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战岁月随笔 --记我与赵理学

凡夫子

会战是我记忆里使用最频繁的词汇，经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会战不计其数，最著名莫过于大庆地震会战，大港石油会战，任丘石油会战，每年度地震资料整理会战，直至离开大港油田，长达18年。
我们这一辈的勘探队员，负有振兴国家石油工业，打破陆相沉积不能生油、中国“贫油论”的历史使命。历史责任我们必须在艰难中奋起，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抓时间抢速度尽快改变石油工业落后面貌，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而责无旁贷。
野外地震勘探十分艰苦，特别是冬季施工，最冷的季节，恶劣工作和生活条件，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找到大油田的决心。长期会战生涯中，同志们团结奋斗，克服一个个困难，取得一个个成功，我与赵理学一起共事时间最长最密切，建立了深厚友谊。以此文怀念赵理学和一起参加会战的同事们。
时间已经久远，但所经历的一切，我却记得得清清楚楚，回忆会战的岁月时，将勘探队员真实生活、情感展现给读者。
一、大庆地震会战的艰难岁月
1961年秋，我分配到大庆地震会战勘探指部研究大队。研究大队设有五个研究组，其中的地层组、油气水组、综合组在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办公（即泰康县），而构造组、地震方法组、重磁电组则与会战前线指挥部同在吉林省大安县办公，称为研究大队大安分部，在一无所有中白手起家建立起来。 大庆地震会战勘探指挥部研究大队大队长陆邦干，石油部勘探司总工程师。 研究大队大队长陆邦干，党委书记是王子正，副大队长胡朝元、袁秉衡、陈丕衡。大安分部构造组的正副组长是李庆忠和陈祖传，地震方法组组长钱绍新，重磁电组组长穆元。
研究大队构造组工作，利用地质部做的大庆长垣老地震资料，作重新解释，结合会战的新资料，完成大庆长垣的六大层构造图，全松辽盆地各层连片构造图，结合盆地的重、磁、电资料，完成松辽盆地区域构造特征和盆地的发育史，研究油气聚集条件及富集规律，重点解剖大庆长垣，提供勘探和开发井位。王槐基、赵理学等调入构造组。
我和费忠义被分配在地震方法组，组长钱绍新正直厚道，通情达理，说话慢稍有磕巴，非常关心青年人，是年轻人的良师益友。
我的任务是收集和整理地震测井资料，完成记录对比、计算、编图，结合各地区平均速度资料，完成了全区速度平面图的编制，研究全松辽盆地速度变化规律，提出进行速度校正的方案，完成对全盆地构造图进行速度校正。在大安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了报告。
因工作积极认真，同志关系融洽，我选为研究大队职工代表，参加了在太康召开的勘探指挥部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还作为研究大队的代表，参加了1962年9月全国大型地质技术座谈会。
这次地质技术座谈会很巧合，或说是缘分，我的女友姜俐生代表勘探四处，也出席这次地质技术座谈会。我们得以相会，一起度过了那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全国地质技术座谈会，在黑龙江省泰康县召开，座谈会哩哩啦啦开了近一个月。石油部、会战总部及勘探指挥部领导，如余秋里、康世恩等都参加了会议。特别是康世恩副部长在杨文彬、田在艺、孟尔盛等人的陪同下，全程听完了所有报告和讨论，在听报告中不断插话，说明他对技术成果的重视。
参加会议的有勘探指挥部研究大队，各钻井处地质队和参战的各地调处研究队主要技术干部，还有石油部各油田、各大专院校，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的有关专家、学者，规模之大是空前的。 李庆忠院士时任大庆地震会战勘探指挥部研究大队构造组长。 李庆忠工程师及刘兴才、胡见义、胡朝元，分别代表研究大队构造组、地层组、油气水组、综合组作了主题报告。李庆忠工程师的构造报告，是大安分队全体技术干部的汗水结晶，水平很高，从大区域构造到松辽盆地，从重磁、电法资料到地震资料，从盆地及构造特征到发育历史，从油气分布特征到找油的有利方向等等，有资料有分析，有根有椐，非常有说服力。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专题发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石油地质、物探资料等如此全面的资料和成果报告，大开眼界，感觉到石油地质研究的无穷魅力，极大的激励了我钻研业务，一辈子热爱石油勘探事业的决心。
期间我和姜俐生每天一同听报告，一同参加讨论，休息的时候一同看演出，一同出各种席晚会，生活十分愉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规划了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把实际情况和想法如实写成调动报告，直接交到勘探指挥部组织部长高凤仪手里。
就在技术座谈会结束前，得到组织部的通知，姜俐生从第四勘探处电测站调入勘探指挥部研究大队构造组，为组织部门的办事效率之高表示敬意。从此我们再没有分开过。
这次会议的安排，体现了上级领导的良苦用心，既要很好地交流研究成果，探讨重要的地质问题，寻找有利地找油方向，以实现油田成对，储量翻番地目的，又让广大技术干部得到很好地休整，调整紧张生活和工作节奏，是领导对技术干部的爱护和关怀。
会外的业余生活安排丰富多彩，每天晚上都安排有文艺活动，不是文艺晚会就是戏曲演出，或就是交谊舞晚会等等，这正和赵理学、李志文之意每场必到，会议期间的生活也得到大大改善，做到了领导提出的吃的好、玩的好、休息的好的初衷。
大会后，勘探指挥部对参战队伍作了很大调整，把参加会战的各油田地震队与地调处合并，成立新的地调处，辖五个地震大队，原研究大队的一部分与原地调处研究队合并，成立地调处综合研究队。 原研究大队留下人员，刘成正担任研究大队副大队长兼构造组组长。构造组人员大大减少，包括我和姜俐生、赵理学、王槐基、孙春贵、李志文、戴宗林等及前苏联回来的徐中英、张源泉等6人。还有重、磁、电等技术干部50余人。技术力量仍然雄厚而精干。
上一年我和赵理学虽然同在研究大队，但不同组，认识了也有所交集，从1962年10月开始，我们不但同在研究大队，而且还同在一个小组，在陈泰源工程师领导下工作，一同解释地震资料，一同作构造图，一同谈天戏闹，友谊盛浓，成为挚友。
1962年冬，在陈泰源工程师带领下，我和姜俐生、赵理学等许多人及重磁电法人员等大队人马，到长春出差。整理原地质部在松辽盆地东南隆起的地震资料，作出我们所需要的构造图，为地质研究服务。住和工作都在松辽石油勘探局长春办事处。
在长春工作期间，搞电法的王云同志，一天早晨和我们几个排队买炸元宵，被公安局抓走，原因是被怀疑他是盲流，因他身穿的棉衣左胸前印有农恳字样的道道服，腰扎绳子，样子不雅。
一个搞地质同志，在长春火车站接女朋友，那天上午身穿一件黑皮甲克，一双黑皮鞋，去得很早，在车站广场转来转去，被车站公安稀里糊涂抓入派出所，他不服大骂公安侵犯了人权，大吵大闹，但也没有办法，只得请办事处的领导把他领回。
在长春工作期间，孙春贵与侯雁玲（地质部参加会战）结婚，为他俩举办了简单的婚礼，这是参加会战以来，研究大队的第一个婚礼，孙春贵于1964初调往地质部工作。1991年我任研究中心物探室主任时，在原石油学院开会之机，去看望了孙春贵、侯雁玲夫妇，几十年后重逢，那高兴的劲不用附加言语了。 962年冬长春出差时，在松辽石油勘探局长春办事处楼顶上合影，前排右一是姜俐生，左是田在艺的小女儿，左一是何景荣，左二是赵理学，后排中是秦亚金，后一路占金，后二樊开意。 在长春工作长达三个多月，我和姜俐生与赵理学、孙春贵、李志文、李为祉等好多同志，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关系十分密切，业余时间劳逸结合，一起看长春艺术剧院演出的歌剧“茶花女”，一起看香港电影，生活丰富多彩；有时我们的安排也各有不同，如赵理学和李志文，喜欢跳交谊舞，每到星期六晚上吃完饭，他俩便打扮一番，把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光溜溜，穿上漂亮的皮夹克去长春文化馆跳舞去了；而李为祉则不同，他早早吃完饭，收拾干净坐火车去哈尔滨，找女朋友过周末去了；我和姜俐生，孙春贵与侯雁玲或其他人买电影票看电影了。
年轻人在一起工作，既紧张、又轻松活波，休息时聊天、说笑话、起外号，生活十分惬意，赵理学个子小，活波可爱，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也爱开玩笑，大伙都叫他“小鬼子”，并一直叫到进关；何景荣小小的个子，眼睛深深的，说话慢条斯理，众人都叫他“何景四郎”小日本；还有路占金高高的个子，说话大里大气，常抢人家东西，大家叫他“土匪”；总之团结、紧张、严肃、活波，工作十分快乐！
地调三大队的勘探区在松辽盆地东南隆起区，研究大队派我和赵理学，去大队收集资料、搞现场研究，工作中我和赵理学，对一些层位与三大队研究组有不同看法。地调处为统一意见，在三大队研究组驻地，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针队地震层位问题进行了讨论。
讨论会上，我和赵理学在会上先后发言，据理力争，引起了与三大队研究组组长王同志等人的激烈争论，分歧集中在对Ta2反射层和基底反射层的认识上，我们的意见都比他们认为的深，特别是基底，比他们认为的要深的比较多，参加会议的人也各持己见，如毕传宾、顾崇义地质师等很多人都认为，我和赵理学看法是有依据的，并支持我们的意见，还从我们发言的地震剖面上发现了新的依据。
会议虽然没有对两种意见作出判决，但会议希望双方进一步分析资料，后来所做的十字测深资料，证明我和赵理学的方案是正确的，在作Ta2反射层构造图时，以我们的方案成图。这是我和赵理学在地震解释工作中第一次配合，获得技术论证胜利，增强了我的自信。
1963年元月，我又一次到长春出差，参加松辽盆地南部隆起、杨大城子地区资料整理，组长是孙春贵，一个月后的春节前，层位对比和剖面解释基本结束，大队决定由我回大安向大队部汇报。
这次我的汇报没有被通过。我汇报地震剖面对比解释情况，在检查资料过程中发现缺了一口井的资料，层位有些出入，必须重新对井调整解释，大队并没有批评我，而我作了自我批评。 1962年冬长春出差时，樊开意和姜俐生在松辽石油勘探局长春办事处楼顶是合影。 过完春节，我马上返回长春，向组长孙春贵传达了领导意见，用上从大安带回的钻井资料，我们加班加点，把耽误的时间又抢了回来，很快完成了构造图及相应的图件和总结，这次大队领导还是决定由我回大安向领导汇报，这次汇报很成功。
1963年3月底，很多好心同事，特别是赵理学串通几个同事对我进行劝导，同时向大队工会汇报，两方同时劝说让我和姜俐生结婚，大队领导对我真真无微不至，大队工会包办了一切，为我和姜俐生放假一天，办理结婚登记，制作结婚礼服，工会组织布置婚礼场所。
婚礼规模之大和热闹程度完全出乎所料，研究大队全部及地调处研究队的很多人，把大安县文化馆后院塞得满满的，还有研究大队的赵明、杜公瑾等人的乐队演奏乐曲，放鞭炮，热闹非凡。
婚礼由研究大队工会主席主持，德高望重的穆元老工程师担任主婚人，地调处研究队的毕传宾主任地质师，专程赶来担任证婚人，婚礼一直到深夜。后来想起这场婚礼感到兴奋和甜蜜，直到我调到研究中心，遇见从胜利油田调来的董振海，他还在调侃我和姜俐生的婚礼。
我和姜俐生结婚来得突然，没来不及告诉我们的父母。也没作任何准备，除了临时做的那两套衣服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婚房，没有婚床，没有床上用品，更没有钱。赵理学和何景荣给我赠送了床单、枕套和枕巾。
第二天我和姜俐生就各奔东西出差了，我经长春去德惠三大队，姜俐生则去四大队工作。过完春节，我马上返回长春，向组长孙春贵传达了领导意见，用上从大安带回的钻井资料，我们加班加点，把耽误的时间又抢了回来，很快完成了构造图及相应的图件和总结，这次大队领导还是决定由我回大安向领导汇报，这次汇报很成功。
1963年3月底，很多好心同事，特别是赵理学串通几个同事对我进行劝导，同时向大队工会汇报，两方同时劝说让我和姜俐生结婚，大队领导对我真真无微不至，大队工会包办了一切，为我和姜俐生放假一天，办理结婚登记，制作结婚礼服，工会组织布置婚礼场所。
婚礼规模之大和热闹程度完全出乎所料，研究大队全部及地调处研究队的很多人，把大安县文化馆后院塞得满满的，还有研究大队的赵明、杜公瑾等人的乐队演奏乐曲，放鞭炮，热闹非凡。
婚礼由研究大队工会主席主持，德高望重的穆元老工程师担任主婚人，地调处研究队的毕传宾主任地质师，专程赶来担任证婚人，婚礼一直到深夜。后来想起这场婚礼感到兴奋和甜蜜，直到我调到研究中心，遇见从胜利油田调来的董振海，他还在调侃我和姜俐生的婚礼。
我和姜俐生结婚来得突然，没来不及告诉我们的父母。也没作任何准备，除了临时做的那两套衣服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婚房，没有婚床，没有床上用品，更没有钱。赵理学和何景荣给我赠送了床单、枕套和枕巾。
第二天我和姜俐生就各奔东西出差了，我经长春去德惠三大队，姜俐生则去四大队工作。 毕传宾副总地质师夫妇与樊开意（右）在天津电视台的合影。 1963年4月间，地震队冬季施工结束，所有地震队的解释人员，都集中到黑龙江省泰康县，集中整理地震资料会战，研究大队也同时搬至黑龙江省泰康县，与原来在此的研究大队合在一起，分开两年的研究大队第一次成为整体。
通过大队工会帮助，在资料解释会战的大院里，为我俩找到结婚以来属于自己的小窝。是大院里堆放杂物的库房，房间只够放一张单人床，进来两个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总归有了自己的窝，好友赵里学、秦亚金等，中午时买了饭凑到这里吃，一起聊会天。赵里学还格外关心，对我说：“这个地方太小了，我找领导请他们帮你俩另找个大点地方。”
在领导的关心下，大队管后勤的同志，帮我们找到另一处独立的小房子，可离食堂和办公地有些远而且偏僻，我下班一般都在晚上十一点以后，俐生不敢单人走路，特别是晚上；屋不算大，但有个双人床大小的炕，有烧炕的锅台，冬天烧炕屋里很暖和；这个锅台差点出了大事故，姜俐生怀孕了，我想给她增加点营养，买了一只母鸡炖汤，由于我们每天休息时间太少，睡眠不足，那天把鸡放进锅里，没有封炉子，不知不觉睡过去了，当听到锅里叭叭作响，锅里的鸡变成了炭，锅也烧红了，差点引起一场大祸。
我的同学李继顺（七十年代曾任胜利油田地调指挥部指挥）、王恩缘夫妇来泰康出差，姜俐生在小队出差时与王恩缘相处的很好，亲如姐妹；李继顺原是我野116班同学，因病休学一年，1960年冬我们班组地震队，参加京津地区勤工俭学时，野317、318班（李继顺是班长）为辅，组成的临时团支部，我任团支部书记，李继顺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关系不错；他们结婚后总是聚少离多，这次一起来太康出差，姜俐生考虑到我们间的友情，主动邀请他们夫妻在我们小屋相聚一晚，他们欢颜接受，成全了他们一段佳话，这不过是勘探队员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已！
1963年8月间，指挥部总地质师田在艺和指挥部领导，去向康世恩副部长汇报成果，我与赵理学和一名绘图员一起，完成一副全松辽盆地构造纲要大字报图，图幅巨大，整整有会议厅的一面墙高大。从原图放大到把图画完，整整花了三天三夜时间，基本没有睡觉。 右边是赵理学，左是樊开意。 赵理学是山西人，有粗犷、正直、厚道的性格，直来直去，是个透明值得交心的人。他是搞地震资料解释的天才，又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的学历并不搞，是早年西安地调处地震解释培训班毕业，他是培训班的佼佼者，大庆会战初期已当上震队解释组长。
1963年冬指挥部全面进入会战总结阶段，指挥部决定大力宣传全国劳动模范张洪池先进事迹，举办张洪池事迹展览，张洪池同志是勘探四处电测站炊事员，爱人姜俐生与他在一起工作过，大队决定让姜俐生当展览的讲解员，这时姜俐生身体很差，行动已不太方便，领导的安排，姜俐生硬着头皮充当讲解员，在全指挥部各处级单位巡回展出讲解，前后近20來天，十分艰苦。赵理学问我“你怎么不阻止呢？”我无言以对说“这是政治任务，没办法拒绝”。 二、大港油气勘探艰难前行
研究大队于1964年1月，随指挥部机关迁离泰康，乘火车前往华北工业重镇天津市，进行地质勘探的战略转移。职工自己的行李简单得让人感到不可思意，每人仅有一个旧炸药箱，一个行李袋，符合指挥部野战军要求，呼之即来，来之能战。
我们达到天津站时，约入夜七、八点钟，我们一出车站，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繁华，星光灿烂，心中充满喜悦。出站后直接被先期达到的同志，带到距车站不远的车站旅馆，稍作休息。
我和姜俐生、王槐基夫妇、赵理学等几个人，一起来到解放桥上观看海河两岸及天津市的夜景；这是一个明亮的晚上，没有风，也不感觉冷，感到十分舒适，形成了与东北寒冷得难受的鲜明对比，海河两岸及火车站灯火辉煌，车水马龙，行人来去匆匆，充满了繁荣、祥和、宁静的气氛，显示出发展的勃勃生机。
指挥部机关的驻地天津市北郊北仓，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下马的钢厂生活区平房内，而地质研究所则在下马钢厂的高炉及高大厂房内。从研究所到指挥部的大面积空地上，乃一片废墟，到处都是象小山一样的废钢碴，一片狼藉。要在这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建设新的研究所是多么的艰难。
我们自己清理厂房内的废弃机械、废渣、垃圾，为建筑师父当小工盖房子，参加盖篱笆房，和泥，抹泥等，整整干了近一个月，把办公、化验室和职工住的篱笆房盖好，立马开始了正常的工作。 接着深入钻井队和地震队，现场取样，收集资料，了解基层的生产情况。自己动手，白手起家，克服困难，自力更生，高效的工作精神，获得了天津市政府，各界人士及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取经络绎不绝，按天津市的口号：“远学大庆，近学641”。当时的正式名称叫河北勘探指挥部，于64年1月成立，所以叫641，对外为保密一律叫641厂。因此，641厂成了大庆的代名词，也就闻名遐迩了。
河北勘探指挥部为了保持和发扬大庆精神，更为了不有损大庆精神，为了约束会战职工的行为，指挥部制定了自律规定“十个不准”诸如不准上饭店吃饭，不准进商店，不准看电影，不准吃“狗不理”包子，不准逛自由市场……等等。下面的钻井和地调处更细化了一些，变成了“二十个不准”，十分具体非常严格。
地质研究所是在原研究大队基础上扩大而成，研究所所长是王子正兼党总支书记，副所长是徐旺、胡朝元。下属有地质研究室，化验室等研究部门；地质研究室里有构造组、地层组、综合组；研究室主任王德秀，副主任是刘成正并兼任构造组组长，指导员王向辉兼党支部书记，唐智地质师为构造组副组长。 左三是徐旺高级工程师任早期大港油田研究所副所长，照片中有李庆忠院士（右四），左四是赵亚明、曹景璋（右二）和樊开意（由三），于1983年参加欧洲地球物理年会的合影。 钻井指挥部、地调处早于我们研究所，进入摆在河北省广大区域内， 钻井队第一批设计了，5条区域性钻井大剖面20多口井，整体解剖黄骅坳陷。同时地震队在全河北开展区域地震普查，原华东局地震队归地调处管理。
为深入了解新区资料，1964年2、3月间，研究室派我与李为祉、赵理学、邱会庭等四人去地调处一大队（原华东局的地震队）即东营石村收集资料。
为保持大庆精神，必须严格要求，做到自重、自律，执行“十个不准”。坚持发扬艰苦奋斗作风，自己带行李和行军床，自带勺子饭碗，自带铅笔盒等等，完全是按“十个不准”行事。
我们坐硬座从天津到张店下火车，从张店用双脚走到一大队驻地石村，因为带有行李，体积既大又重，雇了四辆木轱辘单轮车，有时我们换下老乡，让他们休息，带上馒头咸菜向石村进发。从此我就学会了推木轱辘单轮车
走了近一天时间走到石村，这里是大队所在地，也是大队研究队所在地，我们就在这里白天工作，晚上加班一般到十一、二点，睡觉时就在办公室打开行李和行军床入睡，研究队的同事说我们这里有招待所，你们为什么还要自带行李呢？我们只能说不想麻烦你们为了方便。我们的所作所为，博得了研究队同志们的高度赞扬，他们认为这就是大庆作风，大庆精神，是他们的学习榜样。
我们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包括钻井的完井报告，研究工作总结，研究成果等，还对比了大量的地震记录、地震剖面，研究了大量的构造图等各种图件，也收集（复印）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如钻井综合剖面，地震剖面，研究成果报告等有价值的资料 中间者是李为祉，大港油田初期研究所构造组，我们一起去地调处一大队东营石村收集资料，后为海油研究中心科技部经理，已移居美国，2019年回国在河北太行水镇合影，左是高级工程师梁绍泉，右樊开意。 1964年4月初，研究室组织了一个精干的研究小分队，去郑州市地质学校整理地质部的黄骅、羊三木、扣村一带的地震资料。成员包括有地震、地质、重磁力、电法人员等。
为了送爱人姜俐生回老家生产，去郑州出差的同时，我向所里请了几天假，送爱人回湖南东安我的农村老家以便待产。当我把爱人送到家后，第二天我就毅然离家，返回郑州与小分队汇合参加黄骅地区的地震资料解释。
送爱人回家的事，在郑州小分队里成了众人的议论中心，赵理学见到我好一阵说我：“把小皮球一个人甩在农村多危险啊，交通闭塞无依无靠，是对皮球和孩子不负责任”；也要人把我说得很高，把我说成以工作为重，过家门而不入的先进事迹，并受到表扬。
当时我只想早点与小分队汇合，参加黄骅地区的资料整理，没有顾及到爱人和孩子的安全，没有考虑到农村的交通条件，没人照顾的问题，实在是太大意、太自私了。好在碰到了我的兄长，才化险为夷。
在我返回郑州的火车上，巧遇分别3年的同乡、同学吴良元，他是回乡探亲后回新疆述职的，见面尤为高兴，有说不完的话，我邀他同在郑州下车，在我工作的地方，住了两天后返回新疆。
小分队在郑州工作了3个来月，地震解释人员的任务重新落实该区构造图。首先要检查地震记录对比、地震剖面的正确性，这需要有过硬的解释基本功，有耐心有速度，要把地质部的地震资料，做到吃光榨尽为我所用。
在郑州工作的日子里，住在地质部郑州地质学校里，完全按指挥部领导要求行事，执行指挥部自律规定“十个不准”的模范，为了工作，加班加点，毫无怨言，除了白天8小时以外，晚上还工作到十一、二点，第二天还照样，从没有过星期天，所谓休息只有晚饭后的短时间，我和赵理学都在校园里走走聊聊；按照规定从没有上过一次街，没有看过一次电影，没有吃过一次馆子，也没有出过学校大门，工作了3个月连郑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我们怕的是如果有一点点不规范，会影响到大庆精神。这次郑州之行，时间很长，却在我的脑海里，没有留下郑州这个城市的任何印象。但我们的工作成果，却留下了宝贵记忆。
在郑州的工作，生活上比我们在大庆，或在天津北仓都要好。这与国家开始走出困难时期，农村形势也大为好转有关，如在大庆会战时期很少见到猪肉，在这里却完全不同，学校食堂伙食搞得很好，食堂采取的办法是：每星期都要张榜公布下星期的菜谱，星期五开始预定下星期的个人菜谱，鸡、鸭、鱼、肉，炒菜、卤肉什么都有，就按菜谱买自己的主食和副食，这样每天我们都可以吃到可口、满意的食物；对长期过惯了艰苦生活的勘探队员来说，是非常满意的，每到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看到我们都是喜笑颜开，欢声笑语。
在郑州我们完成的羊三木-扣村构造带构造图，长期为油田使用，对羊三木油田的勘探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在艰难中发现大港油田
1964年12月港5井，在下第三系地层钻进过程中，于下第三系沙河街组地层中发生井喷，喷出大量的油气，看到火光通天，势如雷鸣，虽然是在钻井过程中出现的事故，井喷造成钻杆埋在井里。但这预示着我们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这种气势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见到，它反映了我们的幸勤劳动没有白费，已经结出了丰硕劳动果实，抓到的是一个金娃娃。
港5井是区域部署的最后的两口井之一，井位于解放军的海防哨岗楼旁。在这前，按部署黄骅坳陷已连续钻探了20来口探井，虽然有不少出油点，但都没有太大的发现。可见港5井的发现，按吴华元总地质师说法是“绝处逢生”，如果这口井不成功，大港油田的历史将被改写。
1964年冬，在天津南部署了两个地震大队，我和赵理学、陈正华等同志，参加现场研究组，住在上古林村政府平房里，工作之余或晚饭后，不是走在已收割小站稻的田间小路，呼吸那田野的清香（即著名小站米主产地），就是站在北大港上古林鱼码头，观看南面的港5井的天灯火把，看到自己找到的油田多么自豪啊！喊出我们还会找到更多更大油田！
1965年1月，遵照指挥部的安排，我到廊坊组织成立解释站作地震资料现场研究。解释站由一大队研究组、地调处研究队，研究所研究人员组成，我为解释站的负责人，两名助手冯家弟（研究所）负责综合研究，明中英（地调处研究队）负责党、团及思想工作。
成立解释站是指挥部，加强野外地震施工的技术指导，想探索一种现场研究新的组织形式，以便更好指导野外施工和及时发现新的、有利的构造，为提供井位准备资料。
解释站成立以后，工作进展顺利有效，既加强了对小队的地震资料品质监督，提出生产因数改正意见，还能指导地震测线修改，还能作些初步现场分析，发现新的构造，提出评价意见，供领导参考。
第一个月的生产及研究月报，领导很满意，既有生产情况的汇报，又有生产质量情况的分析、又有现场研究成果及其建议等。
可该大队的研究组负责人刘同志，却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月报不能算生产月报，只能算作研究月报，解释站的方向不对，还到廊坊来向我提出质问，还在各种场合游说。
地调处调度室负责人雒运铎，来廊坊调查和处理此事，他明确告诉我刘同志的看法纯属个人意见，不代表大队和地调处的看法，解释站的工作是出色的，从而结束了这场关于解释站的工作纠纷。 时任大港油田总地球物理工程师。 廊坊解释站期间，指挥部孟尔盛总工程师来指导工作，对如何搞好地震施工，作好解释工作，有许多指导意见。他象普通解释员一样，花了近一个晚上的时间，解释了一条过廊坊构造的剖面，深层是东西两侧下掉的正断层，中间是地垒块的隆起，而浅层则如开花馒头似的好几个不同断层。
这个解释方案一般解释员是不敢解释的，这个方案在剖面图上保留了相当长时间，直到两年后，研究所搞区域研究的同志，根据区域断层组合和相邻测线断层特征，作简化处理便于成图。
解释站根据当时地震资料的显示，向指挥部提出过在廊坊构造带上，安次以北5公里处钻探的井位意见。
该井位已于1966年夏天钻探，并在下第三系中获得自喷油流，显示了很好的前景，令人高兴。后来根据康世恩部长的意见，改名为京8井。
但好景不长，喷了几天就停喷了，康世恩部长认为是油层受了泥浆污染，指示用清水洗井解除油层的堵塞，提高油气产能，用1000方清水洗井，结果油井被枪毙了。 解释站还接待了我所敬重的刘光鼎院士，当时他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我们上学读的《地震勘探》一书，就是他翻译前苏联地球物理学家顾尔维奇的书，这部巨著是当时的经典。我见到他甚是高兴，他的到来，对我们的地震施工和解释工作有很大促进，我有机会向他讨教和交流了一些问题，受益匪浅。
完成廊坊解释站的工作返回研究所，从指挥部到研究所的领导层发生很大变化。由郭究圣任书记，曹进奎任局长，王涛任副指挥兼总地质师。原副指挥兼总地质师田在艺调任地调处处长，总工程师孟尔盛调到地调处指导工作。 这是一次大港油田勘探室的聚会，时逢田在艺院士八十华诞手捧鲜花，大港油田总地质师，1965年后在大港油田地调处指导工作。 研究所领导层也发生了变化，许多技术干部调出研究所，我和赵理学同时被调入指挥部勘探室，又从地调处小队调朱铁英、刘春华同志进勘探室。
指挥部机关里的勘探室，是一个完整的地质管理和综合分析精干的班子，小而精干、效率高效。上对指挥部主管领导和总地质师王涛、主任地质师吴华元负责。勘探室主任吴蕴晖，指导员秦若辙。
勘探室下设钻井组、地调组、电测组、井下作业组、采油组、综合组。地调组长由赵理学和我担任，我俩共同负责着全指挥部的地球物理队伍生产管理、成果分析、上通下达，配合默契，我还履行政治宣传员和勘探室团支部书记。勘探室各组成员独立工作能力都很强，他们既是管理部门，独立的处理各方面地质技术问题。 大港油田勘探室成员与田在艺院士合影（左四穿长黑大衣）右一是秦若辙指导员，右二吴蕴辉勘探室主任，右四是雷学忠时任地质指挥所党委副书记、左一赵龄陵，还有张从众和樊开意。 港5井出油后，经研究所和勘探室讨论，又确定了一批井位。这一批井钻探非常成功，都在下第三系获得了油气。在港5井旁边的港7井，还在上第三系发现了浅层油藏，港东浅层油田被发现。同时，北大港构造带的西部，即构造带的主体高部位，港3井也发现了上第三系浅层油田，这样东西两端同时开花，浅层和深层都找到油田，大油田已尽显雏形。
1965年底，地质部在北京南郊风河营打京参1井，在古生界灰岩里出油。想在首都门口找到油田的石油部来说，是个好消息，为了搞清油藏控制因素，指挥部派我和赵理学参加由唐智地质师负责的一个小组，去风河营现场研究资料。
我和赵理学对通过该井的地震记录和地震剖面反复对比，作出了解释方案，基本上解释了地质上提出的问题，得到地质家的认可。
1965年地震队收工后，各大队、小队解释组再次集中徐水进行资料整理，我也再一次参加了工作，赵理学则留守勘探室。我这次没有具体的收集资料的任务，除了解各大队的成果外，重点关注全区域的地质问题，注重剖面上的构造显示，完成了对冀中坳陷的边界条件，构造纲要图的编制。揭示了冀中坳陷存在的圈闭和构造带的面貌，完成了二级构造带的划分，发现了漠州、任丘等构造带，对后来详查冀中坳陷、钻探任丘构造带起了大作用。该图在相当长时间，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和指示意义，成为各级领导使用和研究之图件。
1965年冬，指挥部各处室纷纷迁入会战前线，搬住北大港，我和赵理学第一批进入北大港，第一个晚上住在钻井指挥部仓库里。后来搬到港东一号院，工作是在铁皮帐篷里，住的全是帆布帐篷，双层铁床，一个帐篷里6个床住12个人。
住进一号院的第一晚，我一夜没有睡着，我们睡的本来就很晚，当我快要入睡时，帐篷里进来研究所冯家弟，他睡下不久，就开始打呼噜，他的呼噜让人受不了，用夸张的话说，真叫人震惊，不仅声响如雷，而且变化无常，时而大时而小，时而长时而短，时而象火车一样的短促，时而缓缓而出，时而咬牙，时而放屁，总之没法适应。一会儿全帐篷的人都醒了，可他睡的十分香。第二天晚上把他赶到办公室去住。
1965年的冬天，对我们来说，过得很艰苦，这里的风沙太大，而且刮风的时间很长，当时我们开玩笑，说大港一年刮一次风，一次刮半年。这里是风口，刮一夜的风，第二天办公室的桌上、帐篷里的床上有厚厚的一层细纱。
天气也很泠，而且帐篷不保温，取暖用的是原油烧火墙，在室外加原油，每次加油不能太多，而且油烧的很快，所加的油一会就烧完，于是不停地开门加油，帐篷里仅有的一点热气都放完了，虽然想了很多办法，仍然搞不好，不是火灭了，屋里很泠，或是烧的满屋和鼻子里都是黑的，弄得你苦笑不得，特别是划图时才是最糟糕地，不注意就把图纸搞的一片黑。 大港油田地质研究所勘探室成员，中间者是赵理学，右一是秦若辙勘探室指导员，右二张从众高级工程师。 四、大港油田地质指挥所解散
四清运动结束后，大港油田的地质部门，又作了较大调整，把指挥部勘探室与地质研究所合并，成立大港油田地质指挥所，地质管理和地质研究合二为一。
直接由油田副指挥、总地质师王涛任所长，李玉琢任党委书记，吴华元、王德秀、邱振声等4人任副所长。我们勘探室人员减少，吴蕴晖调任井下作业指挥部主任地质师，勘探室主任由齐绍增担任，秦若辙仍任指导员，地调组只留我和朱铁英，我任地调组组长，赵理学调入区域研究室，我与赵理学又一次分开。
指挥部为了扩大油田战果，组织了南大港勘探会战，同时开钻的有5口井，钻井和地震同时进行，地质指挥所组织了南大港突击队，成员由地震解释和地质人员组成，我和王毓俊负责。
我们来回穿梭在各井队和地震队之间，随时掌握钻井动态和现场分析，搞得热火朝天，取得钻井第一性资料，通过南大港勘探会战，迅速发现了南大港油田并确定了油田规模，很快投入了开发。
大港油田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十分惨烈，从1966年6月到1967年10月，先后发生了3次全油田性的大型武斗，油田停产，油田的一切研究、生产活动全部瘫痪，数千名油田职工被迫逃离油田，造成了油田巨大不可拟补的损失。
十月武斗后，油田的军管会立即作了更换。新的军管小组的进入，采取了与原军管会不同的策略，表面上不表态支持那一个组织，尽量说服并往一起拉，在全国大联合的总形势下，开始了大联合、解放干部，筹组革命委员会的进程，但实质上走的是上个军管会的老路，做法阴损危害更大。
969年初，在所里军代表的主持下，两派群众组织，经过协商和讨价还价实现大联合，成立了地质指挥所革命委员会。为处理油田生产业务，仅由吴华元等少数技术人员维持，勘探室合并到区域研究室，地质指挥所的研究工作完全停止，我和赵理学又一次在一起工作，并由我、赵理学、徐文凯暂时负责。
区域研究室的物探人员，包括李杏等十几个地球物理人员，不愿每天无所事事，成立被称为区域二队，在没有具体工作的情况下，自己想干点提高业务的事，想在物探理论、实际应用、方法问题作些储备，由我和赵理学负责，作了不少探索。
然而这个地调组却给我带来了巨大冲击，大家在一起说笑的事，被戴中林和李杏揭发，“樊开意要为孟尔盛翻案，搞地球物理托拉斯，要搞资产阶级学院式研究，” 竟成了我被批判的一大罪状。 原大港油田地质指挥所解散时，前排是王毓俊关进“铁龙子”，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永远清除出党。右是钱光华，后是樊开意。在海油研究中心的合影。 革委会成立后，首要任务是消除派性。地质指挥所革命委员会，在军管组和王涛、黄德秀把持下，以斗私批修为名，把有一定影响干部、群众集中于斗私批修学习班，集中控制起来，连续不断办了十期学习班，近一年时间，名曰斗私批修，实质搞无中生有，颠倒事非，诬陷打击，无限上岗，为油田树立“阶级斗争的活样板”。成为指挥所人人自危的人间地狱。
约400人的地质指挥所，关进”铁笼子”的专家竟有20余人坏分子，成了坏人成堆的地方。所革委会副主任李梦忠，在一个群众大会上竟然说：“指挥所是池浅王八多”。
我和赵理学分别在不同的学习班轮流，我参加了第一期、第四期、第六期、第十期的学习班；赵理学参加了第二期、第五期、第七期学习班，规定不允许互相接触，我和赵理学长期不能见面。
第十期学习班时，同时开展整党工作，1968年11月28日，地质指挥所整党小组召开职工大会，宣布对党员的处理，雷学忠、秦若辙、周志远留党察看，吴华元和我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王毓俊为阶级异己分子永远清除出党，王向辉为蜕化变质分子永远清除出党，先后被抓进牛棚，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期学习班期间，党中央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落实党的政策的经验文献，有8341部队的支左经验，北京北郊木材厂和北京新华印刷厂的落实党的政策经验。
通过学习对照，觉得地质指挥所发生的事情，所作所为与这些单位介绍的做法、经验相差甚远，大相径庭。群众反抗情绪开始激烈。
1969年4月初的一天，突然召开全所大会，革委会主任王涛主持会议，宣布地质指挥所解散。同时宣布下放到各指挥部基层单位，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人员名单。
王向辉问题，我总觉得这里有鬼，我和赵理学都了解王向辉，他出身苦大仇深，正直、原则性强，工作认真负责，在所里人缘很好，还被选为革委会成员，没有人认为他是坏人。
指挥所解散后，我俩又一次想到一起了，决定要冒次大风险，写一个申诉材料给油田革委会，让油田革委会了解真实情况。我俩起草了一份文字材料，针对定案材料中提到的几个问题，逐条有根有据说明情况，证明他的问题绝对不是敌我矛盾，可以批评教育，可以给予处分，永远开除出党是不对的，要求给予改正。我和赵理学一起把材料直接送到油田革委会。
我们俩的申述材料，给我和赵理学又一次带来了灾难，1969年7月间，二号院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大会，批判所谓龚子义一伙反对军管会，反对革委会，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坏人翻案等等。其中点名樊开意、赵理学，向龚子义及其一伙提供炮弹，包庇坏人，再次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再一次对我的批判开始了。 原大港油田地质指挥所勘探室成员，指挥所解散时右二王秋华被关进“铁龙子”，右一是涂国华，左一樊开意，左二潘耀威。 1969年9月底，我被下放到大港钻井指挥部电测站当井口工，受到政治迫害和身患重病的双重打击，在此苦熬的时候，1972年10月，我和爱人姜俐生接到调令，正式调入地调指挥部工作，离开了那受监视、歧视，给了我痛苦的是非之地，回到我所学且热爱的本职工作。那种喜悦的心情无欲言表。
大港油田地质指挥所解散后，哪些被解散的技术干部下到全油田各基层单位，干什么得都有，有到钻井队滚钻杆、捞沙子、养猪、测井工、井下作业工等等，到处都是。
从大庆会战开始聚集起来的这批有理论基础，有实践经验，扎实肯干，经过大庆会战洗礼，为大港油田发现、开发作出重大贡献的研究队伍被解散了。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可惜可悲啊！
不久，赵理学被下到钻井指挥部地质队，从此我与赵理学共事9年后完全分开了，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共事。几年后赵理学却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主任地质师，还担任过大港油田录井公司经理。
虽然我与赵理学没有机会一起工作，但我们是永远的朋友，我们友谊长存，不管是分是和，心总是连在一起，不管分开有多远，分开时间有多长，都不能冲淡我们的友谊，永远心连心！不分彼此！
1980年调入中海油研究中心后，我的户口关系一直都留在天津市大港油田。我的大儿子1986年参加高考，1988年我的小儿子参加高考，按国家规定高考必须在原籍参加考试，远在河北省高碑店的我们，我的儿子们必须回到大港油田参加高考，考试地点就在大港油田一中，赵理学的家就在大港油田三号院，正是大港油田一中的所在地，我爱人姜俐生带儿子前后两次高考都住在赵理学家里，从考试到填志愿连续好几天，受到赵理学夫妇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两家孩子们在一起同一家人。我们两家如同走亲戚。
大港油田的勘探室的同志们，还举行过两次大聚会，同志们见面如同亲人，每次见面我和赵理学的见面都是热泪盈眶，久久不愿分开！
九十年代末，一次接到原勘探室潘耀威同志的电话，通报了赵理学爱人，患有癌症，需要各种治疗家有难处，我听到消息立即打电话予以慰问，并立即给赵理学寄去2000元以作急用。
数年后，大港原勘探室潘耀威同志又传来消息，我的同事、挚友、兄长赵理学因病离世，噩耗传来令我震惊，一个正直、能干、精力充沛、有甘于奉献的高贵品质，对工作勤勤恳恳，永远笑呵呵的赵理学，永远离我而去了，失去了与我风雨同舟的挚友、兄长，是大港油田地质界、地球物理界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