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文化先行者——彭美襄

二月春风

巍峨壮丽的蒙山，不仅以其秀美的自然风光著称，更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古以来，蒙山的文化魅力吸引了无数学者前来探索与研究。明代蒙阴县进士公鼐的《东蒙山赋》，开创了蒙山文化研究的先河。在蒙山的南麓，也有一位致力于蒙山文化研究的学者——彭美襄。清光绪年间《费县志》中的山水与古迹篇章，就是由他采访撰写而成。这是史上首次对蒙山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考察与展示，为蒙山文化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百年前的文化行者

彭美襄这个人，我们只知道编撰县志时，他负责的是山川和古迹篇，至于他的籍贯在哪里，主要事迹都没有记载，以至于我们在寻找这位文化先辈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只能根据有限的线索，顺藤摸瓜进行查找。

清光绪《费县志》是当时的崇文书院山长，也就是校长杨佑廷进士主编。在文化考察过程中，我们在他的故乡东固村杨氏祖林里，发现了彭美襄写的碑刻，共有三通，光绪十七年一通，光绪19年两通。可东固村的老人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参与《费县志》编撰工作的有地方名流，也有他的学生，彭美襄没有科举记载，是不是杨佑廷的学生不好判断，但二者关系密切毋庸置疑。

清光绪《费县志》

平邑县丘上村的彭氏祖林里，也发现了彭美襄撰写的碑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彭郑美襄是不是丘上村人，我们走访调查中，发现丘上村的《彭氏族谱》里也没有记载这个人。彭氏族人建议我们去温水镇围沟村查找，那里是彭氏的祖居地。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围沟村《彭氏族谱》中有一个叫彭美香的人，与彭美襄发音相同，他们是否同为一个人尚不明确，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彭氏祖林中的彭美襄题碑

然而，村民们告诉我们，彭美香的后人并不在围沟村，而是搬到了东固村，我们考察辗转一周后，再次回到东固村。这一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彭美襄与杨佑廷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彭美香与彭美襄极有可能就是同一人。

于是，我们再次联系了东固村杨佑廷进士的后人杨明高。他说东固村实际上分为前东固村和后东固村，杨姓家族主要居住在前东固，而彭姓家族则主要聚居在后东固村，人口并不多。他表示愿意为我们进一步打听，看看能否找到与彭美香的后人。几天后，杨明高给我们回复信息。他到了几户彭姓的人家座谈了解，最后找到了彭美香的玄孙，了解了一些情况。

东固村

百年后的再续前缘

由于时过百年，彭美香留下的资料很少，故事也不多。如果不是我们查找，可能他的后代都不知道这个老祖宗曾经做过什么事。彭美香的玄孙只能记得彭美香是一位举人，并且安排了官职，但是他没有钱打点，最后官职居然没了。

根据县志记载，彭美襄是廪膳生，后来有没有变化不知道。但县志上没有彭美香的举人身份的记载，也没有彭姓举人身份的记载。县志上没有记载，但也不一定是虚传。一是清光绪《费县志》1896年刊印，到清朝灭亡还有十五年的时间，这段时间的费县科举记载是个空白。二是东固村杨树廷在县志上记载他是贡生，但是在费县博物馆的朱卷，杨氏祖林的碑刻上都有他是副举人的记载。

彭美香的官职没了，大概率是被别人顶替了。在费县马庄王氏家族传说中，清代的王凤梧到京城参加武科考试，因为考官不公，一怒之下打了考官，但当时的政策，他如果能捐一个这个考官老家汾州县的知县，打了考官就算白打，于是他就捐了一个汾州知县，考试都免了。在客店里，他遇到的一个书生得了汾州知府的官职，但是没有钱交铺堂银，迟迟不能赴任。性格豪爽的王凤梧替他浇了铺堂银，这样汾州知府就提前去赴任，等到王凤武去的时候，知府亲自到边界迎接，知府迎知县，在当时传为奇谈。

彭美香没有钱赴任，可能就是没有钱交这种铺堂银。而当时捐官的人很多，都在候补之中，交不上铺堂银就得不到任命书，就被候补的官员替上了。

据说彭美香也曾留下一些物品，但是，由于家人不了解其价值，在“文革”期间的“破四旧”运动中没能保存下来，大部分都已遗失。唯独一本小书，家人舍不得丢弃，便悄悄藏了起来。这本小书，正是杨佑廷进士的会试朱卷。

在古代，金榜题名者如贡生、举人、进士，通常会印制一本个人履历，内容涵盖家族成员、教师姓名、籍贯、考试名次及科考文章等。这类朱卷印数有限，主要是赠送给亲朋好友，彭氏家族中保存有杨佑廷的朱卷，足见彭家与杨佑廷关系密切。百年之后，他们的后人又以这种形式见面，确实是缘分的奇妙。

杨佑廷朱卷的出现，这也佐证了彭美香可能就是县志中所记载的彭美襄。至于“襄”字如何变为“香”，具体情况尚不明确，或许是在续修家谱时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跨越百年的文化接力

彭美襄不算是一个名人，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文化人。但是他的足迹却留在了费县的山山水水之上，留在了那些名胜古迹之上，也留在《费县志》那本厚厚的文稿之上。

编撰地方志，既是对文化的保护，也是对历史的传承，其工作虽繁琐，却意义深远。其中，彭美襄走访山水、古迹，需亲临现场进行采访并详细记录，这是一项极为艰辛的任务。彭美襄没有被过去志书记载局限，而是深入乡野，进行实地的、系统的调查记录，这种方法论本身就具有革命性。可以肯定的是，当年彭美襄的记录更为详尽，然而由于篇幅限制，只能选取部分重要内容载入县志。

他的费县的田野考察，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奠基性的文化工程。在山水考察基础上绘制的《山水图》和《村社图》，是我们首次全面了解费县的山水布局，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后世研究费县历史文化，特别是蒙山文化的形成、分布与特点，它不仅在学术上为蒙山文化研究树立了标杆，在保护上为后世留存了珍贵的历史档案，更在当代发展中，为费县和蒙山地区的文旅融合与创新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和创意源泉。

彭美襄对费县的山川走向、河流分布、古迹的方位与状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这并非简单地罗列，而是系统地构建了费县历史地理与人文景观的“空间数据库”。这一成就，在同期的其他县志中极为罕见，为后来的文物保护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战乱、自然灾害和岁月侵蚀下，当年记载的古迹可能已经消失或损毁。他的考察成果，成为这些文化遗产存在过的唯一证明。这是一种“档案式保护”，为后续的修复、重建或数字化复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蓝本。

我们为什么寻找彭美襄，记录彭美襄？其实就是寻找我们先辈那种严谨治学，脚踏实地的精神，就是打通历史与现在，让先人的智慧继续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注入活力；记录彭美襄，是与先生跨越百年的隔空对话，去聆听他们的考察故事，这也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化接力，无论是百年前的他们，还是今日的我们，都在为传承地方文化，倾尽己之绵薄之力，这正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真谛。