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友92146677的美篇

美友92146677

托举

我的祖母，福奶奶，是个不识字的女人，一双脚裹过又放开了，走起路来总有些蹒跚。她与祖父，是这片土地上最老实巴交的农民，像两株沉默的高粱，将根系深深地扎进贫瘠的泥土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铜陵乡村，是三座大山阴影下的一隅，天是昏沉的天，地是饥馑的地。那些年的风，似乎总是夹带着苦味。一年到头，全家人在田垄上耗尽汗与血，换来的收成，还来不及在仓里焐热，便被乡里的恶霸们勒索得所剩无几。那是一种漫无边际的黑暗，仿佛永夜，看不到一丝光明的缝隙。

就在这片窒息的黑暗里，祖母，这个看似卑微的农妇，心里却燃起了一簇倔强的火苗。她认定，在这人吃人的世道里，若只知低头刨食，子孙后代便永无出头之日。家里再是揭不开锅，也得托举起一个孩子，让他去读书，去见世面，去为这个家寻找一条生路。她选择了我的二叔孙太然。二叔是块读书的料，聪颖好学，从私塾到顺安完全小学，他像一株渴水的禾苗，拼命汲取着知识的甘霖，竟能连跳两级，三年便读完了小学。可家里的光景，实在无力再送他去芜湖或安庆读中学了，那点微薄的希望，眼看就要被现实的巨石压垮。二叔只得辍学回家，那双本该握笔的手，又握起了锄头。

转机出现在1938年，铜陵县办起了临时中学。二叔仿佛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立刻报考并被录取了。可命运的狂风暴雨总是不期而至，同年十一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铜陵县的安宁，临时中学在炮火中夭折。书本被炸碎了，课堂被焚毁了，但二叔心里被祖母托举而起的那点星火，却没有熄灭。他毅然将笔换成了枪，投身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更可贵的是，他将这革命的火焰引回了我们杨坦孙村这个小小的家。

于是，我的父亲孙林，在二叔的引导下，参加了农抗会，并担任了主任；年仅十七岁的姑母孙太英，也剪掉了辫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我们的祖母，福奶奶，这个家的基石，她不仅用孱弱的肩膀顶住了“通匪”的罪名与威胁，支持着每一个儿女的选择，更将自己整个儿地投入了进去。我们的家，成了铜陵敌后县委的联络交通站。

那该是怎样的岁月啊！深夜的狗吠，会让全家人的心提到嗓子眼；陌生的脚步声，可能就意味着一次猝不及防的搜捕。为了保管好党组织交办的经费，祖母六次被捕坐牢。每一次，家人都以为会等来一具冰冷的躯体，可她每一次都咬着牙，带着满身的伤痕回来了。敌人的拷打，没能撬开她的嘴；死亡的威胁，没能让她弯下腰。家里被洗劫了一遍又一遍，值钱的东西早已荡然无存，可她保管的党的经费，却分文不少。她是用自己的命，托举着那份比命还重的信任与希望。

父亲孙林，继承了这份坚韧。他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腥风血雨，九死一生。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敌人重兵占据铜陵，他被任命为县委特派员，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斗争，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最终，是祖母，这位伟大的母亲，巧妙地化妆成“付饭”（乞讨）的老太婆，拄着打狗棍，挎着破竹篮，蹒跚着一双小脚，冲破了敌人十几道严密的封锁线，一路乞讨，一路寻找，硬是找到了铜青南县委和游击队领导，为父亲和同志们接上了关系，将他们托举回了党的怀抱。

解放后，父亲走上了新的岗位。他从接管青阳县委，到去华东局干部学校学习，再到被分配至上海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牢记着祖母的言传身教，始终正直、坚韧。他对我们子女的管教极严，这种“严”，并非苛责，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托举”。他不仅教我们做事，更教我们做人，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坚韧不拔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用自己的背影，为我们标定了人生的高度。

而我，则一直生活在老家的农村。从九岁起，每天徒步十多里路去钟仓小学读书，风雨无阻。那条蜿蜒的田埂路，磨破了我的无数双草鞋，也磨砺了我最初的意志。1966年，我刚进入铜陵县一中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便席卷而来，学校停课，我不得不回乡劳动。紧接着，父亲在上海被无故关押，长达两年半。一夜之间，我在村里也成了被另眼相看的人，上海来的外调人员神色严峻，村里的目光也开始变得复杂而冰冷。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寒冬，前路仿佛被浓雾封锁，看不到方向。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很短，只说他已经“解放”，回到了上海的家里，要我们兄妹去团聚。那一刻，我蹲在田埂上，泪水滚滚而下。我知道，父亲又一次被党托举了起来，而我们这个家，也再一次被他托举了起来。

1970年，我被招工到铜陵市立新煤矿，成为一名井下挖煤工。井下三百米的深处，黑暗、潮湿、危险，三班倒的劳作透支着年轻的体力。但我从未觉得苦，因为我知道，这是生活对我新的托举。后来，因为胃病，我调到矿机电科学车工。四人帮粉碎后，我又被抽调到矿清查工作队，后来进入铜陵市检察院，参加了1983年的“严打”斗争。

我深知自己文化底子薄，唯有学习，才能不辜负这一次又一次的托举。我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去一中干部文化班，去上电视大学，从一名普通的法警，到市委政法委的干事，再到副科长、科长……一步一个脚印，我走到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的岗位上。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我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江泽民、朱镕基、胡锦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温家宝同志亲自为我颁奖。当我从他手中接过那本沉甸甸的证书时，我眼前闪过的，是祖母在油灯下坚定的眼神，是父亲在逆境中挺直的脊梁。

2012年，我光荣退休，但肩上的担子并未卸下。我担任了铜陵市见义勇为理事会会长和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代理会长。在任期间，我将全市见义勇为基金从接收时的70余万元，通过多方募集，做到了380万元，我要让英雄们流血不流泪，这是社会对正义的托举，我愿做这托举的一份力量。同时，我花费两年多时间，亲自走访、查阅史料，写下五万多字，在市历志办的帮助下，主编出版了《铜陵红色交通站——杨坦孙村》一书。当散发着墨香的书本捧在手里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慰藉。老家那几间饱经风霜的老宅，也被义安区政府修缮为“中共铜陵敌后县委联络站旧址展示馆”。我常常受邀去市委党校，给县干班的同志们讲述那段烽火岁月，讲述我的祖母、我的二叔、我的父亲和姑母的故事。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今天的路，是从怎样的昨天托举而来的。

我把父亲的红色教育，传承给了我的孩子们。我告诉他们，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的人。令我欣慰的是，他们做到了。大儿子孙筠，从安徽省人民警察学校起步，一路求学，一路奋进，如今在铜陵市公安局担任支队长，守护着一方平安。次子孙玮，在上海的国安系统工作，恪尽职守，默默奉献。他们，都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如今，我已年过古稀。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却又有了一项甜蜜而庄严的任务——接送我的小孙子孙翊恺上学。每天清晨，看着他背着几乎和他一般大的书包，蹦跳着走进校门，我的心中便充满了无限的希冀。路上，我会给他讲他太奶奶如何送二叔公去读书的故事，会给他讲他太爷爷如何在敌人的封锁线间穿梭。我教他如何学习，更教他如何做一个正直、善良、对国家有用的人。

常常听到有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这话听起来豁达，可我总觉得，这或许是为人父母者，为了自己活得轻松快活，一种推脱责任的说辞。一个家族的兴旺，一片土地的复兴，一个民族的崛起，从来不是听天由命、放任自流的结果。它需要一代人，站在坚实的土地上，用尽全身的气力，奋然地将下一代人托举过自己的肩头，让他们能望得更远，行得更稳。而后，被托举起来的人，不应忘记脚下的根基，当他们成为栋梁，又需义无反顾地俯下身去，成为新的基石，去托举后来者。

这，就是“托举”。我的祖母托举了我的二叔和父亲，父亲又托举了我，而我和我的同辈们，正在托举着我们的子孙。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一种无声的传承。它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铭刻在我们的基因中。唯有一代一代，无私地托举，将孩子们稳稳地引向那光明而正直的道路，我们这个家族，我们脚下这片深爱的土地，才能如同那长江之水，奔流不息，世代昌盛。

作者 孙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