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有趣的镇江小学（1976-1980）

脱颖徐行

我的小学同学

　　先说说子弟中学。林场创办的初中学校，大哥在这上过初一和初二，在镇江村北面空场处东侧，一排砖房，桌椅都比较完整。学校校长是林场李厂长的爱人杨老师，是齐齐哈尔林干校毕业的。1976年搬家在东方红火车站见过她，温文尔雅，很有亲和力，后来调到县志办公室工作，首部《饶河县志》编撰办公室副主任、编辑，再后来调回山东老家。其他老师多数是上海、浙江知识青年，到1977-1978年返城时基本上都回原籍了。后来，子弟中学变成子弟小学，我爸爸成了校长。

再说说大队小学。是乡里办的，和子弟中学并排，在操场的西侧，校舍和桌椅等硬件不如东面的。整个小学就40-50学生，一个教室两个年级，黑板中间一分为二，我算上课注意听讲的，很少卖单听课，也听不懂。老师是全能老师，两个年级除了音乐和体育课外，全来了。其中董老师是吹打弹拉唱，样样精通。《少先队队歌》等许多爱国革命歌曲都是他教会我的，特别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现在唱起来，仍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歌词好、旋律好、节奏明快，唱出人民的心声。

《饶河县志》记载：1984年大通河乡（前哨）小学8所，学生数457人，教职员数22人；中学1所（初中），学生119人，教职员8人。

春冬农闲时节，村子里的基干民兵在学校操场用木枪练刺杀。我们在教室里都能听见的反复训练的命令。“预备用——枪！”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民兵排成一排，手拿木枪到位，“突刺——刺，杀！”出击时杀气凛凛、势如猛虎。冬季，偶尔还能听到村子西面民兵训练的迫击炮的炮声。

1976年秋我上二年级，大哥好像四年级，我俩都在镇江小学上学。因为，有吉林口音，老说“成好了”，同学老学我，再加上杨老师是山东人，口音很重，上课像猜谜语，二年级一年学习马马虎虎。直到三年级遇上逄增燕老师，由于她和我妈妈同事一段时间是好朋友，对我挺好，再加上那时我查字典的速度比老师都快，“哑巴老师”字典成了我学习大步向前的好帮手。在老师精心教导下，我开始逐渐成为十几个人年级的第一名，也愿意学习了，当学习委员，年年检讨后被评为“三好学生”。

班级的炉子是利用装豆油的铁桶制作而成烧柈子的火炉。高度约为90厘米，直径约为60厘米‌。铁捅放倒，上面接近边缘一头割出一个圆口接出烟囱，另一头在圆形侧面接地切割出大大的四方炉口，便于往里添加柈子。那时烧材还是比较充足，教室里温度挺高。记得一到考试，同学们就把我的课桌包围，便于打小抄。之前说好，可一到真正考试时，我就一边答题、一边用另一只手捂住试卷，不让他们抄。因为我写的潦草、给他们抄后很可能比我成绩还要高，可不能让这些不劳而获者得逞。等到评三好学生时，有同学反对：“徐明远不帮助同学！”。于是，老师让我在同学们面前保证，以后帮助同学后，才算完事。初中后，基本上都是两张卷子，我先答差不多，先给他们抄，等到卷子回来后，再认真地把其他题答完、检查无误后才交卷，为此也就没有人说三道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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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最深的是马继仁和马继恩哥俩，哥哥和我大哥同学，弟弟和我同学。他爸爸是镇江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算“干部子弟”。还有就是宋树春，和他爸爸一样大高个，是我的同桌，村民叫他爸爸“宋发电”，林场还有一个“王发电”，在村里很有威望，算得上“专家”。

2023年十一回镇江还看到他和隋学江同学，家家过的都不错，我仨人还在宋树春的“饶河县一丁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前合影，隋学江还开着车去江边溜鱼，他俩的头发都比我多点。房子和道路都焕然一新，水泥路、砖房、金属屋顶、敞亮，院子里农机设备一应俱全，还有标志性的“苞米楼”和仓房的旧时物件，不变的是靠山吃山，烧材还是木头柈子唱主角。我们留下了电话、加了微信，随时保持联络。整个镇江“西大队、东林场”看不出有啥区别，“一村两制”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村里是林场和生产队两套柴油发电机，没通国电前，除了用于照明就是村西头磨米、磨面，村东门头的林场的木材加工厂加工板材。

再就是宋树梅，小学四五年级的同学。当时小学实行蹲级制，好几个哥哥的同学，到小学五年级就成我的同学了。有的女生很厉害，欺负人，但是她很文静、学习也挺好。1979年秋天那次乡里数学竞赛，学校就是选派我俩去，那时的老师也真心大，从镇江到大通河乡有28里地，就让我俩5年级十二三岁的两个小孩，自己步行。那时男女生也不咋说话，一前一后，保持一定距离，不远不近，拐弯看不到时就等她，看到她后又走了，互相壮胆。为什么不能结伴有说有笑一起走，现在想起还真有意思。竞赛中我对一道求阴影部分面积题死盯不放，占用了大量的时间，这个题也没做出来，最后是歃血而归。直到二十多年后，在陪儿子学奥数突然见到这道题，真是千古经典。后来，她是上乡的初中，我去县城，后来听说考上中师，当老师了。

镇江小学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历练。学校有校田地，我们冬天拣粪，春天播种，夏天锄草，秋天收割，能够让我感受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轮回，学习之余干点农活，不感到苦反而挺乐在其中的。

寒冷的冬天晨起捡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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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着小爬犁，上面放上柳条编的粪筐，拿着铁锹，在村子的路上溜达捡拾牛粪、马粪、猪粪。因为没有种类的硬性要求，那还是体积大、没有气味的抢手。实在不行也可以上交家中的鸡粪，但是，妈妈不让，这种高品质鸡粪还要自家园子上。我们也不愿意交，临近开学时天气渐暖，化冻后这种鸡粪气味不好，还是吃草的个大、无味、干净的牛粪受欢迎，甚至道上还冒着热气的牛粪，都争先恐后的抢。

看电视，西藏牧区，牦牛粪还是主要烧火做饭的燃料那！

也有心眼多，胆子大的，趁着早晨天刚亮，生产队牛圈附近没人，一人负责放哨，其他人带着棉手套，鸟悄的到牛圈后面的粪堆里搬运大块的，轻手轻脚放到爬犁上，一溜烟小跑离开现场后，再大摇大摆地拉到学校的指定粪堆处。隔天其他同学看到我们的杰作时，参与者对投来的羡慕目光，互相使个眼色后，流露出不易被察觉的得意微笑。至于道上一个个像乒乓球似的马粪，也是不错的选择，只是体积小，不占地方，但是没有风险，也是不错的选择。

火热的夏天除草松土

　　学校根据年龄大小给我们安排农活。低年级的抜抜大草，高年级的用锄头铲地，铲地时需要选择粗壮的苗留下，去掉其他小苗，才能使留苗保证充足的养分长大。我们用锄头不熟练，一般要用手去剔除淘汰的弱苗，然后再用锄头把附近的土铲松。我们是不会走就想跑。看老师不弯腰，用锄头搞定一切，也想跟着学，可是用锄头技艺不精，有时专门把壮苗铲断，这时就会趁人不注意，用手把断苗培上土，蒙混过关。可是第二天，苗蔫了会露馅，就不得不费劲地移栽新苗，还要多次浇水，才可能成活。后来老师把谁铲的地编号责任对应到每个人，一发现问题就知道是谁干的。就像长城的砖、商店买的商品的合格证等都有相关印章标记，就是都是为了追责溯源，责任到人，精准管理，从而确保工作质量。

金色的秋天收割庄稼

　　从儿时起对苍耳就有一种异样的反感。苞米，一个一个棒的掰，还是挺有意思。用镰刀收割黄豆却不是什么好活，带线手套，苍耳等杂草如影随形，一会手指头就磨漏、扎手。妈妈记忆犹新，妈妈在德惠上初中秋季农忙时，学校特意放假7天，让学生回家采集苍耳上交学校。苍耳是一种中药材，苍耳种子可榨油，可制油漆，也可作油墨、肥皂的原料，还可以替代桐油。

后来在商检和海关工作，针对进口大豆、玉米，实验室要对菟丝子、稗草、苍耳、狗尾草、藜（灰菜）、豚草、假高粱等，植物检疫对象格外关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防止植物病虫害传入传出。有一次，上半年期末考试，由于着急去厕所，外面下雨，一个前趴子摔出去，手让一个碗叉子划开个口子，逄增燕老师带我到大队医生那包扎，她一把着我就不疼，一撒手就疼，好像撒点消炎粉，很快就长上了，但是，手掌留下一个疤痕，如果算命的，一看这掌纹，是挫折改命，一定长命百岁。

逄老师在五年级时调走了，1990年后，我到佳木斯工作后，他和童老师调到东风区的学校，并在那退休了。1980年考初中，当时乡里的第一名可以到县里的两个快班，我考了150多分，我爸爸托人给我分到饶河一中初中三班，没有到前哨乡中学念书，也因此遇上了我的恩师赵凤军，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搜索队般的哥四个

　　在物资短缺匮乏的年代，夏天想吃顿黄瓜凉菜、西红柿拌白糖，也是奢望。我家哥四个就是三伙，大哥领一帮，我和老弟一帮，老三领一帮，每天会像鬼子进村了一样到黄瓜和西红柿地“搜索”一遍。有次居然把黄瓜秧提溜折了，几天后黄瓜就落叶死亡，为此家长启动“破案”程序，没有抓到手，哪伙都不承认，变成“无头案”不了了之。但是，大家收敛不少，再没有出现此类事件。还发生过“黄瓜长腿”事件，我妈把在几个大的黄瓜上系上红绳，告诉我们不能摘，准备留种。没几天，发现留种黄瓜像长腿一样，会挪地方，还越长越抽抽。

至于西红柿更是没等拉红线就不见了，后来我妈种了些“贼不偷”。刚开始还庆幸，可是，好景不长，原来这些“馋虫”，发现用手挨个捏，软乎的就是熟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防不胜防。最后还是提前把个头大的摘下来，偷藏在被垛后，严防死守捂熟，才能吃上一顿半顿西红柿拌糖。这也给我留下了终身“后遗症”，媳妇让去买黄瓜和西红柿，都会多买几个回来，到家立马空嘴洗一个吃，真是小时候缺啥长大补啥。有一次，我妈让我买两根黄瓜回来，媳妇说：“一定买四根，不信您看？”，等我到家我妈好奇地检查，乖乖，真是四根。

饶河的苏联人和后裔

　　《饶河县志》记载，俄罗斯人，1920年前后移住本县。或为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迫于饥馑，同汉族婚嫁来至本县，约有30户，100人左右。1953年返籍者过半。现有二人，余皆死亡。其后裔——汉俄混血儿，现全县约有30人。哈萨克族，1920年前后移住本县。多为婚嫁汉族之女性，现仅余一人，余皆故去。所生汉哈混血裔嗣，全县约30人左右（皆入中国籍）。下面叙述的二人，无法确认是哪个民族，为此，笼统称之苏联老太太。

网名彼得洛夫，来自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的俄罗斯族董德升，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董德升身上有八分之七的俄罗斯族血统和八分之一的汉族血统。一百多年前，十月革命爆发，他的祖辈赶着马爬犁从俄国逃难至此，在边境线上逊克县的小丁子村安家落户。

镇江村有一个苏联老太太，她嫁给大队的一个得过天花的鞠姓老头，他们没有孩子。小学高年级时，老太太去世时，我们还好奇地去她家，躺在家里地上的棺材里，脸上盖着一张黄纸，从飘动不定的纸缝，看到一个脸白白的老太太，感觉周围阴森可怕，看一眼就立马跑出屋去，不敢回头，听说是由于挨饿从江东来到中国嫁给了中国人。

镇江村当时的队长王德是俄罗斯族后裔，娶了朝鲜族媳妇（当时镇江是朝鲜族屯），他家的姑娘们都很好看，具有蓝眼睛、高鼻梁、深眼窝和皮肤白皙等特点，家里一聊天好像“三国会话”（俄语、朝鲜语和汉语）一样，甚是有趣。王爷爷为人和善，我家是刚搬过去的时候，吃了不少他家梁子上打的鱼呀，地里的菜啥的。

1980年到饶河上学后，在江边原第一小学附近一个小楼的外面，总能看到一个眼窝深陷的苏联老太太，坐在江边的台阶上，久久地望着700多米的乌苏里江东岸发呆。直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后，这些俄罗斯人才可能有机会与家人联系、交流、探亲、团聚……

　　那些年在镇江小学的课堂、劳动与嬉闹，藏着最纯粹的快乐与滚烫的成长，那些烟火气里的温暖、伙伴间的青涩、岁月中的历练，早已刻进生命肌理，成为一辈子都揣在心头的珍贵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