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来，我向自己奔赴

陈凤

昨夜的梦格外清晰，像一段被按下慢放键的片段，在醒后仍萦绕不散。我与两位友人登山，途中遇一坑洼，她们怂恿我先跳。纵身跃过的瞬间，眼前竟现一堵围墙，墙面上的砖块掉落。这时，早已离世多年的开桂伯突然出现，对着我破口大骂。我又急又气，反复解释并非有意为之，他却不依不饶；我提出按价合理赔偿，他依旧纠缠不休。这时，四叔婆走过来，我把情况和四叔婆说了，四叔婆想帮我调解，叫他"爸爸"，可开桂伯却索要三头牛的天价。怒火中烧的我正要拨通报警电话，梦便戛然而止。

醒来后辗转难眠，用DeepSeek解梦的结果如惊雷般击中我：这是现实的心理映射——突破自我时意外触及他人期待，面对不合理要求时的愤怒与挣扎，以及传统观念与现代处事方式的碰撞。而“逝者托梦”的解读，更让我恍然：原来潜意识里，我早已在渴求一份清晰的边界，一份不被他人过度消耗的人生。

边界”二字，于我而言陌生又遥远。三十多年来，“大姐”这个身份早已刻进骨髓，成为责任的代名词。我出生在七十年代末的农村，父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家里姐妹兄弟众多，日子过得紧巴巴。作为长女，我记事起就懂得要替父母分担，要护着弟弟妹妹。选择读师范，是彼时家境所迫的最优解；求学期间，我一边刻苦读书，一边狠抓弟妹们的学业，让他们背古诗，努力读书，一遍遍鼓励他们“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农村”。

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乃至后来谈婚论嫁，我的重心始终没有离开过娘家。找对象时，我首先考量的是“能否帮衬娘家”，带着这份执念匆匆步入婚姻。婚后，我依旧倾尽全力支持弟妹：供他们读书、为他们谋划前程、帮他们解决生活里的大小难题。邻居文华总说我傻，劝我留些余地为自己打算，我却总笑着摇头：“我是大姐，弟弟妹妹还在上学，我不帮他们谁帮？”

后来，大弟、二弟先后考上大学，妹妹上了重点大学，小弟考上大学。想起那些年，我带着小弟生活，按月归还为弟弟读书的而贷的银行贷款，父母常挂在嘴边的“多亏了你”，让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甘甜。我始终以为，这就是大姐该做的事——做娘家腾飞的垫脚石，为弟妹们遮风挡雨，看着他们成家立业，陪着父母安享晚年。

如今，弟弟妹妹们都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个个比我有出息：大弟成了老板，二弟博士毕业，小弟是单位骨干，妹妹也坐上了中层领导的位置。而我，依旧是那个小学老师，薪资平平，平凡度日。我以为这样相互扶持的日子会一直延续，却不知从何时起，一切都变了味。

我依旧习惯性地为家人付出，却渐渐活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大弟夫妻拌嘴，弟媳会抱怨“一个出嫁女，管得也太宽”；小弟媳与父母闹矛盾，竟恶狠狠地警告我“要是我们离婚，就拉着你同归于尽”。我一遍遍表明态度：“我只管好生我的人和我生的人，你们的日子我不再插手。”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躺着中枪，他们生活里的矛盾、婚姻中的不满，最终都化作利刃指向我。我后来才明白，在他们眼里，我早已成了父母的“后盾”，他们想要挣脱原生家庭的束缚，想要自由的生活，而我，成了他们眼中最大的“牵绊”。

我理解他们对独立生活的渴望，可我无法接受他们以伤害父母为代价。亲人间有摩擦本是常事，我愿意退出他们的生活，但总该让父母安心度日吧？一次次的委屈与寒心，让我终于醒悟：我不能再为了别人而活，我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我开始学着享受生活：每天清晨，去公园跑步，看朝阳染红天际；傍晚时分，沿着河边骑行，任晚风拂去一身疲惫；周末不再被琐事牵绊，喝茶聊天，或是独自走进山林，感受大自然的静谧与美好。我才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如此惬意，原来为自己而活的感觉这么好。

冬意渐浓，寒风凛冽，却也吹散了心头的迷茫，沉淀出清醒的思考。我要走了，离开那个牵绊了我半生的“大姐”角色，离开那个不断消耗我的圈子。这不是不爱了，而是换一种方式去爱——爱家人，但更要爱自己。

往后余生，我想为自己而活：去看那些年错过的风景，去做那些一直想做却没来得及做的事，去认真爱那个值得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为娘家牺牲一切的大姐，我只是我自己，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渴望幸福、值得被爱的女人。

冬来了，我要走了。带着半生的感悟与释然，奔赴属于自己的春天，奔赴那份迟来的、独属于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