗拱木建筑图样，为古代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新实证。墓葬壁画分四层绘制，涵盖狩猎场景、畏兽、仙人等题材，墓室顶部残存三足乌星象图。升天图中含50余个神怪形象，部分与《山海经》记载相符，火坛与神鸟组合印证了祆教文化影响。狩猎图细节反映北朝冶炼技术及服饰特征，墓主推测为北齐高氏集团核心成员。

秀容(北魏肆州，今忻州)，是北魏后期权臣尔朱荣的老家，高欢等人掌握的军事力量被称为“并肆之众”。 忻州九原岗壁画墓的主人应当是东魏北齐时代的风云人物之一，精美的壁画，昭示了墓主人显贵的身份。

九原岗墓壁画面积较大，内容丰富，升天图、狩猎图、门楼图以及多种样式的人物服饰等，都是研究北朝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军事制度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其中，墓道两壁发现的狩猎图达70平方米，是国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北朝墓葬狩猎图;墓道两壁的升天图是目前发现的最为完备和具有完整体系的北朝升天图像;门墙上的门楼图，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信息最为完备的北朝单体建筑绘画。壁画经加固保护后，部分内容通过数字化技术在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实现动态展示。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狩猎图 北朝晚期，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出土， 位于墓道西壁第二层， 山西博物院藏

1、画面中，山林之间,两名武士，一人身穿白色窄袖长袍，骑红马，另一人身穿红色窄袖长袍，骑白马。二人均张弓搭箭，策马疾驰，正在猎杀成群的动物，受惊的熊、虎、鹿、野羊等动物四散奔逃。

2、与前一幅为连续画面，四名武士纵马疾驰，追赶群兽。画面中左一白马骑士头扎淡灰色绸巾，身穿红色窄袖长袍，拉满弓弦准备放箭。身后一名白马骑者头戴红色小帽，身穿浅灰褐色窄袖翻领长袍，左手握弓，似已射出一箭。其侧后一骑，头扎淡灰色绸巾，身穿红色窄袖翻领长袍，腰左挂一弓囊，弓仍插在囊內，右侧箭囊中露出一排灰色箭羽，展现的是尚未投入狩猎的状态。

3、山林间,两人正在骑马猎虎。

左一人 头扎淡黑色绸巾,身穿白色窄袖长袍，脚蹬黑色短靿皮靴。腰左侧挂一紫褐色弓囊，右侧佩一箭囊，露出一排箭羽，骑一匹白色骏马，脚悬于马镫之外。他左手拉满大弓，回身射向扑向马背的猛虎。右一人头扎浅黑色绸巾，穿红色窄袖长袍,骑一匹白色骏马。他双手紧握一柄带矛头的黃色长条旗帜,直刺虎背。两马之间的斑斓猛虎呈站立狀，虎尾倒卷，前爪已经抓住前骑马尾。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升天图，北朝晚期，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基高道西壁第一层 山西博物院藏

挟石·雷公·神鸟·驳·仙人·畏兽

挟石:畏兽之一,鬼面焰肩，肌肉发达，将一座小山扛举在头顶，凝力前奔。
雷公:《山海经》神怪，环眼獠牙，肩生火焰，左手握槌，作击鼓之姿。古人认为，打雷声即其所为。
驳:《山海经》神兽，形似天马，胁生双翼，口中衔虎。古人认为，它的出现，可御刀兵，防止战争，其上方有一不知名神鸟，口衔瑞草，振翅飞行。

仙人:中国古代神话中人物，左手持麈尾，右手持瑞草，正在御风飞行。
畏兽之一:暂不知名，利爪獠牙，肩生火焰，通体靛蓝，上身赤裸，下穿红色短裤，侧身前行。

仙人·仙女骑鹤·畏兽
仙鹤前方有一奔走仙人、白衣飘飘，右手持瑞草，左手持麈尾，转身回望、头飘两缕长带，御风疾行。
仙人后有一只硕大的天鹅状神岛(通常为仙鹤)，浑身雪白，尾羽翅卷；其背上端坐一位仙人装束的贵妇，容貌容致、螺鬓并立，袖带飘举、与东壁骑龙仙人遥遥相对，或以为即墓主夫妇化身。

仙鹤后的畏兽，兽面人形，额上凸起，发丝飘立，环眼圆睁，阔鼻宽口，獠牙毕现，肩生火焰。右手持盘，盘中置一仙丹。上身赤裸，身着红色短裤，四肢遒壮有力，两腿膝后翎羽飞场，正在回望前行。

风伯·畏兽·骑龙仙人·神鸟· 獬豸·疆良

风伯: 壁画中形象为一裸体神人，长发后飘,右手攥一口袋，向前狂奔。《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善于奔走开道的“风伯”到南北朝时，已成为中国神话中的主要神祇之一。

畏兽之一:紧跟着风伯的是一个双臂挥舞，獠牙焰肩，腿带羽毛，大步向前的畏兽。

骑龙仙人:在鹿头独角马蹄凤尾的飞龙之上，一仙人装束的男子，骑于龙背，衣带飘举，神态安详，与西壁“骑鹤仙女”遥遥呼应。

仙人:在骑龙仙之后是一大步奔走的仙人，左手握麈尾，神情悠闲，回望后方。

神鸟之一: 疑为《山海经》神怪，神鸟秃顶鹰嘴，神态凶恶，奔跑中吞食着一条大蛇，半截蛇尾紧绕鸟颈。上方还有两只鹰在盘旋俯视。

獬豸: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神兽,龙头独角,蹄足凤尾,胁生双翼,扬蹄飞奔。古人认为它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是勇猛和公正的象征。獬豸为“一角之羊”，其特性是能识罪。在皋陶审理案件时，若遇到难以断定的罪案，便会让獬豸去触犯人。獬豸若认为有罪，便会用角去触碰；若无罪，则不会有所动作。

疆良:《山海经》神怪，人形怪兽,血盆大口,正吞食一条斑点蛇，蛇身后半挣扎缠绕在怪兽的右臂之上。《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其状虎首人身，衔蛇操蛇，专食蛇虺。他拥有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口中衔蛇，手中捉蛇，展现出一种令人畏惧的威严。

神鸟之一:暂不知名,口衔瑞草,奔跑欲飞。前上方又有一只形似天鹅的神鸟,也在吞食一蛇；还有一兽头巨蛇，蛇身盘卷，昂首疾行。

壁画寓意着墓主人的灵魂在众多神怪的护佑下，得以升天飞向仙界。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在九原岗壁画墓里，有一座奇特的“建筑”，就在墓室北壁上，就是这幅“门楼图”。 门楼图是2013年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墓道北壁壁画 ，纵长3.2米、高3.5米，纵跨两层壁画区域，描绘三开间庑殿顶木构建筑，为现存最完整的北朝建筑图像。壁画内容从下到上可归纳为：门廊铺地、栏杆、连廊、侧门、中门、 斗拱、垂脊、脊头瓦、正脊、鸱尾、“黑色桃形物”“瑞树”“神鸟”和“火盆”。该壁画以精确的界画技法呈现斗拱、鸱尾、筒瓦等建筑构件细节，填补了北朝木构建筑无实物遗存的空白，其基础砌砖、栏杆门道与顶部装饰的组合范式影响了隋唐墓葬壁画布局。这幅壁画在柱梁斗栱及屋顶都部分使用了画尺工具，部分线条笔直，颇有几分工程制图的色彩，门楼栱眼壁位置设有网状织条，未涂泥，既通风又防鸟虫进入，非常巧妙，印证了《营造法式》中所载可用于栱眼壁间的“隔截编道”在北朝时就已存在。

门官图为北齐墓葬壁画，属娄睿墓壁画体系代表作品。该壁画描绘墓主生前显赫排场中的门官仪卫场景，通过人物服饰、仪仗等细节展现北朝社会风貌与丧葬文化特征，与鞍马游骑图、出行图等共同构成娄睿墓壁画艺术整体 。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所展示的壁画确实精美绝伦，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仍然色彩斑斓、光彩照人，堪称国宝。都说山西地下文物数第一，绝非虚言。

随后我们又去督军府旧址参观。

山西督军府旧址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东街101号， 史书记载该旧址原为晋文公重耳庙，北宋初年曾为潘美帅府，历代山西巡抚的衙门均设在此。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各省军务长官改称为督军，阎锡山任督军，因此称督军府。
山西督军府旧址占地面积35110平方米，主要由门楼、前院楼房、渊谊堂、小自省堂、梅山和玉堂春组成，是中国保存下来较完整的督军府旧址之一。内存有清、民国年间石碑5通、碣1方。
山西督军府旧址一直是山西政治中心，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徐向前等主要领导的办公室设在督军府二号楼、三号楼；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二号楼办公。从此，省人民政府一直设在督军府旧址。

2017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搬迁，太原市组织实施综合整治配套工程，依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修建仿古建筑6处，建设晋商博物院。山西督军府旧址是山西历史的重要见证地，经过多次重建，是政治变迁的缩影。

2019年10月16日，山西督军府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督军府旧址

在太原市杏花岭区府东街101号马路口，矗立着一座气势恢宏的二层飞檐古建筑城门楼，门楼是民国时期在原巡抚衙门的基础上改建的，建筑坐北朝南，占地170平方米，为二层木结构建筑。一层面阔5间，进深2间，四周围廊，柱中设板门一列，柱头施三踩双昂斗。二层面阔3间，进深2间，四周围廊，檐下四周施木雕斗、耍头、雀替等，梁枋上施清式彩画。单檐歇山式屋顶，黄绿琉璃瓦覆盖，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这座门不仅作为督军府旧址整个院落的入口，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它见证了历代山西巡抚、政府要员的往来更迭，是山西历史的重要见证地。如今，虽然岁月流转，但南门依然屹立，默默诉说着过往的故事。

在它的对面是高大的牌楼和影壁。

督军府旧址

穿过南门楼进大院，便是标定10号楼（9号楼）的廊楼，建筑面积约1409.18㎡，位于大门后东西两侧，原为平房，民国时建为二层廊楼。廊楼共4栋，对称布置，砖石拱券结构，均为二层。南部东西两栋的平面呈不规则“工”字形布置，宽9间，内为发劵结构，平顶。外檐每层均出有飞檐，一层四周檐下饰有垂花短柱。檐口部分勾檐翘角。北部东西两栋亦为对称布置，各8间，卷棚硬山式屋顶，前檐为上下两层廊柱构造，二层设有栏杆。

东侧廊楼现设为山西抗战纪念展室，讲述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领导山西军民抗战的事迹和图片。一幅幅“热血河山”的照片，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东渡黄河奔赴抗日战场，和阎锡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段峥嵘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曾为省农业厅办公处、省双拥优抚安置办、省政府办公厅(文印中心、服务队等)的办公地。

仪门，又称“二门”，是清代山西巡抚衙门的第二重门。它最初是一座面阔三间的硬山顶建筑，但在民国时期被改建成了异形歇山顶。在仪门不远处，生长着一棵历史悠久的国槐，据传已有千年高龄。这棵古槐不仅见证了巡抚衙门的历史变迁，更承载了无数人的记忆与故事。

督军府旧址

走过仪门进入二进院子，正面便是渊谊堂。渊谊堂，原为明清山西巡抚衙门的大堂，上世纪30年代建为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时称一楼。石砌台基，一层前设卷棚式抱厦三间，檐周设有龙形雕花，柱头为五踩斗，绿琉璃瓦饰。主体建筑中西合璧，外观为二层，大堂正立面为石质，由半圆形壁柱、圆拱门构成。中门上方镌有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石匾。后檐中三间辟圆拱形门窗，石质门窗框，二层上建有虚廊。

解放后称为1号楼，50年代初为省政府秘书厅。1985年改造为贵宾接待厅，次年竣工后由薄一波亲笔提写“渊谊堂”堂名。1992年渊谊堂再度翻修改造，加盖木结构房顶，二层加设卷棚歇山式抱厦三间。

现为晋商博物院序厅。正厅大堂墙上挂着巨幅的画像《辉煌晋商》，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开篇，多角度展示明清晋商发展的历史画卷。

督军府旧址

2号楼与3号楼南北排列，两楼相互连接呈“回”字型建筑群。2号楼，原为明清山西巡抚衙门的穿堂。上世纪30年代建为二层砖混结构办公楼，建筑面积约1428.92㎡。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太原军管会主要领导：徐向前、罗瑞卿、赖若愚、周士第、杨成武、胡耀邦等曾在这里办公。

山西省委、省政府成立后，程子华、赖若愚、武新宇、裴丽生、王世英等省委、省政府领导人也曾在此办公。上世纪50年代起曾为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省政法委员会、机要室、省金融办公室等的办公地。

现为“晋商源流”展厅。

督军府旧址

5号楼建于1952年至1953年，建筑面积约2310.5㎡，原为省委、省政府办公楼。主体建筑为当时流行的苏式风格，外立面施水刷石，门窗上设计中国传统纹式，时代特色显著。

现为“万里茶道”展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机关驻地迁址纪事

公元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省政府第三十一次常务会提出宋金元明清民国千年府衙旧址、新中国成立后省政府机关驻地，迁址长风街行政办公中心，原址作为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修缮，建设晋商博物院，向社会开放。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会研究同意省政府机关驻地迁址意见。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省政府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机关驻地迁址的请示》。国务院复函同意。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省政府召开第十九次省长办公会议，听取省政府机关迁址情况的汇报。迁址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顺利推进，准备工作就绪，迁址条件具备。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日，省政府机关迁至省府街三号，正式挂牌办公，山西省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省政府机关迁址公告。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日，省政府旧址保护、维修、整治和提升工作全面启动。二〇一九年九月，督军府旧址、东花园、西花园等保护维修工程全面完工。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国家文物局公布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定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督军府旧址作为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晋商博物院完成展陈，正式向社会开放 。

晋商博物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督军府旧址

御书楼，1703年，康熙巡行路过山西驻跸太原时，为时任山西巡抚噶礼及山西文武官员御书御制诗23首、御书唐宋诗词14首、匾额9块、对联18副，共计64方。1704年，噶礼为保存皇帝御书，专门修建御书楼。民国时为图书档案室，新中国成立后为省政府图书资料室。

现为“晋商精神”展厅。 督军府旧址

内署院，原为明清山西巡抚衙门的内宅，建筑面积约1130.21㎡。1918年至1919年改建为二层木结构办公楼，1990年改建为喷泉广场，2018年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复建。

现为“汇通天下”展厅。

道光初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第予“日升盖”横空出世，日丽中天。“一峨之信符遇传，百万之巨就立集”，创造出一种充满商业智慧的全新交易流通方式，寻然助立于金融界。随后迅即在平通、祁县、太谷等山西和全国各地，超发出巨大的群体效仿效应。山西票寻如雨后卦炉，通及大汇南北，构建起全国乃至海外的金融流通网络。“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时人有评:“数百年来，中国商业之盛，莫过于山西票商”。晋商进入极当时期，跃居海内最富。曲殿元《中国金融与汇兑》称:“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山西票号是晋商发展的里程碑，是晋商辉煌巅峰时期的伟大创造，对整个民族工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掀开了中国金融史的光辉一页，开启了中国现代商业金融的先河。

督军府旧址

晋商博物院(山西督军府旧址)总占地面积约10万㎡，建筑面积约3万㎡，展厅面积约1.8万㎡。晋商博物院是依托山西督军府旧址建立的集文物古建、园林景观、展览展示于一体的人文历史性质的博物馆。

基本陈列《天下晋商》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开篇，从晋商崛起发展的深厚基础、称雄海内的辉煌历史、汇通天下的商业奇迹、万里茶道的艰难玉成、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等五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明清晋商的历史画卷，力争体现历史的纵深感、文化的厚重感、文物的价值感、史料的真实感、展示的创新感。

2020年12月28日晋商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五千年文明从此开始。人文滥舫，山河激荡，在煌煌上古史中，山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华历史有多么丰富灿烂，山西历史就有多么悠远厚重。炎黄阪泉之战，实现华夏民族融合，并称华夏始祖。尧舜禹三都的历史脚步踏出华夏文明的发展轨迹。商周汉唐宋元明清，三晋大地商品生产发达的盛世气象，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青铜器，典雅高贵、雕饰隽美的玉器玉佩，纹饰优美、造型生动的高古陶瓷，见证了华夏文明根祖的博大和雄浑。晋商的起源与辉煌，从这里找到诠释和坐标。这些珍贵文物，都是山西--华夏文明发祥地的历史见证者，是五千年盛世伟业的华美篇章，折射出晋商辉煌五百年的伟岸身影。

山西人经商，可追溯到距今四千多年遥远的古代。夏、商、周三代国都基本都在河东解州池盐的消费地区，盐池可谓三代文明之经济基础。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有着密切关系，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因此中国最早的商人就是晋商。山西河东经济发达，盐池之畔兼有中条铜山之利，青铜制造业蔚然兴盛，创造出光照后世的无价瑰宝。

这里陈列的是从商、西周、春秋、战国及至汉唐制作的青铜艺术珍品，是全省公安战线一场特殊战役中“回家”的国宝重器。它见证了晋商先祖的伟大足迹，明清晋商辉煌500年从这里找到渊源。

明史记载：明朝建立后“元人北归，屡谋复兴。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九边镇驻扎了86万军队，34万匹战马，形成巨大的军事消费市场。九边重镇，历史机遇，造就了巨大的商机 。

督军府旧址

这里展示的是晋商骨子里坚持的商道酬信，恪守规则。

督军府旧址

古时的戥子和账簿以及信票。

督军府旧址

回望晋商

曾经创造五百年辉煌神话的晋商，还是没有跳出盛极而衰的历史周期，在20世纪30年代整体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晋商的财东和大掌柜们长期身居乡野，孤陋寡闻，孤芳自赏，漠视清末民初社会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固守失效的管控制度，失灵的信用方式，式微的盈利模式，落伍于时代，必然被时代无情淘汰。回望晋商历史，应当铭记:
@必须创新求变，与时偕行
为前人之未为，谋天下之未谋，乃晋商灵魂之所在。失去创新精神和动力，陶醉于已有的成功，不思进取，妄自尊大，墨守成规，成为时代前行的落伍者。“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篇松劲退千寻”。辉煌没有终点，成功永远在路上。

@必须捕捉机遇，顺势而为
历史机遇三次垂青晋商，却擦肩而过，坐失良机。先有袁世凯邀请晋商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被各票号婉拒。次有户部尚书座钟麟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力邀晋商票号参与组建，再被拒绝，错失良机，后有户部银行改组大清银行，邀请晋商票号入股，又拒之门外。“天于不取，必受其殃”，晋商之衰败已无回天之力。

@必须开阔视野，择善而从
晋商票号建立于人格基础上的信用，在动荡的近代社会中风险加剧，制度缺陷凸现。拒绝接受近代商业银行新思想、新理念，无异作茧自缚，坐以待毙。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数次力倡各票号共同入股创办三晋汇业银行。但“进言者性欲急起面直追，听言者视为虚文面敷衍，迁就因循，日复一日，时机坐失”。“独我西帮票商外欠则处处倒账，欠外则人人提款，加以各省钱票折收，势益不支”，“纵有救时良策，亦徒托诸空言”。“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神人事乎?”

@必须利以义制，强基固本
明代著名晋商王现曾有商训名言:“夫商与士，异术面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面有成。”晋商几百年发展史，若隐若显的官商结合如影随形，成为晋商伟岸身躯的背影。晋商票号汇通天下，达到辉煌的颠峰，清朝末期，票商业务重点从办理国内商业汇兑转向存放款业务，其中又以承担清政府的官款汇兑和官吏存放款为大宗，而且还为清政府垫汇各种公款，导致票号畸形发展。清王朝大厦垮塌，信用体系崩溃，晋商血本无归，只得为其背书。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新一代普商正在崛起，新晋商、新担当、新使命，有晋商五百年兴衰成败历史的深刻启迪，山西必将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晋商精神

明清晋商称雄商界500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凝聚而成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之道。这是晋商以商制胜的秘笈和法宝，是晋商之魂。晋商精神不仅对晋商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引领、推动、淳化和升华的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商业文化的构建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明末清初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顾炎武、傅山、戴廷栻等人，曾数次聚会祁县丹枫阁，对晋商发展予以深切关注，从真正意义上成为晋商理论的“相与”与精神领袖。胸怀博大的晋商，总是善于将时代的精华吸收为自己的精神营养。晋商精神是一笔财富、一块丰碑、一座灯塔，成为代代晋商砥砺前行、以商报国的强大力量。 督军府旧址

万里茶道，是清代初期由晋商主导开拓，横跨欧亚，繁荣了两个世纪的著名国际黄金商道。从中国福建崇安开始，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进入现蒙古国境内。穿越沙漠戈壁，经库伦到达恰克图，长约4760公里。茶道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经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传入欧洲和中亚其他国家，全程约13000公里。运往俄国的茶叶累计25万吨以上，经济总价值约100万两黄金。

在中国茶叶史、东亚运输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上都是流光溢彩的千秋伟业。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发表重要演讲，将18世纪的“万里茶道”和新世纪的中能油气管道并称为“世纪动脉”。

督军府旧址

晋商雲集開拓茶路

晋商输入俄国地区的茶叶，前期大部分来自武夷山。除了福建武夷茶叶外，还辅以少量的安徽及湖南茶。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占领南京，闽赣等东南省份茶路受阻，晋商转向两湖交界地带，推广茶叶种植加工技术，遍至洞庭湖周围及西南安化县一带，使两湖区域成为中国砖茶主要产区。光绪时期，安化红茶经汉口销往恰克图每年都有6万余箱。

两户茶田

湖南临湘，地处湘东北，濒临长江南岸。从明代起，晋商在湖北、湖南就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明末，湖北云梦县“城内多山西商贾”，曾任总衙门大臣的徐继畲说，山西富户“其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戴啸洲《湖北羊楼洞之茶叶》记载:“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地。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红、绿之法。”很快形成以羊楼洞为中心的外贸新茶源，这是近代史上一次有深远影响的大变迁。

武夷山茶

清人何秋涛《朔方备乘》中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商民俗尚勤俭,故多获利。”中国晋商商帮是万里茶道的策划者、开发者、建设者。他们主导的这条商道纵贯中国大江南北,横跨欧亚大陆,因此中国茶叶走向西方,走向全球,走出一条惊天动地、艰苦卓绝的伟大商路,也是一条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明之间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万里茶道如同一本厚重的历史长卷。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范仲淹《斗茶歌》)。武夷茶山位于武夷山南麓，介于北纬 27°-28°之间。这里昼夜温差明显，雨量适中，湿润多雾，植被丰富，聚山水之灵气，“岩骨花香”，最适合茶叶生长。1762年，世界著名植物分类学家、瑞典人林奈在《植物种类》中将茶称为“武夷”。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蔡襄、丁谓、柳永、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

总集百货运销关外
茶船从襄樊北上抵达赊店。赊店北通汴洛之动脉，南达襄汉之津渡，东衢闽越之咽喉，西连晋陕之要道。“地濒赭水，北走汴路，南船北马，总集百货”，舟楫车马，商贾辐辏，热闹非凡，是各种物资商品汇集储存、转运的贸易中心。四方陆路车流如水，潘、唐河道船似游龙。山陕商人将北方陆路运来的皮革、特产在此登船南下，南方水路运来的丝绸、茶叶在此下货北上，逐渐成为“九省十三衙”的通商大码头。“赊酒赊旗不赊义，食蔬食鱼不食言”。“拉不完的赊店镇，填不满的北舞渡”。

羊楼茶砖

湖南临湘，地处湘东北，濒临长江南岸。从明代起，晋商在湖北、湖南就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明末，湖北云梦县“城内多山西商贾”，曾任总衙门大臣的徐继畲说，山西富户“其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戴啸洲《湖北羊楼洞之茶叶》记载:“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地。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红、绿之法。”很快形成以羊楼洞为中心的外贸新茶源，这是近代史上一次有深远影响的大变迁。 督军府旧址

晋商故里

太原府是古代地區的名稱。秦置太原郡，史稱『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爲河東之根本，誠古今必争之地。
清代是山西商業發展的輝煌時代，也是山西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締造龐大商業帝國的晋商，在中國和世界金融發展史上贏得了重要地位。整個中國商業的命脉、中國金融的匯兑都在山西，在太原府所轄的太原、榆次、太谷、祁縣和汾州府所轄的平遥縣。太原這座古城，晋商總部雲集，順理成章地成爲一個國際化的金融中心。在晋商主導開拓萬裏茶道史詩般的巨著中，太原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而其中太原晋商都会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太行山一路向北，抵达晋商故里。从清早期到民国初的300多年间，是平祁太介帮与平阳帮两大商业劲旅竞辉并存的年代，主要从事蒙古、俄国、东北、大西北的贸易生意。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骆驼牛羊马”，书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艰难创业史。晋商回家，回总号交代，极品送茶庄品尝检验，诸事办妥，在祁县城外的鲁村经过分装后，带着茶货，走东口或西口向塞外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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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茶埠

自黄花梁分道直至东西两口，继续北向进入张家口。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守备张珍于张垣北城墙开一小门，曰“小北门”，因门小如口，又由张珍开筑，故称“张家口”。张家口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远古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野之郡”。历来为汉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各民族政权更替频繁。清朝时满蒙友好，张家口的贸易地位迅速提升，成为北方主要的贸易口岸。被称为“草原茶叶之路”的张库大道“始于明，盛于清”，成为我国连接蒙古、俄国的重要商道。古道悠长，风云百年，驼铃远去，旷古烁今。 督军府旧址

戈壁茶帮

晋商驼队从张家口大境门出发，北上至归化和库伦。全线几乎为戈壁和沙漠。草原地广人稀，戈壁沙海漫无边际，晋商在茶叶之路上经受着恶劣环境的考验。

归化

归化(今呼和浩特)是一座拥有430年历史的塞外名城。明朝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蒙古首领阿勒坦汗率土默特部驻牧呼和浩特，并修建了一座城——库库和屯，结束草原游牧生活。万历年间，明朝政府将库库和屯赐汉名归化，意为“归附王化”，服从朝廷统治，归顺化一。明清时期，四通八达的驼道让归化成为八方通衢之地，大街小巷200 多条，几乎每一条街巷都有养骆驼的人家，归化也被称为“万驼之城”。乾隆时期，归化有商号140 余家，基本为晋商。

库伦
库伦(现乌兰巴托)位于蒙古高原中部肯特山南端，建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原名乌尔格，蒙语为“宫殿”之意。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清朝在其设立城防，改名库伦，派库伦办事大臣驻地。康熙年间在库伦经商最早的是汾阳、祁县、孝义、太谷、文水等12家晋商，著名的大商号有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等。乾隆时晋商“资本较厚者60余家，人数有6000多，依附之散商有80余家”。清末民初，库伦东营子就有 263 家商号，其中大商号77家，从业人员1600 余人。

凡在蒙古经营的商家，取得该地驻扎大臣或将军核发的限票后方可成行。《清史稿》记载,“又设库伦办事大臣.…....理俄罗斯边事。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与俄立约，定为陆路通商埠，各遣官监视。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并停京师贸易，统归恰克图办理，总其权于库伦大臣”。

圣彼得堡

向着太阳沉落的西方一路挺进，商队终于抵达茶路终点--圣彼得堡。这座位于俄国西北部，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是俄国第二大城市，也是俄国的中央直辖市。圣彼得堡是万里茶道的茶叶消费中心，也是中国茶叶向欧洲扩散的窗口。今日遍及俄罗斯全境的饮茶风气，就是以它为中心逐渐扩散形成。随茶叶而来的中国装饰文化，至今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四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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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万里茶道上随处可见的各种精美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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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初兴

公元 1661 年，爱新觉罗·玄烨登清帝之位，国号康熙。公元 1721 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称帝。历史的契机，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签约当年，沙俄政府即发给俄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证书，准许俄国商人组成商队从尼布楚来嫩江。3年间，运往中国的俄国货物量净增两倍半。

中俄贸易路线(康熙三十二年)

中俄贸易的路线主要是由色楞格斯克至库伦，经张家口入京。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彼得一世派伊台斯为使节，率数百人的商队来到北京。清廷把这支商队作为“朝贡使臣”，由理藩院(中央政府处理蒙、回、藏等民族事务的官署)与伊台斯会谈，达成新的协议，清廷准许俄国商队来北京贸易，人数不得超过200人，隔3年一次，限定80 天后启程回国。伊台斯商队满载而归，一年后才运抵莫斯科。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玄烨亲征噶尔丹获胜后，全面开放汉蒙民族的民间贸易，俄国商人经蒙古大量购买中国的茶叶。

中俄贸易路线(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清廷允准俄商由恰克图入境经商，俄商来北京进行官方贸易的路线为伊尔库茨克--恰克图--库伦--张家口--北京。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库伦成了中俄双方贸易的合法地点。18 世纪早期，俄国人买进的产品包括茶叶、牛、皮革、丝绸、瓷器、大黄。经恰克图来华比尼布楚要近许多，故康、雍之际中俄边境贸易在尼布楚少作停留，就转向中俄边界的小镇恰克图。这里四周是一片平坦的草原，交通方便，向北100多俄里就是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往南大道直通库伦，由此到北京比尼布楚短1000 多公里。

贸易兴城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中俄两国在恰克图正式签订《恰克图条约》，两国勘定国界，并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将北边包括恰克图在内的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大清国在离恰克图130米远的南侧新建了一个中国风格的贸易商城，汉名叫“买卖城”，在蒙古语中被称为“南恰克图”。
清朝廷在恰克图沿用边关互市的“照票制度”，且规定内地商民至卡伦(边防管理设施)时，查验部给执照，与其车辆、驼只等数目相符，另给执照。俟到恰克图时，再行查验。如无卡伦所给执照，则不准入市。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又进一步规定:“发放商人照票时，应将该商姓名及货物数目、所住地方、启程日期，另缮清单，粘贴部票，用印给发。无照贸易者，即属私商，查出则棚号两个月，期满答四十，逐回原省，年将货物一半入官”。即使是有照之商，控制也很严格。凡票商，“定限一年催回，不准借索欠为名，潜留各部落，娶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

恰克图买卖城开市之后，中国第一次参加贸易的有4家商号，全是山西人。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曾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到西北视察后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在恰克图经营且领有龙票、资本较厚者有 60 多家；未领龙票、“朋票经营”的有80 多家。这 60多家中，除“大盛魁”外，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祁县渠家和乔家及汾阳牛家均在其列。从 18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叶，恰克图的贸易一直持续稳定发展。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恰克图的贸易已进行了近20年，其年贸易总额比开市时增长了1000多万卢布。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恰克图已有住户200 家，常住人口400 多人。乾隆后期，山西商号有所减少。嘉庆初期商号恢复到60余家，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又发展到100多家。

行销俄城
俄国政府出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对恰克图的建设远比清朝廷积极，他们派员直接参与恰克图市场的建设。实际上，在签订中俄《布连斯奇界约》的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夏天，俄方已在恰克图河北开工兴建为俄商提供居住和存货的恰克图城以及附近的要塞。
1728 年，中俄《恰克图条约》正式签订后1个月，俄国的商城就迅速竣工。恰克图商城四周以木栅为垣，共设3门，设兵防守。城内建有教堂、官衙、税局、兵营和货栈等，共有32 座供商人居住的木屋，在贸易城中心位置盖起了长 16 俄丈(32 米)、宽3俄丈(6米)的楼房，上层 24 个仓库，下层是同样数量的铺面，铺面前是开阔的广场。其建筑格局是每边长200米，市场的四角各筑一个城楼，市场内开设32个货摊，修建了一个长32米、宽6米的商品陈列所。
据俄国人记载，1765 年即乾隆三十年，恰克图有 300 名商人和大约 821 名工匠；到1774 年即乾隆三十九年，有 488 名商人和 908 名工匠。恰克图逐步发展为中国茶叶等商品进入俄国及西欧各国的“咽喉”要道，成为“百货云集，市肆喧嚣”的“朔漠之间一都会”，俄文称其为“西伯利亚汉堡”、“沙漠威尼斯”。

关于中俄贸易中恰克图的作用，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俄国茶路
茶叶到达恰克图之后，又在俄国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沿伊尔库茨克、图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托博尔斯克、秋明、喀山、下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从起点到终点有 13000 公里,是名副其实的“万里茶道”。

莫斯科城

莫斯科是俄国茶叶贸易的“首都”，1847 年前后大约有上百个专门经营茶叶的商店。大部分茶叶在莫斯科集散，一部分发往圣彼得堡，剩余的发往俄国其他地方。19世纪汇聚了全俄10大茶商，这些茶商也是莫斯科商人中最富的集团，掌控着俄国茶叶贸易全局，为莫斯科带来每年数千万卢布的财富。

惠澤八方 風靡歐亞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食用茶叶的国家。明朝正德年间,茶开始传入欧洲，并受到热烈追捧，饮茶一度成为时尚。中国茶不仅改变了欧州人的饮食习惯，还丰富了欧洲各国的文化内涵，拓宽了欧洲人的文化娱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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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图位于贝加尔湖以南、库伦以北，中俄边界线的俄方一侧。清雍正时期，中俄两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开恰克图边境贸易口岸，迎来了发展契机。寂静的小镇不仅为中俄两国人所熟知，且名扬世界，被西方誉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中的威尼斯”，繁华近两个世纪。 自中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两国贸易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以晋商为代表建造的中国城与俄国建造的俄国城合称恰克图城，作为中俄贸易的唯一指定城镇。主要交易形式是以茶易皮，同时兼具绸缎、绫罗、瓷器等百货经营。恰克图建立一百多年来，中俄贸易空前繁荣,晋商商号如雨后春笋，一时间成为垄断之势。恰克图城的建立,再次巩固了晋商的翘楚地位。

深入莫斯科经营茶叶贸易的晋商
1853 年，清政府放开了厘金制度，晋商贩运茶叶，从汉口到张家口要经过63个厘金卡，而俄国人并不受到厘金制度影响，这使得晋商所交的税金高出俄国商人10倍以上。为扭转颓势，晋商向清政府提出了两大请求；一是“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另觅新途”;二是“酌减厘金，取消浮税”，获得清政府允许。
1869 年晋商对俄茶叶贸易迎来了“小阳春”，贩往俄国的茶叶数量逐渐追上俄国商人的直接贩茶数量(11万担),1871年更是达到了俄国商人的两倍。此外,晋商还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了商行，争取俄国市场。

晋商万里茶道是一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是一座巍然耸立、仰之弥高的历史丰碑。一切人间苦难，任何风险挑战，都没有挡住晋商万里跋涉前行的脚步。晋商是播种机,开发到哪里就将财富效应播种到哪里，市场繁荣、经贸发达、一方富庶。晋商是造城队，行进到哪里就将都市兴盛发展到哪里。茶路途经的下梅、羊楼洞、河口、赊店、张家口、归化、库伦等无不成为熙来攘往、人口集聚、人文互通的城镇中心。晋商是传道者，发展到哪里就将诚信为本、义中取利的商业价值观输送到哪里，远播异国他乡。晋商文化成为中华乃至世界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的驼铃声已远，但万里茶道的时代价值仍在。贯彻“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国际商贸交流，扎实推进中俄蒙万里茶道联合申遗，不断提升我省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再造新时代、新晋商的辉煌，为山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作出无负于时代的贡献。

看到晋商的艰难之旅，不仅为晋商的发奋、坚韧、诚信和仁义感到骄傲，也祝愿在新时代，晋商能更上一层楼。离开晋商展厅陈列，我们又在督军府旧址中来到了东花园，阎锡山曾经的专属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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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花园，原为明清时期巡抚衙门内花园，因在抚院之东，故称东花园。这里曾是巡抚及其幕僚起居办公的地方。民国时期，这里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居住办公，召开核心会议，宴请宾客的地方；是阎锡山于1916年在明清时期巡抚衙门内花园的基础上扩建的。东花园坐北朝南，由中和斋、内北厅、南厅、东偏院四个院落组成，房屋近百间。各院之间有长廊相连，形成一个整体。园内现存有20余座单体建筑，总占地面积约2.23万㎡，总建筑面积约3364 ㎡,平面呈不规则方形。主体结构以清代、民国建筑形式为主。2000年9月，东花园被太原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和斋，位于东花园西侧，建于上世纪30年代，取意“处事要中，中则成;行事要和，和则顺”。由三栋建筑组成，从北到南分别是外北厅、外南厅、大会议室，整体布局呈纵向“一”字形排列，东西宽约20m，南北长约100m，总建筑面积约1004㎡。民国时期，这里曾是山西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指挥部、副官处、军事会议室等。

内北厅，位于东花园北侧，面阔九间，建筑面积约315㎡。明、次稍间为单檐硬山顶，进深六椽七檩，带前后廊;尽末间为卷棚硬山顶，进深五椽六檩，带前廊。厅前东、西两侧有廊庑，连通至东花园内南厅及东偏院，与院中小径巧妙融合，厅前的两株参天古槐，已有近千年历史。民国期间是阎锡山办公起居的地方。这里既有书房、小型会议室这样的办公区域，也有卧室、起居室等日常居住空间。

膳食房，清代建筑。建筑面积约115㎡，位于九间房以北，面阔五间，进深三椽四檩，带前廊，卷棚硬山顶。院内栽植有丁香等树木。清朝时为巡抚和宾客用餐、备餐之地。清朝末年，受到维新思潮影响，室内家具陈设呈现出了西式特征。膳食房现以欧式家具为主，配备具有山西地方特色各类炊具的小型厨房。

督军府难进，东花园更是禁地，除了阎锡山及其家眷、秘书、侍从外，一般官吏不准随便出入；东花园里面的内北厅更是阎锡山的私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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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厅为七间厅堂，分前后两院，外表古朴典雅，厅内空间明敞悦目。里面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水泥楼房及一四合院，中西合璧的楼房名为洋楼，过去是阎锡山五妹子阎慧卿的住所，又叫五姑娘院。因为阎锡山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等，过去都靠他的五妹子来照顾。

七间房，清代建筑。建筑面积约210㎡，有正南面北的厅堂七间，进深五椽六檩，带后廊，卷棚硬山顶。为内南厅一进院落主房，院内有对称布局的东西配房，均面阔五间，进深四椽，卷棚硬山顶。据文献记载，当时受西方思想影响，民国时期此屋整体的布局风格偏向以海派家具为主，适当点缀了中式茶具等其它家具搭配，主要用作会客、餐厅，可接待亲朋来宾。

五间房，清代建筑。建筑面积约118㎡面阔五间，进深三椽四檩，带前廊，卷棚硬山顶。为内南厅二进院落主房，院内还有南房、西配房、洋楼。

洋楼，建于上世纪30年代，中西合璧，面阔七间，二层结构，建筑面积约420㎡。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在柱头花、覆盆等位置，融合了西方文化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组合。整体建筑风格反映了当时伴随着西洋建筑风格的融入，本土建筑技术与风格的演变，中西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是山西近现代建筑史上重要的实物资料。展示了近代社会观念、民俗风尚和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解放初，洋楼也是由山西省委和省政府进驻，当时的省委书记赖若愚及其家人曾经住过，后来的省委书记李立功也曾在这里居住。

参观过督军府旧址，感到这座有2500多年历史的建筑如今焕发了青春。山西（太原）的历史确实厚重，史称晋阳，简称并。虽然没有像陕西长安（西安）、河南洛阳、江苏金陵（南京）和河北幽州（北京）那样成为古代的国都，但它的历史地位始终非常特殊。“太原”意为“大平原”，最早见于《左传》等典籍，描述为台骀治水后露出的平坦沃土。又因地形形似龙脉，且传说大禹治水时在此活动，太原被称为“龙城”。太原的历代称呼主要源于其地理特征、历史沿革和文化传说，如今的太原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9月 6日上午。先去山西省博物院参观。

山西博物院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滨河西路北段13号，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培育对象，山西最大的文物征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山西博物院前身为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创建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此后屡次更名。1953年改称山西省博物馆。2004年新馆竣工，定名为山西博物院，2005年对外开放。

山西省博物院

据2025年7月山西博物院官网显示，山西博物院馆藏共计658253件/组。其中，珍贵文物 40878 件/组，包括一级文物1650 件（组）。藏品主要来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考古出土和百年来的征集积累，尤以青铜、瓷器、石刻、佛教造像、壁画、书画等颇具特色。山西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山西博物院曾先后获得鲁班奖、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单位、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国家级青年文明号等荣誉。

走进博物院正厅，先到导览台咨询参观重点。工作人员作了热情解答，并推荐我们先去游览近日刚刚推出的特展——19世纪以来西班牙油画真迹展，其中有毕加索的作品。

十九世纪的欧洲艺术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与蜕变。其间,印象主义成为现代艺术的重要起点,艺术家们试图通过捕捉光线和色彩的瞬间效果,将亲眼所见的实际感受传达给观者。艺术家们更加注重艺术个性与时代精神的表达,逐渐打破了传统艺术中“高贵的题材”“平衡的构图”“正确的素描”等规范。在他们挥动画笔所留下的痕迹中,蕴含着生命的力量。艺术家捕捉色彩和氛围去反映自然界的瞬间印象,主要聚焦于对自然、乡

村、城市风光的描绘。

西班牙画坛中的一些画家,受到印象主义的影响,逐渐结合本土传统，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风俗画,包括:西班牙的风俗人情、热情生动的斗牛场景、地中海明媚秀丽的自然风光。这些画作不仅展现了西班牙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也体现了画家对光与色的独特理解,为西班牙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山西省博物院

作品名称：陶瓷 ；尺寸：267 X 190 X 165 mm
作者：严巴布（Yan Barbu）；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这件作品是毕加索与法国马杜拉陶瓷工作室合作的杰出成果。1946年，毕加索在法国瓦洛里斯的马杜拉工作室开始了他的陶瓷创作生涯。他将绘画与雕塑的技法融入陶瓷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件作品诞生于毕加索晚年对陶瓷艺术的深入探索时期，是一件红陶质地的陶瓷水罐，表面装饰有黑色的釉下彩。采用了部分雕刻和手工绘制的技法，展现出毕加索在陶瓷创作中的独特风格。

山西省博物院

作品名称：脸；不带框尺寸：350 X 327 mm；技法：毛边纸本水墨；作者：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毕加索的艺术中，线条不仅是形态的边界，更是情感与思想的轨迹。画面中，粗粝而自信的墨迹在纸面游走，寥寥数笔便驯服了三维世界的复杂性。毕加索摒弃传统肖像的明暗塑形,转而用交错的弧线、锐利的折角与疏密相间的节奏，将五官拆解为符号般的几何单元。画面的大面积留白是毕加索精心策划的戏剧舞台。未被线条占据的虚空并非缺席，而是以负空间的形式参与叙事。线条与留白的对抗与共生，让观者在“少即是多”的哲学中，重新思考存在与虚无的辩证。 山西省博物院

作品名称：码头上的游船；作者：安赫尔·贝尔特兰·蒙特塞拉特；不带框尺寸：460 X550 mm； 技法： 布面油画

安赫尔·贝尔特兰·蒙特塞拉特的艺术风格深受地中海地区的影响，他的作品常常描绘风景、人物和静物。他的画作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著称，展现了他对光和色彩的敏锐感知。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 Cervelló的地标和景观，具有独特的质感和层次感。 山西省博物院 山西省博物院

形式与观念、具象与抽象,是艺术始终思考的问题。从立体主义提出形式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在诗学思考和存在主义影响下反形式的思潮席卷欧洲,艺术家们彻底抛弃传统,他们将分裂与重组的过程推向极致,由此通往抽象艺术的大门。

二十世纪的现代抽象艺术是对西方模拟自然美术传统的反叛。它反对客观地描绘自然物象,主张抽象分析和抽象表现。当绘画超越工具性,成为艺术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时,其价值便不再依附于外在目的,而是回归艺术自身的纯粹性。形式与抽象不再作为思想或情感的载体,而是转化为艺术语言的独立探索与表达。这种对艺术本体论的深刻诠释,不仅彰显了对创作形式的自由追求,更揭示了艺术作为自足存在的本质意义。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学者们参与了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艺术之争,将对“形式”概念的不同阐释作为讨论的焦点。

分割重构，形与之形，成为了二十世纪一个不断演进的主题。 山西省博物院

美的灵感

艺术家对人物的特性描绘当中,对“美”的追求具有最为悠久的历史,古希腊艺术中就充满了对美的追求,而女性是艺术家表现个人情感、艺术追求的载体,更是艺术家绘画美的灵感。

山西省博物院

艺术家对女性的表现渊源已久:从中世纪的庄重秩序感,到文艺复兴时期将女性美从神坛引入人间,再到十七至十八世纪洛可可华丽活泼的女性、新古典主义高贵典雅的女性、印象派用光和色展现的诗意柔软的女性、超现实主义令人遐想且有意味的女性……都体现了对美的追求。

山西省博物院

纵观艺术史,艺术家画面中的人物从女神到女人,女性已经不再是理想精致的完美女性。普通女性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开始真实地展现在公众眼中,这种题材和内涵的解放,使得后来艺术家笔下的女性不再是无趣乏味的符号,而开始展现出真实的个人魅力。如果说这漫长的西方绘画发展史是人类历史的一幅记忆画卷,那么这些形态各异、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无疑是其中最为亮丽、珍贵的篇章之一。

能在国内的博物馆欣赏到世界上著名画家的真作，真是偏得！

山西省博物院

山西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天下晋商等 7 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玉韫华夏、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 5 个艺术专题构成。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气候适宜，物产丰饶，是远古人类和文明的摇篮。

西侯度发现了243万年前的人工打制石器。汾河岸边，桑干河畔，沁河两岸，太行西麓洞穴内，原始人类生息攀衍，足迹遍布山西南北，留下了冠绝全国的旧石器文化遗存。百余万年间，沧海桑田，生生不息。
距今1万年前后，我们的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刀耕火种，驯化动物，制作陶器，营建房屋、聚族而居。数千年血脉传承,

多源流接续交融，部族聚落灿若星辰。各方文化相互激荡，满天星斗般的文明火花向黄河中游聚合。4300年前，陶寺文化在晋南兴起，华夏民族跨入文明之门。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地区。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南北朝，随着多民族交往、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加深，佛教文化传播迅速。隋唐时达到鼎盛，并成为北传佛教乃至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区域。宋以后，伴随着佛教在印度渐趋衰落，以及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逐渐中国化，佛教文化全面融入中华文化思想体系。

早期佛教雕塑艺术外来风格浓郁，北朝至唐，民族风格日益明显，唐以后又逐渐走向世俗化。山西是佛教艺术嬗变的核心区域，以云冈昙曜五窟开凿为始，石窟、寺院、佛塔遍布城乡，石刻造像、壁画、彩塑异彩纷呈，被誉为古代艺术的宝库。
宗教本虚幻，艺术却真实，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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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涅水石刻群

1957年秋，在山西省沁县南涅水村发现石刻窖藏，出土单体造像、造像塔和造像碑1100余件，年代为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至北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造像塔是北朝时期民间兴起的佛教礼拜供养形式。南涅水造像塔由大小不同的单层四面石刻逐层收分层垒而成，石塔每一级四面开龛，顶部安放塔刹。发愿文中自名为“图塔”“高举”“石级造像”等，是由民间社邑捐资建造而成。造像题材丰富，有佛本生、佛传故事和阿弥陀佛、弥勒菩萨、二佛并坐及千佛等，是研究北朝民间佛教信仰的珍贵资料。

南北朝时期，在统治者的推崇和社会各阶层的推动下，佛教文化炽烈传播，北朝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开窟造像蔚然成风。山西作为北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至今仍存有石窟寺、摩崖造像等220余处。既有集国家之力开凿的大型石窟--云冈石窟，也有民间开凿的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基本勾勒出北朝佛教发展面貌。

北朝早期佛像多为鼻梁高挺、薄衣贴体的外来风格。中晚期逐渐汉化，呈现出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时代特征。佛教造像这一外来艺术经历了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山西省博物院

东魏造像中，弥勒减少，观世音增多。流行北魏晚期以来秀骨清像样式，表现手法以线条刻划为主。佛像高肉髻，脸庞清瘦，溜肩，身体修长，身着褒衣博带。菩萨头束髻，面相长圆，眉清目秀。

北齐时，无量寿佛和阿弥陀佛造像增多，出现双尊像组合。造像风格为表现人体健壮肌肉结构的写实手法，立体感增强。佛像流行低平素面肉髻和螺发肉髻，面相浑圆，身体健壮而丰满，多穿袒右式大衣。菩萨头戴高冠，脸庞宽而丰满，上身袒露，腹部微凸，衣薄贴体，衣纹疏简，流露出造像的精神气质。

北魏时期，佛教教义契合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的政治需求，自帝王而下大力推崇，令“沙门敷导民俗”，孝文帝崇法更是深涉义理。统治者为推广佛教，推出了沙门不服兵役徭役、不纳税的政策，致使大量人口遁入沙门，一时佛寺林立，寺院田产广布，对国家政治、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太武帝太延四年(公元438年)实行的“灭法”活动，就与这些因素有关。

附： 赵照造佛坐像背部(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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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秦王造像 北周时期，保定二年（公元5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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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乡县党城村出土铜造像

1983年4月，在山西省武乡县党城村发现刻有铭文的北朝铜造像7件，造像出土时两两相背排列。造像题材有佛、菩萨、观世音，时代自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至北齐天统三年(公元567年)，发愿文刻在床足右、后、左三侧，是郭氏家族的发愿供养，两件最大的造像为郭义在北齐皇建二年(公元561年)四月十九日发心供养。 山西省博物院

菩萨七尊像（正面与背面） 北齐（公元550--5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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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菩萨立像 北齐（公元550--577年）

彩绘菩萨立像背面绘有一尊比丘像，身着红色僧衣，祥云环绕，席地而坐，姿态闲适，展现了罕见的北朝佛教题材绘画艺术。 山西省博物院

观音菩萨五尊像 北齐（公元550--5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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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峪石塔 唐代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经台湾中台禅寺捐赠于2016年回归

邓峪村石塔造像为唐代佛教石塔，属山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晋中市榆社县邓峪村。该塔雕刻于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原为单层楼阁式结构，现存塔基与塔檐存放于村内庙中。塔身于1998年被盗后，经台湾中台禅寺捐赠于2016年回归，2018年迁至晋中市博物馆 。

石塔原高约3米，平面方形，基座为八角形，表面饰莲花纹。塔身四面雕刻佛像十余尊，佛座刻有开元八年题记。中部设石栏、石柱，浮雕二龙戏珠纹，顶部檐口装饰花纹，结构由底座、塔身、塔檐与塔刹套合而成，兼具楼阁式布局与盛唐造像风格。其佛像造型丰润端庄，衣纹流畅，头光、肉髻等细部特征具有开元时期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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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造像特点

唐代佛教造像流行释迦、弥勒、阿弥陀佛三世佛组合，坐姿菩萨像增多。佛造像多水波纹发，面相浑圆丰满，颈部刻三道蚕纹线，宽肩细腰，胸部及躯体丰满健美，身披袒右式偏衫或双领下垂式大衣，大衣紧裹双足，呈“曹衣出水”之式。菩萨束高髻，眉眼细长，面相丰满圆润。宽肩，细腰，窄臀，身姿修长，婀娜多姿。装束飘逸，下裙贴体，衣纹雕成“U”字形，表现出柔和的质地感。这一时期佛教造像既能为僧徒所供养，又受到世俗群众的礼拜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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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头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沁县南捏水村出土

菩萨头像 金代（公元1115--1234年）祁县西六支村惠安寺出土

白石彩绘文殊骑狮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五台县佛光寺文管所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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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佛教造像特点

宋以后，开窟造像之风逐渐衰落，佛教造像更加世俗化。造像材质采用木、泥、石、瓷及铜铁等。佛像面相多为方圆或是长圆，螺发，常饰有髻珠，与世俗人物的面相接近。菩萨造像流行观音、文殊、普贤、地藏菩萨等多种题材。密教图像的传播，也进一步丰富了佛教雕塑的形象与技艺。

菩萨像屏 北宋（公元960--1127年）

铜鎏金准提菩萨像 明代（公元1368--1644年）

罗汉坐像 北宋（公元960--11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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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棺床构件 北魏（公元386--534年）大同市智家堡北魏墓地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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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金龙漆画屏风板 北魏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大同市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出土

司马金龙漆画屏风板是与石床榻一起组合使用的围屏构

件，为木胎漆绘，木胎外以麻布为底，再以漆填平。屏风板正、背面均给漆画，画面自上而下分为四层，表现列女古贤人物故事，人物旁多有榜题和题记。故事和文字内容取材于《列女传》《孝子经》《汉书·外戚传》等史籍文献。

画面以朱漆为地，以黑漆勾线，采用渲染和铁线勾描的手法，色彩非常浓艳。在艺术风格上与传顾恺之所作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较为接近，呈现出鲜明的东晋、南朝文化特征，反映出当时南方绘画对平城的影响，对于探讨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交融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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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睿墓 北齐 武平元年（公元570年） 墓志及墓志盖

娄睿墓位于太原市王郭村，1979年发掘。墓内出土大量瓷器、陶器、石刻等随葬品。墓道和墓室布满壁画，现存200余平方米。壁画以绚丽多彩的大型画卷形式，描绘了墓主生前出行, 回归、宴饮等生活场面，并通过祥瑞和天象图景，想象墓主死后升天的空幻境界。壁画场面恢宏，技法高妙，代表了北朝绘画的最高水平，是填补中国美术史空白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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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墓兽 北齐 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太原市王郭村娄睿墓出土

镇墓兽是墓葬中的厌胜、驱鬼之物，通常放置在墓室内。镇墓兽流行于春秋战国到宋元时期，《周礼·夏官》中即有关于“方相氏”以戈驱赶墓中鬼怪的记载。

镇墓兽是想象出来的异兽，带有人的意念和情感。人们将其塑造成恐怖怪异、凶猛强悍、愤怒暴烈的形象，似人非人，有超人的力量，用以护佑墓主。北朝镇墓兽通常为一对，一为人面一为兽面，前者可以追溯到楚国墓葬内的人形镇墓兽，后者的早期形态可能是东汉时期墓葬内的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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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 （公元386--534年）大同市曹夫楼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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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裔墓 北齐 天统三年（公元567年），祁县东观镇白圭镇韩裔墓出土

韩裔墓位于祁县东观镇白圭村东南，旧有巍峨土冢，高约17米，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米，俗称“王墓”，乃墓中之王的意思。1973年进行发掘，墓中出土陶俑、陶器、釉陶器及钱币等各类文物145件，其中陶俑有12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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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釉模印胡人双狮纹扁壶 北齐 （公元560--577年），太原市玉门沟出土

该器物高27.5厘米，口径5.7厘米，底径17厘米，通体施黄釉，正背面纹饰相同 [1] [5]。器身胡人驯狮纹饰，中央胡人高鼻深目，右手持戏狮甩鞭，左右分饰昂首卷毛蹲狮，狮背各有一人作舞球状，两侧浮雕象头装饰。其形制与纹样组合体现北朝时期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特征，为北齐重要实物资料。

胡人吃饼骆驼俑 隋 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太原市沙沟村斛律彻墓出土

墓主斛律彻卒于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葬于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曾任北齐假黄钺、使持节等职，墓葬出土随葬品328件，以模制彩绘陶俑及动物模型为主 。该俑高45.7厘米，墓中共有两件骑驼俑，骆驼昂首站立于长方形托板,

双峰间垫毯并驮载丝绢、皮囊，皮囊端部饰虎头图案 。骆驼背负的皮囊上坐一胡人，头戴圆毡帽，深目高鼻，身着圆领窄袖胡服，左手握缰绳，右手持饼作进食状。所持饼为可长期保存的“馕”，传入中原后称“胡饼”，反映丝绸之路上胡商携带干粮长途跋涉的场景。骆驼驮载的丝织品印证北朝至隋代胡商以香料、宝石换取中原丝绸的贸易活动，晋阳（今太原）作为丝路重要节点，墓葬出土同类载货骆驼俑及胡商形象文物多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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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石椁

1999年，虞弘墓发现于太原市王郭村，出土有墓志、俑等各类随葬品。其中最重要的文物是一座仿木构汉白玉石椁，为三开间歇山顶建筑，由椁顶、椁身、底座三部分数十块构件组成，其上浮雕画面施彩并局部描金。内容有宴饮、乐舞、射猎,

家居和行旅等，具有浓郁的中亚和波斯风格以及鲜明的祆教性质，展现了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外来文化背景，是北朝至隋唐中外文化交流繁盛的历史见证。

虞弘墓汉白玉石椁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

虞弘墓是中国第一座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并有着完整丰富中亚图像资料的墓葬，同类的墓葬，全国仅发现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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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墓地63号墓随葬玉器

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前771年）晋国早期贵族墓地，墓主为晋穆侯夫人之一。该墓出土玉器多达800余件，主要有玉戈、玉鼓等礼玉，还有玉人、玉熊、玉牛、玉羊、玉鹿、玉龟等肖形玉。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套大型组玉佩，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料珠、玛瑙管等各种珍贵玉饰共204件连缀而成，是晋侯墓地规模最大的玉礼器组合。工艺精湛，庄重典雅。 山西省博物院

兽形觥 商代（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晋中市灵石县旌介商墓出土

器体椭圆，状如蹲兽。前有宽流，下承高圈足。盖前端为龙首形，与上翘的流口扣合为颈，高雕粗脚尖耳，眉目突出，颈部起扉棱至盖面中部；盖后部亦作兽面，盖中两侧各置一尖耳状纽；器腹略鼓，前、左、右起扉棱，后有兽首盤。饰有三层纹饰，盖部以云雷纹衬托两个兽头，器身以三条扉棱为中轴组成兽面主纹，口沿下饰昂首卷尾夔龙纹，圈足饰夔凤纹，均以云雷纹衬地。

兽形觥造型别致，装饰繁缛，显示出殷商铜器神秘狞厉的时代风格，还具有北方青铜文化因素，不但是一件实用的饮酒器，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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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钉纹方鼎

商 (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 ，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前庄遗址出土

饪食器，圆拱形耳，口沿外折，方唇，沿面平直。腹部直壁平底成方形，四周饰带状乳钉纹，上部夹饰带状兽面纹。鼎足上粗下细，足上部饰兽面纹。多范分体铸造而成，工艺较为粗糙，整体造型壮硕古朴，纹饰简洁，具有商代前期的典型特征，是山西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大型商代青铜器。商周时期，青铜方鼎数量远远少于圆鼎，方鼎地位更为尊贵，具有更多礼器上的意义。

此方鼎底部残留有烟炱 (tái) 痕，并发现于黄河北岸，由此推测其可能为“祭河”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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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尊 西周(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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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臣斤）壶 ，西周 (公元前11世纪一一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

注释：“臣斤”组合成的字读作 xīn。这个字由“臣”和“斤”左右结构组成，收录于《中华字海》和《汉语大字典》中，其释义疑同“訢”。

也有发（臣斤）pǐ音的 ——晋侯（臣斤）壶（文物新闻宣传矩阵@山西博物院）。

都是源自百度搜索，到底哪个发音正确我也搞不清，反正新华字典上没有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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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壶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1952年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文物室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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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牺立人擎盘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盘为圆形，侈口，平底，下接支柱，可以灵活转动，盘底以镂空蟠虺纹装饰。长治市分水岭墓地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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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傅酒樽，西汉·河平里年(公元前26年)，该器通体鎏金并施彩绘，高34.7厘米，口径65.5厘米，器身饰有虎、象、鹿、骆驼等动物纹样，口沿铭文标注“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证实其为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铸造的宴飨用酒器。其工艺融合鎏金、鎏银与彩绘技法，反映了汉匈文化交融特征。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出土

附耳蹄足鼎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该器高66厘米，口径60厘米，形制为大口窄沿、深腹圜底，附外侈双耳与兽蹄形足，无盖。山西省太原市一电广赵氏墓地出土

子犯鬲（li） 春秋 (公元前770-前476年)，一种炊具，高10.9厘米、口径14.7厘米，其口沿处有“子犯之造鬲”的铭文，由晋文公重耳的舅父狐偃（字子犯）铸造，是研究晋国历史的重要文物。美籍华人收藏家范季融、胡盈莹捐赠

都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可是在山西省博物院里走一遭，你会发现山西的地下文物也不少，而且年代久远，个个都是国宝级别。令人大开眼界！

　　注：图片除个别借助互联网，其余99%以上都是旅行中随手拍摄。相关说明以及资料，有些取自景点的介绍或说明，有些取自互联网搜索。

（未完待续 请接续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