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汇角战斗”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周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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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在上海浦东，当临港新片区的海风掠过高楼，很少有人会想到，87年前的1938年12月16日，这片土地的海滩芦苇荡里，曾发生过一场改变敌后抗战格局的殊死激战——汇角战斗。

那一天，周大根带领着“保卫二中”的战士们，面对600多配备飞机、汽艇的日本侵略军，没有像其他武装那样溃散。他们在“三面合围、一面临海”的绝境里，用芦苇荡作掩护伏击，用血肉之躯冲锋，哪怕弹尽粮绝，仍喊着“为了国家民族，打！”；那一天，28位勇士永远倒在了这片滩涂上，周大根身中数弹前，最后一声“同志们，坚持——到底！”，成了浦东敌后抗战最悲壮的宣言。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秋萍学校周大根烈士事迹陈列室中“汇角战斗”油画

有人曾纠结于“这是不是最早的抵抗”。其实，真正的“第一枪”从来不是时间上的竞赛——它是党在浦东亲手创建正规抗日武装的“首战”，是“三操两讲堂”里淬炼出的“党指挥枪”初心；是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精神惊雷”，让恐惧的民众勇敢地站出来送粮食、送情报，甚至送儿女参军；是后来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火种”，900余名浦东健儿南渡杭州湾，就有从这里学来的“游击战术”。

红色泥城主题馆“汇角战斗”沉浸式场景

如今，“红色泥城主题歌”里的旧照片、秋萍学校孩子们讲述的烈士故事、抗战胜利80周年时的纪念视频，都在告诉我们：那段历史从没有远去。周大根们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牺牲、为民”，早已融入浦东的血脉——从芦苇荡到引领区，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为了家国”的赤子心。

今天，我们翻开这段历史，不是为了重温伤痛，而是为了记住：民族的脊梁，从来都是这样一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一遍遍讲给后来人听。

在浦东抗日斗争史的研究中，曾有声音纠结于“是否存在比汇角战斗更早的抵抗行动”，试图以此消解“汇角战斗打响浦东敌后抗战第一枪”的定位。然而，“第一枪”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单纯的时间先后排序，而是要看其是否标志着“党领导敌后正规武装斗争的正式开篇”这一象征意义。

中共领导下浦东敌后抗战第一枪的历史逻辑与精神内核

1938年12月16日，周大根率领中共浦东工委直接领导的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简称“保卫二中”），在汇角海滩与日军展开的殊死激战，之所以被官方主流媒体与历史学界称之为“中共领导下的浦东敌后抗战第一枪”，关键在于其领导主体的唯一性、战斗意义的标志性、战略影响的深远性与历史记忆的传承性——它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党在浦东敌后“建武装、聚民心、拓战略”的精神原点，也是周大根这位“文武双全的战士”用生命践行信仰的壮烈注脚。

领导主体：中共浦东工委直接掌控的抗日“正规武装首战”，奠定“党指挥枪”在浦东的制度开端

“汇角战斗”的核心特殊性，在于其战斗主体是中共浦东工委成立后（1938年初），按照中央“敌后游击战争”战略创建的第一支正规抗日武装——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简称“保卫二中”），区别于此前零散的群众自发抵抗或非党领导的统战队伍，真正实现了“党对武装的绝对领导”。

（一）“保卫二中”：党在浦东的“标杆式武装”

193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周大根（中共党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毕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回到南汇，与吴建功整合“泥城人民自卫队”，扩建为“保卫二中”。这支部队从诞生之初就带着鲜明的“党的印记”：

其一，领导核心明确，周大根受当时中共江苏省委的派遣，回到家乡南汇，发展武装斗争。周大根担任这支抗日武装组织的中队长，共产党员姜文奎、姜文光等担任骨干，重大决策需经中共浦东工委审议；

其二，制度建设规范，推行“三操两讲堂”制度——每天三次军事操练，辅以政治课（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与文化课，周大根还亲自教唱《国际歌》，强化战士的革命信念，这是浦东此前任何武装都不具备的“政治建军”特征；

其三，纪律严明如铁，部队恪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曾有战士采摘群众葡萄，周大根当众批评并亲自登门道歉，这种纪律性让“保卫二中”被群众誉为“模范军队”，广大群众都乐意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保卫二中”当兵，这与当时溃散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2001版

据《南汇县人民武装斗争史料》（初稿）【1】及《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2】等记载，“保卫二中”最盛时拥有5个区队（分驻泥城、马厂、北横港、石皮泐、中横港的区域）、200余人，配备重机枪1挺、轻机枪数挺，是浦东第一支“建制完整、听党指挥、坚守信仰”的抗日武装。而可能存在的“更早战斗”，其在影响力、代表性及传播力等方面，或许远不及“保卫二中”打响的“汇角战斗”那样悲壮与震撼，或者主体多为未被党组织整合的散兵、土匪或临时自卫团体，既无统一的政治目标，也无系统的军事训练，更谈不上“党对武装系统全面的领导”，本质是“自发抵抗”或“小试牛刀”，而非“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下的勇于担当与不怕牺牲。

（二）战斗是党“敌后战略”的浦东落地

1937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要求中共江苏省委“以上海为中心，向近郊各县扩大工作”。中共浦东工委于1938年初成立后，核心任务就是“创建武装、开辟根据地”——汇角战斗正是这一战略的首次实战实践。

战斗爆发前，日军从南汇的周浦、祝桥和奉贤的南桥调集约1000余兵力，向我当时的南汇东南地区进行“扫荡”，而一路上只见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等各部闻风而逃，毫无阻击抵抗之举，日军得以长驱直入，迅速到达泥城。在这紧要关头，唯有“保卫二中”选择了正面抵抗。周大根根据南汇“河网密布、芦苇丛生”的地形，将部队隐蔽在汇角海滩芦苇荡，计划以游击战牵制日军。虽因汉奸告密陷入“三面合围、一面临海”的绝境，但战斗全程由周大根统一指挥，战士们喊出的“为了国家民族，打！”，这场战斗是在继上海和浦东沦陷后，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同日军进行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其本质是党领导下“为民族解放而战”的集体意志，而非个人或小团体的自发反抗，彰显了中共领导下的浦东抗日武装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以血肉之躯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气概。这种“有组织、有战略、有信念”的战斗，标志着党在浦东敌后抗战从“秘密筹备”转向“公开亮剑”，是“党指挥枪”原则在浦东的首次实战检验。

战斗象征：以“壮烈牺牲”打破日军威慑，激活全区域抗日斗志

“汇角战斗”的影响力，源于其以“寡不敌众的悲壮”树立了“不屈抵抗”的精神符号——28位勇士（含周大根本人）用鲜血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为浦东民众觉醒的“精神导火索”，这种标志性意义是更早的小规模战斗无法企及的。

（一）绝境中的“宁死不屈”：打破日军威慑

1938年12月16日，日军出动不少于600余人、2架飞机、数艘汽艇，将“保卫二中”主力围堵在汇角海滩。周大根在“正面遇敌、两侧受攻、背后是海”的绝境中，率部与日军激战6小时：上午以芦苇荡为掩护伏击日军，击毙数名敌人；下午日军佯装撤退设伏，战士们暴露后，周大根亲自冲锋开路，连毙数名日军，最终身中数弹，牺牲前仍高呼“同志们，坚持——到底！”。此战28名指战员殉国，2人受伤幸存，其余战士突围成功，却以“以少抗多”的壮烈，首次在浦东敌后正面挫败日军“快速扫荡”的企图。

当年报刊报道的影印件

当时《申报》以《浦东各界追悼泥城死难健儿》为题报道：“我们的周中队长（周秋萍，即周大根）及其他27位同志就是构成这次光荣牺牲中的一部分，他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为民族解放最坚决的战士。”在此之前，浦东民众因日军的残暴统治多存恐惧心理，而汇角战斗的牺牲让民众意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党领导的武装愿意为保护百姓拼命”。泥城村民毛万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战斗后他与同学冒死在小河沟中找到周大根的遗体，“四方脸，身着长衫，脚穿布鞋，脑袋下面压着一顶礼帽，安详地躺着”——这种“虽死犹荣”的形象，彻底击碎了日军的心理威慑。

（二）媒体与民间的“双重共鸣”：激活抗日动员

孔另境发表于1938年12月19日《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

汇角战斗的影响力，还在于其通过媒体传播与民间悼念，形成了“全区域抗日动员”的效应。1938年12月29日，周大根在上海大学的同学、茅盾妻弟孔另境，在《文汇报》“世纪风”栏目发表《悼周君之死并念郭君》，首次将周大根称作“一个战士”，文中写道：“周君的死虽不用我悲哀，但使我十分可惜！可惜一位即使是并不熟悉的战士的死去，也会超越对于一位知心好友的死亡，因为这损失不仅是他的家属和朋友们，而且是国家和民族的！”这篇文章以“战友视角”还原了周大根“文武双全”的形象——既在上海大学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又在黄埔军校习得军事本领，最终为民族解放而牺牲，引发了上海知识界与民众的强烈共鸣。

上海电视台制作的宣传图片

民间层面，战斗后几天，泥城、蟛蜞庙、南城等学校100余名师生在南城学校东北坟地举行追悼会，教唱《悼“一二・一六”阵亡将士歌》，“风云急，浦东半沦丧”的歌词让在场者无不落泪；1938年12月24日，《申报》在第三张第十版以《南汇泥城一役 | 周部壮烈牺牲——遭日军包围弹尽援绝 周队长及部下均殉国》为题，以“壮士略历”“澄清抚恤”“死亡平民”三个部分报道了“汇角战斗”的情况，陈述“……惟该队第二中队长周大根因身先士卒，不幸殉国，地方官民，莫不同声哀悼，闻周为革命先生林钧之学生，南汇县县长于陶生已呈请上峰抚恤遗属云”。“浦东各界追悼大会”，《申报》专门刊登《保卫二中追悼周中队长及死难同志告友军书》，呼吁“各友军携起手来，共同反抗敌人”。这种“官方悼念+民间缅怀+媒体发声”的联动，让“浦东有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共识，此后群众自发为抗日武装提供船只、粮食、情报，甚至踊跃参军，为后续“保卫四中”的发展与浙东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群众基础。而更早的零星战斗，多因规模小、无传播、无悼念，未能形成这种“精神感召+群众动员”的双重效应，自然无法成为浦东抗战的“标志性事件”。

悼“一二·一六”阵亡将士歌

更有报纸以文学作品的形式称颂周大根与“汇角战斗”。1939年2月9日出版的《导报》刊载了奚人写的题为《游击英雄周大根》（仿浦东说书调）中唱到：“惊天动地男子汉，出师未捷命归阴；消息传遍全中国，同声痛苦泪满襟。”更有一位以“司徒宗”的名字发表在1939年1月6日出版的《申报》第四张第十三版上的一篇短小说《铁流——纪念战士周大根》。周大根的好友孔另境于世界书局1939年7月出版的《横眉集》一书中，以《我的年记》为题的第六章节中用两段411字，又特别记载了“汇角战斗”这段历史与对周大根牺牲之痛惜之情：“周部人数不多，而日军来数倍之众，应战开始，指挥周大根首受枪伤，当场殉国。部众目睹首领被杀，痛愤不欲生，无不以一当十，冲锋肉搏，日军虽凶，终被击退。指挥见日军已退，乃命令撤退，而部众于大根之死，尚有余痛，不听号令，反跟踪前进，又遭遇冲杀一阵，侵略者乃狼狈远遁。”“时为十二月十六日。”“大根为我素识，虽过往不常，然知其为一思想前进的勇者。当沪战西撤，即偕郭君返乡，自动组织自卫团队，既以护乡，又以卫国，部众全为本乡渔民盐民，勇敢善战，故其部队严整，与借游击之名而鱼肉乡梓者迥异。以此特招侵略者之忌，屡欲大举进攻，以地处偏僻，终未实现，此次则得汉奸之引导，致受其袭击。不意周君竟死于大敌未歼，河山未复之时，惜哉！”

战略影响：为浦东—浙东抗战“立模式、拓格局”，奠定长期斗争基础

“汇角战斗”的价值，不止于“一次战斗的胜负”，更在于它为中共在浦东乃至华东敌后抗战提供了“实战经验”与“组织范本”，是敌后武装斗争的“奠基之战”，其战略影响力贯穿了整个浦东抗战史。

（一）为后续武装提供“建军范本”

“汇角战斗”虽以失利告终，但“保卫二中”的“政治建军+军事训练”模式，成为党在浦东发展抗日武装的“模板”。1938年8月，连柏生筹建“保卫四中”时，周大根不仅赠送枪支弹药，还派遣“保卫二中”的军事教官沈光中协助训练——沈光中将“三操两讲堂”制度引入“保卫四中”，帮助其快速形成战斗力。1938年11月间，“保卫四中”20多人在沈光中、郁德祥等率领下，曾经夜袭驻守在祝桥日军的日本兵，并散发抗日传单，打响了对日作战的枪声；1939年1月，在潘家泓设伏击毙日军4人，其战术打法与纪律要求，均源自“保卫二中”的经验传承。

更重要的是，“保卫二中”突围的骨干（如吴建功）后来加入“保卫四中”，将汇角战斗的“教训”转化为“经验”——比如强调“隐蔽行动、严防汉奸”“依托群众、灵活游击”，这些经验让“保卫四中”在日军后续的“清乡”中得以生存，并逐步发展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成为浦东抗日的核心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中共浦东工委领导下“保卫二中”的建军探索与“汇角战斗”的战斗实践，就可能没有后续浦东抗日武装的快速壮大。

（二）开启“浦东—浙东”战略联动

“汇角战斗”还为党在华东敌后“跨区域抗战”埋下伏笔。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浙东根据地，而首批南渡杭州湾的“先遣部队”，正是以“保卫四中”（源自“保卫二中”经验）为主力的浦东武装——姜文光、朱人侠等率部取得“宗德公署第三大队”“海防第一大队”番号，在浙东三北地区（余姚、慈溪、镇海）打响了“相公殿战斗”，这是三北地区抗日第一枪，打死打伤日军各8人，点燃了浙东抗战烽火。

此后，先后有10批次以上不少于900余名浦东抗日武装健儿南渡浙东，以浦东武装为基础组建“三北游击司令部”（后改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参与“相公殿战斗”“横河战斗”“梁弄攻坚战”“大鱼山岛之战”等640余次战役，其中“大鱼山岛之战”76名指战员与500余名敌伪激战7小时，43人壮烈牺牲，被誉为“海上狼牙山之战”。这些战斗中，浦东武装沿用的“芦苇荡隐蔽”“群众情报网”等战术，均源自中共领导下抗日武装以“汇角战斗”等为代表的战斗实践；而“党领导、靠群众、打游击”的核心原则，更是与汇角战斗的经验一脉相承。正如《浙东抗日根据地史》一书谭启龙在回忆《浙东四年》中所说：“浦东党组织在浙东宁绍地区沦陷后，根据上级党的决定，及时派武装到浙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建立和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的主要基础。”【3】印证了如果没有浦东武装的南渡，就没有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开辟。从这个角度看，汇角战斗是党在华东敌后“浦东点火、浙东燎原”战略格局的起点。

历史传承：从“烈士故事”到“城市精神”，成为红色基因的核心锚点

“汇角战斗”之所以被长期誉为“第一枪”，还在于它已成为浦东抗战历史记忆的“核心载体”，其象征意义远超单次战斗本身。通过官方记载、纪念设施与精神传承，成为浦东红色基因的“活化石”。

（一）官方权威史料与民间缅怀纪念的“双重认同”

在官方层面，汇角战斗被明确写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历史》第一卷(1921-1949)以“汇角之战使保卫二中遭受严重挫折,但保卫二中英勇抗战的事和为国捐躯的烈士英名传遍浦东大地,激励各路抗日健儿抗日到底”来定性这场战斗的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南汇县历史大事记（1921.7-2001.8）》【4】中，将汇角战斗记载为“这是南汇抗战史上壮烈的一页”；在《南汇县志资料》【5】中，将这场战斗记载“为浦东人民树立了一面抗日斗争的旗帜”；《泥城镇志》【6】中表述为“保卫二中”于1938年12月16日在汇角打响了浦东抗日的第一枪；2024年3月2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对浦东新区政协七届三次会议第208号提案（陈三建委员提出的《关于在“汇角战斗”暨 28 位烈士牺牲地建造主题公园和纪念设施的建设》）的会办意见中函告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时提到：“汇角战斗是1938年12月16日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在汇角海滩一带芦苇荡抗击日军的战斗，打响了浦东抗日的第一枪。周大根等28名中华儿女，为了抗日救国的理想，在汇角战斗（原泥城镇，今南汇新城镇）中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周大根烈士事迹陈列室

在民间层面，战斗后次年（1939年），战友与群众集资创办“私立秋萍小学”（以周大根别名“秋萍”命名），现为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秋萍学校，校内设有“周大根烈士事迹陈列室”，常年培养学生讲解员传播红色故事；2024年6月，南汇新城镇汇角村建成“红色汇角陈列室”，成为缅怀28位烈士的“红色打卡地”，开馆至今接待参观近2000人次。

这种“官方记载+民间纪念”的双重认同，让汇角战斗成为浦东抗战的“标志性符号”。而可能存在的“更早战斗”，因缺乏史志记载、无纪念设施、少民间记忆，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自然无法替代汇角战斗的“第一枪”定位。

（二）汇角战斗精神赓续传承的“代际延续”

汇角战斗的精神，更通过“家族传承+社会传播”，成为浦东“敢闯敢试、勇于牺牲”精神的源头之一。周大根的后人们接力整理并参与浦东新区区委党史办与浦东新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共同主导的《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修订再版，深入挖掘“保卫二中”与汇角战斗史料，通过“行走党课”“座谈会”等形式，将“父亲的牺牲”“爷爷的故事”从“家族记忆”转化为“社会共同记忆”；上海大学将周大根事迹纳入“红色学府”校史教育，在建校百年纪实文献片《红色学府》中，通过《“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歌》导入上海大学在五卅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讲述他从上海大学走向抗日战场的历程；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今年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前夕，特别制作拍摄了以周大根烈士为原型、以汇角战斗为故事情节的纪念抗战英烈主题视频《铭记》；浦东新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特别推出了金牌讲解员李荣讲述的《汇角血战——周大根烈士事迹》微视频参加全国讲解员大赛。

介绍周大根烈士的宣传展板

（三）主流媒体与官宣渠道多元载体的“传播效应”

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特殊节点，官方主流媒体与政府部门的集中宣传，以“统一口径+多元载体+精神赋能”的模式，让“汇角战斗”从区域历史事件升级为浦东红色文化核心IP，其传播力体现在覆盖广度与渗透深度，影响力则聚焦于历史共识、精神传承与城市精神的深度绑定，成为红色基因代际传递的关键纽带。通过多载体联动，拓宽了传播边界，形成“纸媒（如《解放日报》《浦东时报》等）+公众号（如上观新闻、浦东发布、浦东民政、浦东英烈等）+视频号（如文汇报社的“冲呀花花采访团”、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 电视栏目（上海电视台‘下一站’）”的全渠道矩阵，既通过纸媒满足深度阅读需求，又以短视频、图文推送适配碎片化阅读习惯，覆盖青少年、公职人员、历史爱好者等不同受众，打破红色宣传的年龄与场景局限。通过长周期造势的宣传，延续了传播的热度，跨越关键纪念节点，形成“开篇—升温—深化”的传播节奏，而非单次零散发声。这种持续输出让“汇角战斗”不断进入公众视野，与全市纪念活动形成同频共振，放大整体传播声量。

《文汇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专版

固化了“第一枪”的核心认知：《解放日报》等权威媒体与市区两级政府部门同向发声，通过官方背书进一步确认“中共浦东工委领导下浦东敌后抗战第一枪”的历史定位，消解潜在争议，让这一表述成为社会各界对浦东抗战史的统一认知；

激活了“活化石”的传播价值：宣传将“汇角战斗”与官方记载、纪念设施（红色汇角陈列室、秋萍学校陈列室）、民间纪念（家族传承、群众祭扫）深度绑定，使其从单纯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红色载体，避免历史记忆湮没。

打通了“革命精神—城市精神”的转化通道：宣传明确将“汇角战斗”中“以寡敌众、浴血奋战”的精神，与浦东“敢闯敢试、勇于牺牲”的城市精神挂钩，为后者提供深厚历史溯源，让红色基因成为浦东引领区建设的精神内核。

正如秋萍学校学生张凡一所说：“周大根烈士用血肉之躯挡住了射向光明的子弹，他的精神让我在学习中更有自信，向着民族复兴的目标奋斗。”

笔者参加公益活动中的微宣讲

“第一枪”的本质是“精神原点”的认定

回望汇角战斗近87年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认定它是“中共领导下的浦东敌后抗战第一枪”，绝非纠结于“时间最早”，而是因为它是党在浦东敌后“建武装、聚民心、拓战略”的精神原点。周大根这位“文武双全的战士”，带着上海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黄埔军校的军事本领，用生命诠释了“党指挥枪”的原则；28位勇士的牺牲，打破了日军威慑，激活了民众斗志；战斗的经验与精神，支撑了浦东抗日武装的壮大，奠基了浙东根据地的开辟；而代代相传的纪念与传承，让这场战斗成为浦东红色基因的核心符号。

今天，当我们在“红色泥城主题馆”参观时听讲解员讲述，在“红色汇角陈列室”缅怀先烈，在秋萍学校聆听“周大根的故事”，本质上是在传承“汇角战斗”所凝聚的精神——它告诉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来不是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使命践行；它也提醒我们，民族复兴的征程上，需要更多像周大根这样“文武双全、舍生取义”的“战士”。从汇角海滩的芦苇荡到临港新片区的高楼大厦，变的是时代场景，不变的是“忠诚、牺牲、为民” 的精神内核——这正是“汇角战斗”作为“第一枪”的永恒价值。

【1】《南汇县人民武装斗争史料》（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汇县人民武装部，1980年7月油印打字稿。

【2】《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编纂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3】《浙东抗日根据地》，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北京第1版。

【4】《中国共产党南汇县历史大事记（1921.7-2001.8）》，《中共南汇县历史大事记》编委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2月第1版。

【5】《南汇县志资料》（1），南汇县县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3月。

【6】《泥城镇志》，泥城镇志编纂委员会，方志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