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麻城市研究党史的人提供一些资料或参考

云水书院（坐家谈玄）

文/云水居士

美篇号/305211069

图/自拍

对王永谋烈士牺牲若干事项的考证

程新华述 方自咏参与搜集整理

我的外公王永谋烈士牺牲已经90多年，新中国成立已经70多年。其西张店王家院子的埋葬地仍是少人祭奠，荒冢一堆。前年我和弟弟程定明（任村支书二十多年）商量程家几个外甥自己出资为其立个墓碑，堂表兄王琪先生（福州军区师级退休干部）知道后说这个墓碑应该由政府立，并亲自向顺河镇政府写了报告。顺河镇有关领导接报告后相当重视，人大主任、党委委员谢志同志亲自带人去西张店实地考察了解情况后，镇长李斌同志安排专项资金为其树碑，还安排专门人员收集材料为其立传。

说实话树碑还比较容易，但说到立传，时间跨度这么大，当事人早已作古，有关资料相当缺失，连间接了解情况的人也少之又少。我们程家三兄弟特别是我比较了解情况，但过去有一段时间在烈士问题上受了太多的波折和创伤，都不大愿去回忆和向外述说，也很少有机会接触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但在镇长李斌同志的鼓励下，我还是打开记忆的闸门，完全根据青少年时外婆朱金花、老红军朱光、程安和来显合及老革命鲍少兰等人的口述（曾有记录，可惜在我上大学期间，记录本及烈士证，在我大哥程定英与一村民侮辱我家烈士发生矛盾后，气愤悲痛至极一把火都烧掉了，烈士证1983年又重新补发），还有参考表兄王琦的《西张店农民运动的先驱王永模》一文，写了一篇《王永谋烈士生平追忆》（后改为《碧血忠魂染落衣》）的回忆文章。

文章写好后，2月24日通过微信发王锦志、钟世武、谢志、王琦、方自咏等人，3月1日上午，本着慎重的态度特地到麻城政协文史办钟世武、曾锋处要资料，还谈了有关情况，下午通过市委组织部彭向阳同志去取得麻城市党史办编撰的《麻城革命史整理资料》等内部资料；3月7日再与王琦、方自咏到市党史办、市档案馆查阅并获得《黄麻起义即鄂豫皖苏区资料汇编》、《顺河革命烈士英名录》等材料，通过认真研究阅读，上述一些材料很好地印证了我外婆等人所述情况的真实性，现对有关问题考证介绍如下：

一、 关于王永谋的出生时间。

1951年颁发的烈士证书记载是出生于1898年，实际上是1895年，长其续娶的妻子朱金花（我外婆）五岁。1910年，曾经娶段家冲来氏，1912年生一子名王振贤，来氏生子后病故。续娶柏树咀姑娘朱金花，生子王正明，乳各青伢）。另生二女，长女宜云，大名王淑宜（即我母亲1922年生）；幼女小妮（外公牺牲后没几天就病殁）。1927年王永谋牺牲时，王正贤15岁，王正明8岁，王淑宜5岁，小宜（妮）3岁。如果是1898年出生，

其结婚生子时间就与几个子女的年龄不相衔接。

二、王永谋的出身及职业。

小地主兼中医世家出身，有田两石（见解放后发烈士证书前的登记表）。曾私垫读书8年，成年后成为当地有名气的中医兼西张店下街中药铺老板。其妻朱金花系顺河柏树嘴垸（后来的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人，乃大户人家之女，（伯父、父亲是文武秀才），出嫁前即有些文化，因此后来能当上西张店乡和黄安紫云区苏维埃的妇女委员，完整记得住外公绝笔信的内容。

三、 参加革命的时间。

王永谋因为自己开了药铺，因此常到汉口去购买药材。1924年在下汉口的路上碰到王幼安，因是老乡和同是医生出身（麻城革命史整理稿记载有王幼安为农民治病的事），年龄又相仿，熟识后结为朋友，王幼安（后还到外公家来过一次）给了他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从此接受了马列主义。这些马列著作中包含《共产党宣言》（外婆记得有七页，外公拿回来以后常读到深更半夜，还对她讲将来世界大同的道理），并在当地进行宣传，麻城革命烈士英名录就有他“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宣传组织工作的记载。

四、关于西张店及顺河地区大革命时期早期领导人、创始人的问题。

1、据史料记载1926年5月，中共麻城县委成立时，全县只有25个党员，我外公即是其中之一。

2.老革命鲍少兰，曾经当过苏区团委书记，还当过红军副营长（参见《乘马顺河革命史》第205页），后成为王永谋继子王正高之妻。她在1982年填写的简历上也说：“王永谋是当时我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很早就参加了革命”。

3. 2022年10月22日，在村干部王奇才的陪同下，本人与王琦一起去西张店村栗林垸采访了93岁（1930年生）的王家仁老人，老人耳有点背，前不久摔断了腿躺在床上正在熟睡中，经其孙子喊醒后，王琦与其简单打招呼后问：“您知不知道王家院子的王永谋。”

老人回答：“王永谋哇，知道，王永谋和（西张店上街）王正道是共产党的头头，一个永谋一个（王）正道，（黄麻）起义就是他俩人带领搞的。”

老人是那个时代耳闻最接近历史时间点的人，刚睡醒即对90多年前的王永谋印象深刻，其答话再次印证了我外婆及一些老人所说王永谋是西张店地区革命领导人和开创者的真实性。

4 .两位老红军记得的歌谣。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每年都到西张店蓝湾老红军程安和伯伯家拜年，程安和对我们说：“你外公大革命时办党办农会挺有名的。当时我们这儿有个顺口溜：

跟着王永谋

吃穿不用愁

上到塔尔岗

下到九家楼

锣鼓敲得响

火炮放得吼

地主吓破胆

穷人出了头

柏树咀老红军朱光说是“下到料马岗，上到九家楼”，料马岗在朝阳店附近，离外公的岳父家柏树咀不远。这个顺口溜，王家院子的老人包括老革命鲍少兰也多次对我念过。为什么有不同的说法？这也与西张店当时的行政区划有关。大革命前，西张店一带一分为二，以九家楼为界，东北部叫乘马二乡，西南部称顺河区一乡，共产党来了后，感觉都在一条大河上工作很不方便，于是就将两乡合并隶属于顺河区。

5.堂表兄王琦之父王魁（王永谋之姪子，健在，1935年出生，88岁），二十多年前写的回忆录里也说我外公是乡苏主席（农协主席），我外婆是妇女委员。

6.上世纪80年代县民政部门发放两个表格进行摸底，一个表格是《麻城县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摸底表》，一个是《处理二战时期肃反错杀人员审批表》。两个表格中，一些党员的介绍人和上级领导栏目填写的都是王永谋。

7.1985年5月麻城县组织对苏区革命历史的调查，参加调查会的人员基本上是70岁左右的老人。调查中西张店一带这些老人都纷纷说，王永谋是当时党和农会的负责人，是和王树声一起搞革命的，朱金花是苏维埃时期的妇女委员。调查材料笔录，经审核后上报到县里去了。

8.朱金花的回忆。

外婆曾经回忆：“民国15年上半年一天下午，一个厚嘴唇、小眼睛、黑黑麻麻、壮壮实实的年青人来我家找你大家（音gar，外公），说他叫王树声，是乘马岗项家冲的，来联系王家续家谱的事，叫我去照顾孩子，他俩在火炉房里嘀嘀咕咕的聊了一晚上，过后我从你外公的衣兜里发现，原来是王幼安写的一个条子，介绍他的弟弟王树声来联系督促在西张店成立党小组和农协的事”。外婆后来总是说“王树声不像一个读书的，倒像一个种田的”。那次王树声来了以后，“西张店这边的党就办起来了，是你外公搞起来的”，外婆曾多次对我们这样说。解放后王树声曾说过，连麻城革命史整理资料也提到：“西张店这边的革命主要是黄安来的人（在武家冲一带）和本地人（在西张店大河一带）搞起来的。”

外婆还说：办了党以后就开始办农民协会，你外公当了农协主席，张店街上外号叫“大先生”是农协秘书（现查“大先生”即是陈尚德）。有段时间农协还在王家祠堂（现张店小学）办公。

据外婆讲 西张店正式成立党支部的时间在1927年春，与麻城党史上所说的“三四月份普遍成立党支部”相吻合，我外婆在这个时候也入了党。

五、与王幼安、蔡济璜、刘文蔚、邓天文、王树声等县委领导人的深厚关系。

西张店地处两省三县咽喉要地。土地较肥沃，地势较平坦，人口较集中。是顺河区乃至麻城北部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枢纽。革命发生之前，地主豪强的势力比较强大，劳苦大众受苦难较深。黄麻起义期间，因为地理及工作基础的原因被县委确定为“边区”，作为开展工作的重点地区。王家院子距离大路和街道不远，同时又相对比较僻静，再加上有王永谋这样一些参加革命较早、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同志，因此成为西张店支部、顺河区委乃至麻城县委领导经常活动的地方。成为顺河乃至麻城市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1925年冬的一天， 王永谋在家里隆重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招待从县城来的王幼安 ，他对外婆说：“这是我的朋友，在县城教书的王幼安先生，来访友的”。王幼安在王家院子住了一宿，二人晤谈到深夜，是不是介绍外公入党，不得而知。

前面讲过他们是1924年在“下汉口”的路上认识。介绍王树声到王家院子来时，王幼安是中共麻城县特支书记。后来的几个县委领导人蔡济璜，刘文蔚、邓天文到西张店来找王永谋听说也是王幼安介绍的。蔡刘邓到西张店后，我外公还经常向他们打听王幼安的情况。

我们家是农民家庭，西张店这边隔着一座大山又不是一个乡镇，但我们几个外甥在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文化，没有接触到任何党史资料的情况下，就知道王幼安及后来县委蔡济璜，刘文蔚、邓天文的名字和一些事迹，这都是从我外婆和母亲的口中得来的。外婆经常说蔡济黄要老成一些，刘文蔚（当地人俗读为“玉”）很飘叶（很帅气的意思），很会打仗，带着自卫军从乘马岗东边打到西边；邓天文嘴很甜，总是嫂子前嫂子后的。他们1926年下半年到西张店，27年来的更多，就在王家院子，在我家“做窠”，开始对我说是做生意的，后来熟了就直接说是办党。他们来都是我给做的饭，有时一住几天，我那时做饭做（累）伤了。开会人少的时候就在我家里，人多就在旁边的学堂里”。

据麻城党史记载，1927年九月邱家畈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会议结束后，“党的负责人蔡济璜、刘文蔚、邓天文诸同志又到顺河区活动”。邱家畈与王家院子是一山之隔，从落衣山翻山过来，下山就是王家院子，外婆说：“早晨你外公说去邱家畈开会，晚上带来一大路人吃饭，其中就有县委的几个人”。从交通方便，家庭经济状况，到我外公的革命经历、身份、文化程度等各个方面看，外公家确实是一个闹革命很合适的落脚点。

六、 关于成立顺河区委及区委书记有事项的考证

据《黄麻起义即鄂豫皖苏区资料汇编》，中共乘马岗和顺河区区委有正式记载的活动时间是抗日战争一九四几年。有关文字资料、解放后老红军老革命及群众的记述里都没有提到乘马、顺河区委的事，难道黄麻起义前后，麻城上面成立了县委，各乡成立了支部，怎么中间恰恰缺少了区委这一组织层次或者说这一工作环节。过去由于自己投入的精力不够和缺乏资料。我也一直对这件事不敢作肯定的结论。经过这段时间的考察活动和查阅资料，我进一步确信了我外婆、老红军朱光等人所述当时顺河已成立了区委、确定了负责人的事实。

　　麻城市委党史办编撰的《中共麻城县党史大事记》载：1928年7月红军第七军在柴山堡的尹家嘴举行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将红军第7军改编11军31师，“并决定恢复黄、麻两县县委和部分区委”，这句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黄麻起义期间，像乘马岗、顺河这样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地区是成立了区委的；二是在敌人残酷的镇压下县委和区委被破坏掉了（见《黄麻起义即鄂豫皖苏区资料汇编》第745页）。

那大革命时期，中共乘马顺河两区的区委成立时间及区委书记何人是一个什么情况？

麻城市委组织部编写的《中共麻城组织史》及《中共麻城党史》，根据麻城档案馆1984年采访戴季英“27年前的书记也是舒乃贵”一句简单说法（有关部分由鲍邦林执笔）就判定：1927年县委成立就成立了区委，乘马区的区委书记是程玉阶，顺河区的区委书记是舒乃贵（中共《麻城党史大事记》里说是来先池，这两种说法就不一致），这种说法除了没有其他材料的佐证的孤证以外，本身就有很多疑问：

一是1927年5月县委成立到1927年12月黄麻起义失败，期间经历7个月的时间没有区委作为一级组织的任何活动信息。

二是没有当时舒乃贵的任何个人信息，何处人及活动踪迹也没有。

三是黄麻起义失败，敌人在乘马、顺河两区杀人血水成河，麻城党史记载：当地党组织破坏殆尽，党的领导人除搞武装斗争跑到木兰山的几人外基本上都牺牲了，革命群众积极分子都普遍遭殃大量被杀。那么作为当地党的主要负责人舒乃贵和程玉阶怎么都恰好逃（了这一劫的？如果他们两个人作为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都侥幸逃过这一劫没有牺牲，那从1927年12月初到1928年四、五月份红七军“返回黄、麻老区”搞二次暴动”，甚至是到1928年8月份“王树声、廖荣坤带领红十一军两个大队，从柴山堡回到乘马岗一带发展党的组织”，这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没有当时两个区委及区委书记坚持斗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事迹。唯一可解释得通的是当时区委被破坏，区委主要负责人牺牲了。

四是1928年下半年革命形势好转以后，即使舒乃贵当过顺河区的区委书记（又说可能是区苏维埃主席），戴季英当时短暂当过黄麻两县合组县委书记到过麻城，也不能简单推断出1927年舒乃贵就是区委书记。

反过来，一些老革命、老红军及我外婆的口述反而更为合理。

2019年原福州军区退休干部王琦采访顺河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来显合，104岁（有录音资料），来显合回忆说：当时一起有6个人（实为7人）出事，其中一个叫王永谋，是西张店街后面那个湾子的人，另一个叫蔡济璜。其中在西张店河滩上杀了三人，另外三个（县委蔡刘邓）是跑到顺河集附近被抓住杀的（见王琦在《大别山文学》上发表的巜西张店农民运动的先驱王永谋》一文。能与县委主要负责人一起活动，且在九十多年后还被人记住，可见我外公当时的影响和地位。

我外婆娘家是顺河柏树咀。文革期间，我只有八、九岁，外婆带我从乘马董家畈（外婆解放后一直住我家）到柏树咀走娘家，住在娘家继孙朱吉财家有一个多月。村里有个人叫朱光，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听说是中央警卫团的，救过周总理）请我外婆（他称二姑奶）吃了好几顿饭，我与其抱养女儿红花玩熟了就经常去他家玩玩。朱光既不是我外婆的近亲，与表兄朱吉财也不是一个生产队的。但是他说他要赶情（还人情），我外公是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在我外公手下跑过路做过事。一次他对我说：我是受我舅舅徐书（述）凤和你外公的影响参加革命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时候。你外公和我舅舅都到湾里、到我家来宣传革命，还在我家吃过饭。你外公在这一带有名头，后来还当过区里书记。我舅舅是木匠没读多少书，你外公有文化口才好，我们湾的都爱听你外公讲的事，我也特别喜欢你外公，所以就参加了农会，后来参加自卫队，参加了红军。黄麻起义的时候，你外公还派我送过信。”

还有西张店寸腰石村的老红军程安和也说过：王永谋大革命时明面上是农协主席，还秘密地当过乡里和区里地下党的书记，挺有名的。

朱金花的一次回忆：民国16年（1927年）十月二十七、八（阳历11月20左右），县委蔡济璜、邓天文来王家院子开会，开始准备在我家里开，来了后见你二舅青伢病死没几天，我心情不好，就移到隔壁的学堂里面开，我一边照看着小妮，一边跟他们端茶倒水，有时还坐在门边跟他们望下风。在会上蔡济璜说，根据新的形势县委提出4项主张（决定）：一是加强党组织及区委建设，扩大阶级队伍。改变过去由县委刘文蔚和邓天文两同志兼任乘马顺河区委书记工作、一竿子打到底的做法。正式成立乘马、顺河集（简称顺区，作者注）区委，王XX（外婆说是“王树声自己屋里的人”，有可能是王宏忠）为乘马的区委书记，王永谋为顺区书记。顺区区委由五人组成包括西张店二人，红安檀树岗过来一人，顺河集附近一人，乘马岗人一个；二是继续加强武装斗争，包括配合好红安的武装暴动，吸取9月暴动的教训，扩大农民自卫军，准备麻城的暴动等。三是深入土地革命，打击（消灭）地主（包括中小地主）豪绅，压制敌人的反扑。四是将工作中心转到顺河边区一带（作者注：这四条决定的提法除了会议亲历者或专门研究党史的专家外，恐怕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而我作为麻城党史的门外汉，在纪念外公的文章写出后，才在有关的内部资料里都找到了相应的依据）。

会上你外公对第三条说了不同的看法，举例说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已分家）是小地主，田地大多数是自己种的，很少请工，没什么剥削。

蔡济璜在会议结束时有些不满地对你外公说，二位王同志要大胆工作，特别是永谋同志，你要坚定立场，积极努力配合县委把顺河这边的工作抓起来。”

“文革” 期间，我们小孩子常唱：“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外婆朱金花总是讲：“你外公办党时也常讲边区边区的”。现在翻阅麻城市党史反编写的《黄麻起义即鄂豫皖苏区资料汇编》，里面有戴季英写的一篇文章，文中就印证了“边区”的说法

还有一件事可以佐证，朱麻金花常回忆说：“王家院子原来比较富裕，都是青砖瓦房。你外公死后，国民党说王家院子是“匪窝”，来烧过一次房子。1929年年底，王树声在西张店一带打土豪，也派人到王家院子来烧房子。我对那些小兵说：你们不能烧我的房子，我家也是办党的，叫王永谋。那些红军小兵就到街上（西张店）去报告王树声。王树声说，是的，27年我和王永谋一起办过党，他后来还短时间当过顺河区的区委书记。于是王树声就带着人上我家来给了我4块银元作为慰问费，还把你大舅带走当了红军，我也是从这以后参加了西张店乡苏维埃妇女会的工作，后来又调到黄安的紫云区”。

即使不考虑我外婆等人所讲的事实，不考虑外公的身份、资历、贡献及与县委领导王幼安、蔡济璜、刘文蔚、邓天文、王树声等人的深厚革命关系，仅就顺河革命英烈名录提供的线索这一点看，我外公也是成为当时区委负责人的不二人选。 2022年3月7日得到《顺河烈士英名录》，我对英名录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考证。从大革命时期直到抗美援朝。截止1982年（后又增补了几千）顺河总计有2234名烈士。不考虑其他材料，以本名录为依据，将1926年到1927年参加革命，1927年到1928年黄麻起义期间牺牲，党员，知识分子，社会威望，从事地方党组织工作，年龄18岁以上，牺牲在顺河本地等七项作为条件，有可能成为党的开创者和负责人只寥寥几人：

刘文蔚顺河集黄泥坳人（县委委员）1927年12月牺牲。

邓天文顺河集邓家垱人（县委委员）1927年12月牺牲。

王永谋，1925年或1926年入党西张店王家院子人（地下工作者，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工作）1927年12月牺牲。

王永书，1907年生，西张店陈家冲人。系武汉返乡学生，1925年入党，较年轻，主要在陈家冲一帶大山里（离西张店人口密集区较远）活动宣传革命，30年代肃反被错杀。

徐述凤林店茶场栗林咀人（有资料说黄麻起义后1929年任过区苏维埃主席），30年代肃反被错杀。

过去我也一直对当地流传关于我外公的事不敢确定。为何这事儿未见之于五十年代的历史事迹材料（八十年代才开始有），未见之于解放后各位老红军（老红军除王树声外，大多数资历尚浅，且主要从事军事斗争）的回忆文章？但仔细分析，任何政治事件的发生和不发生都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在当时时间早、时间短、形势紧迫、当事人不久基本牺牲（《麻城革命史》及有关文字资料记载：黄麻起义失败，老苏区地方党组织基本被破坏，负责人大部分被杀害，革命群众普遍遭殃），有关会议精神没有记载传达，幸存者或身处外围，或自顾不暇等情况下，县委在王家院子开会传达有关会议精神等历史事实被尘封被掩埋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黄麻起义期间成立区委发展健全党组织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外婆所回忆的会议内容就有这条）。

七、王永谋牺牲的时间考证。

对王永谋牺牲的时间，有几种说法。

一是1951年6月，县里的革命烈士登记表册（我外公当时是西张店确认的40名烈士之一，1983年后扩展到3000多名），表册上登记牺牲时间是1928年，以后颁发烈士证也是按此时间填写。

二是老红军来显合的说法，1928年元月，与蔡刘邓县委一起6人出事而遇难。

再就是我外婆的说法： 民国16年阴历冬月十一日（公历1927年12月4

日）。经过认真考证，朱金花的说法是相当准确的，可以解释很多历史疑团。外婆所述的经纬是：12月2日（冬月初九），任应岐的部队（国民党十二军文清霖部队），从河南新集（以后的新县）走大路开进麻城去打黄安，驻扎西张店，当晚在栗林湾抓捕了开会的区委和西张店支部的七名负责人。12月3日在西张店逗留一天（可能是筹划进攻黄安的事）。12月4日一早开拔去宋埠，顺路在西张店河滩上枪杀了抓捕的7人 。12月5日打下黄安城后国民党军又从七里坪一路杀回麻城 ，再大规模的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几乎破坏光当地的党组织。

从我得到的文字资料看（包括一些老将军的回忆），都是说国民党军队从河南（潢川、光山、新集）到麻城绕（取）道宋埠攻黄安。而从河南东南部到麻城再到黄安只有两条大路可走：一条是从东边的黄土岗福田河经麻城县城再经宋埠到黄安。一条是从新集（现在的新县）到西张店从小路翻山岭进攻黄安。但西张店西边与黄安交界的地方是高山峻岭，又听说山上有农民军防守严密，于是敌人在西张店盘桓了一天以后，决定绕道宋埠进攻黄安，这与绕道说吻合。如果是从东边黄土岗那边经过县城再到宋埠，那就是顺道了。而从《麻城革命史整理资料》及陈再道、王宏坤将军的回忆录里均有经过西张店的说法。而且与“从西张店进攻黄安没有得逞”的说法不矛盾，因为区区一点扛着长矛大刀（少量枪支）的农民自卫军，根本不可能在平坦的大道上阻止国民党正规军进入西张店。

另外，外婆朱金花 还说了一点事实可以佐证：冬月初十这天，在得到你外公被抓的消息后，我一边叫雁儿去送被子，一边去找你的老家（方言读gar，曾外公王德锦）想叫他去找人把你外公保出来，他正在垒红薯圈（农村收藏红薯的一种方式，用砖围起来里面放上沙子将红薯埋在里面保存），他慢腾腾地对我说别人的红薯早拣好了，我的在这儿摆了个把月。等我把这圈砌好了再去找人吧。”农村人一般收藏红薯都是在九、十月份，少量劳动力紧张或者懒惰的人，最迟拖到十一月初就一定要进洞或者入圈，不然红薯怕冷，到腊月份会烂得一干二净。

所以我外婆说的牺牲日期是比较可靠的。严格说外公王永谋是顺河乃至麻城市最早牺牲的、有一定影响的党员烈士。

2022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