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隐者

江南枫格

千秋隐者

姚建强

那一年，苏轼到富春江，泛舟江上，写下了一段《行香子》，我特别喜欢这里面的九个字——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仿佛我们人生经历的三个阶段:

年轻时，热血气盛，高歌猛进，激流飞湍，力搏前程，正如这富春江浅滩白浪的“沙溪急”。

而后是，现实骨感，一再碰壁，惘然失落，心凉无助，正如秋冬寒江“霜溪冷”。

最后是，人生通透，此心光明，再看平生事，不妨归去来，明月伴大江。是谓“月溪明”。

所以江山风月，常隐高人。

但既是高人，岂有不希望庙堂表功，江山留名？怎肯隐去？

所以古来隐者，无非五种：

一为“不得不隐”。不隐即有杀身之祸。逃生，大于隐居。

二为“厌世而隐”。个人性格的执念，导致很难与世界和解，失落愤懑，于是怅恨隐去。

三为“以隐求仕”。隐，不过是一种行为艺术。直钩钓鱼也好，夏穿羊裘也好，隆中高卧也好，本质上，都是在等待自己的机会。

四为“功成而隐”。阅尽繁华，挥袖而去，享受生活，栽培子孙，荫及数代。

五为“可隐可仕”。愿隐则隐，愿仕则仕，视时而变，手握主动权，来去云水间。

而我们的命运，似乎也就这五种。于是显然，“隐”是古往今来所有人的一种必然。只不过，古人叫“退隐”，现代职工关系中，改称“退休”。都是从职业中“退出”，“休”侧重的是身体层面的结束工作，而“隐”则多了一份精神层面的退出与独立。

真正的隐者，也是需要资本的。

七百年前，黄公望隐居富春江。生于乱世，官场无望，万念俱灰而结庐江畔小洞天。他能出圈，靠自己的画。

一千五百年前，吴均隐居富春江。望峰息心，窥谷忘返。他的出圈，靠自己的文章。

两千年前，严子陵隐居富春江。从此，“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隐者之大，无出其右。

古往今来，富春江从来不缺名士隐者。严子陵出圈而成隐者第一，恰恰不是因为其“隐”，而是因为他“可隐可不隐”——刘秀臂膀，光武兄弟，天子几番相邀。两千年来，富春江上经过的文人墨客，无数诗文咏叹严先生，本质上，敬仰的并不是“先生之风”，而是羡慕其“宣室虚前席”的资本，羡慕其“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待遇。没有这个，严子陵必然与无数无名隐者一样，早就隐入尘烟而去了。

我从江南的山水秘境里走过时，邂逅过多个严氏子孙的聚居地。浙江宁波的茅镬村，安徽池州的严家村，浙江丽水的小佐村……这些村子远隔千里，却一脉相连——都是严子陵后裔在宋元迁来。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是子陵精神被物化被奉上神坛的时候。

几个细节很有意思。一是三个村都在无路可达的深山顶上；二是三个村的一世祖，当初都不约而同把村子所在地称作“桃源”；三是村里都有煌煌大祠堂，始祖严子陵高居C位……

子孙显然背上了祖先道德神光的包袱，无法放下。

严子陵是“梦圆版诸葛亮”——兴复汉室，终老林泉。进则封侯拜相，退则山高水长。进退任选，可隐可仕，才是“第一隐士”的核心资本。这种际遇，无法复制。没有这个资本，却要隐，常常会被贴上“懒惰，没出息，破落”的标签。

儒家中国，只有一种“隐”——名士功成而隐，才叫隐。

其他统统叫“避”。

潇洒如李白，也只能是“避”，而达不到“隐”。这是我站在安徽石台的秋浦河时，听到的李白的叹息。

秋浦河走了大运。它创下了中国唐诗史上，单人为一个地方写诗数量的最高记录：十七首！而且这个人还是李白！

恰是安史之乱爆发前一年，也是李白人生仕途坠落到最低谷时。我读他的秋浦歌，就读出两个字：“愁”和“隐”。

隐，是因为已仕途绝望。

愁，是因为仍意图腾达。

这就显然属于“避”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一旦陷入这种无解的矛盾死局，命运基本注定以悲凉收场。

仕途如女子从夫，讲贞洁守孝。

山水如男子纳妾，可恣肆多情。

必须二选一时，你只能忠诚于其中之一。

离开这条秋浦河的第二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投奔永王，人生剧终。

我常常为此扼腕叹息。如果李白不选择押注永王搏一把，诗仙的生命状态或许能更仙。

往往越是乱世，越是能激发文人将风骨熔铸于自己的诗文，而这样的诗文，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甘肃张掖祁连山下的临松薤谷里，有座马蹄山，东晋时，儒风西隐到这里。

永嘉之乱，让中原儒林，一到东南，二去河西。到东南的中原望族，扎根散叶，奠定了江浙一千多年的繁华之基。

而河西张掖，仰赖祁连融水，号称塞上江南。一千八百年前，当郭荷避乱中原，来到张掖临松薤谷后，隐居讲学，渐渐大儒云集，是为河西学派。

有意思的是，武威的前后凉历代政权，均重金相召河西学人，但进入庙堂的大儒，基本毫无作为。皇帝陛下很清楚，如此乱世，大儒只可用来装点门面，而绝不可用来立国。毕竟这龙椅明天谁来坐还难说，教化子民并不重要，战马的威慑力与快刀的杀戮力，才是真理。纯粹的文人于乱世，只适合隐于林泉。所以与其说此时的河西儒风兴盛，不如说只是儒门西隐而已。

郭荷去世后，当他的嫡传弟子郭瑀，在临松薤谷的马蹄山开凿出第一个洞窟，用来居住讲学时，他不会想到，被动接受教化的儒学，是不会在这乱世张大的。主动皈依心灵的佛教，很快将占据他的洞窟，并将这里发展成“马蹄寺佛教洞窟群”。

对比“达摩初祖一苇渡江，六祖慧能衣钵夜遁”这类附会的禅宗起源传说，我更相信，永嘉之后，隐居河西的中原士人，他们带去的汉家儒道经典，与正从西域东来的佛法，在河西这片神奇的土地完成了一次交媾，佛教中国化的伟大成果——禅宗，在河西走廊横空出世。

东隐的学人，要到南宋才走向光大。公元1130年，孔子第47代孙、大理寺评事孔若钧和儿子孔端躬，孔若古和儿子孔端友，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山东曲阜孔府，护送赵宋王朝南渡。而后，孔若谷孔端友父子往衢州，袭衍圣公爵位。孔若均孔端躬父子遁入浙江金华的茫茫大山里，择溪山隐居，是为“榉溪村”。

从此，孔子正统一分为二，北孔山东，南孔浙江。

榉溪村口有个“思祖亭”，亭子边上是个古墓，墓主人便是孔若均——榉溪全村人敬称的“太公”。而山东孔子，被他们称为“老太公”。按孔门旧俗，村中称年长者依然是用“名+公”，称为“XX公”。

明清江浙学子几乎垄断科举功名，很多人认为，这与当年孔门南渡，儒宗南来有关。我想，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学风盛不盛，从来都是主要跟经济强不强相关。即便今天，依然是北京上海的教育最好。

科举时代，读书最大的成本并不是读书本身，而是要闲置出一个劳动力来专攻读书。只有经济强了，该地区创造的剩余劳动价值能供养起不农耕的秀才，学风才会兴盛。明清江南成为经济重镇，是明清江南科举成绩兴盛的主要原因。

隐入浙江的孔氏后人，从适宜农耕的北方平原来到无田无地的浙江山区，哪怕再怎么坚持“工商不入流”的圣人教诲，生存的需要还是压倒了一切。所以不难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无论孔圣人怎么贬低商人下流，但徽商晋商苏商浙商发达之地，恰恰也都是学风兴盛之地——读过书的人永远比不识字的人更具做事创业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南宋隐入江南深处的儒门学人，为后来江浙崛起为经济重地奠定了人才基础。

苏轼终于迎来了他决意归隐的时刻。公元1084年，他看中了我脚下这块土地，打算在阳羡山中、桃溪之畔买田养老。已做好了一切准备，遗憾天不假年，客死常州。

而在明末，从桃溪走出去的兵部尚书卢象升，为风雨飘摇中的大明江山戎马半生，希望战事平定之后，即回桃溪建湄隐园读书。奈何天不遂人愿，39岁便战死沙场。

隐，是为了安顿余生时光作出的终极打算。所以“欲隐未及身先死”，这种死法，显然是猝然而不甘的。而桃溪这片山水，竟然两次与如此星光熠熠的隐者擦肩而过，实在是件憾事。

所以我想，桃溪的山水间，总应该也有个隐者。而显然，没有故事的隐者其实谈不上是隐者，无非一个农夫，亦或一个逃避者。真正的隐者，一定都是用前半生的英姿翩翩，恣肆才情，去进入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在琴弦俱断，彩色尽倾之后，从故事里出离，芒鞋竹杖，雨窗青灯，翩然而去，身后是桃花流水，眼前有万里云天。而那个故事，卷藏进各色胶囊，世人可各取所需，任意解读，千秋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