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万岁》影片鉴赏

辛遨

2025年11月11日上午“快乐老记书画摄影展”开幕式以后，市老记协又举办了影片《民族万岁》鉴赏活动，由著名导演之子郑大里讲述他父亲郑君里当年导演拍摄这部片子的背后故事。这部片子反映了当年各族人民投入抗日战争的宏大场面，1939年起历时4年拍摄完成。

那张海报就贴在走廊尽头，蓝底条纹衬着戴帽子的男人，墨镜后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岁月。我每次路过都忍不住多看一眼。11月11日那天上午，阳光斜斜地洒进上海报业集团的楼道，我推开上报大厦二楼1号会议室的门，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有人低声交谈，有人翻着资料，空气中浮动着一种近乎庄重的安静。屏幕上静静挂着《民族万岁》的海报，像是一扇通往过去的窗。

郑大里神情平和，面前摆着水瓶和麦克风。他没多说什么，只是轻轻点头示意开始。灯光暗下来，屏幕亮起，熟悉的画面缓缓展开——那是1942年的中国，战火未熄，山河动荡。可镜头里没有硝烟弥漫的前线，而是另一幅景象：蒙、藏、回、苗、彝的百姓赶着牛羊，背着粮袋，翻山越岭送往前线。孩子们在风中挥舞着小旗，老人跪在路边为士兵祈福。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不只是电影，是一段被时间掩埋的集体记忆。

郑君里导演的名字出现在片头时，我心里微微一震。这位曾用镜头记录时代的艺术家，在1939年带着摄制组深入西北与西南的荒野边陲，跋涉千里，只为拍下那些不被看见的脸庞。他不是在拍宣传片，而是在用影像写史。海报上那位戴白帽、穿条纹衫的男人，正是他本人吧？那双墨镜后的眼睛，一定看过太多泪水与希望。如今我们坐在温暖的会议室里，看他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胶片，仿佛听见了历史的回音。

电影里最让我动容的，是一支蒙藏将领并肩前行的镜头。他们骑马穿行在高原雪地，肩上扛着“抗日救国”的旗帜，身后是绵延的队伍。没有激昂的解说，只有风声和马蹄声。可就是这份克制，让情感更加厚重。影片穿插着各族的歌舞、祭祀、节庆，不是为了展示“风情”，而是告诉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家园。他们捐出最后一袋青稞，拆掉庙里的铜钟铸成子弹，把儿子送上战场，从不说“牺牲”，只说“该当如此”。

散场后，我看到一本深灰色封面的书静静摆在展台上，《民族万岁》，郑君里著，1939-1940年写就。侧脸的白线勾勒出一个沉思的轮廓，像极了他在片场凝望远方的样子。翻开简介才知道，这本书其实是他拍摄期间的日记与手记汇编。他在某一页写道：“我想让后人知道，中国人不是一群麻木的面孔，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信仰有担当的个体。”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看这部片子，本身就是一种传承。

1940年，它在重庆首映，万人空巷。后来却在战火中遗失，胶片流落台湾，一度被认为永远消失。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一位学者在台北档案馆的角落发现了几卷残片，才让这部沉睡六十余年的作品重见天日。2017年，上海电影博物馆接手修复，一帧一帧地拼接断裂的画面，一寸一寸地清理霉斑。技术人员说，有些画面修复到最后，连他们自己都红了眼眶。

拍摄时的艰辛远超想象。郑君里带着团队翻越雪山，穿越瘴气密林，靠当地百姓引路才得以深入部落。他们用最原始的设备记录下真实的一幕幕：妇女们日夜赶制棉衣，男人们用肩膀扛着木头修路，只为让运输车能开进前线。有场戏拍的是苗寨集体献血，导演本想摆拍，却被村民拦下：“我们不是演的，这是真的。”于是镜头就这么记录了下来——没有台词，只有心跳。

2019年重映版配上王义平先生创作的原声音乐，由他的后人亲自演奏。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整个会议室陷入寂静。那旋律不是悲壮的进行曲，而是一段悠远的民谣，像是从黄土高坡上传来的歌谣，又像是母亲哄孩子入睡的哼唱。我闭上眼，仿佛看见那个年代的人们，在黑夜中牵手前行，嘴里轻声说着：“我们会赢的。”

他们不知道未来怎样，但他们相信。

这或许就是“民族万岁”的真正含义——不是口号，不是标语，而是在绝境中依然选择站在一起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