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天际下中流 ——一个琢玉人的典籍长河之旅

宋红

本文刊发于《南方学刊》2025年4期“学人自述”栏目，并在“尔雅国学”公号分章节配图推送，感谢刊物和公号的厚爱。“美篇”版的个别文字及图片与纸质版和公号版稍有异同。——宋红

生于天地始交之日（立夏），长于风云迭起之域。翰苑卅年，布衣一袭。砚田躬耕，敝裘腋集。神驰汉魏之文，诗耽唐宋之体。回首前尘往事，惟叹今夕何夕。

　　家父上海人，家母天津人，先后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电机系和经济系，之后落地北京。家父是煤炭部下属煤矿设计研究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工程师，我也就在由苏联专家设计的煤设院单位家属院里长大。环境培育了幼时的理想：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学习理工科专业，在实验室和研究所度过一生。

如今的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大楼。外墙改变了颜色。

　　然而十年动乱来了，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我，成为地主资本家（那是爹妈的“出身”，填写各种登记表格躲不开的一项）的“狗崽子”，眼看着母亲学校开过来抄家的红卫兵把家里翻了个底朝上，之后母亲在学校成为专政对象，进了“牛棚”（季羡林先生对“牛棚”有过记述），接着父亲又去了黑龙江七台河“五七”干校，我和弟弟就进入自我管理的放养阶段。家中还有一个带大了家母与我们两代人的老保姆，“文革”初起，雇用保姆被判为剥削阶级行为，保姆一律要打发回原籍。老保姆22岁背井离乡，到天津外祖母家做事，如今年事已高，回老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而且孤身一人，目不识丁，明摆着是一条死路，家母费尽周折，将保姆的身份改成“表婶”，才终于留下来。她确实算是我家远亲，家母一直喊她“表婶”，让我们喊她“奶奶”，1976年在我家终老。抄家之后，当大院里一群“红五类”（包括军人、革干、工人、贫农、下中农）出身的半大孩子，包括我的同班同学——派驻煤设院军代表的孩子，围着我们大喊“地主婆、狗崽子！狗崽子、地主婆！”时，老奶奶抗声回应：“我是贫农！”她的“成分”真是贫农，所以才有底气，我和弟弟都不敢吭声。

家里没有了家长，每天都是我从父母抽屉里拿5毛至1块钱，到附近的副食商场买菜，回来和老奶奶一起做饭。老奶奶走路已不大行，但坐在床上可以教我包饺子、包包子、蒸馒头。月底一看，生活费还有结馀，母亲夸我会管家。她管家时，往往月初大手大脚，月底为钱发愁。弟弟在外面玩，把上眼皮磕开一道血口子，也是我从抽屉拿钱，两人坐14路公交车，到北大医院去缝针。医生对我们两个小孩能自己跑大老远来看急诊感到很惊奇，并夸赞弟弟缝针一声都没哭。

最后一张红领巾照，之后文革便终结了我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

一、“野渡无人舟自横”

——荒唐年代的野蛮生长

虽然小学二年级我已可以正常阅读《人民文学》杂志，并能在不经意间把喜欢的长篇叙事诗背下来，但作为五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一拨人，该吃饭的时候没饭吃，赶上三年饥荒；该读书的时候没书读，又赶上十年书荒。正是求知若渴的年纪，没书读真的很难受，家里仅有的几本书包括《红岩》《欧阳海之歌》都反复读过N遍，然后就是小伙伴之间传阅可以拿到手的任何书，包括苏联反特小说《红色保险箱》，以及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丽雅的道路》、捷克作家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也包括国内的《林海雪原》《军队的女儿》《三国》《水浒》《红楼梦》。有时拿到的书没头没尾，前后都被翻掉了若干页，看过也不知道看的是啥。一次同学借给我这么一本书，半夜里看得惊心动魄，以为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多年后买到他的全集，才知我看的是《神秘岛》。家母是很优秀的小学算术老师，而且有教无类，爱徒如子，很多学生毕业后也长期与她保持师生之谊，所以我从爱踢足球的男生那里看过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龙岗女侠》，从文艺范儿的女生那里看过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有些书看完爱不释手，就动笔抄下来，小学时抄过一篇那个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品，开头的几句至今记得：“你问我进过什么学校，游击小学、青山大学，这就是我的母校。没有漂亮的校舍，没有油漆光亮的课桌，甚至没有一块黑板。七岁就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我长到十二岁还没见过学校是什么样子，爸爸和爷爷都是猎人，我也拿起猎枪，跟着进山去下套子，捉黑熊。”（可惜记忆力最好的年纪，却没有记下更有用的东西。）高中毕业时抄过王力的《汉语诗律学》，900多页的书，删繁就简地抄了满满三个笔记本。

然而一直以来的家庭教育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特别是“文革”中看到很多作家都被整得很惨，家里更立了规矩：要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技术，文学只能作为业馀爱好。而我也是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并不偏科。幼时看过一本描绘居里夫人传奇一生的小人书，从此心中有了第一个偶像。同学家里的《十万个为什么》“物理卷”、“化学卷”、“生物卷”则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令我对各种小制作、小实验都充满兴趣。在家里的蜂窝煤炉子上用纸锅烧过开水，用锡纸包裹剪碎的乒乓球屑做过“火箭”（此事不可效仿，因为容易引起火灾，至少会把墙壁熏黑，而且赛璐璐材料的乒乓球屑燃烧以后气味非常难闻。最关键的，经过这许多年的改进，乒乓球可能已经不是当年的那种燃烧效果了），均大获成功。——当然也有失败：在大太阳地里冒着中暑的风险用放大镜聚焦一张白纸，期望看到它燃起火苗，一直坚持到头昏眼花、手酸臂疼，结果连烟都没有看到，纸竟然无声无息地焦糊了（事后想，大约是放大镜倍数太小），扫兴。读初中时，我对每节语文、几何、化学、物理包括“农基”（农业基础知识，生物课的代称）课都非常的期待，成绩自然也可以平视那几科的课代表。——我被封了个“弼马温”，是历史、地理课代表。偶然读到的《趣味物理》和《趣味化学》两本书，为我打开课堂之外的科学世界，让我真心觉得这两门课很有趣味。上高中以后，成为学校宣传组副组长（正组长是美术老师）和校团委的宣传干事，做了不少“革命工作”，致使学业荒疏，但“开卷考试”（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以后，学校都时兴开卷考试）的化学试卷还是作为“很有创见”的答卷被送到区里（《趣味化学》没白看）。最感兴趣的课程就是化学，在化学里，盐成了氯化钠，表示为NaCl；碱成了碳酸钠，表示为Na2CO3；水变成了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无机物，表示为H2O，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全都改变了面孔，真是奇妙！

高中毕业，我成了家里唯一的工人（万幸没有上山下乡当农民）；1977年恢复高考，原本就想报考化学专业，但考虑高中时耽误了很多功课，在“读书无用论”的大环境下，物理和化学各差着一本书没讲，学校就让我们毕业了（我是毕业后，“四五”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上幡然醒悟，才自学了那两本书，记得《化学》讲的是高分子，《物理》讲的是光学），又当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工人，每日在工厂摸爬滚打，考上才是第一位的，考什么专业已退居其次。文科要考的历史、地理，远比理科的物理、化学更容易准备。为了万无一失，只能选择文科。说不清是歪打正着，还是正打歪着，我又成了家里唯一的文科生。不过我的“理化情结”一直不曾消解，一本霍金的《时间简史》，让我看得如醉如痴，对化学的热爱，则变成厨房里的煎炒烹炸。

大学时代的全家福。时姐弟三人都在大学读书。惟大弟学校在外地，无法同框。

二、“转益多师是汝师”
——感恩那些点亮我人生的师长

非常幸运地走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这个群体，感觉同学们个个怀瑾握瑜，不少同学入学前已经发表过作品，甚至头上已经有了作家的光环。虽然我高中时写的长诗、编的单弦联唱曲词也曾被同学搬上舞台，在学校演出，并被中央（抑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配乐选播了一部分，但那是为了表扬学校在农村建立分校的业绩，与我的创作并不相干。牢记着父母“当作家危险”的告诫，我一入学就选择了古典文学方向，宽慰自己：这就算是文科中的理工科吧。以往的阅读体验中，我也确实觉得唐诗宋词最有韵味。加之阅读了北大中文系55级集体编撰的红皮文学史和游国恩等五位先生主编的蓝皮文学史中的第二卷——魏晋隋唐卷（另外的一、三、四卷搜寻不到），研习并抄录了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觉得唯在古典文学方面还算有点基础。
不过我仍是班级里的丑小鸭，连上课都不会。眼见老师在用记录速度讲课，同学们都埋头记笔记，心中很疑惑：学文科需要记笔记吗？中学课堂上我从来没记过笔记，觉得认真听讲，听懂就能完成作业，不会还可看课本，记笔记好像是很多馀的动作。唯独语文课，才会把老师讲课的重点划在课本上，偶尔在课本空白处记上几个字。而大学课堂上，我是有样学样才开始记笔记的。心想：老师用记录速度讲课，应该就是为了让大家做记录吧。

懵懵懂懂闯进文学领域，要感谢命运让我遇到第一位恩师。
那是1977年冬天，参加高考后心中忐忑，便想到我填了第一志愿的北大中文系看看。搭乘331路公交前往，车上很拥挤，售票员很差劲，开关车门不止一次夹到人。我虽是旁观者，却也心中忿忿，便云淡风轻（完全没有疾言厉色）地为全车人抒发了一下郁结之气。在中关村站下车，不远就是北大正南门，寻寻觅觅找到中文系当时所在的32楼，经办公室老师指点，来到二层费振刚先生的办公室，向他表达了我对北大的向往。费老师问我都读过什么书？我如实禀报，当时并不知道面前的费老师就是我只读过第二册的红皮文学史、蓝皮文学史的重要作者，也是北大中文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系主任。我边说边把装在随身书包里的五六个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掏出来，其中就有我抄录的《汉语诗律学》。费老师翻看着我的笔记本问：“全书都抄了吗？”我说：“所有总结性的话都抄了。因为这本书太有用了，解决了我从小学时开始的对诗词格律的所有疑问。但例证没全抄，每项只抄一首。因为还书有期限，全抄时间不够。但书后附的词牌全抄了，因为一首很长的词牌，用一行字母和符号就能表示，觉得很便捷，抄了备用，需要时能很快恢复成词牌格式。”——抄书时并不知道世上还有《词谱》《词律》的存在，并且我还能够拥有。
谈话进行了不短的时间，无形中等于接受了一场面试。费老师最后说：“你的愿望我知道了，但录取是看分数，要达到北大中文系的录取分数线才行，你回去等发榜吧。”谈话过程中，费老师总是面带微笑，有时似乎竟是情不自禁的微笑，我以为是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入学以后老师才对我说，那天他也在那辆公交车上。

看望退休后短时回京的费师和师母

因有这段奇缘，学习中便得到费老师的很多提点与关照。开学即进入先秦文学史的学习，老师说：“学文学史，几本文学史参考资料要好好读。”老师说的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老师还告诉我，我抄录的“汉语诗律学”是中文系汉语专业的一门课程，并未对文学专业开放。后来我选修了对文学专业开放的另一门课程“汉语音韵学”，由周祖谟先生讲授。
　　每逢寒暑假，费师都会给我开一个书单，告诉我假期里该读什么书。77级是1977年冬季考试，1978年春季入学，所以第一个假期是暑假，费师把自己的线装本《史记》拿给我，让我在假期里通读。暑假后78级也入校了，全国大中小学都改回秋季入学的传统制式，国家渐渐回到正轨。寒假里，老师又让我通读了《论语》《孟子》《庄子》；还有一个假期让我通读了《左传》。
　　在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阶段，我写了一篇《论陶渊明的人格与风格》，呈请费师指教。老师看过我的习作，特意找到我，鼓励说：“文章已经上道了，我很高兴。”我心知，“上道”仅仅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2020年与班上同学自驾赴鞍山拜望费振刚先生

学习唐代文学史之后的一个假期，老师让我读些宋元笔记，并拿给我《入蜀记/吹剑录》《武林旧事》《梦粱录》几册线装书，是进步书局印制的巾箱本，告诉我：“这是倪老师的书。”曾在费师家遇到过倪其心老师，知道他们私交很好。因为是倪老师的书，我格外精心地用道林纸沿旧订孔加了外皮，并以篆书印章形式添加书名，感觉这样比直接写书名更古雅美观。还书时说：“不知这样做合不合规矩，感觉对原书没有影响，如果倪老师不喜欢，还可把外皮除去。”2002年8月倪老师离世，这几本书到了费师手上，费老师在决定和冯老师回鞍山故乡养老时又转送给我，我当年所订的封皮还在！

倪其心老师手泽本，如今在我手上。

　　在学习吴小如先生“唐宋词专题课”时，我写了一篇考据式的小文《说“顒望”》，通过对“顒”字字义的考索，来解释柳永词“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顒望”到底是怎么个望法。小文呈给费师，费师建议我向陈贻焮先生、袁行霈先生请教。袁先生过目后问：“你的文字学知识是怎样学来的？”我说：“因为选修了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学常识’课，另外也利用了北大图书馆209文科阅览室开架的《说文解字诂林》《说文通训定声》。”很喜欢209文科阅览室，入门左手边一整面墙的开架书柜里都是成套的类书，可以让学生自由读取使用，徜徉书海的过程中常会激发出灵感的火花。

　　进入四年级，我写了一篇比较正式的论文《论谢灵运山水诗“极貌写物”的艺术特色》，收集材料的过程中读到日本小尾郊一先生赠送给北大图书馆的个人著作《中國文學に表われた自然と自然觀》，这本日文原版书实际上是从哲学的高度搭建了中国山水文学史的架构，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本书也启发过德国汉学家威廉•顾彬。毕业当年，我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内部刊物《中国文学研究动态》上发文，对全书做了评介 。论文得到费师的首肯，他建议我在一年一度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学生场上宣读。宣读了没有我没记清，后来我拿这篇论文参加过中国山水旅游文学研讨会，会后收入论文集《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一书（学林出版社，1994）。

　　毕业前夕，一场非常纠结的初恋令我报考先秦文学研究生的考试失利，但也促使我思考了很多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写成的毕业论文《论<诗经·国风>中的恋歌》得到指导老师褚斌杰先生的首肯。论文准备阶段，褚先生知道我读过毛诗和朱熹《诗集传》，便让我再读崔东壁、姚际恒、方玉润等清人的著述；费老师则提示我“还可以看看闻一多先生的《风诗类钞》”。崔东壁的《读风偶识》让我很惊讶，没想到清人遇见《诗经》，还能有那么通脱的见解。《风诗类钞》是闻一多先生尚未完成的研究，感觉他是要打通经学、史学和文学，并更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国风。我反复琢磨他对风诗的分类，努力以此为契机，来逆推他的思路。因为我论文的第一部分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诗经》恋歌，使用了中学时代读过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观点，特别是恩格斯所引述的美国历史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学说。初稿草成，请褚先生过目，先生说：“我们是文学专业，所以谈风诗艺术的部分要再加强一些。”

1997年，参加在广西桂林召开的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与褚斌杰先生并师母摄于象鼻山

后来褚先生在电大授课，介绍我把论文第二部分刊发在《电大语文》1984年2期上。其实我自己更看重第一部分的内容，也许有点离经叛道和惊世骇俗，但居然顺利通过了褚先生的法眼。老师给我的论文打了“优”和“92分”的成绩，费师在校园见到我就问：“你论文怎么写的？褚先生夸你呢。”我就把论文的复写本呈送给费老师，作为大学四年学习生涯的总结和汇报，藉以表达对恩师的感谢（多年以后，费老师又把复写本还给了我）。博雅塔下度过的四年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课上课下，乃至毕业之后，都得到多位老师的教诲、指点、关心和帮助，我感恩不尽！

袁行霈先生宴请日本学者田仲一诚先生、中岛敏夫先生，学生侍坐。

1982年2月，我迈出北大校门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古典部的一名编辑。在这里遇到我人生中的第二位恩师林东海先生。
　　林先生是唐诗专家，而且是中国唯一一位对李白游踪进行过全程实地考察的学者，具有丰富的治学经验；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学术眼光、长于补苴罅漏的优秀编辑。然而作林先生的弟子并不容易，从坐进办公室的第一天起，我便开始接受一场无形的、持久的考试。

林东海先生

　　老师先拿出自作的旧体诗给我看，然后问我是否也写一点儿旧体诗，待得到肯定回答后，又问：“你们北方人怎样分辨入声字？”这是一个很能见出分晓的提问。因为北方人学旧体诗最为入声字所苦，对派入平声的入声字，或是死记硬背，或是凭熟读唐诗之后的一种直觉。我说：“我是利用日语来分辨的。日语汉字读音中尾音带ku、ci、qi三音的大都是入声。如中国的‘国’，尾音为ku；发展的‘发’， 尾音为ci；数字中的 ‘七’、 ‘八’， 尾音为qi，这些字普通话中虽读平声，但用日语读一下便知古时为入声。”“哦，有意思，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我的回答显然令他满意，于是他聊起唐音南迁的语音演变过程，一番谈吐，也令我耳目一新。许多知识和学问便是在这看似闲谈的一问一答间增长起来的。

工作中老师常常担任我的复审，一旦发现我审稿时的疏漏（其实也是作者的疏漏），批评起来绝不留情。他会有针对性地指示我利用工具书进行查找，一条渠道不通，便再设想另一条渠道；再不行，他会把疑问带回家，利用家里的藏书进行查找，一定要把疑问解决才罢手。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充分利用传统工具书解决问题是编辑必备的技能。在此过程中，我一方面渐渐熟悉了老师解决问题的思路，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善于发现问题的职业敏感和对疑难问题一查到底的韧性精神。这应该说是一个好编辑的必备素质，使我在工作中受益匪浅。

一次我在审稿中遇到作者很用力地评析曹植的一首诗，因对诗中用字有怀疑，便取丁福保所编“八代诗”,在曹植卷中查找。依诗题查了一遍，没有；依句中用韵查了一遍（这样可把不同韵的诗略过，此亦林师之所传），还没有；第三遍逐字扫描，仍然未见，我不耐烦地想：“算了，文责自负吧。我不费劲了。”就在把书合上的一刹那，头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曹植的诗并不多，我三查而未见，会不会是作者把别人的诗错当成曹植的了？”此时，所有的脑细胞都活跃起来，直觉告诉我，我恐怕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时又想：谁的诗最容易被误为曹植的？第一是曹丕，第二是“建安七子”。于是我马上把书翻到曹丕卷，不出两页，便找到了那首诗！好险，我差一点儿就放过一个大纰漏。作者得知此事，惊愕之馀，惟有加额称庆。

　　另一次审读林则徐选集，其《跋岳忠武王墨迹》一文开篇记录岳飞墨迹内容曰：

（上缺）道，□□双拂□归草，油壁车轻□犊死流苏帐，晓春鸡报笼□□，□中娇鸟暝犹睡，帘外落花开不扫，衰桃一树开前池，似惜容颜镜中花。

注释者对这段文字未加注解，从标点上看似是一首词。因最后一句未押在韵字上，所以我怀疑“花”字是“老”字之误。打电话向注释者核实，告曰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沈氏钞本和上海石印本均作“花”。然而我还是不肯善罢甘休，我想：岳飞墨迹，作品时代必在岳飞生前或前代，应当可以查到。若遍查不得，说不定会是岳飞的佚诗，那价值可就大了。这样想着，就通过长途电话，向当过我作者、刚刚可以进行电脑检索的王兆鹏兄求援，因为编辑部还停留在手工检索阶段。我请他查一下“衰桃一树开前池”是谁的作品，因为感觉就这句文字最靠得住。不出五分钟，他回电话说：“此句出唐代温庭筠《春晓曲》，见《全唐诗》第五七七卷。”我打开《全唐诗》，只见全诗是整齐的七言：

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拂烟草。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晓春鸡早。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红颜镜中老。

太棒了！此正可补林录所缺及开白窗处。于是我为作者增加一注，说明岳飞所写乃温庭筠《春晓曲》。除引录全诗外，又作辨析曰：“所录墨迹中之‘死’字、‘（镜中）花’字，疑是《云左山房文钞》沈氏钞本对‘肥’、‘老’草书的误认；‘暝’（暖）、‘開’（闲），疑是形近而误；‘报’（早）、‘开’（近）、‘容’（红），疑是岳飞误记或有版本异同。”如此才算把岳飞墨迹事交代清楚。这类拾遗补缺、匡谬抉疑的事，几乎责编每一本书时都会不止一次地碰到。看起来这是一种无偿的付出，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增长了知识和才干。也是因为见识了电子检索与手工检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强大功能，所以最早的资料检索光盘《国学宝典》甫一问世，我就建议编辑室买了一套，这大大提升了编辑审稿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此是后话。

也许是编辑职业的浸淫，室里绝无知识保密、材料保密的现象。林师对我，不仅编辑业务倾囊相授，亦时以业馀科研心得相告，而我也就得寸进尺，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常去追索林师的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天长日久，林师说：“我治学的路数和找材料的本事，你差不多都学到手了。惟理论修养还需加强。”我深知：方法可以学，知识却是没有穷尽的。一次我审读秋瑾诗文注稿，遇“清风两袖居官俭，传子惟遗授一经”两句，模糊记得汉人说过类似的话，但注释者未能注出出典，我也无处可查。提醒注释者自查，结果仍然付阙。复审时，林师出乎意料地把问题解决了，告诉我两句化自《汉书·韦贤传》“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问其所以，林师所利用的只不过是最普通的《辞源》，这让我大为惊异。林师说：“因为我记得有‘黄金满籯’的说法，‘籯’字较生僻，查‘籯’字，说不定就会得到相关例句。”巧用《辞源》是林师的又一个绝窍，但若是腹笥空空，一是想不到要去查，二是想查也不知从何下手。虽然如今有“度娘”和各种网络检索，但传统手段与经验和高科技相结合才能如虎添翼。

与林师同坐一室，遇到疑难问题常会相互商量，共同解决。每当此时，我们便如在进行一场短跑比赛，都想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胜券握到自己手中。若林师先将疑点解开，他会开玩笑说：“怎么样？姜还是老的辣吧？”若我先将答案找到，我便会不无得意地宣布：“本人专治疑难杂症。”虽是为人作嫁，但却无比快乐。以这样的心态工作，其实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在这张办公桌前坐了三十年

从未预想过此生要入编辑这一行，虽然进入人文社时， 正是出版社的“流金岁月”，一本刘永济先生的《唐人绝句精华》，初版即印行17万册，但我还是想通过考研进入高校或研究所，抑或赴日留学，因为我的日语还不错。之所以放弃了考研的想法和唾手可得的自费留学机会，是因为我在工作中渐渐感受到出版社某种意义上更优于高校和研究所的“师资力量”。

以外国文学编辑室为例，第一代、第二代老编辑大都是精通两门以上外语的著名译者或专家，而且在人员配置上包括了英、法、德、日、俄、越、捷克、西班牙、罗马尼亚、朝鲜、阿拉伯等十多个语种的专业人才，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找到对口的编辑来解决。于是该室精通英文、西班牙文的王寿彭先生便成了我在外文翻译方面多所请益的老师。

起因是我在翻译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波斯文化对唐代中土文化的影响》一文时 ，遇到不少拼写不规范的中亚细亚古地名，而我必须查出其片假名注音所代表的准确英文，方能由英汉地名辞典或百科辞典中得到标准的地名汉译用字。而将不规范的片假名注音还原成英文，这是一个让世界上所有翻译日文者都感到头痛的问题，这需要有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头脑。特别是有些地区的古地名，在转译时先已发生了变异。我带着一大串棘手的译名到外文部查书，寿彭先生热情地帮助了我，并在一次次的质疑问难中结为忘年之友。先生笔名“央乐”，这是西班牙语“狐狸”的拟音。——他长着一张聪慧狡黠的狐狸脸，大鼻子，红鼻头。瘦瘦高高的身材常使我联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当他帮我理清最后一条译名时，叼着大烟斗说：“你问的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整个四楼，只有我一个人能够解答。”——四楼是我们古典部和外文部的所在。喷出一口轻烟，又补充说：“如果四楼只有我一个人能够解答，那么整座大楼，就也只有我一个人能够解答。”饱学之士，自信中必会夹有几分狂放，我便以其人之道回敬说：“多谢。整座大楼，也只有我一个人才问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作为翻译行中的“业馀选手”，起初并无多少翻译技巧和经验。一次翻译山田邦祐的《西洋名画故事》 ，我原本是为米开朗琪罗所绘圣经中人物的译名去向先生请教，但先生一眼扫到我译文中所用“胸有成竹”一词，便问：“日本人也用这个成语吗？”我说：“不，是我把意思相近的话化为中国成语表示。”“原话怎么说的？”“原话是说米开朗琪罗流畅地往天顶上涂着油彩，天顶上的画就好像是从他心上揭下来，贴到天顶上一般。”“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原话说得多生动，你用中国成语去替换就丢失了许多意思，翻译的时候不要动不动就搬中国成语。”听了先生的话，我顿然领悟到两种语言间对译的尺度，知今是而昨非。

作为“世界西班牙语文学研究会”这个国际性社科团体的秘书长，以及杨绛所译《堂吉诃德》一书的发稿责编，央乐先生是到钱府拜访时能受到钱钟书、杨绛夫妇同时出面接待的贵客。一次他要写篇宣传《堂吉诃德》的文章，就对我说：“有没有关于中国古代文人和驴子的记载？你给我找找。”知道他是要关联‌堂•吉诃德随从桑丘所骑的驴子，我说：“不用我找，你去看钱钟书《宋诗选注》，他注陆游诗‘细雨骑驴入剑门’一句时，罗列了好几条古代文人和驴子相关的事和诗。”央乐先生说：“是吗？那书钱先生签名送给我了，不过我没看。回去我找出来。”事后，一向高傲的央乐先生当面表扬我：“鸭蛋（他从我说的一句日语，拟音给我起的外号）不错，是个念书的人。”他1992年突发脑溢血，辗转病榻五年后辞世。

2008年，林东海、古干在古干画展上

　　因为自幼喜欢美术，所以一来二去便与主要负责古典部封面设计的美术编辑古干先生成了师友。我治印的手艺，便是得了“古老”的真传。——虽然那时古干尚未进入知天命之年，但在现代派书法的圈子里，已经被年轻人尊为“古老”了。“古老”是个绝不墨守成规的人，他教我用冲刀法治印，不问过程，只关心最后效果。在品评印痕时，才将方寸之间的方圆变化、线条曲直、计白留红之类点拨一二。这一两句话，往往是他摸索多年的经验之谈。古干首先是画家，所以在金石篆刻中融入了绘画的笔法，我用朱纹刻佛头像时，他告诉我，对佛像侧脸处的多馀部分要铲得浅一些，刀法走向要符合人物面部肌肉的结构，这样佛像印出来时，侧脸处就会有些近似阴影的浅浅印痕，能增加厚重感。在传授这类玄机时，他往往会挤挤眼睛，诡秘地一笑说：“这是我的绝窍，秘不外传。”

2004年为好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丘山新教授治印

我总共留下二三百枚印蜕，不少印章被朋友充作礼品赠送给日本、韩国、德国、新加坡、美国的友人。其间也曾代老师捉刀，可视为老师对我技艺的认可。古干也曾作为美编向我组稿，让我承担了古典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的封面设计。这项业馀劳动使我得以了解图书出版链环中的另一环节。我的设计得到读者和室里同仁的认可，虽在完成十个封面之后“归政”美编室，但丛书的设计思路又延续了很久。

　　很庆幸命运把我投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置身于高校或研究所可以结识不止一个林东海；置身于翻译界可以结识不止一个王央乐；置身于美术界可以结识不止一个古干，但能够数美得兼的地方我想唯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而且我的师长远不止上述三位。

1996年在古典部办公室。书架下部平放的线装书是《古今图书集成》

三、“旧学商量加邃密”
——当工作与科研成为热爱

曾看过陈思和、虞静主编的一部书《艺海双桨》（山东画报社，1999），是畏友桥本秀美所赠。书名“套牌”清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又有《广艺舟双楫》），内容却是讲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我很喜欢“双桨”这个比喻。书中毕淑敏的《影子钻石》最令我震撼：

技师说，……两钻相磨，当成品钻石打磨到规定形态之后，就被从工作台上卸下来。它光彩夺目，美妙绝伦，失去的只是多馀的部分。而充当钻头的那颗钻石，则继续打磨其它成品，帮助别的原料成型直到粉身碎骨。……从那以后，每当我欣赏加工过的美丽钻石时，眼就发生重影，看到它身后，潜伏着另一块同等坚硬的钻石。（P.160）

毕淑敏是把编辑比喻成“粉身碎骨”的“影子钻石”！感觉很悲壮。我想：在打磨别人的同时，我能不能也把自己打磨成器呢？而且，自己首先要是一颗钻石，才有硬度打磨别人。人文社古典部的编辑是有治学传统的，我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我是社科院文学所总纂“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多部断代大文学史的发稿责编和复审，担任《魏晋文学史》责编时，自己正在写谢灵运传 ，对这一阶段的作家作品和史料，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都先期摸过，包括研究文学史可能会忽略的讨论《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兰亭论辩集》、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因为自身材料准备充分，所以审稿得心应手，而且可以看出作者用力的深浅和侧重，与作者的沟通交流自然也就非常顺畅和融洽。《魏晋文学史》作者引用史料时，常常以《世说新语》为首选，复审审稿时却用正史来订正，在这一点上，我和作者看法一致，认为《世说新语》才是鲜活的第一手材料，所以退改时就对作者说：“全部审稿意见我必须如实转达，但您可以斟酌慎取。”作者果然是慎取的，我也在书稿往还中和作者成为忘年之交。切身体会是：当责编要具备驾驭书稿的能力，如果看不出山高水低，一味跟在作者后面拾麦穗，改几个错别字，这样的编辑自己当着尴尬，实际意义也不大。感到欣喜的是，今天古典部的年轻编辑，仍然延续着古典部的好传统。

饶宗颐（选堂）先生题签、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谢灵运研究丛书”第一辑中，有我所著《天地一客儿——谢灵运传》和编译的《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

既然把古典文学视为文学中的理工科，我在专业领域内也更偏于考据和实证的方向，毕业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文，便是根据日本龙门文库藏清原宣贤（1475—1550）手录本《琵琶行》，提出《琵琶行》“冰下难”有版本根据的主张 ，小文得到倪其心先生的首肯，他非常真诚地对我说：“以前我没看好你，看过这篇文章，我觉得我错了，费老师是对的，我向你道歉。”老师的话让我无所措手足。认真拜读过倪老师的《校勘学大纲》，绝对是校勘学领域中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研究者进入校勘学领域最直接的津梁。此书后由桥本秀美先生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天地一客——谢灵运传》浙江人民出版社版

后来的治学中，我也是在史料的搜集推排、互见互证方面更多用力。撰写《天地一客——谢灵运传》时，目力所及，不仅仅是传主，还有他的家族和朋友圈，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方方面面，大到皇权争夺，小到车马用具，心用到了，传记才能丰满。就像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导演在拍《海霞》时所说的：“导演像捧一捧水，把剧本捧给观众，如果你东漏点，西漏点，到观众那里就干巴巴的没看头了，所以细节很重要。”这话让我这个身在片场的初中生终身受益。在写到谢灵运的袭爵时间时，我打破了原本四岁袭封康乐公的主流说法，因为尽管康乐公谢玄在谢灵运四岁时亡故，但袭爵要在服丧期满之后。汉晋之际，服丧时间二十五个月至二十七个月不等，我找到宋初王准之的奏议，文中提到江左缙绅之家多从郑玄之说，为二十七个月。而《晋书•谢玄传》明确说，谢玄卒后“子瑍嗣，秘书郎早卒，子灵运嗣”，所以判定谢玄卒后，谢瑍也很快去世，并没有实际袭爵，因此才将谢灵运的袭爵时间定在七岁。另外，《晋书•桓温传》明载，晋大司马桓温卒时，幼子桓玄年四岁，服丧三年后，七岁袭南郡公，恰好为我的说法提供了完美佐证。另有一些史料，散见于不同的传主，相互间的关系并不显豁，这就需要逻辑上的推排与勾连。比如小谢灵运23岁的堂弟谢惠连“幼有奇才”，为什么见知于灵运而“不为父方明所知”?表面原因是灵运爱才，但谢方明就不爱才吗?即便他不知惠连是才，难道就没有爱子之心吗?在谢灵运传中，这是个疑点，但在谢惠连传中却可找到答案：因为谢惠连正与父亲谢方明手下的小吏闹同性恋，这自然会使做着会稽太守的谢方明极为难堪。这才是父子失和的直接原因。将相关人物的材料对读，对同一时段的不同资料加以比照和爬梳，才能得出更为丰满、更近真实的认知结论。所以说，读书治学，有两句古训不得偏废：一、开卷有益；二、尽信书不如无书。

1997年，正在撰写《谢灵运传》的书桌

　　后来我又应范子烨兄之约，在他主编的《中古作家年谱汇考辑要》中完成了将近十六万字的《谢灵运年谱汇考》，汇考中特加“宋案”与“考辨”两项，前项提示可资参照或比对的相关史料及异说，后项是我对传主行年及相关事件的独立考索与研究，包括田野调查的直接成果 。我在汇考的最后说：

　　以文学笔法传写历史人物，需要将严谨的资料考索化为丰满的叙述与描写，作年谱汇考，恰好给了我一个还原史料的机会，也使我在资料的推排考索中有所前进，诸如关于始宁墅的位置，关于谢灵运的袭爵年岁，关于谢灵运“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的时间，关于谢灵运是否与法显相见，关于谢灵运彭城劳军及写作《撰征赋》的时间，关于灵运笔下“石关亭”的位置，关于灵运所登“池上楼”楼址，关于谢灵运写作《答谢谘议》诗的时间，关于始宁东山、南山、北山的位置及巫湖、太康湖考辨，关于《游名山志》辑佚，关于《辨宗论》的写作时间，关于《十四音训》《十四音训叙》及灵运参与改治的北本《涅槃经》间的关系，关于昙隆法师的卒年，等等。探索并回答这些问题令我快意当前，非常感谢范子烨兄青眼邀约，使我昔日的零散想法与发现，得以在年谱汇考中集中表述并呈示大方之家。

收入我《谢灵运年谱汇考》的《中古作家年谱汇考辑要》卷二

　　也许是中学时代《趣味物理》《趣味化学》植入的基因，我在古典文学的专业领域里也对物质文明的探究更有兴趣。如中国人何时开始吃包子 ，何时开始用牙刷 ，李白笔下的五花马究竟是什么马 ；也从唐代岑参“冰片高堆金错盘，满堂凛凛五月寒”的诗句，追寻到唐代朝廷的夏季颁冰制度和南宋的夏季市井售冰 。这种追寻是辐散式的，可以不断向外扩展，所以我将发在《文史知识》上的一篇三千字小文《从“齿木”到牙刷》，扩展为一万四千字的《中国人使用牙刷考》 ，揭示了中国人的洁齿方式从漱口、揩齿，到嚼齿木、用牙刷的演变过程，也描述了中国人对梵文“惮哆（齿）家瑟诧（木）”的翻译从“杨枝”到“齿木”的转移，以及“杨枝”在中国的异化，也旁及刷牙的目的与牙药；并依大致成书年代，从《肉蒲团》《续金瓶梅》《女仙外史》《红楼梦》《绿野仙踪》《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十馀部明清小说中找到十几条使用或不使用牙刷的细节描写，如《肉蒲团》:“坐桶中放着一碗热水，碗上又架着一枝刷牙。”《红楼梦》:宝玉“要过青盐擦了牙，漱了口，完毕。”这类细节描写，无疑是小说成书时代人们（或特定人群，《肉蒲团》写的是青楼场景）日常洁齿方式最鲜活、最直接的证据材料，找到这样的证据让我欢欣鼓舞，尽管对小说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尚。而写成这两篇文章的起因，是我在为重庆人民出版社选注《中国古代诗歌精华》（下）时 ，选注了元代末年郭钰的一首《郭恒惠牙刷得雪字》，诗中有句：“南州牙刷寄来日,去腻涤烦一金直。短簪削成玳瑁轻,冰丝缀锁银騣密。”此中信息量很大，揭示了牙刷的产地、价格、材质和制作方法，看上去已完全是现代形制的牙刷，由这几句诗顺藤摸瓜，就有了中国人使用牙刷的历史文化考索。

顺藤摸瓜是主线上的纵深探索，有时也会有节外生枝的横向拓展。某年参加古典文学年会，看到有学者还在以非常古老的方式，从“马鬣剪三花”（马后脖颈上鬃毛剪成弧形的三瓣）跳转，来解释“五花马”的“五花”，感觉很不科学，剪成几花是人为因素，不可能以此为马命名。而我在坝上草原骑马游玩时，恰好看到一匹毛色青白杂糅的马，头脑中一下闪现出杜甫《高都护骢马行》“五花散作云满身”的诗句，当即认定：骢马就是五花马，五花马就应该是眼前这匹马的模样，当时想追上去问个究竟，但我的马主人催我交骑马的钱，就把这事错过去了。会上归来，决计将昔日收集的五花马资料整理成文，上网一查，发现已有吴琦松先生写出翔实的考据文章《“五花马”考辨》，发在自己的博客上，在唐代文化的语境中，已大致将问题厘清，并勾勒出五花马—五花骢—青骢马—菊花青的名称变化线索。而吴先生的文章，则得益于当今马业专家对青骢马的研究。北京通顺赛马场马法医学实验室主任王振山先生在他的博客中介绍了青骢马随年龄增长，毛色逐渐由青变白的知识，顺序为铁青—菊花青—白青—跳蚤青，“其中菊花青的年龄在4—7岁，毛色最漂亮”。骢马的毛色会变！如此，唐人关于骢马的不同描述，就豁然开朗，都能落到实处了。自己专业范围里扑朔迷离的问题，在别人的专业范围里早就眉清目楚地摆着，关键在于需要对接与融会贯通。有吴、王二人的文章在前，我不再重复他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扩大视野范畴，写成《“五花马”辨说》，根据《唐六典》的载记加上我的考索，弄清唐人为什么要“三花剪鬣”——不是随便剪的，涉及天闲的御马管理制度，也回答今日菊花青古人为何叫“五花马”，而五花马后世为何声名沉寂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必不可少地引用了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中所描绘的骢马形象。当时李公麟的《五马图》真迹还没有重现江湖，传世者仅故宫保存、由东瀛传来的珂罗版。而珂罗版的五马排序，与黄庭坚当年对五马所作题跋的文本顺序不一致，这就让我产生了要一探究竟的执念，由此打开一个新的探索方向，最终写成《北宋李公麟﹤五马图卷﹥探秘寻踪》的考据长文 。

在探寻《五马图卷》前踪后影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三个令人心跳加速的时间节点：一、明代项子京夫子自道：“近日摹数本于吴中，自能辨之。”——出现了高仿摹本；二、现代画家于非闇称：见过两个版本的《五马图》，有清高宗题识者竟然不是有“宋思陵鉴藏诸玺”者！——难道清代皇室所收藏的《五马图》是项子京高仿本？三、日本根据清室流入之《五马图》制作的珂罗版，五马竟然有排序错误！这三个重要情况不由令人生出三个追问：

一、有“宋思陵鉴藏诸玺”的《五马图》真迹究竟流向了何处？

二、有清高宗题识的《五马图》是真迹还是摹本？

三、珂罗版与清室带到日本的《五马图》是何关系？

围绕《五马图》，扑朔迷离的事情太多了！我将《五马图》最后出现的时间追索到昭和四年（1929）一月三十日，这天正木直彦在东京火车站酒店与細川護立、矢代幸雄一同观赏过《五马图》，正木直彦《十三松堂日记》中记载了此事。

文章草成于2016年，2017年写了第二稿，2018年10月改定，投给《梵净国学研究》；两个月之后的12月19日，居然传出《五马图》真迹仍在日本，将于2019年1月16日至2月24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大展”上公开展出的消息，并公布了《五马图》的局部照片。消息和图片都令我大为震撼：刚写完《五马图》寻踪的文章，神秘隐身九十年的《五马图》真迹竟然就出现了！原以为《五马图》是水墨画，而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品竟是浅设色的！为一睹真容，我与林东海先生东渡日本，于2019年2月20日上午到东京国立博物馆参观特展。展览不允许拍照，我们购买了展品图录，又在《五马图》展柜前排着小队，循环看了三遍，只见展柜里五马排序与黄庭坚笺题文本的顺序完全一致，这也正是我在文章中推拟的排序。施色情况则是在东京展出件上第一次看到。第五马尾下有“睿思殿”阴文印，睿思殿造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是北宋皇城内书阁名；黄庭坚跋语之末压脚有“绍兴”长方形印，“绍兴”正是宋思陵的年号，于非闇所言“有宋思陵鉴藏诸玺”者不知是否即指这两枚印鉴，还是另有其他。（——因为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按语曰“画前后皆有乾坤卦绍兴印”。宋思陵另有乾卦圆形鉴藏印，通常押于画首，如今各种版本的《五马图》均未见此印。）然而展柜中所展示的《五马图卷》既有宋思陵鉴藏玺，又有清高宗题识，不禁令人生出新的疑问：在于非闇先生所见“一有宋思陵鉴藏诸玺”及“黄山谷书‘龙眠居士李伯时五马图卷’十一字”；“一即清高宗所题识者”“凡二本”之外，东京展出者应该是第三本！那何者为真呢？而排序错乱的珂罗版又是怎么冒出来的？

一同观展、年过耄耋的林东海先生以他饱览书画的眼光对我说：“东京展出者或许也是高仿本，不是真迹。何时的仿本不好说，但从黄庭坚的笺题字迹看，绝不是黄庭坚的亲笔，山谷字不及东坡，但比此题字要好一些。画马的线条也不很流畅，且缺少张力。1961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曾到谢稚柳先生家，请他为我们班讲古画欣赏。从文学说到书画，他说徐悲鸿是他的朋友，但他的马不行，有骨无肉。此后我特别注意唐宋人画的马，线条流畅，又富于张力，有骨有肉。这《五马图》的线条尚有一间之隔，所以我断言绝非真迹。”于是我又在文章后面增加了一段“观展补记”，判断东京重现于世的《五马图》并非李公麟真迹。尽管文章三年后才在《铜仁学院学报》上刊出，但我始终认为，做学者应该有横通纵通的能力。

恩师费振刚先生生前曾提醒我：“宋红你这学问越做越冷门啦！”深知费师和褚斌杰先生的观点相同，让我不要忘记“我们是文学专业”。曾有古典文献专业的女同学对我说：“你才像是文献专业的，咱们应该对换一下。”我没想换，文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对作品的敏锐感知能力在校勘辨字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校勘的目的除了了解版本传承，还需要判定版本优劣。我对日本大江维时编纂《千载佳句》的校订就用上了文学专业培养的鉴识能力。

《千载佳句》是现存最早的唐诗名句选，一直以抄本形式在日本流传。这本书二百年前中国人就应该知道，因为日本人河世宁编繤《全唐诗逸》，补遗的内容90%采自《千载佳句》；《全唐诗逸》由鲍廷博编入《知不足斋丛書》，清道光三年（1823）刊行，所以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就应该从《全唐诗逸》知道日本有《千载佳句》这么一本书。

但是，很多年以来中国人对这本书竟然视而不见，加以利用则更是最近几十年里的事情，严绍璗先生、陈尚君先生曾对此书加以利用。然而这本书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国内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见过。我很想一睹真容，也很想让国内的唐诗研究者都能一睹真容。于是建议编辑室引进出版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所用文本俱是赵宋之前传入日本的，实是对有唐一代诗歌最为及时的总结。从传播学的角度说，是研究唐诗之流传的最为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从校勘学的角度说，则以成书时间早、传承路径与国内传本迥异和保存了大量他本所不传的唐诗逸句而成为《全唐诗》补遗、勘误和判字的重要参考资料。

待拜托畏友桥本秀美帮忙，把帝国图书馆本《千载佳句》的复印件拿到手，我却犯难了：因为白纸黑字写得密密麻麻的一个抄本，不加整理是很难有“卖相”的，是影印再加释文呢？还是排印出整理本呢？是我在做责编的同时完成整理工作呢？还是我做整理，另外找人当责编呢？抑或找别人整理，我当责编呢？如果在责编的过程中整理，责编工作以外付出的劳动会被完全忽略；我做整理，由别人责编，又好像我要“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待我整理完，责编的工作也就所剩无几了；找别人做倒是可行，但这个人既要懂得校勘，又要懂得日本汉学，找谁合适呢？左右为难之际，选题第一时间被否掉了，左右的为难顿时烟消云散。而上海古籍社李国章老社长、王兴康社长对这个选题很感兴趣，高克勤副总编通知我，选题已列入下一年的出版计划 ，于是我自然而然地变身为整理者，一切都是上苍最好的安排。

《千载佳句》 日 大江维时 编纂 宋红校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初版

　　此时，桥本又为我找来帝国图书馆藏本之外的三个本子：金子彦二郎校勘排印本、岛原图书馆松平文库本（江户初期写本）、中山忠敬旧藏本（镰仓时代写本）。经过对勘，我发现中山忠敬本版本价值最高，只可惜有一处缺页，脱落了排序在39条至67条的28首诗句（其中第51—59的九首原页还在，见收于小松茂美《古笔学大成》 第25巻（讲谈社，1993年）“古笔切”之“千载佳句切”），而且字体行中带草，排字工人不好辨认；而属于同一系统的松平文库本字体就要清楚许多，而且没有缺页，于是就把松平本确定为底本，把中山本确定为第一主校本，尽管帝国图书馆本文字最差，而且有很多因误认而错写的字，但考虑国内此前对《千载佳句》的利用、包括金子彦二郎校本，都是用的这个本子，所以决定把这个本子的面貌也反映在校勘当中，这样，读者拿到我的整理本，就可以一并了解三个本子的面貌。

校勘工作进展顺利，很快我就发现了四首不曾被人发现的唐诗逸句，几个版本间的对勘，也颇有发现和心得。版本间的优劣姑且不论，《千载佳句》对《全唐诗》及唐诗别集的版本校勘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千载佳句》往往会提供不同的版本用字，而且往往文字优长。例如第149句

晚蘂尚开红踯躅 秋房初结白芙蓉（白居易《题元十八溪居》）

蘂，《全唐诗》作“叶”；“房”，《全唐诗》作“芳（一作房）”。诗句表述的是：岁时已晚而红踯躅花尚开，秋节初至，白荷花里已孕成小小的莲蓬。“蘂”，踯躅花之蘂；“房”，芙蓉花之房。玩味诗意，“叶”很可能是“蘂”之形误；“房”字亦显然较“芳”字优长。又如290句

银河沙涨三千界 梅岭花排一万株（白居易《雪中即事》）

“界”，《全唐诗》并《白氏长庆集》、《白香山诗集》作“里”。“里”是长度概念，“界”是空间概念，形容漫天飞雪，当以“界”字更有意境和韵味。“三千界”，当取佛家“三千大千世界”之说，把落雪形容为“银河沙涨”，而且涨满了三千大千世界，如此方可见出诗人的灵妙之思。又439句

愿将花比天台女 留取刘郎到夜归（白居易《花下醉中留刘五》）

“比”，《全唐诗》并国内所有刊本皆作“赠”。此句实用汉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女留居的传说故事，以花“比”天台女，意在劝刘五留下继续饮酒赏花，不要急着回去。作“赠”字则没有着落，意味全失。据此，完全可以改通本之误。又“中山本”708句

坐久欲醒还酩酊 夜深临散更踟蹰（白居易《夜宴醉后》）

“临”，《全唐诗》作“初”；“松平本”、“帝图本”作“监”，当以“临”字为是。夜宴“临散”而意犹未尽，“踟蹰”才有着落。“监”必是“临”之形误。

判别文字的正误优劣，是校勘的重要一环，如果不明版本系统（这一点很重要），不辨文字优劣，胡子眉毛一把抓地“硬校”“死校”，至少会让人觉得很无趣。判定文字的正误优劣，文学专业所赋予的鉴识眼光起着很大的作用。书稿完成之后，我根据校勘心得，将书前“整理说明”扩写成《略述日本﹤千载佳句﹥一书之版本及其对﹤全唐诗﹥的补遗校勘价值》一文，2006年12月带到香港大学“学艺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分组会上发表，并收入会议论文集 。

继引进《千载佳句》之后，我又向上海古籍社推荐了日本中岛敏夫先生做了诗人别索引、汲古书院影印的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九年刊《唐诗类苑》和万历三十年刊《古诗类苑》，以及旅日学者王建先生先期在日本出版的《史讳词典》。高克勤副总编说“一客不烦二主”，两“类苑”就让我担当了“前言”、“解说”、“凡例”等书前日文零件的翻译。其实两“类苑”我原本想引进到自己社出版（出于职业操守，不管怎样，有选题我肯定会先问自己社），已获得汲古书院社长和中岛敏夫先生慨允，对方很客气，可以说是无条件地支持，对出版社来说其实就是个卖纸的生意，最后却是上海古籍社赵昌平总编辑当了接盘侠，很感谢他！不然我就尴尬了。在2006年的北京国际书展上，两“类苑”摆在上海古籍社展台最显赫的位置，主管生产发行的副社长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推荐过来的选题，都是好选题！”后面的话我就省略吧。

另外，我和桥本秀美联手，在人文社引进并责编了《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前两种是海内不存的珍贵宋本，《旧京书影》是仓石武四郎先生20世纪20年代末拍摄的北平图书馆宋元善本书影。这份珍贵的善本留真照片，当时只是少量洗印，并未出版。蒙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院汉籍室提供珍藏，经过我们的扫描整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公之于世。我和桥本特意为书影搭配了赵万里所编1933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因为二者正可相互呼应。两种宋版书“四拼一”的编排，我们也花费了很多心力，并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名义，写了具有专业性和学术性的出版说明。东瀛三书为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编辑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

日本杏雨书屋藏《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

《旧京书影》 封面

四、“登高壮观天地间”
——十年追寻李杜游踪的苦乐与成果

2009年，林东海先生邀我联手进行李杜游踪二度考察，然后他写《李白游踪考察记》，我写《杜甫游踪考察记》，“共同考察全程，分别完成两部著作，对历史，也是对时代作个交代。”我爽快答应下来。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看重实证、乐山乐水、并喜欢追寻历史遗迹的人，2004年，曾与韩国汉阳大学李光哲教授联手考查过谢灵运的江浙遗踪。而林东海先生是当代全程探访李白游踪第一人。1981年至1982年间，林先生走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考察地点涉及十四个省份和直辖市，搜集拍摄了大量可资参考的材料和图片，并对李白生平和创作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新见解。当年考察成果已体现在林东海著、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美乃美株式会社联合出版的日文版《诗人李白》（上下）和人美社版《太白游踪探胜》二书中。途中吟成的纪游之作，亦结集为《江河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而林先生还记有考察日录，一直想根据日录，写成李白游踪考察记。2006年，林先生与我应邀参加绵阳国际李白文化旅游节江油分会场之李白故居开园仪式、李白文化论坛，会后重游剑门关等李白、杜甫游历之地，发现山川胜迹、先贤遗踪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所见、所录已有很大不同，于是萌生了重走李杜之路的想法。

与林东海先生在李杜游踪考察途中

说实话，在决定和林东海先生联手，二度全程考察李杜游踪时，我心中也怀着一丝悲壮：因为医生正怀疑年逾古稀的东海先生患上了前列腺癌，但他全然没有把正在飙升的可疑指标放在心上。于是，从2009年开始，我们十六次从北京出发，有川、冀、湘、鄂、 鲁、豫、苏、皖、浙、陕、甘、黔之游，自费对李杜游踪作全面考察。在河南，北上济源王屋，南下南阳内乡，西经灵宝至陕西潼关，东过虞城入安徽砀山，沿连霍高速横穿全省；在湖南，踏查临湘、平江、岳阳、长沙、株洲、衡山、衡阳、耒阳、郴州等地直至广东韶关，溯湘江纵贯全省。其间还临时受命，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2011年，联手为出版社完成了《南社诗选》的选注工作 。

《南社诗选》，林东海 宋红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初版。黄色封面为精装版

2016年，当我们准备动笔写考察记时，东海先生出现血压波动和心房纤颤，三次住院，做过纠正房颤的射频消融手术后，2017年，我们用一年时间分别完成各自的考察记初稿；2018年，又五次从北京出发，对李杜游踪作补充考察并修改全稿。书稿甫交出版社，林东海先生就于2019年4月9日因房颤血栓脱落引发大面积脑梗、心梗 ，并在辗转病榻376天后辞世。他生命中从古稀到耄耋的最后十年，是全身心投入学术的十年，也是辉煌壮烈的十年，癌症的阴影和房颤都没有让他停下探索的脚步，他用生命在行走，他有着学者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我有幸与他携手同行。我们的两本考察记，为适应市场，经我之手大幅删削后，分别于2020年12月、2021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25年6月，我到日本旅行，为当年北大留学生楼的朋友、京都龙谷大学教授（今名誉教授）木田知生先生带去我的《杜甫游踪考察记》题赠本，不想他已先期在日本买到一册，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我们已经四十年没见，他问我：“你觉得杜甫的路，哪些地方最值得看，你还愿意重走？” 我说：“杜甫由秦州到同谷再到成都的一路最值得重走，因为每一站杜甫都有诗纪行，每一处今天都还能找到对应的点位，而且山川形胜，可赏险峻之美，走起来最有意思。再有就是杜甫溯湘江南下的一路，按杜甫诗中的记述走下来也很有趣，我在这一路勘正了多处旧注弄错的地理位置。若论独立的景点，河南登封市告成镇石淙河摩崖石刻最值得去。那里已被弃置三四十年，荒草没人，无路可通，完完全全是个秘境。我们是临深履高，踩着石淙河挡水墙走进去的，那里武则天时代的摩崖，笔笔见刀锋，犹如新刻的一般，非常神奇。只是有河水的阻隔，不得近前，我是用长焦镜头分段拍下照片，在电脑上才看清楚的。”

2025年6月1日与龙谷大学木田知生先生（右）、京都大学金文京先生在京都东寺五重塔

其实很多考察点位都带着现场的鲜活记忆，也带着案头的推排考索。不做案头准备，怎知道该看什么，该去哪里找呢？在杜甫游踪考察中，我刻意作了钩沉旧名故地的工作。地理沿革中，杜甫咏到、走到的很多地方因地名变更，已经与杜甫脱钩，当地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与杜甫有何干系；有些撤销改并的旧县，连名字都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考察中，对这样地方的历史遗痕便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诸如杜诗中有着最美月色的“鄜州”，如今的名字是“富县”，以盛产苹果著称。行走在富县，有几个人能想到这就是杜甫咏过“今夜鄜州月”的鄜州呢？而隶属于富县、杜甫写过《羌村三首》的羌村，如今已经变名大申号村，只因村里有过一个大申号油坊，便失去了本来应该不朽的名字。我们也刻意去找寻杜甫吃过美味鱼生宴、后来并入灵宝市，如今又成为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湖城、阌乡旧县；杜甫观摩过精妙书画，后成为射洪县属镇，镇名又被当地酒名所取代的通泉县故地（即今沱牌镇），在当地拍到带有地理沿革信息的照片。在河南，也曾一路把车开到洛阳之南伊水中游嵩县境内的陆浑水库，就是为了勘正从清代浦起龙开始，将杜甫“偃师故庐”与“陆浑庄”混为一谈的错误。

另外，杜甫在湘江流域停宿过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等地并留下诗篇，宋代黄氏父子《杜诗补注》把空灵岸、花石戍定在长沙以北，解释为是前往长沙的江途中所作，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亦从此说。黄氏父子显然是受到《新唐书》的影响，《新唐书·地理志》在言及潭州长沙郡时有双行夹注曰：“有府一，曰长沙。有渌口、花石二戍。有乔口，镇兵。”但唐时的潭州辖境很大，一直南跨到衡山，长沙只是州府，而“渌口、花石二戍”是在潭州境内，不是在长沙附近。株洲学者得天独厚，率先坐实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的位置俱在株洲境内，因为这些地点一直就在株洲存在着，而且还有相关载记及“怀杜岩”等纪念性遗存。而今日之株洲，唐时正在潭州的辖区之内。《新唐书》的说法本没有毛病，但黄氏父子注杜时却发生了理解上的偏差，而且这一偏，就偏了八百年的时间。我们泝湘江纵贯湖南全境的考察正好把今天的凿石浦、渌口（与津口隔江相对）、空灵岸、花石戍等处逐一走过，切实感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第一次考察，大约是三天一个点；第二次考察，一天可以跑三个点，最高记录，一天跑六个点，长奔530公里，具体行程是：1、陕西略阳接官亭镇观飞仙阁遗址；2、灵岩寺观《郙阁颂》；3、前往汉中，观汉中博物馆；4、赶往宝鸡，先在汉中城北13公里处石门水库观《石门十三品》原址；5、中途游观褒斜古道、留坝县马道镇萧何月下追韩信故地；6、观凤县紫柏山张良祠；天黑后路经连云栈道、大散关。全程穿行于整个秦岭西段的盘山路上，从南至北翻越紫柏山、凤岭、大散岭三座大山，当晚10点到达宝鸡才吃上晚饭。这一天是农历的中秋节，我们却在天黑以后的秦岭山道上遭遇暴雨和浓雾，气温骤降，能见度极低。饥寒交迫中，感觉车子像是飘摇在汪洋大海里的一条小船，而且前路漫漫。就像杜甫在《水会渡》诗中所说的：“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 但事后回想，却感觉这一路势如腾飞，风流俊爽，简化为一个字：爽！种种艰难辛苦早已不在话下。

江山胜概，足壮心魂。考察中得江山之助，也以诗纪行，这是另外的一番收获。正所谓“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

五、“新诗改罢自长吟”
——我的旧体诗习作之路

总角之年即对旧体诗发生兴趣，只因看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看过即为那内在的韵律所吸引，心想：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很快，我就读的石油小学（基本是石油、化工、煤炭三部委的子弟小学）跟随时代潮流从“停课闹革命”变成“复课闹革命”，原来温文尔雅的班主任换成刚从外校调来的男老师，脚蹬老家手纳的千层底老汉鞋，身上带着浓重的烟油子气味，瘦到嘴唇包不住牙，手指和牙齿都被最便宜的纸烟熏得焦黄，一脸苦大仇深的模样，但却在课堂上眨巴着小眼睛，略带口吃地说出一句让我醍醐灌顶的话：“旧体诗词，那是要讲究平平仄仄仄平平的。”顶着“地主资本家狗崽子”的名头，我不敢接近那位明显 “红五类”出身的老师，更不敢向他请教，只能自己用那三十七首诗词标平仄，以期找到规律。但因为不懂拗救、不懂入声，不懂平起仄起，也不懂平水韵，所以标到最后还是一头雾水。进入初中，语文课的一篇课文就是三十七首中的《咏梅》，在“风雨送春归”的正文外，还附录了陆游的“驿外断桥边”。课堂默写测验，我用一份时间把两篇咏梅都默写出来，没有刻意背诵，因为喜欢，自然而然就能入脑入心。老师大约一激动，在我的作业本上批了个5+，冷静之后，又谨慎地把那个+号涂成一个红疙瘩。因为在那个“砸烂封、资、修”的年代，并不鼓励学习传统文化，而且伟大领袖明确说了，是“反其意而用之”。这时家母的学生送给我一本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繁体直排，是从他爷爷的书架上“顺”的（读书人的事，能算……），至此我才终于窥见旧体诗的堂奥。
高中毕业时，从并不对外开放的首都图书馆辗转借出一部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所有疑惑，迎刃而解。关于诗词格律之正格、别体、拗救、对仗、用韵，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彼时个人没有复印、扫描、照相之类的高科技手段，想留住书中宝贵内容，只有一个办法：手抄。于是买来一元钱一个的笔记本，将这部九百多页的大书抄录下来。还书有期限，为赶时间，只好减省部分诗词例句，提纲挈领地抄，如此抄满三个笔记本。
恢复高考之年，当我从石油部机关修缮队司机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时，一份最有意义的礼物是同事兼文友馈赠的荣宝斋版《袖珍诗韵》，火柴盒般大小的蓝绿色绫裱函套，烫金书名，里面是酱红色纸板书衣，拉开是宣纸经折装平水韵字，精致小巧，而且非常实用，以后很多年，这件心爱之物一直伴随左右。如今，网上誉为“极品”的这本小书已有千元身价，而朋友情谊一直被我什袭珍藏。

当年，中文系的汉语音韵学课程由周祖谟先生讲授，这是汉语专业、古典文献专业的必修课和文学专业的选修课，班上有志于古典文学的几位同道赶紧抓住周先生“文革”后重登讲台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为本科生授课的机会，得领名师謦欬。课上，周先生批评王安石的会意解字法曰：“王安石说‘波者水之皮也’，那‘滑’字呢？难道是水之骨也吗？”我以王安石式的强词夺理与邻座夏君晓虹耳语曰：“有何不可？‘水之骨也’即是冰，冰不是很‘滑’吗？”两人莞尔而笑。事后听说，周先生对文学专业选修生的课堂反应有更多嘉许，说看表情是真听懂了。当然这可能是兄弟专业的同学更加矜持与含蓄的缘故。回首当年，亲炙名师教诲，真是千金难买的奢华。
　　大学教育要求学习一门外语，英语课快慢分班，日语课零度起步，为扬长避短，惟选择日语（因为我跟着收音机里的日语教学，先已入了个门）。这歪打正着的选择不仅成全我开启日本汉学之窗，亦使不谙方言的我得以便利掌握派入平声的入声字。因为日语很完整地保留了汉语的中古语音，也就很完整地保留了入声，这是学习日语的意外收获。后来能够稍稍听懂几句闽南话，也是通过日语汉字发音来逆推的。
　　尽管“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但系统的专业训练还是为旧体诗写作打下了遣词造句与用典的基础，如此才能将旧体诗写出旧体诗的韵味。即《文心雕龙》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蘅塘退士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古人不吾欺也。
　　二八之年动笔习作，至而立之年始初成格局，因王力《汉语诗律学》而得其门径,因研习日语而辨其声韵，因领略中国传统文化而丰其血肉，真正是“少壮功夫老始成”（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虽然是“馀事作诗人”，但“作诗人”对所从事之古典文学编辑行当，以及自身的学术研究裨益良多。平仄对仗知识，是审稿中快速发现问题的利器，也是自己进行版本校勘、判字定字的利器。凡遇古人平仄不协、对仗不严的格律诗，首先考虑选注者笔误，其次考虑版本差误。尝有人持郑板桥联语相问，写作“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我说：“此下联有误，应作‘领异标新二月花’。第一，我见过拓片，印象深刻；第二，‘删繁就简’是平平仄仄，下联作仄仄平平才对得上，所以必定是‘领异标新’。而且就‘二月花’来说，‘领异’比‘立异’更加准确，更有力度。”窃以为：一个“平上去入，余病未能”之人，评论他人格律作品，势必不能完全搔到痒处。
　　小诗最初刊诸博客，旨在自娱。承蒙新疆师范大学老校长薛天纬先生举荐，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纪宝成先生一手促成的、由“国学发展基金”支持的《敬斋当代中华（古典体）诗词丛刊》慨允附骥，亦蒙岳麓书社不弃，我终于在2023年出版了记录心路历程与雪泥鸿爪的旧体诗自选集《天然韵语》。诗集用悼念林东海先生的八十韵长律殿后，以表对他的纪念与追怀。诗还在继续写着，虽然没再达到八十韵的体量，但在传情达意方面应该更加得心应手。

《天然韵语》上下册

习作《四时降瑞之图》

六、“丹青不知老将至”
——习画，让我开启全新的人生

很多年前，和一个大学里相识、研究中国民俗学的日本朋友谈理想的生活, 我说：“最惬意的生活就是离开写字台，坐在地毯上，不带研究目的，悠闲地看一本日文书，房间里播放着日本音乐，还有怡人的咖啡香。”那时我的一居室里没有床，只有沙发和地毯。他说：“我的理想和你大同小异：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也是离开正襟危坐的书桌，倚靠在沙发上，不带任何任务的看一本中国书，茶几上有茶，最好是中国茶，录音机里放着中国的音乐。” 哈哈，趣味相同，方向相反，也可以说是相向。那年，我大约三十岁，在林东海先生的力劝之下，刚刚打消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

研究中国民俗学、已任教于日本立教大学的谷野典之先生在我的第一个家——十平米的小平房做客

走过三十八年的辛苦路，如今我可以不带任务地读书了，而且不用坐在地毯上，因为有了宽敞的房子和摇椅，然而心态却与先前不同。目送所爱之人远行，让内心打上苍凉的底色，一篇探寻《五马图》前踪后影的文章，因投稿杂志遭遇变故，迁延数年才得以发表，这番消磨，已让我对写文章意兴阑珊。几十年里，虽然也写出了几本自认为有价值的书，发表了几篇自认为有发明的论文，但放眼如今的学术圈，高精尖的项目、高大上的项目、嘉惠后人的项目，以及贻笑大方的项目，都有人在做，自己原本就是学术圈边缘地带的散兵游勇，退休脱离既定轨道，实际上早已开启了星际漫游模式。恰在这时，微信广告弹出了免费国画体验课，搬入新家的物品还没有完全拆包，便开始跟着学习，感觉灵魂一下子就有了安放处，画画让我得到内心的安宁与快乐。体验课之后，果断斥巨资，先后报了四款数十节至数百节体量的学画网课，另外还有一些零打碎敲的小课。
　　此时发现：绘画比自娱式的读书更能带给人快乐。画一幅画，作品完成之时就收获了成就感，不需要发表，也不需要变现，挂出来青黄杂糅，文章灿烂，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从古到今，无数的丹青妙品让人不断产生临习的冲动，这无疑为退休后的我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其实幼儿园里的第一次相遇，就让我爱上了画画：幼儿园老师展示的画面是一个半侧身在院子里晾衣服的小女孩，她脚边是个翻着泡沫的木制洗衣盆，盆的边缘上还露出一截搓衣板。画面比较复杂，小朋友们好像都没画完，我太喜欢那张画了，星期日追到老师家里继续临摹。老师就住在我们楼的另一个单元，机关大院里的人基本都相互认识。画到中午老师家开饭还没画完，老师就把那张范画送给我了。从此有了摹形写物的冲动，不过只是用铅笔、粉笔、水彩笔画画。画过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剧照（若非弟弟提起，我都忘记有这回事了），也模仿过颂扬上海下乡知青金训华的宣传画，画的是金训华为抢救生产队财产被洪水冲走的画面。洪水繁复的波浪画得我头晕眼花直想呕吐，所以印象深刻。中学阶段，我一直是班级和学校宣传组成员，负责班级黑板报和学校墙报、油印校报的出刊工作，也站在脚手架上，用排笔刷过美术字的大标语；然而却一直没有接触国画，只因听母亲说过一句“国画材料挺贵的”，我就一直不敢提出要学国画。而且，家庭的教育是“学好数理化”，其他兴趣只能作为业馀爱好。
大学三年级，选择山水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因此涉及山水画、中国古代画论和中国绘画史，发现同一历史时期，人们在山水诗和山水画中呈现自然的方式是高度同步的，因为“自然观”相同。随着自然观的演进，山水诗和山水画都在发展和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从全景山水到局部山水再到边角山水和折枝册页，诗文中的呈现与画相同。日本学者小尾郊一先生《中国文学中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一书给了我很大启发，而将山水诗与山水画打通研究，相互印证，则是我的发明。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论象征型自然观》 ，得到饶宗颐先生的首肯，因此才有后来的香港祝寿。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也关注到日本米泽嘉圃先生的研究专著《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并翻译了其中的重要章节，译文发表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论集》第三辑。因有这篇译文，他们美术理论组又约我翻译了山田邦祐的《西洋名画故事》，我是第一译者和全书校译。

《西洋名画故事》人民美术出版社版与广西师大版

在东京旅行，和畏友桥本秀美先生还有一段关于著文与画画的讨论，他问：“可以画画自娱，为什么不能写文章自娱？”我说：“画画可以自己看，文章却是写给别人看的。藏诸名山，也是期待以后有人看。如果别人看不到，那完全可以不写。自娱可以读书，读过，自己弄明白，就达到目的了，没有必要写出来。述而不作，大概就属此类。”桥本认为言之在理。

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执教十年的桥本秀美先生

2024年，跟付费网课学画了一幅比较工细的太湖石下黄缘闭壳龟，自己很满意，就在通邮件时顺手把照片发给京都大学的金文京先生，金先生汉学功底深厚，告知：“龟曰藏六。”

习作《云烟供养》

我第一次听闻此说，不免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黄缘龟确可将首尾四肢俱藏壳内，故有“闭壳”之名。于是将“龟藏六”敷衍成篇：

老去终辞七不堪，熏风幽鸟为相探。
青门养拙龟藏六，白首抛书豕渡三。
案有楮笺闲弄笔，樽无醽醁且开坛。
人生渐入痴顽境，歌凤悲麟对暮岚。

此诗便是我当下的写照。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有句曰：“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前一句是我的现状，后一句是我的心声。国画将伴我度过馀生。

2025年6月于京东香溪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