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潮铸魂 暗夜传薪——记苏维埃工农红军沿海战斗队宣传部与黄亚表的信仰征程

公益记录者在线

在福建省莆田市忠门镇乌垞村黄厝，提起黄亚表这个名字，村里的老人们至今仍会竖起大拇指，眼中满是崇敬与怀念。这位生于1928年的普通村民，一生低调内敛，却在不同年代、不同岗位上，用行动书写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他是中国工农红军地下党沿海战斗队的宣传委员，是带领村民致富的生产队队长，是调解邻里矛盾的“全村的人”，更是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岁月里，绽放出不平凡的光芒，成为后辈心中永远的榜样。

黄亚表的童年，是在苦难与磨砺中度过的。1928年前后，正值战乱年代，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他出生在乌垞村黄厝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家中条件十分艰苦。幼儿父亲（阿华）他乡离世、母亲（阿哥）改嫁，十三岁那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不得不与兄嫂分家，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小小的年纪，本应是在父母膝下撒娇的时光，黄亚表却早已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为了糊口，十四岁的他背井离乡，来到泉州，在当地一户地主家打小工。他勤劳肯干、聪明伶俐，很快就得到了地主的赏识，地主甚至提出要收他为养子。这对于当时走投无路的黄亚表来说，无疑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他却没有丝毫犹豫，当场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我可以留下来，但你必须保证我远在乌垞村的老母亲有足够的粮食吃，能安度晚年。”面对这个看似简单却关乎孝心的条件，地主却以“负担过重”为由拒绝了。

被拒绝后，黄亚表没有气馁，他坚信凭借自己的双手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在那个年代的泉州，人力车是最常见的谋生方式之一，也是最辛苦的工作之一。黄亚表毅然选择了拉人力车，每天穿梭在泉州的大街小巷，风里来雨里去，用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他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都托人寄回村里，给年迈的母亲补贴日常费用，自己却常常忍饥挨饿。这段艰苦的岁月，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更让他深刻体会到了底层百姓的苦难，也为他后来加入地下党、为人民谋福祉埋下了伏笔。

在泉州拉人力车的日子里，黄亚表接触到了许多进步人士，也逐渐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黑暗，苛捐杂税繁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中国工农红军地下党沿海战斗队正在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急需一批有理想、有担当的年轻人加入。黄亚表被地下党的革命精神所感染，毅然加入了地下党，成为沿海战斗队的一名宣传委员。

在闽中沿海的风浪里，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下，苏维埃工农红军沿海战斗队宣传部曾是一束穿透黑暗的红色光焰。这支秘密活跃于莆田县忠门公社沿海一带的革命宣传力量，以上级传递标语为刃、以遵守党交来重任为号，在渔盐村落间播撒革命火种，而黄亚表，便是这支部队中一名用青春与热血践行信仰的宣传委员。他的一生，与宣传部的使命紧紧相连，在隐蔽战线的殊死较量中，书写了一名普通革命者对党的绝对忠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闽中沿海，既是渔盐仅只维生之地，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点管控区域。军阀割据、苛捐杂税、地主盘剥，让沿海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唤醒民众觉醒、凝聚革命力量，苏维埃工农红军沿海战斗队应运而生，宣传部作为核心组成部分，承担着“传递真理、动员群众、瓦解敌营”的重要使命。彼时的宣传工作，没有安全的办公场所，没有便捷的传播工具，甚至没有公开活动的权利，每一次发声都意味着与死神擦肩。宣传部的战士们，大多以渔民、人力三轮车运输队员、脚夫等身份为掩护，在海陆之间构建起一张隐秘的宣传网络，而黄亚表，就是这张网络中坚韧的一环。

作为宣传部的宣传委员，黄亚表深知自己的职责重于泰山。按照党组织要求，宣传委员不仅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更要摸清群众思想状况，用接地气的语言点燃大家的革命热情 。在那个年代，沿海百姓大多目不识丁，深奥的革命道理难以被理解，黄亚表便和战友们一起，将“反对苛捐杂税”“拒绝抓壮丁”“工农联合起来”等核心主张，编成通俗易懂的渔歌、顺口溜，再通过夜校讲解、田间闲谈、渔市传话等方式，悄悄传递到千家万户。他还负责制作宣传标语落款盖章，用锅底灰拌桐油调成“墨汁”，在渔船船板、村头石壁、地主宅院的隐蔽角落，深夜村头墙上到处贴革命口号。时时刻刻都要警惕巡逻的国民党兵和地主民团；每一次撤离，都要沿着海岸线的礁石滩快速转移，潮声掩盖了脚步声，夜色成为最好的掩护。

在宣传部的工作中，黄亚表始终坚守“宣传为民、行动为民”的初心。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搜刮民脂民膏，在沿海地区强征“渔税”“盐税”“壮丁费”，许多家庭因此家破人亡。宣传部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动员群众团结起来开展抗捐抗税斗争。黄亚表深入泉州、莆田沿海的渔村码头，一边蹬人力三轮车维持生计，一边秘密联络进步渔民和手工业者，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一次，为了阻止一批青年被强征为壮丁，他冒着大雨连夜奔走三个村落，在墙壁上张贴“壮丁不是炮灰，团结起来反抗”的标语，又挨家挨户劝说家长们保护孩子，最终配合战斗队成功挫败了敌人的抓壮丁计划。这种“以宣传促行动，以行动践宣传”的工作方式，正是沿海战斗队宣传部的鲜明特色，也让革命思想在群众心中扎下了深根。

宣传部的工作，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武力围剿，还要应对复杂的环境考验。闽中沿海村落分散，宗族势力盘根错节，不同房族之间常有矛盾。黄亚表利用自己“三房人、邻二房、交游广”的人脉优势，在宣传革命的同时，巧妙化解房族纠纷，让大家明白“外敌当前，内和为要”的道理。他常说：“革命不是一家人的事，是所有受苦人的事。”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原本隔阂较深的村民，因为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有的加入宣传队伍，有的成为地下交通员，有的为战斗队提供粮食和情报，形成了“全民皆兵、全民助战”的良好局面。这种将宣传工作与群众工作深度融合的做法，正是宣传部能够在白色恐怖中站稳脚跟的关键。

与公开战场的战士不同，宣传部的成员大多是“隐身战士”。他们不能佩戴徽章，不能公开身份，甚至不能向亲人透露自己的工作。黄亚表在宣传部工作期间，始终对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就连赡养母亲的钱，也只说是“拉车攒的”。这种隐蔽性，让他们的贡献鲜为人知，却也让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一旦身份暴露，不仅自己会惨遭迫害，还会牵连家人和战友。但黄亚表和宣传部的战友们，始终以“为了后代不受苦”的信念，在暗夜中坚守。他们就像沿海礁石上的青松，任凭风吹浪打，始终坚贞不屈；又像暗夜中的灯塔，为迷茫的民众指引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苏维埃工农红军沿海战斗队宣传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许多像黄亚表一样的宣传战士，纷纷脱下“隐身衣”，投身家乡建设。但黄亚表却选择继续退伍不退色保持低调，从未主动提及自己在宣传部的经历。他只在乌垞村，当选为生产队队长，将宣传部“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作风，带到了生产建设中。他带领村民搞紫菜养殖、改良红薯、引进花生新品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革命承诺。黄亚表的一生，身兼多个角色，每一个角色他都做得十分出色。他是地下党宣传委员，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不畏艰险；他是生产队队长，以身作则，公平正义，带领村民致富；他是调解邻里矛盾的“和事佬”，关心关爱每一位村民，用真心换真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隐身自己的地下党身份，从未向任何人炫耀过自己的功绩，尤其解放初期各股势力涌动（地主势力帮派、民间反共没奸、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党内左右派等）各据山为王，派性十分复杂。（直到1983年他去世后，当年的战友、车元椿、陈金池指导员送来的二百元钱、50斤兴化米粉和50斤大米，才让村民们恍然大悟——这位平日里和蔼可亲、公道正派的老队长，竟是一位在隐蔽战线立下功劳的革命前辈。

苏维埃工农红军沿海战斗队宣传部，虽然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它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却通过黄亚表这样的战士，永远留在了闽中沿海的土地上。这支部队用文字作武器，用声音作号角，在黑暗中点燃了希望之火；黄亚表则用一生践行信仰，无论是在宣传部的隐蔽战线，还是在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始终坚守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们的故事，是闽中革命史的生动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如今，闽中沿海的风浪依旧，却早已换了人间。那些曾经被黄亚表和战友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如今瓜果飘香、水产获满仓；那些曾经被他们用热血浇灌的革命种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苏维埃工农红军沿海战斗队宣传部的旗帜虽已褪色，但它所象征的“忠诚、勇敢、为民、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而黄亚表，这位沉默的宣传委员，也将永远被铭记——他是暗夜中的传薪者，是赤潮中的追梦人，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致敬的革命前辈。

黄亚表生前生活小事迹

一、（立命篇）革命初心的由来

黄亚表十四岁时，便跟随乡亲前往泉州，在一户地主家做工。彼时地主夫妇身下无子，见亚表勤劳肯干，便动了收他为养子的念头，想让他日后为自己养老送终。

亚表虽渴望能有稳定的生活，却始终牵挂着家中母亲，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要我当儿子可以，但必须每个月给我母亲足够的生活费，让她能安稳度日。”可地主夫妇一心只想占便宜，不愿额外付出这笔钱，双方多次协商后仍未达成协议，收为养子的事最终不了了之。

失去这份生计后，亚表只能在大街上租了一辆三轮车拉客营生。一次，年纪尚小的他接了一位泉州富豪的生意，拼尽全力将车拉到富豪家门口，对方却以“拉得不够好”为由，拒绝支付车费。可怜的亚表无奈之下，只能伸手恳求对方赐钱，没曾想富豪家的大狼狗突然扑了上来，狠狠咬住他的小腿，一块肉当场被咬掉，亚表疼得直接晕死在路边。

同行的车友们得知消息后，立刻通知了车行掌柜。好心的掌柜将他收养，悉心照料了一个多月，亚表的伤势才渐渐恢复。这段为尽孝碰壁、又遭富人欺压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底层百姓的苦难，也成了他日后毅然参加革命的核心初心。

二、（改过篇）衣锦返乡羞耻铸志

回乡一年春节，泉州城的海风里还带着咸腥的凉意，黄亚表却揣着攒了大半年的血汗钱，脚步轻快地踏上了返乡的路。他在泉州拉了一年人力车，算是人力车里最肯下力气的一个，每日天不亮就守在码头或商号门口，肩上的帆布带磨出了厚厚的茧，脚底的布鞋换了一双又一双，日子过得紧巴巴，真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可越是这样，他心里的念想就越重——老家的破土房、族里年迈的叔公，还有那些面黄肌瘦、总被其他孩子欺负的小辈，都是他咬牙坚持的底气。

临走前，黄亚表特地绕远路去了泉州城最热闹的成衣铺，花了大半积蓄买了一身白色套装，连帽子都是配套的白呢料，摸起来顺滑又挺括。他对着铺子里模糊的铜镜照了又照，看着镜中那个不再灰头土脸、眉眼间透着几分精神的自己，心里满是欢喜。在他看来，这一身新衣裳就是“衣锦还乡”的证明，回到老家，总能让那些平日里轻视他们家族的人，刮目相看几分，也能让族里的小辈们，跟着他沾点光，不用再被人戳着脊梁骨说“没出息”。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村里就传来了敲锣打鼓的声音。原来，村里特意来了外来的戏班子和魔术团来表演，算是给全村人添个年味儿，也图个新年的好彩头。黄亚表吃完早饭，也跟着叔公去了村头的晒谷场，那里早已人山人海，戏台上唱着闽南高甲戏，演员们穿着华丽的戏服，唱得字正腔圆，台下的观众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响起阵阵喝彩声。可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苍老又带着不屑的声音：“你这个没祖仔，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我以为是谁呢！”黄亚表心里一沉，猛地转过身，只见一位头发花白、穿着深蓝色长衫的老者，正眯着眼睛打量他，脸上满是鄙夷。当天发生的事情，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这套新衣，总感觉到自已没钱人家看不起，有点钱人家要欺负，这个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大家族欺负小家族，强欺负弱，哪家儿女多、兄弟多，小刀利拳头大说了算。这也是旧社会的常态，必须自己得强大，之后的他心里的委屈和愤怒渐渐沉淀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决心。他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不能让自己，让整个家族的人，永远都被人欺负、被人轻视。他要让家族变得强大起来，要让所有看不起家族的人，都刮目相看。

很快黄亚表近五十岁了，但没忘记被人家欺负的身影，偶尔机会熟悉了一位隐居在它村的老武师，老武师曾是江湖上有名的铁匠拳师，后来厌倦了江湖纷争，便隐居在乡下。黄亚表亲自登门拜访，好说歹说，才把老武师请了过来，教大家习武。为了不引人注目，黄亚表特意把家里门窗紧闭，严实的土坯房一点没有动静，把麻布缝成厚帘，挂在门窗上，晚上则自己在房外站岗放哨，一旦有外人靠近，就立刻发出信号。每天夜幕降临，族里的男人们就悄悄聚集到屋里，无论是十几岁的孩子，还是几十岁的中年人，都认真地跟着老武师学习拳法、棍法，屋里只有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裳，却也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黄亚表更是以身作则，每天不仅和大家一起干活、习武，还主动承担起了照顾老武师的责任，给老武师送米送面，请老武喝酒吃饭，深得老武师的喜爱，老武师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本事教给了大家。他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是用羞耻实践过的，只有团结，才能让家族发展壮大；只有强大，才能让族人不受欺负。虽然那个年代依旧黑暗，依旧充满了不公，但家族的人，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在这片土地上好好地生活了。

三、（积善篇）巧助乡邻盖房的故事

到了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盖房子成了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即便只是土坯房，也需要全家族的人齐心协力、互相帮忙才能建成。

记得黄亚软在东渡底盖房时，因家境贫寒，连给帮忙乡亲准备伙食的钱都没有，只能靠大家白出力。可房子盖到一半，就因人手不足停了工——恰逢农忙季节，愿意抽时间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少，工程一天天搁置，黄亚软急得无可奈何，却毫无办法。

这一切被黄亚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与黄亚软本无亲属关系，若是主动挑头组织帮忙，又怕让黄亚软的亲戚没面子。思来想去，当天晚上，他特意请了一位书法老师，写了一幅布告，内容写道：“亚软新厝干了一半，没有帮忙已经停止了三天时间了，过几天说不定有下雨，下雨了新厝就全完，亚软的家事也是咱们三房人的事，这样拖让别房人看不起，三房人都有血有汗汉子，这个面子别再丢了”。布告没有落款，被他贴在了全村的“信息交流中心”——文完剃头店门口的墙上。

第二天一早，村民们看到布告，消息很快便在全村传开，大家都为自己的袖手旁观感到自愧不如，议论纷纷却又有些羞愧。这时，黄亚表主动挨家挨户去动员：“三房人别丢人了，有空都出来去亚软新厝帮忙！”

这番动员效果显著，三房的乡亲们纷纷响应，一下子集合了百八十人前来帮忙。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原本停滞的工程进度飞快，不到两天时间，房子就顺利上梁盖瓦，圆满完工。

四、（谦德篇）冒死守护文物的壮举

除了心怀百姓、乐于助人，黄亚表还是一位让人敬佩的文物保护者。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砸旧立新”“赶英超美”的口号响彻大街小巷，大规模的铸铁炼钢运动在各个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凡是被认为“封建迷信”的文物，都成了被销毁的对象，村里的寺庙、祠堂被拆，菩萨金身被砸，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都在这场运动中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那时，黄亚表在村里担任生产队队长，看着村里的文物被肆意损毁，他心里满是痛惜，却又无力改变大环境。起初，村里的工作组人员带着村民，把寺庙里的菩萨金身一个个砸开，用里面的木材当柴烧饭、炼铁，寺庙里的匾额、香炉也被砸得粉碎。后来，工作组索性把全村剩余的文物都集中到了生产队队址的二楼，每天都在楼上销毁文物，统计着“烧毁数量”“破坏数量”，一尊尊菩萨金身被他们从二楼推下去，摔得粉碎后，再拉去炼铁，不到半个月，村里集中的文物就被销毁得差不多了。

一天，工作组的人员依旧在二楼销毁文物，当天被推下去的，是一樽坐态的“雷都元帅”金身。这尊金身造型逼真、工艺精湛，是村里妈兴宫的镇宫之宝，已经供奉了上百年。可在工作组眼里，它只是一件“封建迷信的糟粕”，一名工作人员用力把金身推向楼梯口，本以为它会像之前的文物一样，翻着跟头摔下去，摔得粉身碎骨。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金身掉在楼梯口后，竟然像翻斗一样，稳稳地以马步式站在了地上，没有丝毫损坏。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脸上满是惊讶的神情，心里也隐隐有些发颤——在那个年代，大家虽喊着“破除迷信”，但骨子里对这些供奉多年的神明，仍有几分敬畏。沉默了片刻后，一名不信邪的工作人员走上前，笑着说：“什么破玩意儿，死到临头了还不倒！”说着，他抬起脚，使劲朝着金身踹了过去。可他的笑声还没落下，就突然变成了痛苦的哭喊：“疼！我的脚好疼！”

原来，他踢到金身时，脚下一滑，整个人没能站稳，脸和脚都狠狠撞到了金身上，脚腕瞬间肿了起来，疼得他直跺脚。周围的人见状，都吓得大眼瞪小眼，再也没人敢上前动手。就在这时，黄亚表恰好从外面回来，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他心里立刻有了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尊金身救下来，不能让它毁在这里。

他快步走上前，对着工作组的人员说：“各位同志，这尊金身扔在这里也是浪费，我家里正好缺柴火，不如把它拉回去，劈了当柴烧，也能为咱们队里的炼铁运动出点力。”工作组的人员本就因为刚才的事有些心虚，听黄亚表这么说，立刻答应了：“行，那你赶紧拉走，别留在这儿碍事。”

亚表一口应下：“好，家里正为柴火着急，给我吧！”说完，他立刻蹬来自己的三轮车，小心翼翼地把“雷都元帅”金身搬上车，用帆布盖好，生怕被别人看到，然后急匆匆地拉回了家。

回到家后，黄亚表把金身藏在了自家的柴房里，心里却丝毫不敢放松。那时，村里的治安管理员经常挨家挨户检查，一旦发现有人私藏“封建迷信文物”，不仅文物会被没收销毁，当事人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为了保护这尊金身，黄亚表每天都要把它换一个地方藏起来，白天把它藏在房梁上，晚上再把它转移到田沟里，用稻草盖好；遇到治安管理员突击检查，他甚至会把金身藏在自家的地窖里，折腾来折腾去，每天都提心吊胆，却从未想过放弃。

就这样，这樽“雷都元帅”金身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在黄亚表的冒死守护下，终于躲过了那场浩劫。后来，“四人帮”被粉碎，国家的政策渐渐缓解，对文物的保护也提上了日程。黄亚表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不仅继续妥善保管着“雷都元帅”金身，还开始四处寻找村里被损毁、遗弃的其他文物，陆续收藏了“社公夫人”等大大小小近十尊金身，每一樽都精心擦拭、妥善存放，就像守护自己的亲人一样奉祀，天天早晚上香，初一十五拜拜。

乌垞妈兴宫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大约建于1809年，承载乌垞村的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产业相互交融，构成了其独特信仰的地域文化。直到多年后，与妈兴宫董事长黄亚锤族长、土地公丕等同事挚手提起恢复村里文物文化建设，各家各户捐款纳物，举全村信徒力量经过二年的筹备，妈兴宫终于重新修缮开光，黄亚表才把自己守护了多年的“雷都元帅”“社公夫人”等金身，一一奉回了宫庙，让这些珍贵的文物重新回到了它们本该在的地方。如今，每当村里的老人说起这件事，都会对黄亚表衷心感叹：“若不是亚表当年冒死守护，咱们妈兴宫的这些宝贝，早就没了！他真是咱们村的功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