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也曾立雪到程门，——记张文勋先生

刘拉美

作者简介：牛军，云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师，师从张文勋、赵仲牧先生。长期从事文艺学、美学教研工作。

初见文勋师那年，我尚不满十岁。家中长辈半开玩笑地说：“以后等你长大了，就做先生的学生。”依稀记得他当时微笑点头的模样。文勋师和师母一直叫我“小弟”，这个简朴的称呼透着乡音和亲切，直到后来我真的成为他的学生，文勋师方称呼我的姓名，而师母总是在我的名字前加一个“小”字。

张文勋先生《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书影

那是九零年代初期，书香满园的时代，文勋师还住在东一院，门前的坡上有两三家书店，我常去淘书，也常与傍晚散步的文勋师相遇，每次他都要详看我所购何书。有天刚好另一位老先生也在，问我买那么多书放置何处？我说很多都放在箱子里，那位老先生摇头叹息：“放在箱子里就废掉了。”文勋师却认真起来说：“怎么会废掉，买书总比吃喝玩乐强吧！”他知我读书向来旁搜杂类，却从不禁止，反有勉励之意。他曾说：“魏晋的文论本身便是美文。何以如此？若不从儒、道、释三个维度去看是难得其真味的。”他曾在课堂上提起陈寅恪、范文澜等前辈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受到佛教大论的影响。见我对此颇感兴趣，他让我不妨从此角度去探寻一番。我便开始阅读一些佛教的典籍，也常写下笔记呈他指教。有一次文勋师在看过我的文字后说：“你数次将《华严金师子章》写成《华严经师子章》，这么关键的字一错到底，如此读书，何足为训？”接着他就提到，清朝的戴东原觉得古籍中的“桄被四表”殊为难解，于是处处留意，很多年后终于在阅读另一部古籍时发现，“桄被四表”乃“横被四表”之误，不厌其细，故成其大，年轻人应从此处着力。后来我为文勋师的一本书做校对，需核对几则材料。他取出《十三经注疏》让我翻查，书的纸页已经泛黄，几乎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写满了他的批注，那应该是文勋师年轻时奋进的见证。他也常对我追忆求学时的生活，我们曾去翠湖边王九龄故居。他说在上个世纪五零年代，这里是刘文典先生的研究室，堂屋中放着一张八仙桌，文典先生坐于桌前，如果是冬天，就生一拢火，文勋师坐于火盆旁，听文典先生谈文论道。在沉静的时光中，有学术与思想微光的闪烁，我看见他的脸上泛起一丝怅惘。九零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文勋师让我去寻几种流行的作品给他看。阅后他说这不是真正的国学，国学必须有特定的方法，比如音韵、训诂、校勘等。他的断语点醒了我，时远则有训诂，地远则有翻译，阐释古籍岂能望文生义。文勋师一再强调读书一定要从章句开始，他年轻时曾手抄《说文解字》数遍，有十年面壁之功，才会有振衣千仞岗的潇洒。

张文勋先生《<文心雕龙>探秘》书影

毕业后我迁新居，请文勋师到家中小坐，看了我的书房。他笑着说：“现在书不用放箱子里了。”又指着我架上的《太平御览》《经籍纂诂》等书说，这些典籍不能仅是放着美观，要学会把它们用起来。我告诉文勋师有一位学经济的朋友向我借阅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他来了兴致，叫我谈谈这位朋友的情况。听完欣喜地说：“如果多一些这样的年轻人，学术文化何愁不昌盛？”文勋师有仁者之心，每识一善人，闻一善举，便欢然为世界称庆。那时文勋师担任省诗词协会会长，他鼓励中文系的学生们学写古典诗词，我多次见他审阅来稿，赞赏有加，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我也深切地感到文化精神有时是由某些智者和仁者来表现的。

我请他为我的书房赐名，月余后他说已题写好叫我去拿，原来是“涵虚斋”三个大字。我不禁愕然，本想着会是含有嘉许的名号，哪知他是要我戒除矜慢之气。文勋师说宋代谢上蔡与陈明道相别数年，再见时，明道问上蔡有何体悟？上蔡答：“数年间，惟去得一矜字。”说完后，他望着我，目光炯炯。我沉思片刻说：“您的意思是涵养包罗，虚己应物？”他点头答：“涵养包罗也要本于自然，虚己应物亦要立人达人。”多年过去，这几句话一直回响在我耳边。

张文勋先生

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大概是指孔子能将极深的体悟开显在当下的生活中，使仁、义、礼等进入到即存有即活动的状态。我才工作那几年闲暇较多，常陪文勋师去参加各种聚会，那也是一种现场教学。他不会忽略任何一个在场的人，几句平易的寒暄，温暖的笑语，更显出华岳之高，沧海之阔。记得有一次，他与几位老先生聚会，当中有蒙文通、郭绍虞等先生的学生。不知是何机缘，谈起了师门往事。几位白发萧萧的先生刹时如饮佳酿，如行春野，笑语连连。那是他们对青春的追忆，耆英老辈偶露风怀，使在旁的我觉得学林泰斗亦去常人不远。

我曾向文勋师请教如何待人接物。他说：“你放平了心，以诚相见即可。”其后读中国哲学，方知“诚体流行”不仅是为人之道，亦是天地之道。许多年来，文勋师与师母和我的每一次谈话都是恳切的。随着年龄渐长，烦恼日增，很多事我都会向他们诉说，有时文勋师不在，我常陪师母聊天，当我感到惶惑，师母总是温言安抚，设身处地地给予我理解，她的仗义和她慈爱的目光常萦绕于我心间。休谟在《人性论》中对科学真理的逻辑必然性发起了凌厉的质疑，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似也未能有妥善的解答。休谟却安慰人们说大可不必为此感到焦虑，因为凭借着习惯和同情，我们依然可以维系着文明社会和正常的生活。他说的同情实际上是指一种共情能力，休谟甚至断定此种能力比理性更为本原。我在文勋师和师母身上见到的正是这种力量，它很柔和，但世上没有什么不能被它所消融、所化解。

文勋师常对我们讲起阳明心学，他特别重视阳明后学中的左派，在他的讲述中我领会到，儒学不仅是一些伦理原则，更是肝胆与血性。文勋师曾屹立在时代的风雨中，坚如磐石，对很多阴暗的东西，他也会言辞激越，壮心不已。在他的身上生命之力从未衰减，从未凝冻。我们为何要读书，要思想？文勋师似乎给了我答案：为了使生活更加从容，为了使生命更有光彩。牟宗三先生认为现代人是很难体察到天地之美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科学化、实用化了。有一天我去文勋师家，他刚好买了几盆花草，正兴味盎然地在阳台上修剪着。我帮他把花盆摆放好后，他忽然指着几朵花说：“这是生命，懂吗？”当时我如受棒喝，怔在那里。道也许并不在文字中，而就在花开的刹那。不见花者，何以达心灵的深湛？宋明儒学讲到高处会绽出鸢飞鱼跃的气象，这是对生命世界的肯定。

我曾与文勋师去滇池边的一个度假村开会，在那里住了几日。会余我陪他散步观景，园中松苍竹翠，水映楼台，至高处可见西山烟云，当此美景文勋师不禁咏起诗来。那一刻他似乎走出了自己，有飘然霞举之想。以天地胸怀做人间事业，也许这正是文勋师毕生追求的境界。程颢说见周敦颐后“吟风弄月以归”。真正的学者原是置身于无边的风月之中的。

谨以此文，恭祝文勋师百岁华诞。

以上图文来自雲大古代文論研究中心2025年11月10日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