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批判

温蕴茗

文摘 尼采《偶像的黄昏》

现代性的批判。——我们的机构已毫无用处：这一点大家一致同意。但原因不在于它们，而在于我们。

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从中生长出机构的所有本能，也就完全失去了机构，因为我们不再适合它们。民主主义在过去一直是组织力衰退的形式：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318页中，我已经把现代民主，连同它的半成品，如“德意志帝国”，定性为国家的衰落形式。

想要拥有机构，就必须有一种意志、本能和命令。

反自由主义必须达到恶毒的程度：对传统的意志，对权威的意志，对未来几个世纪之责任的意志，对向前和向后无限延伸的世代团结的意志。

如果这种意志存在，那么类似罗马帝国的东西就建立起来了：或者像俄国，这是当今唯一一个体内持续有力，可以等待、仍可承诺一些东西的政权——俄国与可悲的欧洲的割据状态和紧张局势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割据和紧张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进入一个紧要关头……

整个西方，不再有那种从中产生机构、产生未来的本能：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更违背它的“现代精神”了。

人们得过且过，行色匆匆——活得非常不负责任：而这恰恰被人们称为“自由”。

那些把机构变成机构的东西，被鄙视、憎恨、拒绝：甚至只要在任何地方说出“权威”这个词，人们就会认为自己将面临新的奴隶制的危险。

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政党的价值本能，已经达到了如此颓废的程度：他们本能地倾向于导致解体、加速结束的东西……现代婚姻就是明证。

显然，“现代婚姻”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理性；但这并非反对婚姻，而是反对现代性。

婚姻的理性，基于男人在法律上的全权责任：由此，婚姻就会有一个重心，而今它的两条腿却都是跛的。

婚姻的理性，基于它在原则上的不可解体性：由此，婚姻就会获得一种音调，让它知道在面对感情、激情和时机的偶然事件时，如何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婚姻的理性，还基于家庭对选择配偶所承担的责任。

随着人们对爱情婚姻的态度日益宽容，那些使婚姻成为一种机构的基础，就直接被消除了。人们绝不会把一个机构建立在过敏反应之上。

如上所述，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性冲动、财产冲动（妻子和孩子是财产）和统治冲动的基础上。

这种统治冲动，不断地为自己组织起最小的统治结构，即家庭。

它还需要孩子和继承人，以便在生理上也保持已获得的权力、影响和财富，以便为长期的任务、为几个世纪之间本能的团结做准备。

婚姻作为一种机构，本身已经包含对最伟大、最持久的组织形式的肯定：

如果社会本身，甚至不能作为整体，为自己向最遥远的世代进行担保，那么婚姻就根本没有意义。——现代婚姻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因此，人们废除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