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童年

史举

年龄越大，越容易回忆过去；年龄越大，越是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忘不了。已过知天命的我，按理说年龄算得上“不大不小”，但也到了“忆往昔”的时候了。实际上，这些儿时的记忆时常萦绕在脑海中，只不过这次集中了些。

一、关于吃

“妈饿”

在我的老家，“饿”不发“è”音，而发“nè”音。小时候，饭还是能吃饱的，但远远谈不上吃好。大多时候喝的是稀饭，不禁饿，几泡尿下去就又饿了。上学坐半天，加之课间活动、打打闹闹，等到放学前早已是饥肠辘辘了。上学如此，周末和寒暑假等假期劳动半天，其饥饿程度更甚。因此，每每一进院门，就会朝妈妈喊出两个字——“妈饿”，就像是见到妈妈的问候语，简单明了，直抒胸臆，连中间的停顿和“我”都省略了。而妈妈的回答也始终是“饿，就把我吃了吧！”

那时候，家里是没有零食的（除了有时有但不爱吃的白薯干、渣窝外），也是买不起、买不到的。

香油

现在炒菜熬菜，出锅前都要倒一点香油调味增味。请注意，我用的词是“倒”，而在我小时候，香油和这个词是不沾边的。做菜出锅前，用一根筷子在香油瓶中蘸一下，再放到菜中搅一搅，就算是放香油了。那时候，一瓶香油这么“省吃俭用”，能用三五年，当然，也就不考虑什么“保质期”了。香油也不是用钱买的，而是拿自家的芝麻换的。所以，那时来村里卖香油的，也是这么叫卖的——“换香油，换香油喽……”（豆腐、豆片也是拿自家的大豆来换。那时候，只要自家有但又不便自己加工的，多用易货交易方式。换字用习惯了，有些东西即使用钱来买，也用“换”这个动词，比如，我们那里是不种水稻、小麦的，但买米面却称为换面、换挂面、换大米。但有一点例外，在冀东北和东北地区，买豆腐的传统叫法是“拣豆腐”，这与这些地区的豆腐按块售卖，以及“买豆腐拣边”的说法有关）。

记得上高一时，同班同学杨睿的家是上射雁庄乡（2020年撤乡设镇，更名为“上射雁庄镇”）高各庄村的，他家经营着榨香油的小作坊。春节前，父亲交给我些芝麻，在“回家周”的路上，和杨睿同学一起去了他家换香油，他父母还请我吃了一顿饭。这么多年来，每逢同学聚会遇到杨睿同学，还必谈起这件事，感谢一番，感慨一番。

渣窝

“百度”一下“渣窝”，告诉你的是“豆渣窝头”——豆渣窝头是以制作豆浆过滤产生的豆渣为核心原料，配以玉米粉、面粉等制成的传统食品。其制作流程包含混合主料、发酵面团、捏塑造型（中空圆锥状）、蒸制熟化等步骤，部分配方会添加白糖或牛奶调味，并通过二次发酵提升口感松软度，兼具粗粮细作的健康属性和豆渣再利用的环保理念。

小时候吃的渣窝，除了上述说的“核心原料”——豆腐渣（豆渣）外，就再无其他了。春节前，家里会做一刀豆腐，一“刀”，是指一豆腐箱（如下图）。做一刀豆腐需5~10斤豆子（豆腐的薄厚与用豆子多少相关，与起豆皮多少亦相关），一般情况下，每家每户一年只做这一次豆腐，平时来客（在老家读作【qiě】，与客人同义）时就用自家的大豆拣几块来吃。豆腐做好后，一半切成1.5~2厘米见方的豆腐块，放露天一夜，就成冻豆腐了；一半低温存放，叫做活豆腐，用来煎着吃、拌着吃或熬着吃。

大豆磨制后，加水搅拌过滤，滤掉的就是豆腐渣，滤过的煮沸后就是豆浆，豆浆点上卤水（或石膏），就是豆腐脑，豆腐盛入模具，放上压板并用重物压上，滤出水分成型后，豆腐就做好了。做豆腐是门手艺活，特别是点卤水和起豆皮。当年，父亲在这方面是比较专业的；现在，年近八旬的大嫂仍然是村里做豆腐的好手。

起豆皮

豆腐渣的养分不多，一般作为猪饲料。但我小时候缺吃少穿，不会这么“浪费”的，把豆腐渣做成馒头状，放在盖帘上，置于房顶，到了开春水分就蒸发掉了。现在的记忆中，不是渣窝好吃不好吃，而是一咬满嘴的渣渣，以及那溅一脸半身的末子了。吃渣窝，不用水助咽，是很噎人的。

白薯

小时候，村里人的生活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地里种的主要是棒子（多数地区通称“玉米”，东北地区称“苞米”）、谷子、白薯（多数地区通称“地瓜”）、大豆等，因为白薯产量高，对土地的要求也不高，所以种植面积相对较大。白薯主要是白瓤的，也有红瓤的（其实应该叫红薯，但我们那里都统称为“白薯”，只是用瓤的颜色来区分）。

秋天，白薯收到家里后（在生产队时应该是“分到”），一些切成片，晾成白薯片；一些制成粉坨子，这是粉条的原材料；一些放进地窖中或井中（专门用来为白薯、青菜等保鲜的无水的井），冬季保鲜，随蒸随取。那时没有电器，更没有冰箱冰柜，冷藏除了上述两个方法外，还有“土埋保鲜法”，即在菜地里挖个坑，将白薯、萝卜等放入后埋起来，随吃随挖。我的家乡在冀东北长城沿线，冬季虽冷但最低气温很少会到-20℃，若在东北极寒的严冬，这种保鲜方式就不灵了。冷冻的保鲜法则只有一种，即冬季的室外就是天然的大冰柜。

粉坨子和粉条。将白薯打碎，过滤沉淀，再用四方的网兜挂起来，待滤干水分就成粉坨子了。一般入冬后漏粉，把粉坨子打碎成粉面子（淀粉），和面、烧水，待水烧开后就用底部带圆眼儿或长条眼儿的瓢盛满和好的淀粉漏粉。漏粉时，要一只手端着瓢，另一只手在瓢沿上不停地敲，淀粉就漏进沸水中，煮好后用木棍挑出来，过凉水，一圈圈缠好，一排排挂在室外，晾干，收好，粉条就可以随用随吃了。带圆眼儿的瓢漏出的是细粉，带长条眼的漏出的是宽粉，细粉一般熬菜时放些，宽粉一般炖肉时放些。漏粉是技术活，更是力气活，而且不是一般的力气活，因此，只有壮劳力才吃得消。在农村，漏粉、起粪、打坯等都是最累的活儿。

现在市面上有红（白）薯粉条、土豆粉条，由于从小吃惯了的缘故，我更喜欢吃红（白）薯粉条。粉条也不在市面上买，每次回家，嫂子姐姐们都会将自制的粉条拿些让我带回来。老家的粉条不仅货真味正，还能吃出家乡的味道。

蒸白薯和烀白薯片。粉条从小吃到现在，没吃够。但有两样白薯主食，自长大后就再也不想吃了。一样是蒸白薯（街上卖的烤红薯味道不同，偶尔还是吃的），一样是烀白薯片（将白薯片烀熟加点糖精）。其实这两样如果和其他主食搭配着吃，再加上几样小菜、大菜，白薯也许是美味（那时，各家各户冬季常备的唯一的“小菜”就是咸菜瓜子了，也就是用萝卜腌制的咸菜。但白薯就咸菜，是不对路的）。而我们那时无论是蒸白薯还是烀白薯片，一餐就是这个，没有其他主食，也很少有菜。那时的我们玩起来会忘了时间的，到饭点了，等家长叫了才回家。每当妈妈叫我回家吃饭，我一般会问是什么饭，当妈妈回答“蒸白薯”或“烀白薯片”时，不仅不想回家吃，有时一听这两个词就会反胃。

白薯干和圪斗子。蒸白薯，新鲜的吃不完，可以切成长条块，晾干，就成白薯干了。白薯干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加热后吃（即熥【tēng】着吃）。这在当时，是我们难得的“零食”了。

白薯干除了烀着吃外，还可以磨成粉，有馅的话就蒸白薯面饺子，没馅的话就做圪斗子吃。圪斗子，以前只知道是这个音这么叫，今天要写一写，才叫起真来。“百度”了一下，才知道，不同的地方吃法相同，但叫法各异。

以下是“百度”结果：圪斗子是河北、山西等地流行的一种传统面食，因形似蝌蚪得名，其叫法在晋冀蒙辽等多地存在方言差异，山西称“抿尖儿”（晋中地区称“抿圪斗”），河北唐山称“圪斗子”“圪斗儿”，辽宁部分地区和河北井陉地区则与“抿蝌蚪”通用。其制作以荞麦面、白薯面、玉米面等杂粮为主料，需掺入榆树皮面增加黏性，通过特制工具“圪斗子床”将面团搓压成型，形成2~3厘米长的短圆条状面食。传统食用方式包含凉拌、热汤汆煮及炒制等，常配野菜卤或家菜卤。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主食改良产物，20世纪90年代后经农家院改良发展为旅游特色美食。

我的家乡，的确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大理石长城旅游的，先是嫂子后是侄媳妇经营农家饭，不知道他们的食谱里有没有圪斗子。下次回去，一定问问，如有，做一碗尝尝，看味道和儿时有何不同？

圪斗子床和白薯面圪斗子

上图源自网络。我们小时候吃的白薯面圪斗子可没有这么多菜码，卤也仅有一种。也就是说，我们那时吃的真的是以圪斗子为主，这也是我当时不怎么爱吃圪斗子的原因。而现在吃的圪斗子，就像河北沧州、山东聊城等地的美食——“十香面”（也有称“什香面”）一样，“主角”实际上成了“配角”，因为菜码多至十几种（最多可达十八种，远不止“十香”），卤也有两三种，这个放点，那个放点，圪斗子或面反倒是放一点就够了。

棒末子粥

说起小时候的吃食，就必须得提棒末子粥了。棒子有黄棒子和白棒子，黄棒子产量高，现在基本不食用，而是用来酿酒、榨油或喂牲口，白棒子产量低，多食用。棒末子粥不同于东北的大碴子粥，也不同于渣粥、面粥，它是将棒子打碎，渣和面混在一起做成的粥。棒末子粥熬得好，香味扑鼻，让人垂涎欲滴，喝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每次回老家，当嫂子问我想吃点啥时，我都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棒末子粥”。在我的认知里，嫂子熬的棒末子粥是最好吃的，是天下一等一的美味。而我熬的棒末子粥，也得到了“小众”认可。这些年来，我和岳父母家主动和嫂子姐姐们要的东西，除了棒末子，也基本上没啥了。每次到岳父母家或他们到我家来，都让我给他们熬棒末子粥喝。其实，熬出一锅香喷喷的棒末子粥并不难。首先，要冷水下锅，棒末子以搅匀后能捞出些许颗粒为宜。开始大火（隔一两分钟搅拌一下，以防粘锅），待开锅后马上换成小火（以防沸腾冒出锅），这时放入少许碱面，三五分钟后关火，让粥“矜”一会儿（五至十分钟），再熬上几分钟，棒末子粥就熬好了。这里要注意两点，一是在熬粥的过程中，要多次搅拌，使其不粘锅；二是粥稠了，就加水，粥稀了，就加些小米，小米易烂，最终和棒末子同时熟，且香味有增无减。

因此，要说我从小到大不变的挚爱，除了家乡的白薯粉条，莫过于棒末子粥了。

二、关于穿

衣服

小时候，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很少能有新衣服穿，男孩穿哥哥穿小的衣服，女孩穿姐姐的（捡剩儿）。而我的哥哥大我太多，姐姐大我三岁和六岁，所以我一般都是穿姐姐的衣服。有的上衣绣着小花，我穿着去上学，经常被同学取笑。留下来的中考前的照片，胸前衣服上绣的花依稀可见，成为我穿姐姐衣服的“铁证”。衣服这样“接力”下来，大多很旧很破了，补丁也就很常见了，有时甚至补丁摞补丁。冬天的棉袄棉裤，由于淘气加上补的不及时，时常双肘双膝盖处都漏出棉花，活脱脱一个小叫花子。那时候，除了单衣就是棉衣，很少能穿上秋衣秋裤、毛衣毛裤，所以一到春天，脱了棉衣就是单衣，一到深秋初冬，换了单衣就穿上了棉衣，中间没有过渡。

虱子和虮子

那时的农村人，讲卫生的不多，一是没养成讲卫生的习惯；二是没有讲卫生的条件。一个冬春一个夏秋，就那么一两件衣服，几乎没有换洗的，加之一年三季没有洗澡的条件（夏天是可以到村中河里去洗澡的），身上是脏兮兮的，衣服是脏兮兮的，被子也是脏兮兮的，这就为虱子和虮子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其实先生虮子还是先生虱子，等同于先生蛋还是先生鸡的古老话题。但虱子会爬，一个人生了虱子招到另一个人身上，就很好解释了），生虱子就痒，痒了，就捉虱子，两个大拇指一挤，留下点点鲜血。顺着衣服线缝，串串白色的虮子，也一个个挤破，那声音还有点“清脆悦耳”呢！

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几个知道虱子和虮子长什么样了，对于我们这个年纪以上的人来说，也成历史和回忆了。

褥子和内衣

那时的农村，都是土炕，土炕上铺着用芦苇编成的炕席。晚上睡觉是大多是没有褥子的，被子直接铺在炕席上。一是没条件置办；二是节省地方，一家人挤在一起睡，冬天压的被子大衣可以两人共用。

不怕大家笑话，青春期前，不管是姐姐还是我都没穿过内裤内衣，睡觉都是光溜溜地直接钻进被子。

读初中后，家里的条件才好了些，才有了褥子，加之年龄越来越大了，知道害羞了，才穿上了内衣，对于男孩来说，也仅仅是一条内裤而已。

三、关于住

那时房子少，人口多。我们那个小院，前后两座瓦房，各三间半（中间一间是厨房，东屋一间，西屋一间半。我家和三叔一家住前房，三叔一家住东屋，我家住西屋。一座小房子里住着三叔一家四口和我们一大家子人（大哥大嫂分家另过住到了下院平房），后房住着爷爷奶奶和二叔一大家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二叔在这个院的北面（隔一个院）盖了新房）。三哥结婚后，家中有奶奶、父母、两个姐姐和我（二哥在外工作），八口人。后来，前房都给了三叔，三哥三嫂亦分家住到了下院平房，和大哥大嫂住“对门屋”。再后来（1986年），小院全给了三叔，父亲在村子南头——南岭盖了新房。三叔也将小院的房子全拆了，扩建成了一座四破五间的新房，小院子变成了大院子。

小时候，我们那个小院挤挤插插，整个西旮旯也是如此。从父亲那辈算起，没出“五服”的弟兄们都聚居在一起。村里人都管这一片叫“西旮旯”，因为它在西面的小关山脚下，地方又十分狭小。小时候，不大的地方里，住着十三四户人家，除了一户秦姓，一户史姓入赘的何姓外，都是史姓了，且都是一脉，有没出五服的，也有出了五服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又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即使是刚有计划生育时期，超生也是常有的，我就是其中之一），一家五六个，甚至七个（或更多）都很正常，少的也有两三个。大致算了算，一个西旮旯，居然住着一百来口人！就拿爷爷的孙辈们来说吧，从比我大一岁到大六七岁的亲姐姐和亲叔伯哥姐，以及我的亲侄子侄女，就有八人，以至于长辈们说我们这些孩子“像梯子蹬儿似的”。如果算上所有的堂哥堂姐等等，就有三四十个。

现在的西旮旯，大部分的房子翻新了，有的还是二层小楼。有的已经闲置多年，破败不堪，更有的迁至村子南面居住了。西旮旯由几十年前的热热闹闹，变成如今的“门前冷落鞍马稀”了。

四、关于玩

儿时，除了劳动，就是玩了，或者说玩的时间远多于劳动。那时候孩子多，每个年龄段都不缺玩伴。唯一缺少的就是玩具，没地方买更没钱买。怎么办？办法总比困难多。

首先是无需玩具的，如撞拐，一手抓起另一条裤腿，两人或多人一起单脚蹦，互顶膝盖，谁的手撒开了裤腿或倒地了就算输了。撞拐既省了玩具，又锻炼了身体，冬天还御寒。

其次是就地取材的，如五福棋、歘大板儿。五福棋是拿木棍在地上，或拿土坷垃在大石头横三竖三一划，再四周圈上，“5 × 5”格棋盘就画好了。“棋子”就地取材，一方用小石块，另一方就用短木棍，区分开就行。玩法是通过布子、提子、走子三个阶段进行对抗。‌布子阶段‌，双方交替在棋盘空点放置己方棋子，形成特定阵型（如小斗、三斜、四斜、五虎、通天）可提掉对方1-5枚棋子。 ‌当一方无法再提子或组成有效阵型时，对方获胜，游戏结束。歘大板儿（嘎啦哈）是用沙包和四个猪或羊骨节一起扔接、翻动着玩。沙包也可以是布包，或玻璃球、小皮球，也有的就用大板儿歘大板儿。大板儿是取自猎羊后腿关节处的髌骨，也叫“拐”。大板儿有四个不规则的面，背面略鼓起的叫“背儿”，与之相对的面叫“坑儿”，侧面像耳朵形状的一面叫“轮儿”，另一面叫“针儿”。主要的玩法是“抓四样”，即先把沙包高高抛起，再用抛起的那只手迅速抓起嘎拉哈翻动，然后再接住落下的沙包，当四面依次翻动成功后再全部抓起，抛起沙包次数最少的获胜。歘大板儿一般是女孩们玩的游戏，有时我们男孩也一起玩。

第三是稍花点钱或费点事的，如扑克牌，一副扑克牌不玩烂，是不会丢弃的。扑克牌的玩法有简单的“丁钩钓鱼”，有稍复杂点的打百分、打娘娘（跑得快）、五十K、升级等。如弹弓子，木头和石子好找，难的是找一段胶皮管儿。如洋火枪，用粗铁丝弯成手枪状（含扳机和撞针），枪管处串上废自行车链条，挂上弹性条（自行车里胎裁剪即可），压上洋火（火柴）头，扣动扳机，一声脆响，就像真的用手枪射击一样，让男孩子们过足了当兵打枪的瘾。再如核子车，把一个核桃上下各打一个孔，用掏耳勺把核桃内掏空，侧面再打一个孔，取一细木棍，一头固定上十字木条，取一根线，一头缠在细木枝上并放入核桃内，从侧孔取出，线另一头拴上小木棍，核子车就制成了。用手一拉再一松，核子车内的木棍和十字木条就快速转动起来，还发出悦耳的声音，线拉得时快时慢，声音也就抑扬顿挫了。

此外，儿时玩的游戏还有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挤旮旯、打沙包、跳绳、踢毽子（沙包）、跳格子、打冰出溜、打冰猴等等。跟现在的孩子们比，我们的儿时生活是不是也同样丰富多彩？而且就“玩具”而言，就集体玩耍而言，我们的儿时是不是更胜一筹？

五、关于学

儿时记忆相对较少的就是学习了，因为那时没有课外作业，没有各种补习班，老师、家长和学生本人都不太关注学习成绩。那时候，压根儿就没听说过“内卷”这个词。

记得第一次去村里的小学是三哥去生产队出工前送我去的，背的书包是大姐用花花绿绿的布头缝制而成的。而有的同学的书包就简陋多了，甚至有的用一块旧毛巾对折一缝，再钉上个背带就是“书包”了。

记得第一次考试得了零分，原因是一看都会，既然会就不用写了，结果一个字也没写。拿到卷子后，老师念了成绩，还专门针对我讲了什么是“考试”。课后，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零分试卷撕得粉碎，也从此和零分说再见了。

儿时家中困难，没钱买笔和本，母亲就让我拿鸡蛋到村里的供销社代销点去换。母亲盯着下蛋的鸡，从鸡屁股里抠下还带着温度的鸡蛋递到我手里时的神情，至今仍时常浮现在眼前。记得那时一个鸡蛋换一个中报本（7分钱一个）。每学期开学初，为了能省点直接买本的钱，就去村里的代销点买些纸，自己用剪刀把四开的裁成八开的，再裁成十六开或三十二开的，再用锥子扎孔，用线固定，不仅要结实，而且要美观，每条线都要横平竖直。至于铅笔，要一直用到只剩两三厘米，实在握不了，捏不住了，就插到大小合适的笔帽里继续用，直到“物尽其用”。现在，看着儿子一堆一堆的笔，上几辈子学都用不完的笔躺在抽屉里，但还是不停地买买买，就想跟他“忆苦思甜”，教育一番，没想到儿子的一句话就让我无言以对了——“不买，不消费，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看来，没教育出一个勤俭持家的儿子，说不定将来在经济学上还能有所建树呢！

我们那时的老师，大部分是代课老师，记得有杨振奎的二女儿杨淑艳，俞振江的女儿俞海青等。我们的代课老师还是不错的，最起码没有闹出笑话来。村里一陈姓叔叔有一绰号——伟大领神。他当过二哥三哥的代课老师，文革期间吧，他带学生读“伟大领袖ⅩXX”时，把“袖”念成了“神”。“伟大领神”这个绰号就这样叫开了。因为是代课老师，联产承包后都有地（即使是正式老师，家里其他人也都是农业户口，也有地），春种秋收时，老师们回家忙地里的活，我们放假也帮家里干农活。我们管这叫“农忙假”。城里的老师从来不需要农忙假，在农村，现在很多也不需要了，但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学生却应该放一放这样的假（如春假、秋假），去接一接“地”气了。

读一年级时，我们和二年级一起上课（年级混合班）。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前，就让另一年级的学生做作业或预习新课程。二年级时，我因病休了一年学。因为村里的小学只到三年级，到了四年级，我们就到三里外的邻村大庄小学去读书了。等到了小学毕业，由于差6分没考上迁安一中（初中部），又不想在大庄村读初中，就壮着胆子和本村三个同学一起去了商庄子乡初级中学，直接找唐继贵校长毛遂自荐，结果还真被接收了。我们在这里夏秋走读（单程十里路，开始是中午带饭，后来在食堂吃）、冬春住校，一晃就是三年……

步入青年的我，进了县城；步入成年的我，进了省城、京城，又回到了省城，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我依然每年都要回农村老家，也经常在梦里回到老家，回到童年。因为那里有我的家人，老家是我的根。

我们的童年，虽然物质上是匮乏的，但精神上却是富足的；虽然父母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愁白了头，但我们的童年却是无忧无虑、简单快乐的。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忆童年，就是要时常提醒自己，只有不忘来时路，才能走稳脚下的路，走好将来的路。

注：文中风景图片均拍摄于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