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山区燕国时期的农耕文化?

甘棠九九

北京房山区作为西周燕国的始封地（琉璃河遗址），其农耕文化是燕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原农业技术与北方环境的融合。以下从作物体系、生产技术、土地制度、水利开发、文化象征五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作物体系：粟黍主导的旱作农业

燕国时期房山地区以**粟（小米）、黍（黄米）**为主要粮食作物，这一结论源于琉璃河遗址的植物考古发现。遗址灰坑中出土的炭化粟粒和黍粒显示，旱作农业是当时的经济基础。这种作物选择与北方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房山地处华北平原北端，降水集中于夏季，粟黍耐旱、生长期短，适合半干旱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琉璃河遗址公园复种的“召公粟”（品种为“中谷19号”“京谷2号”）亩产量达400斤，印证了西周时期粟作农业的成熟度。此外，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猪、牛、羊）表明，家畜饲养与农业形成互补，为农耕社会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和肥料。

二、生产技术：从石器到铁器的渐进革新

1. 农具演变

◦ 西周早期：以石制、蚌制工具为主，如石刀、石镰用于收割，石铲用于翻土。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锯齿蚌刀和青石磨制的石镰，形制与中原地区一致，显示燕国农业技术与周文化同步。

◦ 战国时期：铁农具普及，包括犁铧、锄、镰等。燕国冶铁技术领先，兴隆寿王坟遗址出土的铁范可批量生产农具，房山虽未直接发现燕国铁农具，但周边地区（如顺义兰家营）出土的铁镰、钁表明，铁制工具已渗透至燕国全境。

2. 耕作技术

燕国推行垄作耕法，通过起垄排水防涝，适应北方雨季集中的特点。《战国策》记载燕国“粟支十年”，反映其深耕细作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此外，牛耕技术的应用（燕下都遗址出土铁犁铧）提高了开垦效率，推动了房山地区的土地开发。

三、土地制度：井田制的地方实践

燕国作为西周封国，初期可能沿用井田制。根据《周礼》记载，井田制将土地划分为九块，中间为公田，周边为私田。琉璃河遗址的城市布局（内城外郭）与井田制的“方田”理念呼应，宫殿区居中，周边分布居住区和农田。但随着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化，燕国推行“均田制”，将公田分配给农民，这一制度在房山地区可能表现为对荒地的开垦和户籍管理。

四、水利开发：自然利用与人工设施结合

1. 自然水系的依赖

房山地区河流密布（大石河、拒马河等），燕国农民依托河流进行灌溉。琉璃河遗址位于大石河北岸，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天然适合农业灌溉。

2. 人工水利的探索

燕国在南部督亢地区（今河北涿州）修建大型灌溉工程“督亢陂”，通过无坝引水技术引拒马河水灌溉农田。尽管督亢陂主体不在房山，但燕国的水利智慧可能影响了房山本地的小型沟渠建设。此外，琉璃河遗址发现的10口大型夯土井（直径超15米），可能用于城市供水或局部灌溉。

五、文化象征：农耕与礼制的深度融合

1. 祭祀与农业祈愿

琉璃河遗址外城壕发现8座祭祀牛坑，牛作为重要祭品，反映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史记》记载召公“甘棠听讼”，其勤政爱民的形象与农业丰收的祈愿结合，形成燕国独特的农耕文化符号。

2. 农业与城市文明的互动

燕国都城琉璃河的繁荣依赖农业支撑。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如堇鼎、伯矩鬲）多与祭祀、宴饮相关，其铭文记载的粮食贡赋，间接反映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同时，农业剩余产品推动了手工业（如青铜铸造、漆器制作）和商业的发展，形成“以农促工、以工兴商”的经济链条。

六、环境适应：多元经济的补充

房山北部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燕国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与渔猎经济。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马、牛、羊骨骼显示，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补充；而大石河、拒马河的鱼类资源，则为渔民提供了生活来源。这种“旱作农业+畜牧+渔猎”的混合经济模式，体现了燕国对华北过渡地带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

总结：房山农耕文化的历史地位

燕国时期房山地区的农耕文化，既是西周农业文明的北方延伸，又因地理环境形成独特的地域特色：

• 技术传播：燕国将中原的粟作技术、井田制和铁农具带入房山，推动了北方农业的进步。

• 文化融合：农耕文化与召公德政理念结合，形成“敬天保民”的治国思想，影响了燕国的政治实践。

• 生态智慧：混合经济模式和水利开发策略，为后世华北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范例。

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现（如“召公粟”复种、大型水井），让我们得以窥见3000年前房山先民“以农立国”的生存智慧，这些遗产至今仍在滋养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