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四人帮垮台后，母亲来电让我回家一趟有事商量。</p><p class="ql-block"> 一个晚饭后，家里来了好多客人，除了熟识的徐叔叔黄阿姨之外，还有几位都不认识。原来，他们都是父亲的生前战友，今天聚集在这里是要谋划拼凑材料帮父亲翻案——他不是叛徒！</p><p class="ql-block"> 家里地方很小，又冷又暗又潮，他们却兴奋异常，寒暄着互相打听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说到各自离奇的遭遇与莫须有的罪名时摇头唏嘘；说到我父亲遭迫害含冤自尽时扼腕叹息；说到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时扬眉吐气；说到国家今后有望重整旗鼓恢复秩序时个个摩拳擦掌充满期待。</p><p class="ql-block"> 这是一帮曾经为共和国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一帮在隐蔽战线上与敌人斗智斗勇的老上海地下党员，一帮经历了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最后都化险为夷的老布尔什维克，一帮受尽折磨受尽屈辱却红心依旧的老家伙。</p><p class="ql-block"> 聊着聊着，他们聊起了老周。知道等会他也要来大家都流露出敬仰喜悦之情。</p><p class="ql-block"> “老周在上海吗？上个月我碰见他时还说正要去北京探望邓大姐呢。”啊？我吓了一跳，是，是那个邓大姐吗？我没敢多嘴。</p><p class="ql-block"> “已经回来了，这不一听说我们今天有活动他就说啥也要来。”</p><p class="ql-block"> “啊呀老人家年纪大了，出来走动不容易，就他一个人吗？”</p><p class="ql-block"> “对，讲好7点钟到电车站去接他的……”</p><p class="ql-block"> 我悄悄地向徐叔叔打听到一些：老周叫周良佐，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70多岁了；参加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1927年入党；一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是父亲以及在座各位的老上级；解放后谢绝做官，国家配给他的房子车子一概不要……</p><p class="ql-block"> 啊！一个资格甚于老红军的可敬可亲的老老革命，心中不由肃然起敬。</p><p class="ql-block"> 见到周伯伯本人时更出乎想象：戴个黑框眼镜，步伐已经比较迟缓，更谈不上什么气宇轩昂不怒自威，一脸和善就是一个普通的邻家老爷子。</p><p class="ql-block"> 就象当年的秘密接头一样，他们迅速拟定了申诉材料的基调，确定了怎样走组织程序和例举整理了一些还父亲清白的证人证言及指定了执笔人后又给我这个长子指派了任务：怎样写家属答词——如果父亲得以平反昭雪补开追悼会，这些肯定需要，须趁早酝酿起来。</p><p class="ql-block"> 在后来大量平反冤案的时段中，我写的发言稿屡屡被其他一些家属传阅借鉴。哈哈，阿拉是经过高人指点的。</p><p class="ql-block"> 之后就又继续闲聊了起来。</p><p class="ql-block"> 我不停地为他们沏茶换水，屋里冷，热茶杯可以暖暖手。</p><p class="ql-block"> 旁听他们闲聊实乃难得的一大幸事，聊的都是解放前的秘密工作，什么开织厂开药厂秘密为解放区供货啦；什么开商行频繁转手盘进盘出转移党的资金啦（现在大概叫洗钱）；什么选择活动地点既便于示警又便于疏散啦；什么组织护厂护店保全上海迎接解放啦等等。电影里小说里的不可能如此生动真实。</p><p class="ql-block"> 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在他们嘴里却是那么的轻描淡写习以为常。</p><p class="ql-block"> 也是在这时，我知道了父亲以前曾干过一项工作就是负责疏散被捕同志的家属。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在所有上下线都主动切断联系的危急时刻，父亲则相反。</p><p class="ql-block"> 之前妈妈从不跟我们讲这些。</p><p class="ql-block"> 当周伯伯得知我下乡在黑河的林场时，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顺便托我打听一个人。</p><p class="ql-block"> 解放前，周伯伯16岁的妹妹被人贩子拐骗走了一直下落不明。解放后，在公安机关的大力帮助下，离散十多年的妹妹在黑龙江的呼玛找到了。当年她被一个富农买去做了老婆，这个革命对象就这样阴差阳错变成一个老革命的亲戚了。</p><p class="ql-block"> 一日，接到了这个富农的信，信中全是对周伯伯的不满：“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妹夫，为什么跟你妹妹通信时提都不提我，连句问候都没有？”</p><p class="ql-block"> 周伯伯说这种人还跟我讲什么亲戚呀？便回了一信，信中没写一个字，只有一张解放日报，整版登载着周伯伯当年领导地下斗争的革命事迹。意思很明确：你我不是一路人。</p><p class="ql-block"> 不料从此便断了音讯，写去的信和寄去的钱款衣物都被退了回来：“查无此人”——那个富农举家转移了。</p><p class="ql-block"> “那再请公安部门查一下不就行了？”我不解。</p><p class="ql-block"> “不好意思了，上次已经花费了国家不少的人力物力，反正知道她安全就行了。正好你在那里离得近，有机会就帮我打听打听，估计在运动中他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我把他们的名字给你，重点是找我妹妹，她不识字……”</p><p class="ql-block"> 这个任务我心里没底，一个毫无能量的小知青能找到一个刻意躲起来的人吗？仅有的线索就是两个人名和富农曾经的工作单位呼玛林业局。我在呼玛还没熟人。</p><p class="ql-block"> 老天安排了一切！</p><p class="ql-block"> 有次林场夏书记给我们这些积极分子上党课，夏书记讲到了自己在部队时介绍他入党的指导员现在呼玛林业局任党委书记。我心头一亮。</p><p class="ql-block"> 散会后我忐忐忑忑地把周老所托之事又转托予夏书记，他一口应诺，没几天就给了我回音：富农原是呼玛林业局的勤杂工，已经退休了，夫妇都健康。还给我弄来了他们新的的通信地址。</p><p class="ql-block"> 任务圆满完成。周伯伯高兴地嘉奖了我。从上海寄给我一大堆的学习材料和书籍，有鲁迅全集，还有解放日报社论合订本、一些宣传材料和数理化教材等。</p><p class="ql-block"> 这些书大大缓解了那年头的精神饥渴，我把它们看成了宝贝，以至于返沪时铺盖衣物什么都不要了，只抱回了这堆书。现在想想真是戆到家了。</p><p class="ql-block"> 最后见到周伯伯是80年代。他请我去帮助检修一台14英寸的进口彩电，但不是到他自己家。因为当时市委正在遍邀老同志多写革命历史回忆，算是对地下党工作史的资料收集抢救。而周伯伯家地方小了点，就暂住在另一位交通便利住房宽畅一点的老同志家，方便每天边讨论，边核实，边记录，也方便多人碰头。</p><p class="ql-block"> 这天，周伯伯蒸了一只青蟹买了几样熟菜招待我，他说因为他们都不会做菜表示抱歉，反正手脚还利索便推辞了组织上为他们安排的生活保姆。</p><p class="ql-block">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我想，我看到的周伯伯他们是真实的，也只有他们这样的，才无愧于被称作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是国家的功臣，却不愿为国家添麻烦。</p><p class="ql-block"> 后来，听妈妈说，在电视里看见周良佐了，是在中央某届党代会的主席台上。他坐着轮椅。</p><p class="ql-block"> 再后来（记不得是哪一年了），还是听妈妈说的：老周走了，九十多岁。</p><p class="ql-block"> 我难过了一阵就慢慢淡忘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0911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