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山西博物院”

高岭竹青

　　秋末的一天，风和日丽。闲的无聊，顺公路漫步，不知不觉中，望见不远处隐在绿树掩映后的“山西博物院”。

　　这几天住在太原市万柏林区的前北屯路，距离博物馆仅咫尺之遥。开始几天不知道有这么个好去处，所以直到今天才来到这里。

进入大门，院子里、台阶上出出进进的人真不少，一群一群，都在不断线了的串梭、拍照。从服饰上看，红的、绿的、蓝的、白的、灰的五彩斑斓；从口音上听，闽南的、港粤的、川蜀的、江浙的各式各样，真是美不胜收，好不热闹。

　　山西博物院，位于太原市汾河西畔，前身为1919年创建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此后屡次更名，1953年起称山西省博物馆，2004年定名为“山西博物院”。

　　走入大厅，听见一位长得很秀气的导游介绍，博物馆现有藏品50余万件，其中珍贵文物就有40282件，主要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考古出土、以及百年来的征集积累，尤以青铜、瓷器、石刻、造像、壁画等为主。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构成。

　　在“文明摇篮”展厅，我们了解到山西这片土地的古老文明。距今约4500万年前的山西垣曲就有了被称为“世纪曙猿”的人类远祖。这些世纪曙猿在经历了300万年至20万年的漫长历程，从“能人”“直立人”进化为“智人”，这个阶段被现代人称作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主要分布在欧亚非大陆，山西遗存有500余处，主要以西侯度、丁村、柿子滩和匼河为主。

　　距今约20万年至4万年，是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进化到了早期智人阶段，体质特征接近现代人，但仍处于原始群居阶段，埋葬死者的习俗开始出现，石器制作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石器的类型增多，功能进一步分化。这一时期山西著名的遗存有丁村遗址和许家窑遗址。

　　山西的峙峪、下川、柿子滩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4万年至1万年。这时候的人类进化到晚期智人阶段，体质特征和脑量已与现代人基本相同。他们已经能制造精致的石器和骨、角工具，发明了弓箭。开始有了原始宗教。装饰品、雕刻和绘画艺术也有了萌芽。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化“晚期智人”阶段，体质特征和智力水平已经基本与现代人相同，拥有灵巧的双手、稳健的腿脚、适应直立姿势的躯干、发达的头脑等。柿子滩遗址就发现了多处用火遗迹，表明这一时期的人类不仅学会了人工取火，保存火种，而且完全掌控了火的使用，人类可以食用熟食，大大增强了体质，并促进了大脑的发育和进化。

　　柿子滩遗址还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磨盘及石磨棒，石磨盘的表面沿长径的两边，向中心呈马鞍形凹入，表面还均匀分布有直径约0.5厘米不等的小窝，明显是长时间、大面积平行摩擦所致，可能与截面已近三角形的石磨棒配套使用。研究者推测石磨盘和石磨棒可能用于加工带硬壳类的物质，并可能预示着柿子滩遗址已出现原始农业。除主要用于野生谷类、块茎及野果的加工外，石磨盘还用于颜料的研磨和饰品的制作。

石磨盘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史前人类的食物结构、解决我国原始经济类型从采集渔猎向农耕的过渡形式，以及原始农业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一时期，人类继续使用着直接打制的大型石器，而占主体地位、间接打制的细石器工艺更为成熟，出现用细石片镶嵌在骨木柄上的箭、刀等进步的复合工具。比如，此时人类发明了最早的复合式狩猎工具──弓箭，其箭头为石制品。弓箭的发明对人类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搭弓射箭可以把人类和动物的距离拉开，不但命中率上升，而且人类的安全也得到更多的表彰，同时，许多人共同射箭也使命中率更高，获得的食物也会更多。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石镞出土于山西峙峪遗址，距今2.8万年，尽管是用石制品制成，但尖端周正、锋利，且以尾部绑在箭杆上，这样镞的制作已经十分规整。

　　在第二单元的“夏商踪迹”中，展出了山西境内发现的众多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

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建立，各项社会制度逐步形成，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阶级分划日益加剧，中国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之一就主要位于山西南部，有“夏墟”之称，文献记载的禹都“安邑”，以及“唐”“大夏”都在这里。山西发现夏时期遗存600余处，以临汾和运城盆地最为集中，其中又以夏县东下冯遗址更为重要，山西中部的太谷白燕、太原东太堡和忻州游邀等遗址，也具有典型夏文化的特点。

　　继夏而起的商王朝，国家体制趋于完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政治地理疆域更为扩大，文明程度达到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山西地处商王朝的重要统治区域，无论是处于“王畿千里”之内的山西南部，还是位于畿外或边域的山西中西部，都发现了重要的商文化遗存。山西南部是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拥有铜、盐等重要战略资源，考古发现的垣曲商城、平陆前庄遗址、中条山采冶铜遗址等都表明了这一地区在商代的重要性。

山西还存在许多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方国”，主要位于黄河东岸吕梁山沿线，这里发现了商代后期遗存，既有商文化特征，又具北方草原文化特色，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化面貌，反映了山西在商王朝500多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独特地位。

　　商代的人是喜欢喝酒的，古文献中关于“商人好酒”的记载很多，如《史记·殷本纪》中就称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尚书·酒诰》中也记述了商代统治者是如何因酒丧国的，其文曰“惟慌腼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丧于殷”。可见好酒之风是整个商代贵族统治集团所崇尚。我国发现的商代贵族墓葬中，出土青铜酒器的占比很大，也从侧面印证了“商人好酒”的现象。商代青铜酒器种类繁多，主要有：爵、角、觚、觯、斝、尊、罍、壶、卣、瓿、方彝、觥、盉、斗（勺）等。

　　人人都知道山西简称“晋”，但山西为什么简称“晋”呢？原来，山西简称“晋”，始于周代。《史记·晋世家》记载，一次，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在闲聊中玩耍，成王把一枚桐叶削为圭的模样交给叔虞，开玩笑说，我把这个封给你。在他们身边的史官就请成王择日封叔虞，成王说，我是与他开玩笑呢。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说出的话史书要记载，要按说出来的办妥。于是成王真的把“唐”封给叔虞。这个“唐”有百里之遥，位于黄河、汾河之东。史称“桐叶封弟”。

后来，叔虞的儿子變父继位，把都城迁到晋水之畔，晋水是汾河的支流，其源头在晋祠西侧的悬瓮山。于是改“唐”为“晋”。變父成为第一代晋侯。變父光大了父亲叔虞开创的基业，拉开辉煌晋史的序幕，山西称“晋”由此而来。

　　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封国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礼乐、征伐由周天子决定的时代渐告结束，诸侯纷起争霸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

晋国自文侯起，逐渐成为春秋争霸的历史主角。“曲沃代翼”，为晋国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武公、献公开疆拓土，灭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文公践土会盟，开启霸业；景公迁都新田，国力益增；悼公九合诸侯，声威远播。天下征伐号令，自晋出焉。

　　公元前632年春，晋国和楚国在城濮（今山东鄄城附近）展开争夺霸权的首次战争。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时所许“退避三舍”的承诺，令晋军后退，避楚锋芒，继而集中优势兵力，以少胜多，大败楚军。同年5月，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荥阳）大会诸侯，周襄王到会，赐晋文公车服弓马，册命其为领袖诸侯的“侯伯”，晋国始霸。

　　山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大融合成为汉魏以来的历史主题，漫长的分裂割据中有局部的统一，残酷的战争背后也有和亲的友善。以山西为纽带的北部中国多民族碰撞与文化交融，为中华血脉注入了新鲜活力，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西方文化艺术的中国化进程，也为我们留下了至今依然光彩夺目的异域来风。

　　俗话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博物院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您不妨来此一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