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社工作的日子里，一、第一次到农村蹲点

张先和

　　1971年冬我在县四中快高中毕业时，有幸被县委组织部录取为国家干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衡阳县第一次从县六所中学高中毕业学生中录取30人为脱产干部。经过县五七干校短期集中学习培训，1972年6月全部分配到区，公社任团委副书记（书记由党委兼）或妇女主任。我被分到离家100余里的板桥区（后改为呆鹰岭区）任区团委副书记、青年专干。这年我正值22岁。

从偏远农村到学校门，再从学校门到机关门，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懞里檬懂，一切无所适从，更不知接人待物。当时区，公社工作主要是面对农村。为了增强知识，区委领导安排到我到角山公社和平大队（后几年改为小云山大队）去蹲点。该大队原是区委管农业书记彭鹤斌同志带区排灌站长杨作育同志蹲的点，意图是由领导传、帮、带。单独安排我到唐松山生产队，彭书记和区排灌站长杨作育在上增家坪生产队。领导分付：自带被祷衣服洗刷用品，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把学到的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增加才干。并规定回单位要向领导请假。

角山公社离区公所有20来公里，穿过衡阳市区到角山坪。和平大队是角山一个最大的村，有15个生产队，1200多人，水田有3700多亩，人平3亩多，典型的耕地面积人均较多队。该大队和衡阳市郊相邻。支部书记姓钟，身材魁梧，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村会计住在唐松山生产队，也是包队村主干，减轻了我的工作负担。该大队历年来都是公社书记或区委领导的点，群众称：他们是市郊农民，是见过世面的。

我刚参加工作，对农村工作一问三不知。“冒进农（龙）门，不知深浅”。只是抱着感恩心情，热情还是很高的，决心向群众学习。当时就把一概简单生活用品全带到蹲点生产队，单独开铺住在唐中晒兄弟家。生产队安排我吃轮供饭（一户一天），每歺数3两粮，1角2分钱，当天吃完，当天结账，决不拖欠（当时我全部工资月36元，粮票27斤。1975年后工资未变，粮票36斤，数群众歺费为每歺2角钱，4两粮票，一个月吃饭就消费了半个月工资）。群众很热情，每歺都有三、四个菜，没有鱼或肉，荷包蛋也要煎几个。有的还有自熬的米、谷酒。那时粮票国家是按计划用的，买副食品和买粮、面包，吃面都要粮要。农民是“一票”难求。我们国家干部不论职务大小，下乡吃饭必须数粮票、饭钱，否则就是违纪，要受到批评和处分。曾记当年县开三级扩干大会，县委书记罗哲初在大会上批评一个公社干部蹲点时，吃完饭总是拿出10元钱，10斤粮，农民没钱找零，他就拖欠，反应极坏，县里作典型通报，要求县纪委查证处理。板桥区委召开扩干大会时，区委书记公开批评一个公社姓肖的团委书记，蹲点在农民家早上睡懒觉，住户端洗脸水给他洗脸时才起床，吃饭时一筷子呷两块肉，严重脱离群众，当场站起来亮相，调离本区工作。所以生活和工作作风还是紧张、严肃的。

与群众同劳动就更不用说了，除开会外，每天上午都与他们一起劳动几小时（按当时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三分之一时间开会、学习，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三分之一时间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叫“三三”制。一般干部劳时间要达到一半以上），如莳田，杀禾，担菅，𨂐田，打药水……等农活都与社员一起劳动。群众感情也加深了，他们经常开玩笑：“小张，明天在我家吃饭，帮我家做事”，其实做一下子他们都会劝我上岸休息，他们有什么事都同我讲，有什么纠纷找我调，有困难也找我说，因为我还是国家干部，公家人，会按政策和良心讲话。虽然人瘦了，皮肤晒黑了，但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懂得了毛主席提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含义。

在和平蹲点时，每个月回区公所一次领工资，粮要需住一晚外，其余时间全部在生产队住宿、劳动。有点“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味道，更不知三十个一同出来的同学在宦海中博击沉浮。

但我是区青年专干，利用团委负责人身份，在蹲点村召开几次本村团员、青年大会，号召学习雷锋精神，表扬先进，发展一批优秀团员。只有这时才显示我是国家干部，有发言权，其余都是默默无闻的“农民”。

在和平大队蹲点最难熬的是去斜皮堰水库渠道上守水。和平大队是干旱死角，没有骨干塘，主要吃斜玻堰水库左干渠尾水，流到和平大队要经杉桥，板市公社，再到角山的三星、五星、莲花、杨四几个大队，最后流到和平，全程30多华里，如渠道沿途放水，根本没有水到，全村就会颗粒无收，如全程堵塞涵洞，流到和平也只有3水车大的水。虽然县、区委要求放水原则是先远后近，先田后塘，按收水费面积决定放水时间，但“天干出毒人”，“滴水贵如油”。每年为争水打架斗殴伤人不小，因此“双抢”到渠道守水成为区、公社，村三级干部主要任务。

为保证渠尾水到和平大队，角山公社、和平大队及蹲点干部和部分群众几十人全守在渠道上，每个涵洞口子都有人固定坚守，公社主要负责人负责巡逻，解决纠纷。

特别是脕上12点后，人困马乏，上游一些田未全灌到，塘未灌满之人偷偷摸摸上来扯涵洞塞子，一些大洞打开，水就断流。有的看守涵洞人少，他们就集中多人上前强行开涵洞放水，纠纷不断。因此守水要日夜吃睡在渠道杆子上，夜晚翁翁的蚊虫叫声和无声花蚊的叮咬使人不能安眠，强烈的责任心也使人不能安睡，肚中的饥饿的咕咕声使人难以入眠。一般守水都是7天一换。一次夜晚我与村干部守在莲花村一个涵洞点，他们欺侮我刚参加工作，人生地不熟，上来一群人蛮不讲理就要开涵洞放水，不听我劝，正在此时，巡逻到的公社钟副书记大喊一声“xxx，你想干什么？”这为首心人听到喊他名字，忙说“钟书记，您来了，我们田干了未放到水，想放一会儿”，钟说：按规定时间放水，谁也不能例外，去喊你支书来。该团伙只有灰溜溜地走了。所以，当干部有职务才有威信，认得人也很重要，群众也怕今后被抓鞭子。

这年我在渠道守了三天三夜水，大队送饭菜和水到渠道干子上给我们吃，晚上点粗纸做的长根蚊烟，也不起作用。因为要经常走动，防止漏洞，轮流值班。皮肤上还是被花蚊叮了很多疙瘩，身上汗渍难闻，实在太困了。村干部说：我们村是吃几十里路远渠道的尾水，每年守水前后两个月，太辛苦了，最后还是不能全部解决，排田仍无收成。如果不是公社和区彭书记蹲点，我们根本放不到水。表现出一副无可奈合的疲倦面容。

是的，确实太难了！

这6个月是我走向工作单位第一次实践。使我看到了农民的朴实，他们大多没有远大理想，讲究现实，你只要对他们尊重，与他们打成一片，就会拉去距离，甚至对你掏心掏肺。在那没有机械化的年代，田多劳小，“双抢”无日夜劳作，确实身上要晒脱一层皮。丰收在望，生产出来的粮食绝大部分按征价（百斤稻谷9.5元钱）送给了国家，为全国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有人说：农村一担粮，当不得一颗高档螺絲钉的价。辛苦一年，冒钱过年。难怪李昌平同志在上书中央领导的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贫，农业很危险.”。

1972年冬，领导又把我安排去怀化县修三线铁路，在县团三营部任秘书，参加另一次千军万马修三线，肩挑脚移夯路基的热烈场面（前己发表过《难忘的湘黔枝柳铁路——怀化段大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