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初75班：《程友琴的起跑线》 ✍🏊🏻🌇

赵如心

2004年初75班入校四十周年庆典纪念册中程友琴的感言。

2004年入校四十周年庆典集体照（左7为程友琴）

前排右4为程友琴

《太原五中初75班，我的起跑线》

程友琴

随着日月流逝，年龄增长，已进入古稀之年的我对往事的记忆越来越清晰，那些以往认为已经忘却的记忆，又在心灵的某一个角落里撞击着感情的编钟，不时发出或清脆、或深沉、或缠绵、或高亢的声音，谱写着此生再也不会忘记的歌。那首太原五中的歌。

真挚的友谊，充满青春的活力。

虽然从一九六四年9月入校到1968年2月入伍，只有3年5个月，是至今为止我生命的十八分之一，却对我的一生有着深刻影响。

1951年我出生在辽宁省阜新市，1956年父亲工作的单位支援内地建设整体调动到太原市，一年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从阜新到太原，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开始了小学到中学的10年求学历程。在青年路小学学习6年后，1964年考入太原五中。这是所有孩子心中最向往的重点中学，人才济济，都是各学校的尖子，而且不仅仅是学习上的尖子。在小学当中队长的我，在五中是从当小队长做起的。这首先让我有一种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感觉，进入这所学校我憋足了劲要好好学习，锤炼自己，希望将来能成为能为祖国做贡献的人。这种感觉给我的不是自卑和退缩，而是自强和进取。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这种感觉伴我从学校走进军营，从医院走进机关，从北京走进加拿大，从军队最基层的卫生所走进全军最高的综合医疗单位，从为普通老百姓治病到为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提供医疗服务。我感谢五中给我的这种感觉和这种感觉给我的激励。

　　我清楚地记得，在1966年4月5日支部发展大会上，一位老团员提出我的生日是4月10号，还不滿15岁，而且还有一些缺点，在表决时没有投同意票。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我成为最后一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担任团支部委员。尽管在支部会上没有全票通过，对我的虚荣心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当时觉得心里很不自在，但今天非常感激这位已经忘记姓名的老团员，正是他（她）让我懂得自己的不完美，让我懂得要夹着尾巴做人，让我懂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境遇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要自强不息，努力完善自己。正是这个经历，让我从一名机关的行政人员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让我从一名小儿科医生成为一名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让我这名临床医生完成了加拿大国家自然基金实验室研究课题。

　　我清楚记得，班主任林海平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更注重我们的思想品德的培养。每周为我们批改日记，还把他认为有思想性的日记抄录出来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有一次还张贴在教学楼一楼西门内的影壁上，那一次选了我的六篇日记，真是对我最大的激励。入伍后一年，当我被选到医院的战士报道组时，正是这件事给了我信心。后来，报道组解散，留下我在医院的政治处搞宣传工作，3年后我又被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第六分部机关工作，与林老师的教导和初75班的经历息息相关。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5年冬天，有一夜突降大雪，把整个操场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被。当我们在睡梦中接到通知，为了抗旱集雪，大家毫不犹豫从暖暖的被窝里爬起，拿着脸盆奔向操场，开始大家都用双手端脸盆运雪，可双手很快就冻僵了，大家就把脸盆放到地上用脚踢。呼喊声、脚步声和脸盆的相撞声组成了一曲别具特色的交响乐。至今还清楚记得身体柔弱的靳伊凡回到宿舍时，十指都已冻僵，和冻肉一样，黑红黑红的，大家帮着用雪搓，可后来十个手指都起了泡，脱了皮，露出红红的肉，看着都让人疼。可她表现得那么从容，毫无怨言。她的坚韧深深地感动了我，也一直激励着我。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双手，它让我坚强、坚韧、坚持，让我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我清楚地记得在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每天下午下课后，我与班里的政治课代表李省华在教学楼后边的楼梯上一字字一句句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是爸爸单位发的《毛泽东选集》甲种本，分上下两册，比我们用的乙种本收录的文章多。尽管我还有点小私心，特别怕弄脏了封面，弄折了书角，可当我们把一篇篇文章包括注释都如饥似渴地装进脑子里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就是在那时开始形成了，并且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已经把上下册都读完了（入伍后我又读完了毛泽东选集1一4卷，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在内六本书，读完了《资本论》，这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延续，是在别人聊天、打扑克时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试图应用其中的观点分析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而这些观点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这也成了我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的原因。没能当红卫兵曾经是我的遗憾。而真正遗憾的是，从我1968年2月我入伍离校后，我和省华再没有机会见面。当我听说省华去世前决定捐献自己的遗体时，我一点也不感觉意外。因为几十年前在那个教学楼后边的楼梯上，我们就说过，我们的一切都属于国家的，属于革命的，愿把一切都献给党。她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选班干部，孙晓星全票当选。孙晓星不仅学习好，组织能力强，而且威信特别高。所以一直是我心中学习的偶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全班同学一起为她改名为孙军红，我们都觉得对她太合适了。1966年9月，作为学生代表（我至今不知道哪个组织决定的）我和马振朝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住在雍和宫旁边的起重所，那时候特别“革命”，觉得就是代表大家来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等待期间一个公园也没去过，每天往各大学跑，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我们在北京等了一个多月，毛主席接见的第二天，就爬上火车回太原，可到学校一看才知道，孙晓星带着一群人已经去串联了。到1968年2月入伍就再没见到她。10年后的1978年她父亲出访日本后，她从西安到北京看望父亲时，几经周折与我取得联系，我们终于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后来她从硕士到博士，又从上海到美国，成为世界上肝移植的鼻祖，在学术上为中国人争了光，不仅如此，在促进祖国统一和澳华科技合作上做出重要贡献。30多年后，2009年她作为国务院邀请的外籍专家参加国庆六十周年庆典观礼活动后，她又多方打听，想方设法与我取得联系，真是令我感动不已。当我把咱们同学聚会的纪念册与她一起翻阅的时候，我们都不禁流下热泪。那是一段永生不忘的经历，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因此有了后来她从北京到太原与大家的相聚和寻根。在这里特别感谢杨宏、马振朝、柳原春、杨小林、孙金花、韩小凤等同学的组织、联系和精心安排，使这次聚会圆满成功（这样的聚会也许再也无法重复，愈显珍贵）。后来又有了上海世博会聚会，虽然我因工作未能与大家同行，后来还是想方设法去了上海与晓星一起参观世博，我们去的那天，成为参观人数最多的一天，我们一起感受着祖国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后来，晓星只要到北京就会与我联系。这段友谊将伴我终生，我以此为傲。

在这里，我感谢文化大革命与我一起到铝厂的张华民；感谢给予我最大宽容的洪林珠（在这里我想由衷地对她说声对不起，文化大革命曾经在破四旧时对你家做过不该做的事）；感谢曾到北京丰台看望我的徐沅、郭如新；感谢在我生病时代表同学们从太原来看望我的柳原春、郭如新、马振朝；感谢给我们机会在国家大剧院观看他们从美国带来的《大风歌》演出的靳一凡；感谢在我父亲病重期间为老人家治疗的杨宏；感谢为我父亲联系住院并多次到医院看望的柳原春，感谢所有关心我，惦记我的同学，有你们，真好。

（程友琴）

以下是2024年入校六十周年庆典留影

（图为六十周年庆典为小校友留言）

《七律 太原五中初七十五班

入校六十年重聚》

别梦依稀六十年，

时逢盛夏访故园，

青葱岁月心难忘，

七秩回眸忆少年。

朗朗书声盈耳畔，

谆谆教诲入心田，

地北天南龙城聚，

三载同窗一世缘。

程友琴

2024.7.10

入校六十周年庆典照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